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杨方、杨林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贾强
西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成都 610039
摘
要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录了玄奘自瓜州偷渡玉门关的经历，结合苏联军事地图以及实地考察进行“精准复原”，可知小宛城遗址很可能就是符合记录的唐代玉门关旧址。在截山子山谷的南端还新发现了一座烽燧，更加确定这条道路就是当年唐瓜州城通往玉门关的道路。
作者简介
侯杨方，男，1970年生，江苏泗阳人，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研究；贾强，男，1990年生，山东泰安人，博士，西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杨林，男，1981年生，四川遂宁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玉门关是汉唐中原通往西域的门户，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关隘。在过去的两千年中，玉门关频繁出现在各类文学作品中，内涵早已超出其具体所指，成为历史文化感鲜明的空间符号，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一个重要的标志与精神象征。然而自西汉设关，玉门关几度兴废，关址也几经变迁，加之史料记载较少和互相矛盾，致使人们对不同时期玉门关的位置争论不休。本文依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载，结合大比例尺地图和实地考察，力图明确并寻找到唐玉门关的位置，并对玄奘偷渡出关的路线进行精准复原。
一、
关于唐代玉门关位置的几个观点
西汉玉门关原址在敦煌以西。唐代，玉门关已移至敦煌以东地区[1]，东移后的位置，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双塔堡说，即认为唐玉门关在今瓜州县东约百里处的双塔堡。这一观点由来已久，清末陶保廉在途经双塔堡附近时便指出“唐时玉门关迁此”[2]。其后，阎文儒在《河西考古杂记》一文中亦指出唐玉门关位于双塔堡。[3]之后学者多采此说。[4]近年来，李并成先后发表《唐玉门关究竟在哪里》[5]和《新玉门关位置再考》[6]等文章，进一步论证唐玉门关在今天的双塔堡。由于此观点论证者较多且由来已久，因此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
（2）马圈城址说，即认为唐玉门关在锁阳城西北12千米处的马圈小城。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为李正宇，他先后发表《新玉门关考》[7]和《双塔堡决非唐玉门关》[8]两篇文章。他认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记载的玉门关在瓜州城北“五十余里”只是约数，并不精确；又指出开元十五年（727）吐蕃攻陷瓜州城后，城址由今锁阳城迁至今马圈大城。他以马圈大、小城相隔极近，与《元和郡县图志》所记“玉门关，在县东二十步”相符合，来解释《元和郡县图志》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对玉门关位置记载的矛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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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六工古城说，即认为唐玉门关在今瓜州县城西南19千米处的六工古城。此观点由王乃昂提出，认为玉门关应在常乐县（即六工破城）东“二十步”[9]。
以上几种观点各有所据自成一家之言，孰正孰误，仍需从最初的资料入手。
二、
唐代文献中的玉门关
目前所见，明确记载玉门关位置的唐代史料有两则：一是《元和郡县图志》（以下简称“《元和志》”）“晋昌县”条下记“玉门关，在县东二十步”[10]；二是《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简称“《法师传》”）记，从瓜州城“北行五十余里有瓠
