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下令江州义门陈氏分家．陈家曾经受到朝廷多次褒奖，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仁宗敕赠陈家祖宗五代为公爵，希图“率土之人咸化同堂之义’，为什么仁宗要拆散这个“义门”?陈氏分家之后，由三千余口聚居的家族，变为约300个小家庭、小 “义门”，这种弥散式的演化，对社会有怎样的影响？“义门”被历史看重，究竟是什么原因？
有关江州陈氏家族的生活，我在《江州义门与陈氏家法》一文中作了评述，关于“义门”聚居的凝聚力，在《“郑氏规范”的剖析》中谈到，这篇文字，是对前二篇的继续。总的意图，是要对聚居大家族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并通过对“义门”的解剖，求得对封建时代的社会状况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一、众官监护分家，是因过于盛大
江州义门分家，是遵从朝命，不得已而进行的．这件事见于家谱，不见于正史官书。崇阳庄彝陵系民国二十三年编修的《义门陈氏大成宗谱》卷三《义门分庄纪实》称：“溯自伯宣公落籍江州一十三世，萃族三千七百余口，屡沐皇恩，恪守祖训，不敢分析。今嘉祐七年七月初三日，奉旨以义门盛大，欲矜存保全之。敕江南西路转运使司官谢景初、郡牧吕诲、户曹刘献、邑宰穆恂、湖口镇巡检范彬等，众官临门，监护分析，至明年三月议始定。以太宗皇帝御敕‘知延守继’等十二字，依昭穆世次分别大小，派定二百九十一庄拈阉，大宗小宗各相率领，星分棋布，遍迁诸州县。外奉旨市买田宅四十有三，不在阉内。计开… …” （下按5支．分列291个庄名）．这篇纪实是当时的家长陈泰写的。分家之后11年，即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七月，陈譔写《义门分庄回忆》，复述了陈泰的话，有些地方却说得更坦率，如说：“今因文彦博、包拯、范师道、吕诲上疏论泰家太盛”，“车马拥门，监户分析，岂容抗拒”。又，该谱卷五《义门历代家长事迹及世系表》陈泰的名下夹注云：“传此时相国文彦博等奏毁陈氏，有叛逆意，故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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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陈氏家谱提示的线索，我翻阅了《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大诏令集》、《宋名臣奏议》、《文潞公文集》、《包孝肃疏议》等书，还没有找到相应的印证。《德安县志》也没有陈氏分家的记述。吕诲由殿中侍御史出知江州，是嘉祐六年四月，陈氏分家正值其任内，然而吕诲是否疏论陈家太盛，除陈氏家谱之外未见其他记录。可是，分家是由于朝廷下今一事，各本“义门”陈氏家谱都言之凿凿，使人不能不信。而翻检正史、地方志和有关官员的文集，又得不到印证，叫人不能不疑。这个矛盾怎样解析？
假设事属虚无，是陈氏后人伪造，那么他们为什么作伪？可能是为分家作辩解。陈氏是历朝敕封的同财共处的“义门”，“义声彰于邦国”，却突然分家散伙，是不遵祖训，乖违了“负荐之理”，是不“义”。为了不遭此责骂，遂制造奉旨分家的情节，不得已而为之，这样便于“义声”无碍。
