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文化的百年变迁
——评陆正兰、张明明《中国音乐文化百年史》
胡冬晴月
书 籍 简 介
作者: 陆正兰、张明明
出版社: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12
中国音乐有着悠久的历史，它起源于原始社会，原始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就融入了音乐文化。七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骨笛，承载着中华人民对音乐最早的认知；《诗经》中有“诗言志，歌咏言”的阐述，是先秦时期的人民对音乐用于表达意义的理解；西周时期，由于礼乐制度的推行，音乐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促使了文人音乐的产生……纵观中国历史，《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明清戏曲中，可管窥音乐长期稳定发展的态势。1915年，在新文化运动的启发之下，中国音乐“告别”了源远流长的传统模式，开始接纳来自西方的精神营养，顺应着时代的节拍，表达出丰富多彩的民族特点、展现了深厚的中国脉络。而中国现代音乐文化的发展，归因于逐步被完善的音乐机器，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当留声机从西方传入中国，中国音乐便走向了现代化，随着收音机、随身听、手机的出现，音乐开始成为社会文化的象征物与呈现体。正如美国音乐家Patricia Fallows Hammond在其著作中所言：“音乐是人类的另一种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母语。 ”[1]
和众多关于音乐史的著作不同，市面上诸多关于音乐史的著作、文献都强集中于对音乐家、音乐作品的史料整理，而忽略了对于时代背景、文化现象、民族精神的分析，理论性、学术性不强。而陆正兰教授与张明明博士合著的《中国音乐文化百年史》则以史为纲，梳理了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音乐艺术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形态；集中于不同时段各种音乐观念以及背后的文化思想的争论和交锋。在中国这片浩大的土地之上、在悠长的历史长河之中，音乐留下了深深浅浅的印记——时代的旋律与民族的声音，它们都是现代音乐文化独具魅力的现象呈现。除绪论与结语部分，本书共分为六章：
绪论部分，作者从宏观背景的角度出发，梳理了新音乐出现和发展的历史背景。音乐与任何事物一样，都处于不断变化与发展的过程中，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西洋音乐进入中国社会，这推动了中国音乐西化、现代化的步伐，不仅酝酿产生了艺术歌曲、革新了传统音乐，还催生了流行音乐。不仅如此，这一部分还将20世纪的中国音乐文化史分为了六个主要阶段——民主与科学、革命与自由、民族与民主、理想与斗争、改革与开放、多元与和谐，并在后文以章节的形式逐一进行阐述。
展开全文
（西洋音乐）
第一章民主与科学（1915-1926）讲述了最早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一批音乐——“新音乐”及其文化意义：以李叔同为代表的学堂乐歌、以萧友梅、青主、黄自、赵元任为代表的艺术歌曲、以黎锦晖为代表的儿童歌舞音乐以及西洋乐器与新式音乐教育。正如京勍吾所提到的，“新音乐，绝对不是复古，不是守旧，也不是剽窃，不是贩卖，转运，更不是特殊式、贵族式、阶级式的；我们务须建筑在民众身上，把全民为立场。换言之，就是要适合于现代中国的民族，并且可以代表整个民族的特性，焕发民众的美德，倡导民族的情感。”[2]
第二章革命与自由（1927-1936）讲述了革命年代的音乐历史。20世纪20年代，局势的变动让音乐文化领域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让无产阶级作为主要的政治力量登上革命舞台。这一时期，大量革命歌曲成为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先声，这些歌曲以短小、简单的音乐形式，成为宣传革命理念的重要工具，极大地鼓舞了人心，在革命浪潮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在苏俄音乐及理论、电影工业的兴起之下，我国音乐不断进步，并且与电影开始结合，又诞生了一批经久不衰的经典电影歌曲，如《开矿歌》、《铁蹄下的歌女》，这些歌曲在具备革命性的同时，也被赋予了叙述性。也是在这一时期，中国流行音乐第一人黎锦晖先生第一次在音乐中加入了爵士乐元素，谱写了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歌曲歌词热烈地传达着都市青年女性对情感的勇敢追求，符合当时年轻人追求自由与独立的思想潮流。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音乐便在“继承传统，学习西方”的口号之下不断推成出新。
（《铁蹄下的歌女》
电影《风云儿女》插曲）
第三章民族与民主（1937-1949）分析了革命年代的音乐，读起来有强烈的革命气息。正如贺绿汀所述，“这是一个狂风暴雨的时代，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时代对于音乐家不是无益的。惟其在这动乱时代，音乐家才有机会认识了自己所处的国家、社会环境，才有机会发现自己的缺点和一些错误观念而加以改正，才有机会为这个时代服务。……我们应该站在时代的最前面。”[3] 革命年代的音乐文化，洋溢着激情与斗志，雄壮、豪迈、激昂。除去主旋律音乐、延安时期的音乐，还有一些被边缘化的其他音乐样式，例如艺术歌曲、民歌以及早期的流行歌曲。