河，下广上狭，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11]。唐瓜州治晋昌县，两者同为一城，学界普遍认为即今瓜州县锁阳城遗址。[12]本来确定了瓜州城的位置，便可顺势得出玉门关的位置所在，但由于两书对玉门关位置的记载相互矛盾，遂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据统计，《新唐书·地理志》共记载关隘151处[13]，其多设于山谷峡口、河流渡口等地形险要和交通要冲之地，通常不会紧邻城市。偶有近者如兰州金城关、江油县涪水关、荔浦县荔平关等也都距城数里，且专为控制附近渡口而设。更近者如兴元府西县百牢关，“在县西南三十步”[14]，也与地理形势密切相关。此处为咸河（古浕水，亦称“白马河”）与汉江交汇处，“傍临白马河，东自梁洋，北自武兴，西入金牛、三泉，皆涉北河以济。河之西南，壁山相对，六十里不断……虽不甚险，而为入川之隘口”[15]，既是峡口又是渡口，乃要冲之地。而如《元和志》所载，玉门关距瓜州城仅二十步之遥，此处既非险要地势，亦非河流渡口，并不符合当时人设关的经验。这也与天宝年间岑参所看到的“玉门关城迥且孤”这一景象相去甚远，如果玉门关真的与瓜州城相邻，无论如何也不会“迥且孤”。更重要的是，今天锁阳城遗址以东并未发现关城遗址。况且《元和志》完成于元和八年（813），此时唐朝丧失陇右地已有半个世纪之久，因此这一记载的准确性遭到不少学者质疑，向达便怀疑“通行本《元和志》或有讹误”[16]。相较之下，《法师传》的记载更为合理。此书由玄奘弟子慧立、彦悰编撰，此二人与玄奘相处十数年之久，对于玄奘西行之事自然较为了解。通读《法师传》，可知玄奘自瓜州至伊吾国一段甚为艰难，几经生死，故其印象极为深刻，凡地点、人名及内心活动等诸多细节尽皆记录，因此其对于玉门关的方位记载更为可信。而且这段记录是现存唯一时人目睹唐玉门关且留下具体路线、方位的记录，最为权威。以往学者在探讨唐玉门关位置时多旁征博引各种间接、后出的史料，遂至众说纷纭，互相矛盾，自然不可能有定论。要想弄清这一问题，应运用“奥卡姆剃刀”式的思维，删去一切冗余无用的信息，回归最权威可信的《法师传》，在此基础上结合实地考察方能得出正确结论。
本文先从路线与地理位置上排除上述三种学术界常见的唐玉门关位置的说法。前述“马圈城址说”与“六工古城说”均认为玉门关在瓜州通往常乐县的大道上。若玉门关在马圈城，则过关后仍需转向西北，经由常乐县再向北渡过疏勒河，方能前往伊吾国。但《法师传》描述玉门关外仅有五座烽燧，“各相去百里，中无水草”[17]，并未提及常乐县和任何河流。若玉门关在六工城，那么它与瓜州（锁阳城）相隔近70千米，玄奘“与少胡夜发，三更许到河，遥见玉门关”[18]，牵着两匹驮运行李的马（且其中一匹为瘦弱老马），在黑夜中仅四五个小时便行进70千米，其速度令人难以相信；而如果玉门关在马圈城，仅12千米平原路需要走四五个小时也不可信。虽然玄奘并没有现代精准里程记录设备，但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分辨不出“五十余里”与70千米、12千米间的巨大差别，因此六工城、马圈城都不可能是玄奘经过的玉门关。
此外《法师传》记载，玄奘于瓜州时令护送而来的小僧道整先行去往敦煌。瓜州至敦煌需经由常乐县[19]，若玉门关果真位于瓜州、常乐间的大道上，他们为何不结伴而行呢？可知玄奘所行与道整所行原非一路。故“马圈城”“六工古城”二说，大可弃之不论。
按《法师传》，玉门关位于瓜州城北五十余里处的瓠
河边，或以为瓠 河即今天的芦草沟，又或布隆吉乡境内的葫芦河（又名“东大河”），再或锁阳城北某条干涸的河道。然而玄奘渡过瓠 河后，经过关外五烽和莫贺延碛就再未提及渡过其他河流，尤其是最大且位置最北的疏勒河，因此瓠 河必为疏勒河无疑，因为过了疏勒河即为戈壁滩。疏勒河正在锁阳城以北，当年漫流的河谷距锁阳城北恰好约30千米——虽然比《法师传》记录的多了几千米，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样的误差在合理范围内。[20]
那么，双塔堡是否可能为唐玉门关所在地呢？若双塔堡为玉门关，则玄奘由瓜州（锁阳城）去往西北的伊吾须先向东北行绕过截山子，在玉门关以东10里渡过疏勒河后，再折向西北进入莫贺延碛。玄奘是偷渡，却绕行了如此多的里程，殊不合理。瓜州向北虽有截山子阻隔，却有宽阔的谷道贯通南北，颇易通行。经由此路不仅道路便捷，且可避开玉门关，玄奘何必冒着危险绕行远路呢？若玄奘不知此捷径，那么他所询问的瓜州本地人岂有不知之理？与他同行的胡人石槃陀及临行前赠送老马、且往返西域三十余次的老者又岂有不知之理？况询问之人曾明确答复“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21]。若玉门关果真在双塔堡，那么由瓜州向北经山谷至疏勒河便能绕过玉门关，路分明“不必由之”，岂非互相矛盾？最关键的，由锁阳城至双塔堡的步行距离长达43千米，玄奘没有可能在短短的四五小时内到达，也完全不符合“北行五十余里有瓠 河……上置玉门关”[22]的记录。总之，唐玉门关在马圈城的假说距离太短，在六工古城或在双塔堡的假说距离则太长，它们的方向也不吻合，因此都不符合玄奘的记录，马圈城与六工古城都不可能是唐玉门关。
综上可进行如下推测，唐初以瓜州城为中心存在三条大道（图1），一条向东通往酒泉、凉州；一条向西通往常乐、敦煌；一条向北经截山谷道出玉门关，通往伊吾国。而玄奘所走的正是向北的这条路。按照这样的思路，唐玉门关应当在截山子以北，距离北侧山谷口不甚远的地方。
图1 唐瓜州城周边路线示意
资料来源：Google Earth。
