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追思
——我所了解的“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贾春太
齐凤翔
春天终于来了，但老贾走了。
我恨透了那个寒冬，尤其是2022年12月19日3时59分那个不近人情的罪恶时刻，让老贾再也见不上我们，我们也再见不上老贾。
也就是这天上午我打开手机的时候，好友们早通过微信、短信把这一噩耗通报给了我。他们都知道我和老贾的特殊关系。42年多了，从认识的第一天起，就在人格上有一种莫名的坚信 ，一直走到了现在。当然，在他面前，我仅仅是个小小的我。可恨我远在外地，又被那种“感冒”折腾得身乏体痛，没精力也没条件回大同去送他最后一程，留下终身的遗憾。也只能在回忆中失眠、在失眠中回忆了。
那是1980年冬日的一个上午，《雁北报》文教组组长任珂老师把我领到老贾办公室。稍前，任老师告诉我，人们所称呼的老贾叫贾春太，时任雁北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兼雁北报社社长。20岁出头的我自小生活在偏僻的朔县农村，从来没有接近过如此高层次的人士，不免有些慌不敢前。令我渐渐释然的是，当下的环境和人物显现出格外的普通。除了两张对放在一起的旧桌子和两把旧椅子外，几乎没有更入眼的陈设。唯一让我新奇的是略显杂乱的书报堆边的那个可以抠着小圆盘拨号码的电话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先进设备，之前所见都是那种“辘轳把”。一个打开的旧砚台上立着一顶墨条，说明主人用毛笔写文章，且是自己研墨 ，充满了学究味，正中我所慕。尤其是身着朴素的主人浑身找不到一点官气，很容易接近的样子。他清瘦，但极精神，说话时总要皱起眉头。随着话音的节奏 ，右手食指朝前下方点画着，感觉到他的话实而劲，“你看你这孩子 ，”当他知道我是谁后，就以这种状态满是认真而赏赞地对我说，“你自己还不会水呢，可下水去救人。真是的！”
他所说的救人一事，就发生在不久前的暑假期末。当我在大同公园人工湖跟前游玩时 ，发现一个小女孩落水。眼看她朝着湖心下沉、只剩下头发飘在湖面上，情急之下我和衣下水救人。怎奈衣服浸水下拽 ，等3岁女童被救上岸后，我差点“光荣”了。好在一位后下水的河北朋友水性特好，起了决定性作用，也感谢岸上的群众够着我的双手后生硬把我拉上岸来。我的双脚被湖底的玻璃渣划得鲜血直流，也怪，居然一点也没有感染！我十分狼狈地闪开人们的关怀式的访问，很快离开了现场。谁知没几天，《雁北报》《大同报》相继以《不留姓名的人》为题，文情并茂地报道了这件事。大约个把月后，又有一个知情的同志给报社提供线索，发表了《不留名的人是谁》，让读者知道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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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首次见面的首句话老贾就提起了这件事，说明上了他的心。我只是说，那是人的本能，谁遇上也会那样做的。他当即表示不然：“在本人没有危险的时候容易做到，可在自己生命受到威胁时救别人那就难能可贵了！那篇文章我看了好几遍，你连名字都不留，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救人。你又没有别的企图！”他的言语、表情及所有状态都显现了掏心掏肺般的理解与认知，丝毫不带任何负面含义。这是我听到的最善意最暖心的点评。
