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工厂”“中国性都”到“春节第一空城”，流水线上和红尘乡里多少青年被东莞遗忘，东莞将来会被以什么名号记起？
2017年1月23日，东莞是外来民工的聚居地，每年春运都有大批外来民工返乡。
春节，我又回到了东莞。
在家乡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会感到一种茫然。教育资源的不平衡让东莞的年轻人只能在市区上学，平时却四散在不同的镇区，彼此见面需要开车，或者坐耗时极长的公交。我曾经从东莞的最北端石龙镇坐公交到最南端虎门镇，用时接近3个小时，中间停靠了无数公交站。
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属于中国娱乐业制造者和投资人所看重的“小镇青年”。虽然经历了十余年造富神话的东莞人普遍富裕，但是更为有品质的生活方式还未在这里普遍建立，至少我们同样需要在春节消费无所事事的时间。
可是我却总在寻找着东莞的不同。在“世界是平的”那些年，这里充分享受了全球化的红利，也创造了最原始欲望中的最精致服务。生活在这里多年，我们和大部分中国年轻人一样富有消费能力，但也同样找不到更好的内容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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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也是世界的中央，经济学家都说这里有着可以预判未来的的指标。可是在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东莞一直是老旧和喧闹、疲惫和急迫并行不悖。
这里窜流着一种盲目的、贪婪的、尽情燃烧后被耗尽的生命力。
“我去东莞打工赚钱就好了，为什么要读书？”
东莞可能是餐饮行业效率最高的地方之一，大家都忙了一天，没力气也没耐心等待。深夜的大排档最能体现这种效率——你在摊前老板娘坐着的小桌子那里点菜，等你坐下来没几分钟，干炒牛河就已经上来了。
去年我和妈妈在意大利锡耶纳吃饭，主人让她在座位上等了半个小时，还指了指挂在柜枱上的牌子：Here We Eat Slow。（在咱这儿得慢慢吃）这让妈妈难以置信，“那么懒，怎么活？”
作为粤北的某个乡村里最早在东莞扎根的一家人，我家成为了村里人“下来找工作”的先遣站。外出打工是村里年轻人脱离了父母以后人生第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
在他们心里，东莞大大小小冒着白烟的工厂成为能让他们迅速逃离枯燥的农活和学校生活的圣地。一份只要卖力气就可以赚到固定薪水的工作是理想的，再也不用看天吃饭，也让自己看上去和被土地束缚一生的长辈有所不同。
于是，年轻人们买了长途汽车票，挎上一两个旅行袋，就这么来到东莞。和我差不了几岁的表哥，初中就不想读下去了，姑父生气要揍他，他反抗道：“我去东莞打工赚钱就好了，为什么要读书？”
正是借助大规模的廉价劳动力和便利的地理位置，东莞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从1978年香港太平手袋在这里开设第一家加工厂开始，东莞不断接受来自港澳台的经济辐射和产业转移，“台湾接单、东莞生产、香港出货”的配套加工业创造了所谓的“东莞奇迹”。
2000年，东莞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脑资讯制造业基地之一，其电脑资讯产品在全球市场占有相当的份额。IBM亚洲区副总裁在当时说道，“如果东莞到深圳的高速公路塞车，全球将会有70％的电脑产品缺货。”