然而，这种假设难于成立。分家是正常的社会现象，历古及今，没有一个不分家的大家族。一个父亲名下的子孙，长大后分开，各自独立生活．发展成新的社会家庭单元．这是实际生活的必然结果，有益于社会发展。家族内人际关系等因素，是次要的，只对分家的早晚、分离的形式与气氛起作用。陈氏义门也必然要分开（此点后面还会谈到），可是客观上有极大的压力，无人敢首倡。压力就是义聚不分的祖训，与多次的朝廷旌表的诏命。而十多代聚居生活的习惯，也是可怕的思想惰力。必待一个特殊的外力，才能启动。嘉祐七年的圣旨就是这种动力。如果前述朝命与众官监护是伪造的，就犯了欺君之罪。这是不可能的。又如果是元代以后的子孙制造的，那么这有什么意义呢？社会已经改朝换代了，时隔久远了，祖先分家的历史陈迹用得着编造假证据吗？是否因朝命而分家的情节，对于明代或清代的“义门” 后裔，决然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如果真的没有仁宗的分家诏命，他们完全可以直说家族太盛，不由不分，于祖先的名誉毫无损伤，毋须精心编造历史。何况“众官监护”、“有叛逆意”等词，不是褒扬的证明。综观唐宋时代的诸家“义门”，没有不分家的，他们的后裔都不以此而遗憾。反之，陈氏后裔编造奉旨分家的故事，并没有获得丁点好处。所以，作伪的假设不能成立。
崇阳庄的《义门陈氏大同宗谱》除录入《义门分庄纪实》、《义门分庄回忆》以外，卷六还有一篇《熙宁二年分庄世谱旧序》，作者是陈知柏，他在序中写道：“窃拟己身不如意事，十常有八九。即吾家蒙旨分析，以数百载义聚而一旦父子分门，兄弟烟析，岂所愿见之哉。然不欲分者祖之教，不得已分者上之令。”深切地表示了他对“分家”的“不得已”态度以及必须分离的决定性因素。陈知柏实际上说出了“义门”陈家的思想主流。这是“义门”成员值得称颂的惋惜。于是纳入他们的传统而延续了下来。中经南宋初年和元末明初的激烈战乱，“义门”陈氏受到沉重打击，而其后裔对家族的荣耀历史的怀念没有减弱，记述依然详明。
我们现在研究中不能不遗憾的一点，是这件史事在地方志中得不到印证。德安县志虽然录入不少“义门”故事，却根本不提分家的事。这种阙失，是修志者的疏忽所致。如果是断定无奉旨分家的事实，应该辨析，不使讹传下去。比如同治德安志对与“义门”有关的疑点，都有“按语”明辨是非，就是对“分家”事只字不提，似乎陈氏聚居没有时间下限。不仅只此，正史与文集中也不见记载，同样是缺憾。不过，不宜因此就否定家谱资料的研究价值。人们所研究的历史问题中，只有孤证的例子并不稀见。而且，我们也不能说凡是正史或名人文集中没有的就是不存在，就是不可信，关键是看所说内容是否真有道理：
基于以上思考，我们还是凭借家谱资料，探究义门陈氏分家的前因后果。
依上引家谱文字，可以明白三点，即分家的时间、原因和强制情景。最关键的是原因。所谓“有叛逆意”应是讹传，因为没有按叛逆治罪的痕迹。过于盛大，确属实情．三干多人团聚不散，听命于家长，这是当时仅有的大家族，是潜在的可怕力量，谁能保证陈氏永远不会产生反抗宋朝廷的人？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陈氏“义聚三千四百余口”，是岁应举而登科者45人，任朝官者18人，为路州县官者209人。如此景况，宋朝统治集团能不特别重视，其次在陈氏家族内，也是很警惕的。三千多人的大家族，诸事丛错，矛盾复杂，难免有不肖子孙，很可能有人触犯王法，给家族带来灾祸。所以设置多种防范措施。既有家法33条，又有家规12则，还有家训26点在灌输封建伦理的同时，更强调家长的权威，设刑杖厅，“家严三尺法．官省五条刑”，目的就是制服 “不肖”成员。事实证明，管束虽然严密，仍然不免会出漏洞。景德三年，陈泰的侄孙陈延赏任容州知州，赴任经过德安，见家族中“有不肖卑幼知崇私图，… …并不告知家长，擅将庄田卖在豪民户下”。吕蒙正给陈家的赌诗中说：“科甲已看前代盛，云礽长愿后人贤，” 这是语重心长的祝愿、有意地给陈家敲警钟。为着保全这个几代皇帝褒扬过的“义门“，宋仁宗下令其分家，临门监护，格外的郑重其事。这在历史上绝无仅有，是当日社会上的特大新闻，也可以看作是陈氏家族的特殊待遇。所以，尔后各处“义门”陈氏的家谱中，都将嘉祐分家一事视为“荣显”。
看看陈氏家族的实况，即可发现已难维持同财聚居的生活，分家势在必行。其一，历届中进士为官的子孙人数不断增多，他们生活在外州别路，已是独立门户；其二，聚处德安祖居的成员，人稠口众，耕地面积和小农业的自给能力都有限，生殖繁衍超过饱和界线，非分散生活不可。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以食指太繁，曾分遣千余口往庄舍就食。至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众思时节归侍遥远，聚会失期，似亏义气。告之宗长，乃创小屋五百间于东佳以处之，今之黄州庄回归院是也”。回归院，即招待所，便于就食遥远地方的子孙省亲时住宿。这个举措，实际上是部分地分家，表明了聚居的历程快到尽头，星散四方的一页即将揭开。
