作者｜冷研作者团队-JZ、尤金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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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提及日本古代的冷兵器，绝大多数人第一个想到的绝对是日本武士刀。对于在几十年的美国和日本文化输出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几代人而言，改变一个长期形成固有印象确实不是一件易事。笔者已经在冷兵器研究所里先后简单介绍过了日本的锁子甲、十字枪、铁炮与大筒的发展史。但绝大多数读者对于日本冷兵器时代武器与铠甲的主要印象，依旧停留在最具代表性的武士刀与大铠上。
而无论在东方与西方，在拥有脱产与半脱产的重装披甲职业军事阶级的地方，几乎都会诞生出极具特色的破甲钝器，在同样以重装军事地主阶级——武士为核心战力，位于亚洲极东之地的日本。按照军事需求的指向来说，应该也会发展出同样类型的武器。
别说，日本还真有这样的一种武器。但直到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由于日本其他冷兵器的文化与经济潜力被完全挖掘。“没活了，只能咬打火机了”。这款武器才在冷兵器爱好者与文化作品中堂堂复活。不过，由于此时的日本文化对外界的吸引力已大不如前，这件武器也因此未能像是武士刀一样红火起来。那么，就让我们来有请今天的主角，日本的狼牙棒——金砕棒（かなさいぼ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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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牙并非天生
尽管我们经常说，日本的武器或多或少都带有一点中国或者东北亚草原的血统，但金砕棒（かなさいぼう）尽管有着与中国狼牙棒类似的外形，其起源却可能和中国关系较远，甚至可能完全无关。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2世纪的平安时代末期。以公家政权的衰弱为契机，崇尚力量的武士阶级开始抬头，各路豪强也开始裂土割据。除了强大的武家外，各方地主豪强、庙宇僧堂也纷纷开始组织自己的武装力量。纵使不求称霸一方，至少也要在乱世中谋得自保。
发展武装力量的基础有三：人力、武器与防具。就原则上说，任何人掌握这三样东西，都可以组建武装。但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了：那就是日本的资源太缺乏，尤其缺乏优质的地表矿和煤炭。少数善于打造武器和铠甲的工匠和作坊都集中于城市里，且被当地的统治者严加关注。
在其他国家小说中的“村口的老铁匠”，在这个时期的日本是不存在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绝大多数没有城市支持的武装团体都只能使用木头和竹子，以及极少量的劣质铁件制造武器。
武器技术上占据优势的一方必然优于处于劣势的一方，这是人类战争史的常态。为了生存，这些武装团体开始进行军事冒险，使用各种奇形怪状的奇门武器投入战斗。在漫长的小规模武力对抗中，一种奇特的武器脱颖而出，那就是撮棒（さいぼう）。
撮棒的起源并非是一种武器，而是一种法器。根据建长6年（1254）《古今著聞集》的记载，所谓撮棒，本是佛教僧人所执之方形或八角形的长木棒。这些棍棒由坚硬的柊木制成，长约四尺六寸至六尺六寸（1.4-2米）左右，据信拥有破魔消灾、祛除祸恶的法力。
在日本传统中，柊这种植物本身便拥有相当程度的法力。节分时节，传统上日本家庭会将沙丁鱼头插在柊木的枝条上制成「柊鰯」装饰在玄关外以求辟邪。据传说，被沙丁鱼的香味吸引来的恶鬼若试图吃鱼，便会被串在一起的柊木叶刺伤双眼、落荒而逃。正因如此，柊也拥「鬼の目突き，“扎鬼眼”」的别名。金砕棒与鬼的不解之缘，可以说从这里便已经结下了。