2008年10月18日，在广东省东莞市樟木头，Holdings有限公司在东莞关闭了两家工厂，超过6,500名工人失业。
莽撞的年轻人不需要，需要的人才招不到
我的粤北表亲们却节节败退。工厂里长达十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让习惯了在田间清理杂草和时不时给家里人开车运农产品的他们感到巨大的不适。
第一个表哥说要走的时候，我爸生气得砸了自己的小灵通，摔得粉身碎骨，后来换了一个当时最流行的诺基亚。紧接着，第二个表哥、过来当保安的姑父、当食堂阿姨的姑母、小表妹……都因为不同的原因，在一两年时光以后陆续撤出东莞。
他们来不及被记住，总会有络绎不绝的年轻人来到东莞。工业经济中“群聚”效应在这里非常典型，诺基亚、通用电气、日立、飞利浦等数十家国际排名前100位的跨国公司在当时都纷纷在东莞加大投资，而服装、鞋帽和玩具等加工业同样需要着大量的年轻人。
东莞的工人之间存在着鄙视链：外资厂、港资厂、国资厂、台资厂。台商工厂的工作状态最为恶劣，却是东莞经济起飞的主力和先导：1989年台湾致伸公司开始在东莞投资设厂，到近3年来，台企数量稳定在3400家左右，占外商中占30%。
2008年，我当时还在上初中，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繁荣而脆弱的东莞最先受到了冲击，每天都有不少的企业陷入困境、大量裁员和直接倒闭。在2009年的春节，我收到的压岁钱明显比以往少了。
当年10月，东莞最大玩具代工厂合俊玩具厂倒闭，数千名失业员工走上街头，他们和我的亲戚一样，没有更多技能。到2011年时，东莞3500多家玩具厂倒闭了约1800家。
所有的东莞人都已经明白，这里再也不需要那么多莽撞的年轻人，但也招募不到最渴望的高科技人才。就在我家附近工厂的大门上，早早贴上了“招高级技工”的告示，今年我再度回乡，发现它一直没能被揭下。工厂咬紧了牙关，将最低工资提到了3000以上，但能吸引到的工人数量依然跟不上工厂的需求。
2008年10月18日， 香港合俊集团在东莞关闭了两家工厂，超过6,500名工人失业，工人在工厂前等候消息。
危机变成“新常态”
虽然官方对于“外资撤离”有着不同的定义，但我这些年直接感受到某种变化：这是一种漫长而痛苦的恢复——危机并未过去，只是变成“新常态”。
仅在2015年，微软将诺基亚在东莞的手机工厂迁至越南，台企万士达、联胜关闭东莞工厂，为三星代工的万人大厂东莞普光停产，东莞圣心食品董事长失联，东莞美儿德塑胶老板跑路。
早在2008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便提出“腾笼换鸟”政策，鼓励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企业撤出，引入高科技企业。《联合早报》记者在2016年1月遇到一位东莞大朗镇的企业主，他计划引入机器人手臂，但将让工人从3000人缩减到150人。
2016年10月，被称为“华为心脏”的华为企业数据中心宣布迁入东莞松山湖高科技园区。2017年1月，东莞市长梁维东说道，“东莞转型升级目前处于‘胶着’状态”。按照东莞官方在2014年的计划，“2017年将实现转型升级重大突破”。
泛娱乐方程序：人力优势、街镇经济、酒店狂热
在香港电影《一路向西》中，东莞成为性意义上的刺激之旅，也成为这代香港男生在困顿和迷茫中的逃避之所——主人公在寻欢作乐之后说道，“自己之后还有自己，现在连自己都没有了”。
至少在单个市场，泛娱乐很能超越当地经济的所处阶段，其特点也被整体经济结构所决定。东莞能够获得此类盛名同样如此，制造业下的大规模、高流动、近似无穷尽的务工者和经商者构成最基础的供求关系，镇街经济模式也导致极为宽松的管控环境。
换句话说，最廉价的人力优势不仅存在于庞大的加工厂，也同时存在于这个行业。《人物》杂志一篇名为《东莞制造》的文章写道，东莞的性工作者除了例假和流产，每天都要工作，经常还会面临阴道撕裂的伤病，而领班逼着她们只能在公司里买避孕套。