二、拈阉领田宅，散布七十二州军
陈氏分家的方法．是按辈分房族拈阉，一个小家得一处田庄，共计分成291庄；另外，“奉旨市买田宅四十有三，不在阉内”。陈氏家族原来共有的田宅产业，现在分成了291份，可见其占有的耕地何等广袤。然而，这还不是全部田产。据陈譔《义门分庄回忆》说，“亦有因仕寄庄，大约四十有三，俱系天圣三年所奏置者。更有庄外立庄，不暇计及”。所称奏置的43庄。可能是陈家的部分官僚们所独有，不是大家族全体所共有的，所以没有列入拈阉范围。《分庄纪实》中开列的名单，按5支房族排列，每人名下写明田庄名称，共计291份，也就是291家。以分家前夕家族的3700人平均计算，每家约12.7人，大致可信。
凭借分庄名单，按照现今省县区划，能够判别清楚的约200个，由此可以看出它们分布的地域非常广阔。它们是：江西省：南昌、浇州、赣州、南安、吉安、宜春、乐平、临川，靖安、彭泽等50余州县；江亦省：太仓、湖州、昆山、江都、仪征、无锡、宜兴、江阴、六合等30余州县；浙江省：钱塘、处州、严州、金华、会稽、鄞县、余姚、丽水，江山等23个州县；湖北省：荆州，武昌、汉阳、鄂州、黄陂、江陵、嘉鱼、黄冈等22个州县；福建省：汀州、漳州、闽县、晋江，建阳、崇安、侯官、邵武等19个州县；安徽省：安庆、合肥、毫州、芜湖、贵池、宣城、当涂等16个州县；湖南省：长沙、衡州、常德、华容、湘乡等10余个州县；广东省：惠州、南海、东莞、新会、顺德等10余个州县；山东、上海、四川、广西、陕西等省市区也各有几个州县。此外，约有100个庄名没有联系到州县，难于判定所在。虽然如此，陈氏分家以后，其成员散布到大半个中国的事实，确属无疑。无怪后来的“义门” 陈氏祠堂内楹联写道“义聚三千七百口人间第一，庄分七十二军州天下无双 ”。
陈氏家族的田宅散布在如此广阔的地域，有无可能？我认为须作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所列的庄名与州县名，是清道光二十七年以后的谱牒所载，很可能包含了几百年间的迁徙变化因素，似不宜把它看作完全就是嘉祐七年分家时的实况，百分之百的一样。另一方面，不拘泥于每一地名的绝对性，而是就其分布的广阔程度来考察，是可能的。这是陈氏义门十余代人不断经营，逐渐积累起来的。他们家是特大型的官户，世代的官僚子弟随任所而置办田产，因而庄舍很分散。据崇阳庄的家谱卷五“义门事迹”的“庄田”条所记，天圣初年“准敕下谓：义门且与众户不同，许从便置产。故得于江南、江东凡名区诸路市买田宅，大小三百九十一座，为子孙给衣食之业。外私置四十余座”。仅此一次增添的田庄即分布很广阔。由于分家事体重大，又是上有朝命，下有众官监护，不能不做得格外仔细．分得清楚明白，记载详备周到。每一庄名都是系于人名之下，而人名不见有重复。庄名连着州县名，部分庄名单独出现，这可能是几个田庄都在一县之内，记录时有省略。现在我们不熟悉这些庄名，也就联系不到州县名，无法确定他们的所在地。
特大型的“义门”陈氏家族彻底瓦解了，其成员在大半个中国居住繁衍开来。由于这个家族有久远的义聚传统，家族成员的思想意识无不深深地留下“义门“的印记。于是，这个家族共同体的粉碎，导致了“义门”精神在广大区域中扩散开来。八百余年之后的清朝同治年间，金华胡凤丹《重刻旌义编序》仍然说：“海内以义门著姓者，咸推陈氏，而吾郡浦阳之郑．十世同居，垂三百年，孝义之风，与陈氏相辉映”。可见。“义门”的影响非常深远，不亚于“义门”存在的唐末北宋时代。对于保持“义门”传统精神，陈氏家长们极为重视，在分家之际就有所交待。
三、“义门”精神是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
陈氏“义门”消散，而“义门”精神仍在。这精神的内容是什么？是财产的家族所有吗？不是．是家族的大锅饭生活模式吗？不是。是陈氏家族赖以维系的精神支住——忠孝伦理。