这次找老贾，原本是想让他这位分管文化的副部长给地委文教系统沟通一下，同意我到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去学习。是年6月，西戎先生主编的《汾水》杂志在次挂帅的位置发表了我和家兄凤舞合作的短篇小说《“尖”老头冒尖》，且同期附有评论。没想到，这篇现在看来很粗糙稚嫩的作品引起了老前辈们的关注。10月，我作为雁北只有两个名额之一应邀出席了《汾水》编辑部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现场聆听了老作家们的谆谆教诲。到会座谈的有：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郑笃、冈夫等。不久，就有一封推荐我去学习的公函落在了手中。作为朔县师范中文教师的我，按照当时的教师管理制度，是绝对不能离开教师岗位的。听了我的烦恼，老贾先是一番安慰，继而又说：“你的小说任珂同志推荐给我看了，文字很美，是山药蛋派！你喜欢写作没错，咱们的报纸面向农村，正需要带有泥土味的文章，我看你就先来咱们这里学习吧！我也是从省里边下来的，地区也有地区的优势。”
就这样，我成了《雁北报》的一员，每天与老贾低头不见抬头见了。之后，老贾便委托任珂老师起草了请我到报社学习的公函寄往朔县师范；再之后，老贾找地委行署的主要领导给有关部门打招呼，为我办理了调动手续。
初到这里，就让我有一种全新的感觉。首先是人人平等，真正的官兵一致。单就表象，显不出半点三六九等来。特别在称谓上，只有一老一小，就分不清孰官孰民。我还习惯于以往的经见，知道职务的自然称这长那长，不知道职务的一概称其为老师。这天我称呼要子瑾为要老师时，恰逢老贾在场。他即刻眉头一皱、话上口来：“呀哈！数叫这个要老师肉麻嘞！咱们这里跟别处不一样，不能乱叫。见到比你岁数大的，就叫老这老那；比你小的，就叫小这小那。比如数我岁数大，你只能叫我老贾。”
其实，我画的第一个版面就是要子瑾手把手教的，称之为师按说不为过。自此，我只好改口，纠正“口误”，不过细盘了一下，当下数我的岁数小，对同事的称呼也只能是一种，那便是老这老那。老贾虽是大领导，但上下班从来不用单位的车接送，而是骑着一辆除了铃子不响其它地方都响的女式自行车。
如果让我描写这个车子的破旧程度 ，只能用少皮没毛一词形容。有调皮的年轻人试着骑这个车子，怎么也骑不动，可老贾骑着就能走。而且，它陪伴了老贾的整个新闻生涯，直到老贾退休的那天它才退休。这也能叫“货见主人会说话”吗？反正在我的印象中，老贾的“专车”从来不上锁，连小偷都瞧不上眼。如果建立中国新闻博物馆，这辆车子特有资格被郑重收藏。它虽破旧，但它丈量了一位“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的简朴人生。老贾的级别在单位最高，夫人的级别也不低，人口并不多，买件像样的衣服应该很正常，但我所见他从来都是那身不新不旧的打扮，除了依季节的薄厚增减，其它几乎不变。
更叫我感到庆幸的是，在老贾的麾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像一潭清水，很少听到人们扯闲话。人心思报成为风气、也是风景，人们整天跟桌面上的稿子“拧眉”，在意的是老贾如何评报。在每周一次全体编采人员参加的评报会上，人们都有权力对上周的每一件作品发表意见，从版面、标题，到文章内容，都要做出评价。过去作为局外人，看到的每篇文章都觉得很权威，哪知道还要经过这么“淘洗”？在这个场合，一个小编辑（记者）可以面对面地批评社长的作品，即便言词偏激点也没事。当然，别人的意见都发表完后，老贾要进行综合点评。他的意见除了自己对作品的看法外，主要提出往后的业务方向，具体到哪类稿子如何采写、编辑，版面该如何设计。他批评别人的作品时也不留情面，话到激动时甚至要习惯地用右手食指敲敲桌子，好像有种“这老汉不好惹”的架势。其实人们都清楚，他恼为那张报纸而恼，火为那张报纸而火。而正是这种气氛才真正体现了业务面前人人平等。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评报方式，那就是人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意见贴在立于办公区门口的评报版上。这种方式则是老贾运用得最多。他把自己的看法用毛笔字写在大样或新出版的报纸上，人们上下班路过时总要看上几眼，随时接收老贾的新闻理论。我在品味老贾办报理念的同时，也特别喜欢他的毛笔字：运笔自如，线条流畅；恰到好处的笔墨布局，加上校对专业符号的大笔墨线条勾画，使人顿感书法艺术的渗透与冲击。近年我偶染书法，才稍稍有悟，老贾的毛笔字是纯粹的书法作品，且字字有根，笔笔中矩，取法二王。他肯定背过《草诀歌》。假如有人捧场、炒作，说不定还能加入哪一级书法家协会呢！