在我读高中的时候，离家不远的地方开了一家夜总会，夜总会的楼上就是一座不错的酒店，在周末的深夜，这里播放的音乐能轰鸣到几百米开外，而我们都心知肚明这里经营着什么样的生意。
东莞大概是全世界豪华酒店最为密集和廉价的城市。五星级酒店可以作为招商引资的基础，还被镇街当作政绩，而没有星级酒店的则会通过优惠的土地税收政策跟进。而长达十余年的制造业繁荣，也创造了无数的展览会议和商务接待机会。
时至今日，在东莞的五星级酒店住宿的成本也远远低于其他中国城市。就在今天，绝大部分东莞豪华酒店的携程价格仅为300到400元。
2014年8月，东莞政府出动6525名警力，开展了大力度、大规模的扫黄行动。
扫黄：迟来而盛大的娱乐场葬礼
让这种极为繁荣的娱乐形式骤然停止的，是2014年突如其来的“扫黄”风暴。这一年2月9日，央视对东莞的色情业进行了报导。从当天下午开始，东莞共出动6525名警力对全市所有桑拿、沐足以及娱乐场所同时进行检查和清查抓捕。
传闻最紧时，甚至有一个说法：如果再被发现任何一家“沐足”还存在，上自市委书记，下至镇警察局的大队长，都要被立即撤职。现在，每一处娱乐场所都按照要求改装上透明玻璃，门窗不得反锁，警方掌握监控和后台密码，随时可以调取录像。
至少，我家附近的那一家娱乐场所彻底变成一栋望进去黑黢黢的鬼楼。今年我发现它终于被人工爆破了，只剩下破碎的砖石堆起来的废墟，像是一场迟来而盛大的葬礼。
我的同乡小张会在饭桌上和我回忆以前的“盛况”：“你知道东莞小姐的价格按什么分吗？身高。胸大不罕见，还可以去隆胸。身高没办法造假，所以身高越高就越贵。”
在他的讲述中，东莞的普通技师会从晚上8点工作到第二天早上6点，如果按照90分钟的一单服务收费150元来计算，她一个月至少能挣2万到3万，头牌收入则“不受限制”。当时，东莞工人的月薪只有3000到5000块钱。在富士康事件之后，他们收入也远不止如此。（注：2010年1月末至11月初，台资企业富士康在内地的多个厂区共发生14起员工自杀事件）
这些女孩所心怀的热梦和我的那些表亲们非常相似。小张认识一名湖南“技师”，以前在一家咖啡馆当侍应生，后来辞掉了自己的工作，直接来到东莞，投奔已经“入行”的小姐妹。而这一切的目的很简单——似乎也无可挑剔——为了赚更多的钱。
2016年1月27日，东莞厚街镇一个废弃的工地，一名男子正在经过。
那群年轻人建立起了一座城市，但历史不会记得
繁华场景难以再现，但是这件事情在东莞的男性青年之中已经成为悄然日常。对于这代东莞男生而言，所听所见的那些故事虽然并不光彩，但也不是完全不可以被原谅。
实际上，中国的男孩们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肆无忌惮的围绕这个主题交流和猎奇。微信群、短视频、直播间、百度网盘、草榴社区提供某种便捷，也有很多哥们兄弟在长大后开着玩笑去一些场所找些乐子——这是“房间里的大象”。（注：指显而易见但大家都对之保持沉默的现象）
东莞只是更方便地回答，“这条路到底会通向肉体的天堂，还是道德的地狱呢？”
小张对我是坦诚的，“我没去之前，和你想的一样，以为有什么接头暗号，要找哪个妈妈桑才能进去。结果一进去，人家先过来问你，‘先生，是沐足还是桑拿？’选好以后，你就被带到一个房间，没什么特别的。沐足是负责……一半，桑拿是负责全套”。
至今小张都在感慨：“那时候的老板是真有钱，为了场面真的是不计成本。”同时也会伤感，“现在是真的没有了。这个行业不会再回来东莞了，也没有那么多人需要它。”
没有人知道那些红尘究竟为东莞带来多少GDP，也没有人知道这个行业提供了多少就业岗位。那群年轻人建立起了一座城市，但历史最终不会记得他们。
饭局的最后，小张对我很严肃地说，“我只去过沐足。”
文/梅东Med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