根据《法师传》记载的关键距离信息，在地图上做一分析，也能估测出玉门关的位置。《法师传》把整个偷渡的过程写得很清楚，说他找了一个少年胡人石盘陀做向导，天黑时出发，经过四五个小时，于三更时分来到河边，这个速度与瓜州到瓠 河50余里的距离正相吻合。
玄奘写“遥见玉门关”，很准确地描述了他的所见。古称瓠 河的疏勒河从东向西流，玄奘是从离玉门关东边10里的瓠芦河上游偷渡的，夜里能看到玉门关上的灯火。他记录渡河后又走了80多里，见到“关外西北”的第一座烽燧。[23] 瓜州至玉门关50余里，玄奘渡河处距离玉门关10里，渡河处距第一烽80余里，这三个约束条件非常清楚明确，在地图上用圆规画三个圆（图2），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的三圆交汇处附近就是玉门关所在地。
图2 玄奘出关路线推测示意
（根据玄奘记录判断玉门关所在，灰色路线是推测的玄奘路线，黑色是戈壁挑战赛重走玄奘路的路线）
资料来源：Google Earth。
首先，以瓜州为中心画一个半径60里的圆，可及疏勒河南岸。其次，以第一烽白墩子为中心画一个半径80多里的圆，两圆正好相切，这个地方就是玄奘渡河的地点。再次，以切点为中心画一个半径10里的小圆，那么小圆与疏勒河西面相切处就是玉门关。图中灰色的路线即玄奘偷渡路线。这个推断从逻辑上成立，但毕竟只是在地图上作业，如果到现场没有发现遗址，或者发现两座或以上的遗址，仍然无法证明玉门关的位置。[24]
三、
小宛城为唐玉门关所在地
2019年4月24日，笔者从今瓜州县城向东，顺着疏勒河南岸绿洲的乡村道路走，到“三圆交汇处”去找古代城址，此处恰好“有且只有”一座汉唐古城遗址——小宛城址，位于北纬40°30 33.62″，东经95°59 42.88″。
在进一步论证之前，有必要进行一番辨别。在2011年出版的《中国文物地图集·甘肃分册》（以下简称“《地图集》”）中，瓜州县梁湖乡小宛一带存在两座汉唐古城址，分别为“小宛何家庄城址”和“小宛破城子城址”。但经笔者实地调查和分析发现，这两座城址实为一处。依据有五点：
（1）两座城址保存现状、形制与规模完全一致。《地图集》“小宛破城子城址”条记：
城平面略呈正方形，南北长182米、东西宽179.2米。墙体夯筑，基宽10米，顶宽4.5米、残高3.5米，夯层平整，厚0.09—0.11米，夯层之间有横向排列的圆木。南、西、北三面有角墩，东、西、北三面正中有马面。南墙正中有门，外有瓮城，由于破坏严重，现形状结构不明。[25]
“小宛何家庄城址”条记：
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182米、东西宽178.6米。城墙砂土夯筑，基宽10米、顶宽4.5米、高3.5米，夯层厚约0.12米。有马面、角墩各4个。门南开，有瓮城。[26]
从规模看，这两座城址完全一致，均为边长约180米的正方形城址。从形制上看，两城均有角墩和马面。从保存状况看，两座城址城墙的上下宽度和高度也完全一致。在相隔仅几千米的地区内出现如此相似的两座城址，可能性似乎不高。
（2）卫星地图中只存在一座城址。利用谷歌卫星地图在该区域内进行检索，仅发现一处城址。该城位于瓜州县梁湖乡政府西北约1.7千米处的农田中，在汉长城线以南约800米处。从《地图集》上看，“小宛破城子城址”位于长城以南，“小宛何家庄城址”位于长城以北，此城应为前者。但在该城址以北地区反复检索，并未发现其他城址。
（3）瓜州县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中小宛地区仅见一处城址。2018年瓜州县政府公布最新的《瓜州县不可移动文物安全管理直接责任单位划分表》[27]，文件中仅见一处汉代“小宛破城子”遗址。
（4）其他相关论著中仅提及一处城址。1992年4月—1995年11月，甘肃省文化厅文物处、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对疏勒河流域古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在此基础上于2001年出版《疏勒河流域汉代长城考察报告》一书，书中明确指出“小宛地区有一处古代城址”，并将该城址编号为140号城遗址。[28]近年来，其他学者的相关著述中均仅提及“小宛破城子”一处城址，而不见另一处城址。
（5）笔者在实地放飞无人机搜索以及在地面搜索，也仅发现这一处城址。
综上所述，《文物地图集》中所记录的“小宛何家庄城址”和“小宛破城子城址”实为一处，这也再次证明现代“权威”地图和文字记录同样未必可靠，尚需实地考察验证。所以，若前文对唐玉门关位置的推测正确，那么很可能小宛城址就是唐玉门关遗址。
小宛城位于瓜州县城东17千米，锁阳城北30千米处，北距疏勒河的现已大大萎缩的河道1.5千米。小宛城不仅和《法师传》所记载的玉门关位置相近，也和唐诗中所描绘的玉门关景象相吻合。唐开元、天宝年间的边塞诗人王昌龄曾经实地到过玉门关[29]，他的《从军行·其七》写道：“玉门山嶂几千重，山北山南总是烽。人依远戍须看火，马踏深山不见踪”[30]，这里的“玉门”指的就是玉门关。“嶂”字《增韵》解释为“山峰如屏嶂也”[31]，横亘东西的截山子恰似一道天然屏障。山南山北还保存着众多古代烽燧遗址，山中的谷道则是南北往来的重要通道。小宛城一带的地理环境，与诗中所描绘的玉门关景象如出一辙。