有时候因为报纸出差错他也凶人，但凶过去也就烟消云散了。严肃起来他也脸绷筋突，但还是慈祥的时候多。特别是看到小孩子后，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份，立刻变成一个孩气十足的老玩童。他跟他们又喊又叫，又耍又闹。和他搭上关系的也全是报社家属院的孩子们。他在这些小朋友中间发展了几个眼线，哪个孩子淘了，诸如随地撒尿、在墙上乱写乱画等，他随时都可以得到情报。于是，他便在评报栏里贴出“布告”：某某干了什么不好的事，批评一次；当然，谁做了好事，更要及时公布。落款都要署上“老贾大爷”，某年某月某日。这种“顽童效应”应该更能拉近领导与职工的距离吧？
我曾回望过往，把1980年自我确认为人生幸运年，有几件大事装点了我的生活，但最让我有成就感的是结识了老贾。在工作、处事、生活上，我都得到了他的提升和管护。当婚的1981年，我和爱人领了结婚证后四处租房无果。一位热心人给我出主意，找老贾发话，占用《山西日报》和山西电台驻雁北记者站的一间房子给我们做婚房。这间房子就在我们办公室的对门，里面放了半地旧椽木，还有一块大帆布做成的苫布。我跟老贾提出请求后，他十分爽快而简洁地回应“行！”我们自然发疯般地兴奋，两口子利用一个半天半个夜晚，把带土的椽木靠着东墙摞起来，再用苫布盖住。
虽家徒三壁（另一壁已有了椽木），但终于有了安身的窝。知道我们收拾好了，老贾决定要参观一下。他进门一看那景象，不禁面露惊讶：“这怎么行？快把这烂东西扔出去！”说实在的，我们虽嗅到的是细尘味，但心里已特别满足了。我又担心节外生枝、引起谁的不满来，给老贾找麻烦。谁想，老贾再二话不说，揭开苫布，拉起一根椽木就往外走，扔在了院里。见老贾这样，全报社的人都学着他，不费一袋烟工夫，就把那些东西全部清理完毕。紧接着，老贾又嘱咐财务室，当月开资时每人扣下5毛钱，为我们购买礼物。老贾又说，这里数他的工资高，扣上1块。很快，我们就收到了搪瓷碗、水（暖）壶等礼品。
我们头一天在一个锅里搅稠稀的时候，饭熟了才发现没买筷子。我到隔壁要子瑾家里借两双，他说：“还借啥？拿上三双吧！以备来个客人啥的。”就这样，一个无产者的家庭诞生了。从此，只要在家里吃饭，我必用那个搪瓷碗。多少年了，烂了补，补了烂，烂了再补。我始终使用着。一个不起眼的搪瓷碗，装满了当年以老贾为代表的雁北报同仁们对我的恩德。它甚至成了我的精神支柱。多少年以后，那个热心人诡谲地对我说：“我看你愣不悻悻的样子挺失笑，本想着老贾会骂你一顿，结果反倒得到了房子！”“不管怎样，我都感谢你！”我笑着，回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
我开始编版不久，因吃不准版样字数与稿纸字数的微妙关系，给拣（排）字师傅带来不便，受到个别师傅的冲呛。老贾知道后，一次编采协调会，他破例要求报组拣（排）字师傅参加。会上，他特别介绍了我：“这是新来我们报社的小齐，他是山药蛋派。今后咱们的文字要向他学习！”
从此，再也没有师傅跟我发生不愉快。多少年以后我才悟出来，那是老贾十分艺术地为我解围。我常听人说，老贾在背后讲我救人的故事。每每向人介绍我的时候，首先说说那件事。一度时期，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他塑造我的人品人格，为我构建通往坦途的桥梁。
他在生活圈里呵护我，在业务上则是严之又严。记得在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我接受了写一篇社论的任务。我想趁此踢个飞脚，露露才气。于是别出心裁，论道说理完全运用文学的语言。下午下班时老贾向我索稿，说要看看。那时办公区全是平房，我佯装到院里散步，实际是看老贾办公室的灯什么时候灭。