第四章理想与斗争（1950-1977）分别阐述了“十七年”时期与改革开放前的音乐发展历程，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尤为复杂。“十七年”时期的音乐主要以政治赞歌和民族旋律为主，歌颂祖国、家乡、边疆，颂扬领袖、军队、共产党；歌唱新生活、劳动、建设、纯洁的友谊与情感，曲调欢快，充满了对新中国未来生活的希望与憧憬，歌曲成了当时最为直接的时代传声筒，最为及时地反映了人们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悦与自豪。改革开放前，领袖赞歌成为了一股艺术创作风气，同样，领袖赞歌地创作也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典型化的风格，颂歌的创作将当时中国人对领袖的崇拜之情推向了极致。这一时期，还涌现了大量的知青歌曲与艺术歌曲，但大多数还是以主旋律创作倾向为主。而正是因为国内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少量的流行歌曲从大陆转向了港台。
第五章改革与开放（1978-1992）讲述了改革开放之后国内流行音乐文化的回流与重生与新潮音乐的崛起和发展。20世纪70、80年代，正值新型媒介——电视的大众普及，影像与声音并进，造成了歌曲流行方法的巨大改变，“明星”的字眼应运而生。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乐坛的各种现代主义流派迅速进入中国，影响了中国音乐家们的创作理念和创作实践，新潮音乐打破了传统音乐创作的曲式、调性、旋律、和声的构造方式，采用了一种新的方式来对音乐进行重构。
第六章多元与和谐（1992-现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及新世纪呈现出的多元化音乐文化态势给予了解读：这一时期，互联网的应用与普及使得新音乐在技术层面有了“新”特质，促使了音乐的商业化，但是，在这样一个充满着喧哗与骚动的年代，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之中，音乐文化难免会受到冲击，出现一些浅薄、庸俗的音乐作品，这些音乐作品纵然能带给听众短暂的愉悦，但是在消遣时光愉悦心情的背后，折射的却是一种后现代社会中特有的肤浅而又空洞的价值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针对大众文化提出了一种赫胥黎式的担忧，“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4]”当下中国新音乐文化依然包含着中国新文化对传统、民间及外来音乐的复杂整合，不断从处于边缘地位的音乐形态和外来音乐形态中获得动力，以此增强自身的文化表意能力，从而真正意义走向繁荣和多元[5]；但是，在走向多元化的同时，也应该保持音乐本身所具备的“诗性”，这是音乐作为一门艺术而存在的重要价值。
结语部分，作者先是对新音乐不平凡、充满喧嚣的发展轨迹作了点评：中国新音乐文化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从学堂乐歌、艺术歌曲、早期流行音乐到抗战歌咏与革命文艺；从歌唱新中国到传唱《甜蜜蜜》；从“狂热”的摇滚到“沉静”的民谣；从政治文化主导到消费文化影响，百年来的中国音乐文化总是随着时代的脉搏跳跃不息。最后作者对中国音乐未来的发展进行了极具前瞻性的预判，在经济全球化的消费社会网络中，中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新音乐必将在这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将新文化的火种继续撒播。[6]
百年以来，我国音乐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从演唱歌曲的早期明星到现在的歌手、偶像团体；从表现、传递音乐旋律的留声机到随身听、广播电台、收音机、手机等电子音乐播放媒介；从承载音乐历史的西方思潮，到现代、后现代文明……科技的进步与现代文明在传播媒介上给音乐带来了惠益；同时，现代技术也影响了音乐创作，网络上的电子音乐便是在这样的浪潮之下诞生的，它们由电脑程序进行编排、演奏、合成音效、配器甚至伴唱，整个过程不需要乐器与人声的参与，通过电脑音乐制作软件便可完成。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我们迎来了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且拥有无限发展前景的电子音乐文化时代。在这个时代，音乐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介来愉悦人们的耳朵与心灵，这成为了现代中国极为重要的音乐文化现象：一方面，每个时代都有该时代的代表歌曲、代表旋律以及代表风格，如中国最早期带有爵士风格的流行乐曲、80年代的摇滚乐、90年代的抒情情歌、以及新世纪的流行乐曲；另一方面，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之上，民歌（江苏民歌、广西民歌、陕北信天游等）、地方性的唱腔（如梆子、黄梅调、苏州评弹等）都为中国音乐文化留下了浓浓的文化韵味，这是中华民族国民性的深深积淀。在各种文化相互交融，交相辉映的后现代社会，中国新音乐也将循着新音乐文化的发展道路不断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1] （美）Patricia Fallows Hammond著，冯丹，姚纯青，张凯译，《钢琴艺术三百年：从巴赫至现代的钢琴艺术史》，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4页。
[2] 须勍吾，《谈谈中国新音乐的创造问题》，国立中央大学实验学校教育研究汇刊，1931年，第49页。转引自汪妮，《20世纪中国新音乐研究之研究》，西南大学，2018年。
[3] 贺绿汀，《抗战中的音乐家》，《贺绿汀全集》（第四卷），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7年，第56页。
[4] （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页。
[5] 陆正兰、张明明，《中国音乐文化百年史》，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72页。
[6] 陆正兰、张明明，《中国音乐文化百年史》，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74页。
编辑︱王文瑾
视觉 | 欧阳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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