顺带一提，在中国和其他崇信佛教的亚洲国家，在同一时期也同样存在着这种驱邪的八角柱。在中国，这样结构的物体同样是一种被称为【觚棒】的法器，有些时候也被用作制作法器的底座、悬挂春联和其他装饰物。不过与日本不同，我们所使用的主要材料是桃木，而印度使用的则是芒果木。
到了元明时期，这些富有宗教色彩的八角柱状物开始和中国传统的鞭锏殳融合，成为一种在文化作品中佛教人士的常用武器。在作为《西游记》前身的《西游记平话》、《西游记杂剧》中，孙悟空所使用的如意金箍棒的雏形，就是一把由金属制成的“荆觚棒”，不过不同于日式撮棒的用法，荆觚棒一般都较长，且需要使用者双手持握，以两端进行攻击，使用方法更接近于“齐眉棍”。
随着战乱的延续，僧侣们很快发现他们手中作为法器的大木棒不但可以痛砸一切邪魔妖祟，拿来敲碎敌人的头盖骨和身披铠甲的恶徒也是相当的一把好手。这些制造简单、取材广泛、成本低廉，操作起来更没有什么学习和训练的门槛，尤其适合非正规的武装力量使用的武器迅速普及，很快便成为了僧兵山伏、农党流匪集团当中相当流行的武具。
棒槌和棒槌，也是不一样的
尽管起源比较曲折，但与撮棒类似的，采用简易方法和原始材料加工的大棒，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不在少数。北美的拉科塔人就拥有大量使用实木和石木大棒（战棍）的步兵和骑兵，而在东南亚的毛利人则使用玉石大棒“巴图”（Patu）武装他们的托阿武士。
不过在装备和使用细节上，日本却与这两个国家有着些许不同：由于木棒的长度较短，北美印第安人都采用单手持握棍棒，另一只手持握盾牌的武具组合。而由于巴图的长度太短，毛利武士在交战中主要使用的武器其实是长矛和长柄战斧“特瓦特瓦”（tewhatewha），巴图实际上发挥的作用更接近于贴身近战时使用的战锤。
而撮棒的使用就要更加特殊一点了。由于日本的武者没有使用盾牌的传统，不能双持或者双手持握的武器几乎是无法在这片战场上立足的。以实战需求为导向，随着时间的推移，僧兵和流寇集团中的强大武者们为了进一步提升战力，开始进一步加长撮棒的长度；而另一些武者则开始用掠夺和缴获来的其他势力优异武器作为自己的主武器，转而将撮棒缩短，将之作为自己的双持武器之一。
除此之外，根据个人的体能和实战需求不同，撮棒又开始向更加轻巧和更加坚固两个方向发展，杉木和栎木也由此成为了撮棒的原材料。
而随着南北朝时期的到来，在战场上发挥出色的撮棒迅速跨越了阶级，成为了连武士都爱不释手的武器。相较于那些山野村夫，这些武士阶级拥有更好的营养供应，在使用重型装备时显然要更加得心应手；而相较于昂贵且脆弱，在攻击重甲目标时对使用者操作要求极高的武士刀，撮棒的钝击和廉价优势则更为明显。
一些武士甚至还将部分自家刀法中的招式与撮棒进行了结合，使手中的撮棒拥有了远胜于仅凭蛮力胡乱挥动的莽夫的强大战力，给同时代的文人墨客留下不少谈资。
在室町时代的军纪史书《太平記》中，就有对这类棒状武器的描述。在卷第十七中有这么一段话：紀伊国地主集团熊野八庄司（熊野地区八座山庄的管理人）军中有一名身高八尺有余的大力士，作战时会把半张脸涂上红色，手持长达九尺的栎木棒和刃长一尺的大钺，左右开弓，势不可挡，如同盛怒之下的夜叉罗刹一般骇人可怖。
而巻第三十六中更是写道，坐镇若狭国小浜城的相模守哈哈大笑道：“（山口关隘的細川相模守清氏面对走山路来袭的二千余敌兵）看了感觉真可怜！这种敌人，我只要放上两三个大力士拿着杉木撮棒便足以应付了！”
太平记的种种记载，固然有为了夸耀笔下人物勇武和吸引读者兴趣的夸张成分，不过，文中对摄棒的种种描述，也确实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当年战争中这种兵器的广泛应用，和在日本民众心目中留下的深刻印象。而随着武士阶级的使用，撮棒的发展也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武器的材料是随着使用阶级变化的
在武士阶级的广泛使用中，撮棒也暴露了一些问题：首先是强度，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野蛮加长，撮棒作为一种整体式木器在受力区块强度脆弱问题，在武士的强大力量下开始进一步凸显；其次是日本潮湿且漫长的梅雨季节，潮湿的气候和肆意滋生的霉菌对于木制棒体也并不友好（实际上这两点都与日本的木材种类与处理技术有些关系，由于同样的原因，日本在古代也难以用本土材料制造出大型海船所需的龙骨与能坚固的大型桅杆）；