嘉祐七年分家的时候，家长陈泰等人在分庄的同时，即立下规矩：“遵奉分析之后，凡我宗人务各谨守先世成规，恪秉义方遗训，建立祠堂，每岁春秋，各庄家长率同族众，虔备祭仪，依时享祀，敦行孝梯，光显祖祊。将见今日一义门，后日千百义门，皆自今始。共期勉旃”。这个维护“义门”名望的目标，看来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他们所说的成规、遗训，是尊祖敬宗，敦行孝梯；“义门 ”的核心是以忠孝为首的封建伦理道德。
留在德安县义门陈氏祖居的一支族人仍然是人数众多的大家族。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流寇李成劫掠到德安，陈氏家族成员与流寇“会战四日，擒其头目”。他们由于人丁多，父子兵扩大而为家族兵，所以能够与破坏性猛烈的流寇对抗，并击败了流寇。到了南宋后期，德安陈氏再度得到朝廷嘉奖。嘉定五年（公元1212年）二月十四日，“江州言：德安县进士陈炎状：……自建炎以来，高祖至炎及孙，委实七代同居．有一百余口，自幼至长，不蓄秋财，乡里父老，众所共知。乞加旌表。诏与特赐，旌表门闾，仍令长吏致礼”。这个事实说明，家族共财聚居的传统在“义门”故土没有消失。财产归家族共同所有，是义门陈氏长期聚居的物质基础，当拈阉分庄之后，大家族共有的财产分解为小家庭各自所有，聚居便消失了。但是财产不是固定的。而是在聚散两者之间变易着。老“义门”的田产是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分家以后的各小家庭依然有演化成大家庭的可能，决定点全在家长的思想倾向。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年）赵鼎写《家训》时候说：“同族义居，唯是主家者持心公平，无一毫欺瞒，乃可率下。”可谓真知灼见。持心公平的要求好说，真能做到就极难。家长处事不公，欺隐时出，聚居必然破裂。可是，关于为人须忠孝的要求，却是普遍性的，并不因为不聚居而放弃。
客观事实是，“义门”陈氏自从分家以后，再没有形成第二个同样规模的聚居大家族，可是，“义门”意识却仍然很浓烈，“义门”事迹到处传播。产生这种差别的主因，在于社会需要的不是合族聚居，而是忠孝与驯服。聚居只是表面形式，忠孝观念才是内容。自古以来的统治经验，都以忠孝为钳制人群思想的核心内容。北齐颜之推《家训》开篇即说：“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颜氏这样要求子孙是有根据的。《论语》第二章写道：“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提倡忠孝，为了清除犯上作乱。以此为“本”，不言而喻．无怪乎《宋史?孝义传》序言述其主旨是：“冠冕百行莫大于孝，范防百为莫大于义。… …率天下而由孝义”，所以作孝义传。该传记录了58个传主（不含附传者），义门陈兢是内中的一个重点；在陈兢的事迹中，特写了参知政事张洎和宋太宗的对话，其中说陈氏“世守家法，孝谨不衰，闺门之内，肃于公府”。这就是说，陈氏能比官府还有效地消除犯上作乱的因素。宋仁宗嘉奖陈氏“义门”时说：“良民一乡之表，旌之，则为善者劝矣。” 特授其家长陈蕴为江州助教。可见，忠孝这个根本，在陈氏家族得到很好的贯彻。他们的子侄孝悌，听命于家长，而家长率领家族全体，忠顺于朝廷。正因为能够如此，所以历朝赞扬他们．
率先表彰陈氏为“义门” 的是南唐主李昪，称其目的是“旌表孝悌” 。继其后的是宋太宗，他据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张齐贤的奏报：“陈氏积世义门，全家孝友，给子蠲免杂役的优待。宋真宗的措辞更具特色，诏令将陈氏家法33条“赐王公以下各一本，使知孝义之风”。宋仁宗的敕文则称“陈氏孝义之风卓然无比”。
