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
火车脱轨，毒气泄露，大批动物出现中毒或死亡，一场“关乎生死”的撤离，在我们不知情间发生在地球的另一端，美国俄亥俄州。
当封锁的消息传出时，已是 10 天以后，但这场灾难的后果仍未结束，它甚至无法估量。
事件发生后，美国当地政府选择“受控释放”，点燃氯乙烯。不完全燃烧产生的大量有毒气体，形成一道道浓烟直冲云霄，数公里外依然清晰可见，顺着风势，将迅速扩散至附近城市，以及污染那条为 500 万当地居民提供用水的俄亥俄河。
国外网友在推特发文“我只敢喝瓶装水”。
一位母亲至今不敢回家，即使没有任何人阻拦。她仍然记得小儿子被感染时不停地咳嗦，两眼通红：“这是一场噩梦，现在仍然是。”
这场灾难带来的绝望，以及弥散的恐惧，不断侵扰任何一位脆弱的人。
我们回看《破碎之家》里描写灾难危机的《奥斯特瓦尔德》。它讲述了在一场核泄漏危机之后，一个家庭和一个国家所面临的危险。与此同时，也将关于灾难的讨论延伸到更广阔更深远的层面。
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比绝望的处境本身还要糟。
《单读 23 · 破碎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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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特瓦尔德》节选
以发电站为中心，上了色彩的圆圈像波浪一样向四周荡开，穿过覆盖了孚日山脉圆顶峰群的黑色森林，颜色稍浅的田野，还有城区。一位记者解释颜色的意思。红色：已经疏散。橙色：在巴黎当官的人正在考虑。黄色：覆盖了贝尔福地域的颜色，理论上说，完全不需要担心。不过，按时服用碘片还是有必要的。电视和所有人都在叨叨不休。我们，听着他们叨叨，看着他们叨叨。整个国家应该都跟我们一样。双目空空，嘴巴合不上，麻痹的念头，在大恐慌来临前弥散的恐惧气氛中僵化。沉默无语地盯着发光的电视，看它给事件的迷雾再添上颜色。焦急地看着，我们居住的地方是否被包含在或红或橙或黄的圆圈中，再或者，假如我们远离红色，则吐一口气，十分放松。在黄色之后，便是森林的绿色。假如真有危险，危险也是不可见的，这至少是一个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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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收到过碘片，三板，也许是一人一板。所有药片都过期了，估计放在这儿很久了，在高踞客厅橱柜的陶瓷大汤碗中，被护照、证件照、明信片和宝丽来相片压在最底下。我就着一口啤酒将碘片吞下，还吃了几颗花生压了压后味。菲利克斯睡着了。电脑还未关，在他的肚皮上，随着呼吸上上下下。
在电视的灰白光亮中，宝丽来相片的颜色似乎更加晦暗了。被启用的紧急装置，在阿尔萨斯的南部，孔泰北方，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一部分，还有在瑞士的巴塞尔城市州和巴塞尔乡村州。堆起的第一张照片，爸爸和妈妈，在他们结婚的日子，在一棵柳树下相拥接吻。爸爸穿着炮兵的军服，有士官的肩章。妈妈穿一件膨大的白色裙子。他还在服军役。她还是大学生。
以发电站为圆心，三十公里半径内的地区准备疏散。
㊟ 费斯内姆核电站
妈妈应该有八九岁。她穿着节日游行的军服，在一片泥泞的足球场中央，挥舞一根旋转球的球棒，球飞起在青色的空气中，在昏暗和低矮的工人住房的剪影上定住。
原因？在孚日南部的一次地震。
妈妈躺在一片沙滩上，袒露着乳房，是我从来不曾见过的小小的乳房。在照片背面，黑色鹅毛笔的潦草笔迹， 是爸爸的圆体书法，优雅而精准，写着“CostaBrava（布拉瓦海岸）1984”。
震级 6.9 级。比 1936 年摧毁了巴塞尔城的地震更强烈。
爸爸在一条长椅上，给坐在旁边的一只猴子递了一把爆米花。这是在阿尔萨斯省的一片森林，猴子山，那里生活着上百只灰色无尾猕猴。
铯 137。铀 235。锆。堆芯熔化。连锁反应。