当然，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武士的铠甲和武器是需要和其他装饰以凸显存在的，相较于明亮且拥有漂亮流苏的武士刀，一根蠢笨的木棒显然无法满足这一精神的需求。
但一根拥有强大钝击威力的大棒又是十分必要的。在这样的需求下，撮棒踏上了新的进化之旅：一些武士与僧兵指挥开始凭借手中的资源对撮棒进行强化，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用铁条与铁片对撮棒的握柄和顶部进行了包裹加强。
这些改进不止极大的降低了撮棒在战斗中损坏的风险，增加了武器耐久。还进一步导致了撮棒全重的增加与重心的前移，进而提升了撮棒挥舞速度和动能，让这件原本无比简陋的武器的破坏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铁条和铁片显然不会像是苔藓和木耳般主动长在朽木上，为了固定这些铁件，工匠们在棒体上打上了鋲钉、铆钉和紧固用的铁筋.，而他们所侍奉的武者们很快发现，这些凸起在外的钉头所能产生的威力远超最初想象，挨上一下轻则骨断肉挫，重则碎颅爆脑，威力无比。
于是，工匠们进一步扩大了钉头，甚至制造了外部更为锋利的粗大钉头，并将它们固定在撮棒外侧。很快（不晚于15世纪初期），有着狰狞面貌与致命的破坏力的鉄撮棒（かなさいぼう）便诞生了。
类似的武器升级技术走向其实不止发生于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岛礁与印度次大陆，也同样出现过以提升武器耐久性和强度为目标，却最终阴差阳错的将木棒升级为狼牙棒的报告，比如基里巴斯的鲨鱼牙棒槌和印度的Rathamusala（一种装有狼牙棒加强的大战车）。
我们之前说过，在当时的日本，铁是相对稀缺和珍贵的资源。而在承载了如此数量的铁件后，撮棒的木质部分自然也迎来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待遇，它们被与金属件一起被涂上了生漆，富有生机的木色被玄墨所掩盖。
至此，这些使用者早已不局限于僧兵，形状也与最初的法器相差甚远，武器被正式与其起源剥离开来。口耳相传之间，这种拥有砸碎一切敌人气势的武器，便开始被人们称为金砕棒（日语中，这里的铁与金、撮与碎的读音相同），后来更简称为了金棒（かなぼう）。日本的狼牙棒，也正式在历史的舞台上粉墨登场。
与撮棒一样，金棒的首次记载也出现在《太平记》中。在巻第二十二中，镇守世田城的篠塚伊賀守重広，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兵，深知得胜无望的情况下，选择主动打开城门，保全城中将士百姓的性命，自己则不骑战马不带弓矢，只拿着一柄四尺三寸的太刀和一根八尺余长的金棒毅然走入敌阵。
然而，报上名号后，敌军中竟无一人敢应战，甚至主动为这位勇士让出了一条道路。直到他扬长而去后，敌军大将才如梦方醒地派人追击。面对来追击的敌人，篠塚重広更是用手中的金棒，打的他们像母蛛背上的小蜘蛛般四散奔逃。也正因为这段浓墨重彩的记载，后世在各种作品中描绘这位勇士的时候，无不着重展现他的孔武有力、勇壮无双——当然，一定要画上他那根标志性的金棒。
▲此公还有把别人的卒塔婆（佛塔）整个拔起来当桥板过河的神勇经历,标志性的金棒摆在一边，足见其重要性
平安时代中后期，是日本甲胄发展的重要节点。武士阶级的兴盛促进了传统挂甲和短甲的进化，骄傲的武士们需要更坚固且华丽的盔甲，以配上他们的武艺和地位：大鎧和胴丸应运而生。前者作为骑马作战的特化甲胄被高级武士追捧，后者则注重马下作战的机动性，在徒步野战中发挥出色。
两种新式铠甲都针对战争中的刀剑劈砍和箭矢穿刺做了特化设计，运用了大量小甲片连缀和层叠编织的工艺，保证了灵活性的同时，面对常见的日本刀有出色的防御力——然而，所有的这些优点，在金砕棒面前都毫无意义。
用于挡下刀锋的编织叠层设计，在钝器打击下毫无作用，而本是为了方便活动而设计出的柔韧甲面，则能结结实实的吸收金棒砸下时的全部冲击力、并将其几乎毫无损耗地传导至甲胄的主人身上。即便是大鎧引以为傲的华丽头盔，也往往连着那些复杂的挡箭吹返和金属装饰一起被砸成一堆废铁——当然，是连着那下面那颗骄傲的倒霉脑袋一起。
变化的不仅仅是时代，还有武器