如果灭得早，说明我的稿子用不着怎么修改；反之，就证明写臭了，老贾在动大手术。好长时间没见动静，直觉情况不妙，我便躲回宿舍等信息。过了好长时间才听到老贾的脚步声，紧接着听到他从我们办公室门底缝往进塞稿子。估计老贾走远了，我才惴惴不安地来到办公室看稿子。我的天，老贾用红毛笔把我的蓝色钢笔字删的只剩下半句话：“在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到来之际”，然后就在空白处用行草体重新写了一篇社论。我生怕工人师傅发现了这个秘密，连夜工工整整地把稿子重抄了一遍，趁黑把版样塞进拣（排）字车间。
之后，我有好几天羞于见到老贾，总是借故躲着他，惶惶然等待他在评报会上的厉声批评。这天正好跟他打了个照面，实在躲不远了，只能到他的办公室听数落。“社论是代表地委和行署表态的”，他开门见山，“要突出指导性和指令性，要求各级党委政府、群众干什么怎么干，一定要讲清楚，不能只玩华丽的文字游戏！”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关于言论的写作理论。我这个家伙属于宁要面子不要命的角色，其实当时连通讯和消息也分不清，但从来也不敢问别人，怕人家小看，而那时想买本专业的书也买不到，只是在工作中“耍品”。老贾虽然没有公开批评，但我在羞愧中奋起，在言论写作上着实下了一番功夫。待我担任了总编辑、社长后，写过不少言论包括社论。这是后话。
这次露怯以后，我又经历了两次不成功的采访，差点在老贾面前把嫩脸丟尽。社论没写好就拣自己拿手的来，自告奋勇去写报告文学。由于野心太大，想写出《哥德巴赫猜想》第二，结果写出近两万字的稿子交给老贾，可他看后没表态，既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是把稿子放到我办公桌上，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我那种尴尬真比挨一次痛骂更难受。
吸取这几次教训，我变精了，一是再不敢没把握地揽“瓷器活”，二是写不出上好的作品再不交给老贾看。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瞎猫终于逮到了死耗子。那是一次探家的时候，到本家哥那里闲溜达，比我母亲岁数还大的老嫂子向我讲述了哺育养子的故事。她边讲边哭，言至情深之处，我也由不得自己，陪着她排排场场地边听边哭。本想以他们的故事为素材写一篇小说，结果刚凭记忆整理一个粗线条的东西来，还没结尾，便止不住地落泪。感动我的不是我写得怎么样，而是我写的事件有品相。这么好的素材还写什么小说，就以新闻报道出去也许影响会更大。我便一鼓作气，写出了长篇通讯《金子般的心》。
还是在一个下午的下班时间，我把这件作品交给老贾，请他斧正。稍许，我以到水房打水为幌子，路过老贾的办公室门口察动静。只听到老贾吸溜吸溜地“嘿呀”了一声。我想有戏，他也被打动了。当他把稿子还给我时，看到左上方标有“速发！”那隽秀的红笔行草让我斗胆问他：“发表时能不能署个本报记者？”“能！”老贾曾在评报会上批评一些稿子质量不好，提出：“像这样的作品，以后就不要署本报记者，就署你自己的名字。要坏就坏你自己的名声，不要坏本报记者的名声！”所以必须向他请示，顺便探探他的认可程度。后来，我又把这篇稿子寄往《山西日报》，该报又改标题为《反哺》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发在《黄河》副刊的头条。从此，我的采写再没失手过。要说我在新闻特别是通讯的写作上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那绝对是让老贾“逼”出来的。
老贾在业务上严要求，在修为上更是严己亦严人。他没有收礼的习惯，即便是参会发个小包包，他也送给了别人。有一年的新年前夕，他的几个晋南老乡到他办公室看望，放下两包闻喜煮饼。单位开迎春茶话会时，他就把煮饼拿到会场，让众人尝了稀罕，也未给他的小女儿留下一小块。他要求我们，下乡用餐必须交钱交粮票。也不能边采访边采购，坚决杜绝一切以稿谋私行为。
尤其在发稿问题上，卡得更严。有位同志在修改通讯员的一个小稿时不小心连自己的名字也署上了，他当众当面痛斥：“这是文贼！道德问题！”他不允许别人的稿子后面联署他的名字，从来不侵犯别人的劳动成果。倒是他写稿总要把同行下属的名字署上，而且要署到他的名字前面。知道了这些规矩后，我从不敢轻易地编发熟人的稿子。凤舞擅写也喜写，我照样更加严拒。其稿子见报都是通过他人之手。老贾曾提拔过许多人，从没听说过他得过谁的什么好处。