菲利克斯在一辆紫色的三轮自行车上。我赖在他旁边，哭闹着抱着车轮不愿他走。
我请求法国人民不要恐慌。
爸爸穿着战服，和核弹军团的其他士兵们站在一枚导弹前。
云是不会在疏散地区的边界线上停住的，部长先生。
他跟我说过，在切尔诺贝利之后，他和他的士兵们负责在贝尔福区域做检测。他们被禁止泄露考察得出的不一样的数据。他什么也没对妈妈说，不过，他要求她只食用 1986 年 4 月之前的罐头食品。
㊟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现场
部长先生，假如您认为三十公里半径范围内的疏散已经足够，您就错了。疏散方圆一百公里，都根本不足够。
我坐在窗户的边缘，一只脚悬空。先祖城里始终塞满了车，一条发光的金属蛇，在懒懒地爬行。
警报的哨声升起，我惊得跳起。
这声音来自另一种现实，和我成长的现实不一样。在这另一种现实中，有炸弹和冲锋枪的响声，有逃难。警报声笼罩整座城市，传遍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广场，在萨福赫斯河上跑，涌入每一户人家，在楼道间四处窜。在建筑的外墙，窗户一扇扇地亮了起来。菲利克斯起床，坐到我身旁来，他还是睡眼惺忪。他伸了伸腰，打了个哈欠。
是马戏团到了吗？
楼下，喇叭大作。车辆都驶到人行道上，车流中让出了一条通道，军用吉普车的车队穿行而过。男人和女人的声音从扬声器传出，说话的人和吉普车一样多，都重复同一条信息。疏散贝尔福地区的命令已经落下。
经年累月，石像鬼在他喝酒、睡觉、喝酒、吃东西、喝酒、干活和喝酒的砂岩石板上，留下了一道肮脏油腻的污渍。石像鬼被人从壁瓮中拉了出来，拔了起来，钓了上来，我们也是一样。一位士兵要求我们去和其他居民汇合，穿过圣克里斯托弗广场，然后是整个旧城。队伍往前，一直行走到有军用卡车等待着我们的军营。
下楼。
他气冲冲，伸手过来抓我的手臂，拉扯我，他凶猛地定睛眼神，传达出他的焦躁不安，和他在疏散整栋大楼、只给我们五分钟收拾一点物品时，是一样的。
你们都快点。
他在门背后反复地吼。他的脸尖而长，小黑眼睛扫视着走廊，我觉得，他有一张老鼠的脸。他陪我们下楼到街上，走在我们后面。所有这些穿军装的家伙，还有女兵们，年龄都和我们相仿，他们也许以为，我们在窥伺他们不在意的第二次机会，跑到严禁进入的地区。也许，他们都有这想法。他们。
我找回了菲利克斯，还有长长的逃难者队伍。在我们数米前，老鼠脸挪动自己瘦高的背影，盖住他的灰白头发的贝雷帽，在头顶上摇摇晃晃。一位警察碎步快走，穿过广场。人们都看着他。他朝监狱的方向走。服刑的囚犯们，被拿着黑色防暴盾的警察们包围起来，列队行走。他们从监狱的灰色高墙中走出，初升的太阳照耀出一道橙色的光芒。在装甲门和将他们运到其他监狱的有铁栏窗户的大巴车之间，还有几米的距离，他们中的一些人向我们叫唤。他们的话，菲利克斯也好，我也好，或者任何人，都不能明白。他们在远处叫喊的语言，估计只有他们自己懂。
卡车的引擎在众人的沉默中噼啪响。有时候，纵队停下时，会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落下一些命令。很快，车队重新启动，缓慢前行，在其他被抛弃的车辆之间蜿蜒行驶。这是我的想象。我不知道我们在哪里。在卡其篷布后连贯而过的，是一道熟稔在心的风景，只是，我看不到任何东西。
在篷布车顶下，我们都闭口不言。乘客们对面而坐。像是围坐一张大桌却互相陌生的家庭，每个人努力不撞上另一个人的目光，避免引发一道微笑或一个问题。在卡车狭小的空间里，沉默是每个人都尽量维持的最后的舒适。
你们知道这是要去哪里吗？
乘客中最慌张的，是一位佝偻的老妇人。当她冒险提出这个问题时，大家仅限于给她一个尴尬的噘嘴。
你们知道吗？
她恐惧的眼神寻找其他人的目光。不过，其他人在躲避，盯着格子盖板看，好像要数清楚在我们的脚之间、黑色橡胶的花边上，孔洞的数量。我将头往后靠。外面的阳光将篷布照成橙黄色。
您别担心，夫人。
菲利克斯回答了她。
您别担心，夫人，我们不会走太远。
我们要去哪儿，菲利克斯也一无所知。没有人知道。老鼠脸，他应该知道。在菲利克斯的招呼下，他吐出了一个词。
集中营。
在一道桥，一栋建筑，或者一道防音墙的阴影下，篷布重新变回卡其色。老鼠脸说了一个“集中营”，就闭嘴了。我不知道，他是否明白集中营这个词的恐怖。
为什么您不跟我们多说一些？无权透露，先生。