从战国到江户，随着冶铁和铸造技术的发展，金棒这一兵器也终于开始告别木-铁混合的形态，发展出了完全由钢铁制造的版本。实心铁棍在打击效果和寿命上，显然是要远优于之前的木铁混合“半吊子”的。但显而易见的是，铁疙瘩的重量是要远超实木的，如果你想要制作一根、和过去的金棒一样长的实心铁棒槌，那就连大力士都举不起来了。
相比于之前动辄两三米长的木铁金棒，此时的铁金棒大多选择将长度控制在两米以下，但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紧凑的外形、更加坚韧的棒身和更加集中的重量分配——这些特性都让新时代金棒的破坏力有增无减。
而另一方面，由于不再需要寻找和加工木料，铸造金棒也不需要用和锻打刀具一样的优质钢材，使得纯金属铸造的金棒，在生产成本和效率方面也有了质的提升——只需要做一个大概的铸模，浇上一锅铁水出炉之后，稍加打磨再缠上防滑的绳圈、布条或蛟皮便完工了。
由于长度的缩短，武者们开始在其手柄端部加上圈环，缀上饰带。一是为了方便携带、将金棒插在腰间时可作固定用；一是起到绑绳的作用，缠在腕部防止脱手；另一方面，也能作为一种颇为个性化的符号，可以在战场上凸显自己的身份和勇武。
随着进一步的运用改进，人们很快发现，对于一些仍然保有较大长度的金棒而言，这个圈环完全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将其放大并改为固定式之后，便可以平衡较为细弱的棒身和沉重的棒头二者的重量，将武器的重心拉回握柄处；而硕大的尾环本身，又可以作为防止大力挥击中金棒脱手飞出的挡圈。
由此，在现代的文艺作品最常见到的、前端呈纺锤状尾部带圈环的金棒最终成型了。当然，为了简化生产，也有很多金棒选择放弃规整的圆形，直接在棒体尾部加上一个小锤头，形成类似棒球棍的样貌，也能起到类似的效果。
但历史终究是在前进的，早在战国末期，随南蛮船只而来的铁炮和大筒，就让大名们找到了成本更低、成型更快且攻击距离更远的反甲手段。以至于到战国末期的几轮合战、乃至之后的倭寇袭击和壬辰倭乱（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及的“万历援朝战争”）中，即便是在与日本长期作战的朝鲜和中国相关将领的记述，以及古战场留下的地方志中，我们也极难寻觅到这款本应极具代表性的武器的记载。
随着大规模冲突的结束，武士阶级的军事价值开始消失，逐渐沦为一种人上人们，呼来喝去的最底层贵族与基层公务员般的可怜存在。这一阶级地位的变化使其军事价值迅速消失，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地位，曾经无比骄傲的他们不得不将家传的武器和铠甲束之高阁，转而从事其他劳动，至多为了彰显自己曾经的地位携带一两把佩刀而已。
那些曾经敲碎了无数头颅的大棒，显然并不适合出现在这样的社畜环境里。以至于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里，威风凛凛的金棒至多在一些庆祝场合里被展示出来，作为一种类似于中国“金瓜”的仪仗器存在。
和平并非永存
随着江户时代的继续，战争的阴云似乎日趋远离日本列岛。但康德有句名言“人类肩并肩和平相处的状态不是自然状态，而自然状态理应是战争”。这句话显然同样适用于日本，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近代的脚步正在逐渐靠近这个古老的国家：人地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各阶级之间的矛盾社会矛盾正在逐渐累积起来。
18世纪，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管控，日本政府开始在交通要道和军事要地重开关所，至幕末已经发展成四十八关所的网络体系。与最开始以征收关税为目的的关所不同，幕府时代的关所派兵员驻守，查验往来行人身份，收缴违禁物品，同时担负维持一方治安、抓捕流匪案犯的责任。
也正因如此，关所的役人也需要一定程度的武装。不过，由于长年的和平和武士阶级的萎缩，这些关所士兵的剑术训练很难得到保障，而直接发配致命性武器也会招致地方百姓的厌恶和畏惧。