我26岁那年被任命为总编室主任，任前连一点迹象都没有，老贾那里更是没透露出半点音讯，更没让我领情什么的。直到开会宣读地委组织部的任命文件时才知道，我这个无依无靠无学历的人竟然能安上这么重要的“翅翅”。我当时到他那里辞职，言明想搞文学创作，能不能做些空闲时间多的工作。再说，这个职务我也不胜任。他郑重其事地跟我讲，在报社，搞新闻是正业，写小说是副业，要分清正副。再说，同是文字工作，在哪个行业能做出成绩也算成绩。至于胜不胜任，只有干了才能知道。我再不敢“大摇大摆”地创作，只能在繁忙的编务后偷点闲。在这个任上，我真还干得小有声色。
后来细想，不是我有本事，离开老贾等领导的支持与指教，我什么也不是。有他这样的背景，他的儿女也没弄个什么科长局长的干干。尤其是他的儿媳毕业于清华，父亲又是雁北地委执掌重权的领导，但她到逝世时连个副科也没当过。在雁北，在新闻圈内，说起贾春太这个名字来，基本就是清廉和正义的象征。早在1989年的全省“两会”上，作为省政协委员的老贾慷慨发言，怒斥买官卖官行为，强烈建议反腐败。试想，那个时候就按照他的建议做，风气一定不至于差到哪里去。他的要求有时似乎不近人情，但按着他的理念行事，绝对不会走上错路。他甚至主张大年初一不要相互拜年，认为那样太累、很庸俗。
老贾的严是出了名的，但他的宽也是少有的。当他觉得哪个同志业务成熟、翅膀变硬后，便交给一片天空让其自由翱翔。报纸变成日报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当时，我承担的是版面和标题的改革任务。经过多方学习与研究，我提出了版面设计要遵循基本栏挂帅和黄金分段法。老贾立马给予充分的肯定，并让我在全社编采人员会议上进行了讲解，使这种设计方法在全社推广。一度时期，省内省外的一些地市报纷纷前来取经。老贾等领导便把我推到前台，让我介绍版面和标题的改革情况。
我知道，这是在树立我的业务威信。每每向他请示，他总是那句：“你看着干吧！胆子大一些。”在具体编排制作等技术层面上，他甚至允许出错。尤其是标题制作上没少给他找麻烦，但他从来不粗暴否定，总是以商量的口气说话，生怕挫伤我的积极性。在编发一篇反映左云县上张家坟村靠改革走向富裕的稿子时，我大笔一挥，将好好的原题改成了《上张家坟人肥痛了》，发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倒是生动了，但受到行署秘书长王化文的批评。这一事件，直到他仙逝也没跟我说过。是去年化文先生跟我聊起老贾的优秀人格时，不经意间说出来的。类似的黑锅，老贾还不知替我背过多少回。反正遇上什么麻烦，有老贾挡着、抗着。
最叫我刻骨铭心的是，海南建省的1988年隆冬，《海南特区报》聘我去那里上班。接到聘任电报的当晚，老贾和他的夫人黎阳老师来到我家，既是祝贺，也是道别。当他们看到我时年75岁的老母亲十分伤感的模样，便耐心安慰：“这是件好事！他还年轻，到那里比在这里有出息、有前途。”母亲则表示，她就要儿子，出息不出息不在乎。老贾显然红了眼圈，说我去了海南，家里有什么事就吭声，他们可以帮忙。他见我神情恍惚，便嘱咐，那里好呆就呆，不好呆就再回来，这里的大门永远大开着。实在不行，就当旅游，不管怎样去走上一趟。
当时的情境至今历历在目，亲人之举啊！目不识丁、终身为农的老母亲并不知道，眼前与她絮絮叨叨的两位人士极不普通：老贾虽是高小学历，却是了不起的业界奇才，他是解放初《山西日报》驻晋中记者站的站长，采访报道过大人物，获“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殊荣；黎阳老师是北大的高材生，是三名《中国青年》杂志创办者之一，毛泽东主席曾垫着她的肩膀为她题名。特别是老贾，当年冒着坐牢的风险，与副社长王生明共同签发付印载有纪念周总理文章的报纸。要不是他们的人生波折，连见他们一面恐怕也很难。后来我多次给老母亲讲他们的身份、故事，她似乎并不关心那许多，只知道他们是好人。“你好命！遇上了那样的贵人。好好对待人家！”弥留之际，老母亲说。这是老人留给我最重要的遗嘱。