疏勒河以南的小宛农场一带得益于河水灌溉，自古便是屯垦区。据考证，截山子以南、昌马河（疏勒河上游）冲积扇北缘一带，在唐代是一片由分散的小湖泊和沼泽性积水草甸组成的湖沼地带，即冥泽所在[32]，“丰水草，宜畜牧”[33]，良田城池散布，行旅不绝。而小宛城向北过疏勒河后则环境大变，沙碛广布，人烟稀少，就进入八百里莫贺延碛。正是这种地理环境上的巨大差异，给过往人士造成感官上的强烈冲击，由此发出“玉关西望堪肠断”“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样的感慨。相较之下，马圈城北、六工城北则都是水草农牧地带，不存在这样地理环境上的明显差异。
小宛城的交通地位可以为论断其为玉门关所在地提供佐证。由小宛城出发向北过疏勒河经莫贺延碛道（又称“第五道”）可通往伊吾；向西可通往常乐、敦煌；向南经截山谷道通往瓜州；向东沿疏勒河南岸，经双塔堡可一直通往肃州。可见，该城恰好位于十字路口处，在此设关足以控扼四方。
小宛城保存得较为完整，除城的东南角被水冲毁外，其余3个拐角、3米多高的城墙，以及马面、角台、城门皆尚存，大小接近200米×200米。城内现广植苜蓿。斯坦因当年也试图复原玄奘偷渡路线，但因为他误将清雍正年间修筑的“新瓜州城”（位于今天瓜州县城西南12千米的瓜州镇）当成了唐瓜州城，因此无法准确复原玄奘偷渡路线；在他的考察地图上，小宛城被他标为“破城子”（Po⁃cheng⁃tzu）[34]，但因为他复原玄奘路线错误，因此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破城子”就是唐代玉门关，只得承认无法确定玉门关的位置[35]。
从小宛城顺着疏勒河再向东走10里，水最浅，河面最窄，最好走，此即玄奘偷渡的渡口，也是现在人们经常使用的渡河处。2020年6月，笔者从此徒涉成功。疏勒河南岸是一座连一座的烽燧，北边则是今天高速公路所经。
如上文所述，玄奘从瓜州（锁阳城）到玉门关（小宛城）当经由截山子谷道。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所绘制的军事地图上，标绘有3条这样的南北向谷道。军事地图要把所有可通行的路线都绘制出来，玄奘所走究竟为哪一条尚需验证。2019年4月24日，笔者驾车从小宛城向南去锁阳城，沿途考察截山子谷道（图3）。这些路都还在，且平坦易行，山北还有一个金矿，采矿的车走的是其中最便捷也最好走的一条路。玄奘当晚应当就是顺着这条路，由锁阳城一直向北，走到玉门关上游十里许的疏勒河边渡口。这样平缓开阔的约30千米长的山谷道路，从天黑到午夜，以正常速度是可以走完的。
图3 唐代瓜州（锁阳城遗址）北上玉门关的道路实测GPS轨迹（最东的南北向）
资料来源：侯杨方“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底图为天地图。
此即唐代瓜州去玉门关的路，其他路都不符合，但是从来没有人提及此路。古代边疆地区重要的驿路一般都会有守护的烽燧，笔者驾车由北向南刚开出山谷口，就在右边（西侧）山坡顶上发现一座烽燧，它没有被《中国文物地图集·甘肃分册》所记录。出山以后就能看见锁阳城北河道纵横的湿地、草原、绿洲，远处是祁连山。唐瓜州城就在截山子与祁连山之间，当时是人口聚集区。
四、
余论
关于汉唐玉门关位置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但唐玉门关确址长期没有定论。本文试从文献资料特别是记录了玄奘完整西行取经过程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获得线索，结合苏联军事地图所示路线，以实地考察进行验证，确定了瓜州小宛城遗址很可能就是唐代的玉门关，当然这一结论还有待于考古发掘做最终的证明。
研究历史地理问题，需要实地考察进行最终的确认，仅停留于纯粹的纸面推导与论证，往往会陷入无休无止的猜测与争论。不进行实地考察，也会失去历史地理学科的特色。文字记录仅仅只是线索，而不是直接证据，更不是事实与结论本身，研究结论应建立在地理位置精准复原的基础上，这也是历史地理学科与历史学科的根本区别。只有结合可靠的文献资料与实地考察获得的GPS轨迹与照片等直接证据进行“精准复原”，才能得出更为可靠的结论，唐代玉门关遗址的确认便是一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是现存唯一目击唐玉门关的记录，并且经过实地考察证明路线、遗址与记录完全匹配，这当然不可能是出于巧合。因此，其他一切后出的而且与之相矛盾的记录均不可信，缺乏讨论的价值，更不能当作证据。结论的可靠性与引用史料的多寡并无因果关系，如果史料本身并不可靠，引用越多也只是增添文字的冗余，人为增加阅读烦难度。未来笔者还将利用同样的思路与方法，对汉代玉门关遗址进行确认研究。
注释（滑动以查看全部）