综合这些原因，廉价的混铸式金棒被启用，成为了幕府时期治安力量的重要装备。不但在关所执勤的兵士手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要人出行的仪仗队列和刑狱牢场的看守们手中也常有出现，一定程度上，金棒甚至被赋予了江户幕府司法权威的象征意味。不过，这些金棒的长度大得多不足一米，圆钝的狼牙也缺乏威慑作用。
虽然当时的人肯定意识不到，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时的金棒起到的作用其实有点类似于同时期欧洲的警棍和中国衙门捕快的“水火棍”的混合体。这种“西洋花点子哈巴狗”式的亚欧定位融合产品，在日本的近现代历史上并非个案。
武士眼中的金棒：有用但可耻
成本低廉，操作简单，无视护甲，威力无比！既然有这么多优点，那金棒理应被奉为百兵之首大加推广名流青史。但历史显然并没有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虽然在僧兵和乡团群体中应用广泛，且被少数武士使用的出神入化。
但可惜的是，金棒从未在武家阶层中真正流行。要知道，即便纤弱如薙刀，到最后只能作为武家女子防身健体的武具，也拥有自己的数种流派和宗家；而综合了各种稀奇古怪忍具的忍法更是源远流长，直到现在还有人在修习。
可金棒呢？别说如剑道、弓道一般升格成为世间所敬仰的武道，甚至连一套可供后世练习钻研的武术体系都没有出现过，名人大家也仅仅局限于“某力士”“某大汉”这种低微的程度。没错，日本的武士阶级主动地选择抛弃了金棒这件“异端”。
究其原因，则还是武家体制的性质使然。金棒自诞生而来，在日本历史上挥舞过了八百余年的岁月，却从来未能登堂入室得以正名。操作难度小、入门门槛低的优点，反成了他被冷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于极重视所谓武家传统的武士而言，一门复杂的、以血缘为基础、师徒关系为纽带、具有强烈排他性的“武道”的传承是必不可少的，这既是武家家族的普遍模式，也是当时政权维系的根基。
试想，一位出身高贵、自幼师从某剑豪刻苦修行古道剑法、手执千古名匠打造之传世名刀的武家少年；和一个一身蛮力、在外人看来大大咧咧、挥舞着一根村头铁匠铺子出品的大铁棍的愣头青，哪边更能代表武士阶级的高贵与荣耀？而武士阶级对金棒的主观排斥，便也不难理解了。
另外，金棒虽然不讲求复杂的使用技巧，另一方面却对使用者的身体素质提出了根本性的要求。以近世以前日本人的身体素质而言，能挥的动这些动辄十几斤的金棒本身，便不是一件易事，能收放自如地在战场上纵横的金棒操者更是凤毛麟角，这无疑增加了优秀使用者出现的难度。
也正因如此，在既有的记载中，那些操弄金棒的著名武者往往都是一些以膂力为傲的勇壮之士——而与此同时，由于过于强调身体素质，这些武者往往也给人留下徒有筋力的“蛮勇”之感，和那些智勇双全、既能冲锋陷阵也能运筹帷幄的武家楷模相比起来，评价上便在无形中差出了几分，也基本只能沦为武勇有余而将才不足的配角。
而如本多忠胜这类身体素质堪称怪物又可为武家模范的，几乎都是耍枪弄刀的主，手中所持动不动是传承数百年的名枪名刀，很少有看得起一根憨憨的大铁棍的。
不仅如此，由于金棒不惧格斗，不论护甲，不讲武德——深受其苦的武士们，怎么可能放下自己骄傲的身段虚心接受它呢？别说，要是你出身豪门闭关修炼几十年剑道，拿上祖传的宝刀盔甲正准备上战场去建功立业的时候，敌阵中突然冲过来一个猛汉，毫无章法的一棒子便砸的你脑浆迸裂饮恨沙场……自然而然的，占据舆论主导权的武士阶级便主动开始妖魔化这些可怕的大铁棒。
其中，最为代表性的传统，便是将金棒与“鬼”联系在一起。
予鬼以金棒（おににかなぼう）
这句日本俗语的意思是如虎添翼、强者甚强。鬼本身便力大无比、法力高强，而若是拿上一根趁手的金棒，则更是用勇壮无比，难以匹敌。十五世纪的大众小说『鴉鷺合戦物語』中便已可见这句俗语（当时还用的是金摄棒的汉字写法，「鬼に金撮棒成べし」），由此便可一瞥日本文化中将鬼与金棒绑定的传统之悠久。
不同于中国和西方文化中飘忽不定、以怨咒为动力的鬼魂，日本的「鬼(おに)」是一类身材高大、臂生怪力、头生尖角、身披兽皮、藏身山中的人形妖魔，其地位更接近西方传说中深居洞穴的恶龙，而形态和特征上又十分像巨魔——不过，日本的鬼往往也法力高强，一般人难以应付。