有人曾以敬重的口吻说老贾太倔，递不进人话。我觉得，只要我们给他递的是人话，他就能听得进去。有个人要往报社调，但原单位有人说了不利的话。我跟老贾讲，业务单位业务很重要，据我对来稿的考察，文字不错。至于其它，单位有制度、有办法校正不良，发挥其专长。果不其然，这人到位后，出手了不少像样的作品。
世事变迁，总有人各东西时。退休的那年，老贾调往山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任住会副主席。后来，他又把手续办回《大同晚报》（原《雁北日报》）。而我调往新建的小市朔州。人虽分开，反倒交往甚于以前。他退了，我再不用操心觊觎之误。从此，以前向来不登他家门的我成了他家的常客。而且，自这一年起，每年中秋春节前，我都要依例慰问。即便带点小礼物，一进家门就抢先说明：这是我的工资、稿费买的，干净！星期天，我就去看看黎阳老师，帮她干点小家务。感谢现代化的应时到来，我和老贾经常电话联系，说我的家事、公事。有倾诉，更有请教。
有句俗语：一辈子离不开个老掌柜。这大概说的就是我这类人。大凡所询，只要老贾肯定的，我就照做；他要吃不准的，不管压力多大我也不做。1989年3月20日，我应邀设计编辑了朔州的第一张报纸，属首届“两会”特刊。由于没有刊号，老贾给我出主意，报头做成《朔州通讯》。内容主要是会议消息和新当选的人大、政府、政协领导人的简历。版面设计上大胆使用了花线和深浅网线，显得端庄而不失俏丽。报纸出版后，引起了较大反响，但也有个别同志认为，选举出的市级领导其规格还够不上介绍简历，版面也有点花哨。老贾则给予充分肯定：“市民们有权了解新领导的情况。至于版面，是端庄活泼，绝不是花哨！活泼一点更能增强宣传效果。”从后来的技术走向看，那张报纸有不足而无夸张。
朔州建市当年，有人担心资金紧张，不宜着急办报。老贾给我出主意说，跟领导讲，给政策就行，资金可以通过广告经营和开办别的企业来解决。让领导打消顾虑，先把摊子建起来再说。于是我就照此起草了一个办报设想，引起市委重视，7月份发文成立了报社筹备组，由王品中同志和我负责。2002年我担任总编辑快一年时，市委领导指定让我采写一位典型人物。采访当夜，我给老贾致电汇报并求教。主人公的事迹特别感人，我想以此拿个中国新闻奖，但字数要求3000，又不足以深刻反映其事迹。
老贾说，你写稿是为了表现先进，不是为了拿奖。目的要正、要明，字数长点好。听他劝，我写了近两万字，几乎是伴着泪水写成的。投寄到新华社后，改题为《待到梨花烂漫时》，《人民日报》采用于要闻版头条，《山西日报》以《殚精竭虑写忠诚》为题发在头版头条。这篇作品获新华社国内部优秀新闻作品奖，且在20篇作品中排名第一。2003年第五期《中国时事界》公布信息并配有评介文章，称其“作为通讯员来稿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还是头一回”。2005年我被山西省首届特殊人才评委会授予正高职称，是与之分不开的。
在工作上，老贾也给予了教父式指导。在我担任副总编辑、总编辑时，他经常提醒我，千万不要越权；在我担任了党委书记、社长后，他则要求我一定要把权力分配给分管副职，让他们有职有权。尽管我一一照做，但总有不尽人意处。那一定是我的水平赶不上趟，老贾的指教没有错。那一年，我力主为建立了劳动关系的临时工缴纳养老保险，却遭小字报的恶意围攻，大有铺天盖地之势。我为此特别苦闷，就给老贾打电话述说。老贾十分动情地说：“临时工也是人。你做的没错！谁要是公开发灰，老贾去帮你！”
我常想，跟老贾相处，必须要有一种底气，那就是要清正。不然，他压根就瞧不起你，不管你多有权势，都不会正眼看你。2008年，我担任了山西省新闻系统高级职称评委，感觉压力好大，弄不合适，就无法再登老贾的家门。事后他肯定要问个所以然，让你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而他又是顶级内行，只有用权威的职能做出权威的事，他才认可。
以后与他多次谈及此事，我自感几项能说得过去：一是没给我哥和我爱人评；二是与其他评委沟通，为有能力无学历的《太谷报》社社长破格评上了正高职称；三是积极引导，为因答辩时紧张而几年都未能通过的一位新闻博士顺利晋升。还有最重要的一条，我没有收过一分钱的礼。这几项果然傲气地通过了他的“验收”，成了我在他面前逞能的得意之作。他听说我在朔州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且“出无车”“食无鱼”，欣喜地笑了，显然舒展了眉头，笑得再无担心、再无挂记。