[1] 玉门关的东移时间尚有争议，向达认为在东晋末年，五凉鼎盛时期（向达：《两关杂考》，《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54页）；纪宗安、潘竟虎和潘发俊认为在隋大业年间（纪宗安：《丝绸之路新北道考实——兼谈玉门关址的东迁》，《敦煌学辑刊》1996年第1期；潘竟虎、潘发俊：《汉代以后玉门关位置及丝路古道变迁考》，《普洱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李正宇、李并成认为在东汉永平年间（李正宇：《新玉门关考》，《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李并成：《玉门关历史变迁考》，《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2] 〔清〕陶保廉著，刘满点校：《辛卯侍行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1页。
[3] 阎文儒：《河西考古杂记》，《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12期。
[4] 孙修身：《唐代瓜州晋昌郡郡治及其有关问题考》，《敦煌研究》1986年第3期；刘兴义：《汉晋表是县和唐锁阳城探原》，《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2期。
[5] 李并成：《唐玉门关究竟在哪里》，《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6] 李并成：《新玉门关位置再考》，《敦煌研究》2008年第4期。
[7] 李正宇：《新玉门关考》，《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
[8] 李正宇：《双塔堡决非唐玉门关》，《敦煌研究》2010年第4期。
[9] 王乃昂：《唐玉门关地望新探——基于历史文献与考古遗存互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1期。
[10]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陇右道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28页。
[11] 〔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页。
[12] 持此观点者有向达（《两关杂考》，《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37—354页）、阎文儒（《河西考古杂记》，《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12期）、陆庆夫（《锁阳城杂考》，《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李并成（《唐代瓜州（晋昌郡）治所及其有关城址的调查与考证——与孙修身先生商榷》，《敦煌研究》1990年第3期）、王北辰（《河西明海子古城考——“丝绸道路”沿线地理变迁研究之一》，《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杨富学（《瓜州塔考辨》，《敦煌研究》2017年第7期）。
[13] 安介生：《略论先秦至唐代关塞格局构建的时空进程》，《历史地理》第2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163页。
[14]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二《山南道三》，第560页。
[15] 〔唐〕杜甫撰，〔宋〕王洙、赵次公等注：《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四《夔州歌十绝句》，《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30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27页。
[16] 向达：《两关杂考：瓜沙谈往之二》，敦煌市博物馆编:《敦煌汉代玉门关》，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72页。
[17] 〔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12页。
[18] 〔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14页。
[19] 唐代瓜、沙二州间的驿道走向较为明确，相关研究见严耕望《长安西通安西驿道下：凉州西通安西驿道》（《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985年版，第421—495页）；杨希义、唐莉芸《唐代丝绸之路东段长安至敦煌间的馆驿》（《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李并成《唐代瓜、沙二州间驿站考》（《历史地理》第1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3—101页）。