陈氏家族长对忠孝的重要性，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在其《家法》序言中强调说：“易日：家正，而天下定。是故圣人垂五教，敦九族，凡以使后之人知夫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之道耳。我家…..代传孝悌，世继典坟，由是子孙众多，上下和睦，… ….”非常直率的表示，要以周公孔子所确立的父母兄弟子五者之间的关系准则，作为治家的纲领．同财聚居的生活，是以正名定分的“五教”为精神支柱的。
社会重视的是父子兄弟夫妻之间的伦理准则，而“义门”陈氏正是以恪守伦理著称，于是“义门”分家之后，几百个家庭带着“义门”荣誉与自豪，扩散到数十个州县中去，也就是通过几百个实例，把忠孝伦理宣传到广大地区中去，其效应决非空洞的说教可比。明了这个基本点，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在“义门”陈氏分家以后五百多年的明朝嘉靖年间，官府还要查访“义门” 遗址，表彰其事迹。
为什么历朝封建者看重“义门”家庭，借他们来传播忠孝伦理？因为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单元，“五教”自家庭开始。各级官府与大小官员是推行者，而千干万万个家庭是实行者。在自然经济的社会条件下，个体农耕劳作，是最基本的劳动方式；手工制造业紧密依存于个体农业，简单的协作，或者是家内协作，同样是个体劳动。他们一辈子的劳作空间和活动范围，以家庭为界限。在总体上官府与老百姓直接发生联系，中间没有其他社会组织。没有众多的各种行业的生产组织，没有大量分门别类的专业机构，所统治的居民不是象现代社会中那样纳入各种组织，而是散布在各自的小屋檐下。统治者对居民的思想征服和行为管束，主要是通过家庭去实现。所以，家庭、家族的社会作用，超过了现代社会，承担着对各个年龄组成员的管教责任。在这样的生活基地上，产生了相应的政治思想，把国看作是家的扩大，家庭与国家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孟子?离娄》：“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因此，经典论点是“家正而天下定”。
如何治家呢？《礼记》曰：“家无二尊”，“家无二主”，要“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贵贵尊尊，义之大者也。… …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又曰：“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可见治家和治国是同一个原则，同一条标准，没有差别。
要达到家无二尊、国无二君的目标，就需人人的言行合乎“义”。义者宜也。《礼记》曰：父、子孝、兄良、弟弟、父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 统治百姓的圣人致力于“修十义”，使百姓“尚辞让，去争夺”。毫无疑问，传统的国与家之间关系理论，是人们信奉的经典不易之论，深深渗入社会每个细胞，各种版本的家训、族规、家法，无不虔诚地贯彻。很显然，陈氏家族在各家“义门”中是最有效地实践着这套经典理论，是对家族实行“公府“式治理的典型。通过十余代家长的经营，陈氏严格按君臣父子之道管束着数以千计的族人，俨然是个小王国，自觉地充当朝廷统治百姓的执法官。族权，作为封建王权的补充，在陈家表现得十分明显，而且是更经常、更具体地发挥它的统治效能。
四.陈陆“义门“比较
江州“义门 ” 陈氏是罕见的特大型聚居家族，“它能够使大批农民安于现状而不反抗，替官府消除了许多麻烦”，是“整个封建统治大厦的支柱”。他们家族超常的聚居凝聚力，来源于家族的经济制度和管理制度，也由于其家族长们的主观行为不同于一般。对这些方面，我在《江州义门与陈氏家法》、《郑氏规范剖析――兼论义门聚居的凝聚力》两文中，已经有所论述。现在再将金溪陆九渊家族的内情与陈氏家族比较，换一个角度来观察“义门”的历史地位。