我很渺小，但一刻也没敢忘记向老贾看齐，一刻也不敢给老贾脸上抹黑。那年单位集资建房，投很少的钱就能换取很大的利，但我我没有要。我跟老贾交流，他说：“你做得对！”我儿子结婚小操小办，应付了一下“亲朋舆论”了事，且向市纪检委做了申报。前几年我母亲等三位亲人相继去世，都丧事从简，不声张，不收礼。老贾知道后，自然是一番充分肯定。被他认可，比给我评个劳模也兴奋。
多少年来，我和老贾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忘年交。他的儿子比我大一岁，我们自然是同代交。我儿子和他孙女续辈交往，以兄妹相称。就在老贾兼任《课外活动报》总编辑的时候，选发了我儿子的一篇作文，并发给了《小记者证》。结果，我儿子上研究生时学了新闻专业，现在也成为一名党媒记者。在老贾面前，我们两代人受益。只是出现了一个差辈的称呼，有趣至今，还未正式改口。当年第一次见他女儿的时候，在他们的引导下称我“小齐叔叔”，而他的孙女也理所当然地称我“小齐叔叔”。年近古稀的我听到这种称呼时，往往要涌上一种有趣的憨意。我儿子大二的署假，应邀到他儿子家里做客一周，受到了父母般的另一种教益。
与“阳”为伍的初期已临近年关，虚弱的我身处外地，整天盘算着怎能回到大同去，慰问并再次享受“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谁知道盘来算去，面对了无法面对的事。没有老贾的大同我还怎么回去？踏上那片热土时心还能热吗？反正腿注定是要软的。也痛恨我自己，中秋前慰问他，把时间选在了中午。为让他午休，我过早地离开了。他执意要送我进电梯，“让我再瞭一瞭你！”竟然成了他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电梯下行，我的鼻梁酸了。那微蹙的眉头，微张的嘴，还有那张瘦憔的脸，微微挥起的那清筋暴突的手，永远定格在了那个16层的电梯门前。
我只能给我情同手足的老哥、他的儿子贾潞打电话，替我送上一个花圈。“不行！他有遗嘱，不准搞那一套。”原来，他早就写好了遗嘱，逝世后不许通知任何人，不换衣服，不擦身，立即火花。他还立下字据，病危不抢救，为医生开脱。若得了癌症，不做手术，不化疗。他特别嘱咐将他和黎阳老师的骨灰都撒了。他把后事安排得如此轻松，倒好像要去进行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样随意，那样豪迈，简直让死神也束手无策。更让人不是滋味的是，他自拟了一份《讣告》，说是要以此创新这类文体的写法。在业务上一辈子提倡创新的他，要创这种新，他心坦了，让别人心酸了。天哪，亏也想得出来的。我强烈提醒贾潞，别的就依他吧，万万不能撒掉骨灰，我的情感上无法接受。我的这位小老贾哥终于听进了我的话！
老贾虽已93岁，但在我的感觉里，却相当于他的英年早逝。我躺在沙发上、躺在床上，写下这些迟到的文字，献给那个叫你无奈、叫你敬重、叫你心疼的早已被神化了的老贾。
作者简介：齐凤翔，男，1957年12月出生，山西朔州人，高级编辑（正教授级），1980年2月参加工作。1980年2月至11月，在朔州师范任教，并于同年发表新闻、文学作品，进入雁北日报社从事新闻采编工作；1988年受聘于海南特区报社；1989年筹办朔州日报，1983年开始，相继担任文教组副组长、总编室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党委书记兼社长；现任山西省报业协会副主席；2005年被首届山西省高级专业技术特殊人才评委会评定为正教授级职称，且于2008年被收入山西省新闻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评委库，担任评委。是朔州市委第四、五届候补委员，政协朔州市第四、五届常委。截至目前，已出版文学著作6部。新闻、文学、书法作品多次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