受中国佛教的影响，公元6世纪开始，日本鬼的形象开始与地狱中的狱卒小鬼重叠，一些法力高强颇有名气的鬼也拥有了「童子」的名号，著名的酒吞童子、茨木童子、星熊童子都是这类鬼的代表。而为了表现鬼力大无比、凶恶可怖的特征，再点缀上一点地狱的特色——金棒便是最好不过的武器。而刀枪弓剑这些纤弱讲究的武器，和恶鬼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形象放在一起，就显得不是那么对味了。
而前去讨伐这些恶鬼的勇士，自然而然得是武士的楷模，是要拿刀的。从国民级传说的桃太郎、到以一人之力扫平大江山的源赖光，这些以「鬼退治」闻名的武士，无一不是手执象征武士传统的刀剑，击败手持金棒的恶鬼，满载着战功武勋而归的。
在人们以这些故事歌颂勇士的事迹、颂扬武道精神的同时，金棒便也被打上了反派的标签，成为了一种无可奈何的社会共识。时至今日，从“欧米鬼畜”到“鬼教官”“鬼上司”，日本人仍然在用鬼的形象来揶揄自己畏怖的事物，同时往往要给他们加上鬼角和金棒。这种文化习惯，可谓和当年武士阶级，对可以实行降级打击的金棒的愤恨不无关系。
▲葛饰北斋作 正在退治恶鬼的空海大师，可见赤鬼手中的金棒
▲愛媛県北宇和郡鬼北町的赤鬼雕塑，尖角与金棒，已经是日本鬼的典型象征
▲愛媛県北宇和郡鬼北町的赤鬼雕塑，尖角与金棒，已经是日本鬼的典型象征
当然，随着20世纪末21世纪初，日本亚文化和二次元文化产业的发展，金棒的指代范围也开始不只局限于“鬼”这个创作主体，而是引申为一种“有着鬼神之力的人”，或者“倾向于使用蛮力/暴力解决问题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在漫画、游戏与小说的世界中，使用“野蛮的金棒”的美少女角色也开始逐渐增多，一些基础设定也由此深入人心。
结语：古老的痕迹
尽管或被异化或被遗忘，但金棒及其前身撮棒，确实在日本冷兵器发展史上作为近乎唯二的大型钝器，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尽管后世不太愿意做相关的联系，但无论是现代剑道常用的大型木剑，还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四处侵略时期用以体罚士兵的“精神注入棒”，均与古老的撮棒有着或多或少的血缘关系。
作为一种实用武器，撮棒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使用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驻日美军的野蛮行径与日本等级森严的高压社会，日本的学生和工人开始发起了左翼社会主义运动，以此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力，这一行动也被“赤军运动”。
在此期间，面对全副武装的警视厅和驻日美军，进步青年们的主要武器使用的武器就是一种被称为武斗棒（ゲバ棒）的长撮棒。当然，这一武器的材料极为简易，一般自于建材市场和施工工地，造型也并没有使用过去常见的八边形构型，而是简单的四面体或圆柱体。
▲纪念赤军运动的卡通吉祥物形象，武斗棒与燃烧瓶极具代表性
然而撮棒和燃烧瓶终究是斗不过警视厅的铁拳与资本家的糖衣炮弹的。最终，赤潮在七十年代末消退了。进步青年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里，而封建、等级森严且甘做帝国主义马前卒和军国主义招魂人的日本政府，却堂而皇之的苟活到了今天。
总之，在古老的亚洲泛太平洋地区数千年的历史中，约有近五十个大小文明先后发明与获得过“狼牙棒”。这些有效且独特的军事造物在漫长的战争史大河中留下了点点波澜。不幸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政权的更替，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里，仅在文化产品层面维持着气若游丝般的存在感。
但并非所有的狼牙棒都有着同样的命运，在世界之巅的战场上。狼牙棒，依旧是一种强而有力的实战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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