[20] 唐里长度，尚无定论。唐里有大小之制，闻人军考证唐大里约为今531米，唐小里约为今442米，认为道里记载多用小里（《中国古代里亩制度概述》，《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而周连宽则考证玄奘所用唐里为今391米（《〈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1—102页）；李正宇则认为唐代道里多用大制，考证为今559.8米（《新玉门关考》，《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李并成认为唐里约为今540—560米（《唐玉门关究竟在哪里》，《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本文拟取其平均值，暂以今日里制计算。
[21] 〔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12—13页。
[22] 〔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12页。
[23] 〔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15页。第一烽的位置尚有争议，但不少学者认为即今白墩子烽燧遗址，持此观点者有斯坦因（《玄奘沙州伊吾间之行程》，列维等著，冯承钧等译：《西洋汉学家佛学论集》，《新编世界佛学名著译丛》第58册，中国书店2010年版，第209—222页），郑炳林、曹红（《唐玄奘西行路线与瓜州伊吾道有关问题考察》，《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3期），孙连宽（《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第15页）等，笔者亦赞成此说。该遗址位于今瓜州城北42千米处的公路旁，为唐代瓜州通往伊吾的官方驿路所经。这里拥有方圆几十千米内的唯一水源，玄奘当年应当就是在此取水而被边防军擒获。需要说明的是，玄奘经过的第一烽是位于唐瓜州城至伊吾即玉门关北的路线上，并非诗人岺参由唐玉门关西去敦煌经过的“苜蓿烽”，而且也无法确定“苜蓿烽”是玉门关西的第一烽，因此“苜蓿烽”与本文无关。
[24] 本文完成后，笔者发现1943年劳榦根据斯坦因的考察地图推测“（锁阳城）正北有一城基名破城子，或是玉门旧关”，但并非定论，缺乏详细的证明，且无实地考察。参见劳榦：《两关遗址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1943年版，第287—296页。
[25]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甘肃分册》下册，测绘出版社2011年版，第296页。
[26]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甘肃分册》下册，第302页。
[27] 《瓜州县不可移动文物安全管理直接责任单位划分表》，[2020-08-08]， ;。
[28] 甘肃省文物局编：《疏勒河流域汉代长城考察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
[29] 参见李厚培：《王昌龄两次出塞路线考》，《青海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李云逸：《王昌龄诗注·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30] 〔唐〕王昌龄著，李云逸注：《王昌龄诗注》，第129页。
[31] 《康熙字典》，华龄出版社1998年版，第318页。
[32] 李并成：《汉唐冥水（籍端水）冥泽及其变迁考》，《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
[33]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陇右道下》，第1028页。
[34] Stein, Aurel,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Carried Out and Described Under the Orders of H. M. Indian Government (vol. 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1, Sheet No. 81, 83.
[35] Stein, Aurel,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Carried Out and Described Under the Orders of H. M. Indian Government (vol. 3), pp. 1098-1099.
来源
《历史地理研究》2022年第3期，第101—1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