抚州金溪县陆氏家族也是“累世”义居的“义门”，其日常生活制度是“公堂之田，仅足供一岁之食。家人计口打饭，自办蔬肉，不合食。私房婢仆，各自供给，许以米附炊。每清晓，附炊之米交之掌厨，炊者，置历交收；饭熟，按历给散”。尤其有特色的是，每天还要念诵训诫词语：“劳我以生天理定。若还惰懒必饥寒，莫到饥寒方怨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食贪多折人寿，经营太甚违天命”，等等。陆氏家族内，管事的家长只论辈分，不强调德才。家族内的小家室经济相当发展，可以“自办蔬肉”，因而不能“合食”，是极有限的大锅饭生活。对“私房婢仆”这群下层劳动者，实行“各自供给”的政策，允许“以米附炊”，把他们与家族成员区别开来，着眼侧重在照顾各个小家庭的利益。这是务实的管理方法，然而对聚居来说却很不利，起着瓦解聚居的催化剂作用。由于聚居的经济基础很脆弱，而私房势力很活跃，所以维系家族统一体的手段，不得不依赖早晨、饭后念诵训词。训诫的核心内容是强调天理主宰一切，企图制约人欲膨胀。一方面是私房势力发展，致使家长们恐慌，提了“戒贪”，不准“妄思”，规劝说“经营太甚违天命”，另方面是适应私房的需要，推行大锅饭、小锅菜的膳食方式，明显地给私房经营以方便。这方面要求众子弟“将孝悌酬身命”，维护家长的尊严和统治地位，禁止他们妄思，哪方面是使奴唤婢，自办蔬肉，扩张私房，有增无已。于是，将富贵贫贱的差别辩解为“天理定”，借助“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条，遏制瓦解家族的趋势。陆氏族长的用心良苦，却不会有多大的效果。在尊长们使奴唤婢，各房自办菜肴的气氛里，所谓孝友之行，只能是表面文章，“名曰义居，安得人皆知义，不过强合尔”！大家族聚居的躯壳，正是在小家庭经济的发展中逐渐破裂走向消亡。
陆陈二家都称为聚居大族，都受到旌表为“义门”，他们都要求家族成员孝、义，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然而是表面的，在实际内容上，二者有很大的差别。陈氏的聚居是实在的，财产的家族共有和消费资料分配的某种均等，正在坚持实行；农耕劳作，是主要的生产活动。陆氏的聚居仅仅是形式，家族共有的财产已经退居次要，各私房的经济实力很强盛；家族的财源主要是药店的利润。陆九渊说：二兄九叙“独总药肆事，一家之衣食日用尽出于此。子弟仆役分役期间者甚众，……后虽稍有田亩，至今计所收仅能供数月之粮，食指日众，其仰给药肆者日益重，公周旋其间如一日也。”经营药店，周旋于商旅，逐利于四方，冲破了农耕的狭小地域和家族生活小圈子。在如此生活实践环境中，还要维持聚居共处，便只好凭借言词训诫。由于实行的与提倡的二者的脱节，所谓聚居便是貌合神离。可是，陆家也受旌表为“义门”，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前述的论点，即封建统治上层看重的不是聚居生活，而是能否灌输忠孝伦理。陆氏家族每日坚持念诵训诫，“闺门之内严若朝廷”，自然是符合“义”的要求。
陆、陈二家族的差别，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历史启示？第一，“义门”是封建社会制度下的产物，是封建政权的缩影。家族共财聚居，以父系血亲为纽带，留有原始社会的印痕。在血亲族属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下面，清晰地显示出封建等级统治关系。“义门”之内不是世外桃源，家族中长幼之间的辈分关系，家长与成员之间的尊卑关系，主人与婢仆之间的阶级关系，都是“肃于公府”或严若朝廷”辖制统治关系，表明它是封建肌体的一部分，是实施封建等级统治的典型单元。
第二，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农耕生活，是“义门”聚居的坚实基础。以劳动体力为基本条件农耕生产，活动的地域极小，对外联系几无，创造的剩余价值有限，大家的生活方式单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简单协作，便于聚居，也便于管理。农耕的成分越大，聚居得越牢固。直到解放前夕，在偏僻闭塞的农村。依然容易见到聚居四五代的大家族。这一点，古人也是明白的。南宋王栐，对会稽“义门”裘氏十九世同居、家无异炊的生活，实地进行了考察，得出的看法是：“裘氏力农，无为士大夫者，所以能久聚而不散；苟有骤贵超显之人，则有非族长所能令者。况贵践殊途，炎凉异趣，父兄虽守之，子孙亦变之，义者将为不义矣。”