在他的两片薄唇之间，先生（monsieur）一词的 s 音嘶鸣了起来。菲利克斯贴在老妇人的耳旁低声说了几句。 在卡车的半明半暗之中，一线光照亮了她皱褶脸颊上现出的微笑。老鼠脸朝他们投去一道怀疑的目光。他们继续有 说有笑，评论士兵，或者麻木不仁的乘客们，互相嘟嘟囔囔，一来一往。
菲利克斯将手滑进口袋，掏出一个火机和一根烟。他点着了烟。烟草的气味让卡车深处的一个男子醒了过来。
车里禁止抽烟。
哦，你就别管了，小傻子。
老太太嘶哑的嗓音，菲利克斯咯咯地笑。
您看，这是写明的，这儿，贴在这儿。禁止吸烟。
菲利克斯深吸了一口，看着他。
总不是这玩意搞死我们的吧，我想。
老鼠脸从他嘴里把烟扯走，扔到格子盖板上。用半筒皮靴的厚鞋底碾了碾。
卡车停下了，在一道魔术贴被撕开的声音中，日光照入卡车里。一位士兵抵着挡板，扫视我们。
你过来。
老鼠脸听令执行。他在老太太鄙夷的目光下，躬着高高的身体，一直走出外面。
菲利克斯和我是最早从车上下来的。
整个队列停在一座高架桥上，在两座光秃的山丘之间，这桥跨越了一个有茶色水流运河穿行而过的商业区域。风在卡车之间呼啸，传送着士兵们的声音。随之传送的，还有铃铛的声音，一群奶牛发出的哞哞叫，后者在远方出现，穿行在卡车之间。焦躁的士兵们试着将它们赶到一起，催促忙于咀嚼公路安全栏下野草的一头贪食奶牛重新动起来。然后，他们又追向另一头在悬崖边上逆车流朝北疾走的奶牛。我们逃难，牲畜在后。牛倌在引导。他一只手驾驶着四轮越野摩托车，站立起来，用目光审视这一切。在他面前数米远的地方，老鼠脸瞄准了一头发疯的家畜，它直立了起来，在兽群中蹦跳。牛倌赶来，拿一根长棍使劲地打在奶牛的口鼻上。它冷静了下来，摇摇头，赶跑看不见的苍蝇。牛倌将手放在它白色的臀部，抚摸着皮肤上大片的棕色色块。突然，他伸直手，转过身，用棍子打在老鼠脸的鼻子上。人群四下笑开。牛群也都发出默契的哞叫。菲利克斯高举双手，拍手叫好。
营地是一个偏僻的玻璃体育馆，位于一片森林和一个湖之间。我知道这个地方，虽然名字我已经记不起了。好久以前，我和爸爸来过这里。当时森林还没有因为要容纳这体育馆而千疮百孔。当时应该是在秋天，水已经干涸，露出湖底。我记得，柔软的褐绿色水藻长在溢洪道的水泥上，湖泊的水缓缓地流向一个史前沼泽地一片沉静的青绿之中。
我走进去。橡胶的气味。温室的热浪。
一位士兵坐在一台打字机后面。他递给我一张卡片，我读完，眼睛就挪不开了。这张卡上面写着，我要始终将它带在身上。在内政部的抬头下，是我的姓名和我的长期住址，也就是妈妈在贝尔福的住址，90000，沃邦河岸 3 号。
黑色的字母，在蓝色的墨线上。这是我的难民卡。我将之对折，塞进口袋。不要丢掉，也不要看到。
本是学年假期的时光在流逝，看不见的逃难，消失的警报声，听不见的灾难传言。这段时间，我们是在一个湖底度过的，与世隔绝，只剩下我们的假设、我们的恐惧，还有哑巴的军人们，他们，出于莫名的原因，生活在这片森林对面的布罗尼亚的村庄。他们的影子在池塘边，在散步的道路上，还在放有集装箱的停车场上游荡，而集装箱中关着的正是监狱的囚犯们。夜晚，士兵们在体育馆的一个阴暗角落处站哨。知道他们在那儿，包围着我们，给这些毫无差别、接连而过的日子的软绵绵的无聊，增添了一点威胁。
阿尔萨斯省有一大部分地区的人群都被疏散了。有消息称，在塞莱斯塔北部，居民们的生活几乎是正常的。可是，那些和我们一样，不幸身处地图上一个被粉笔圈起的地区的人，就要在紧急援助中心睡觉、生活。所有的集中营都和我们的相去无几，像苍蝇一样麋集在一条假想的线上，据说，跨过这条线，即使不可见，微小的危险也是存在的。我们应该相信。我们在安全的地方。这是还能运行的收音机和半导体告知的，哪怕手机的信号始终空白，彻底无望。这些古老的玩意，也许是从地窖或者阁楼翻出来的，是那些比我们更明智的人带来的，他们也许是老练的露营者，在不自知当中，为这次在体育馆的逃难生活做了准备。大卫便是这些人之一。他的收音机一整天放在枕头上，将我们吸附在四周。它聚集起了一个在其附近生活、吃饭、思考和说话的群体。我们转动小小的锈蚀旋钮，摆动被胶布固定的天线，朝往一个可以收到任何声音的方向，好在哪个偶然的方向上，接收到在老式收音机的一点频道的声响，像哗哗的落水声。天线的方向从来不是固定的，变化莫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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