如果聚居家族中人在农耕之外，更有人经商及为官宦，维持聚居就更加依恃强制与训诫，表现出“家法严肃”、“闺门肃于公府”的特色。家长们多方防范子弟进入市廛，接触商贾。金华义门郑氏的“子孙从化，驯行孝谨，不识廛市戏嬉事”。他们家族虽然开设店铺，追求“子钱”，却是“委人启肆”，不能让子孙经营。所以闭塞保守，是义门的一个特点。
第三，重视读书，强化封建伦理道德教育，是维持义门聚居生活的必备条件。农耕与读书，被认为是人生处世的两大根本。陈氏办有院学与东佳书堂；陆家的老三九皋专门“授徒家塾”，老四九韶制作了训诫词；郑氏族中五岁小儿即导之学礼，八岁发蒙读书，以孝悌忠信为主旨。
教子读书的首要目的，是使他懂得并实行忠孝伦理。所谓“闺门之内以孝友为先务，平日教子孙读书为学，正为此事”。知书识礼，是起码的也是最基本的要求。而礼义的核心，是坚信“孝悌为人生之大伦，尊卑乃上下之定分”。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提倡和科举考试的导向，提高了这种教育的价值度，也刺激了家族实行这种教育的自觉性。其效果，使族权得到维护，忠孝观念深入人心；同时也形成了注重读书的社会风气，出现兴办书院和私塾的热潮。读书与办学的传统，会突破义门”躯壳和封建的时限，继续发挥作用。孝悌伦理的本来成分将被新社会吸收。
第四，陈陆二家的差异表明，聚居大家族分析为小家庭是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历史的进步。即便是封建时代，经济活力仍然是和商业贸易联系在一起，生产力的提高也要和人的利益挂上钩。吃大锅饭的陈家，牢固地，牢固地保护着家族长的权威和利益，数以千计的成员，全靠家族长开恩，才能得呆某些实惠。在陆氏家族中，各小家庭的利益得到认可和保护，“私财”逐渐多了，便有条件自办蔬肉。他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比较有生机。各小家虽然还受制于家族长，但是约束力已经很弱，聚居难于维持。陈氏虽然聚居力特强，可是一旦分家之后，就永远没有聚合起来。历史的事实是，血亲伦理依然重要，却不能要大家族的大锅饭生活；民依然以食为天，却绝不能只是种田。
第五，封建统治者旌表“义门”的主旨是提倡忠孝，灌输封建理论，这一点在宋以后的朝代中，一直坚守勿替。由于陆氏家族长对子弟们的训诫苍白无力，社会上看重的还是陈氏“义门”。南宋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朱熹为陈氏谱写序，其中说：“君亲大理，忠孝一道。……为人臣所当鞠躬尽瘁，为人后所当慎终追远，而不可一毫或忽也。今阅陈氏谱帙，上溯姓原之始，下逮继世之宗，明昭穆以尚祖也，系所生以尚嫡也，序长幼以尚齿也。列像赞以尚思也，非大忠大孝而能之乎？”由于陈氏的长期”义居“，故此朱熹大讲其忠孝传统。
南宋嘉定十五年（公元1222年），真德秀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发布《潭州谕俗文》,提倡湖南百姓学习“义门”陈氏。他说：“昔江州陈氏，累世同居，聚族至七百余口，前代常加族表，至今称为义门。……江湖之间，境土相接，岂有江西之人能为义举，而此独不能”。真德秀推崇的“义”，毅然是以忠孝为核心的生活实践。
五百余年以后，明朝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江西九江府“奉巡按江西监察御史萧、批转饬德安县访查义门陈氏故址，即令有何现存遗迹，逐一查出，立碑表识，必垂久远”。德安县查访之后报告说：“本县常乐（里）四图实其故里。… …兴孝兴悌，将以树之风声，吊古怀贤，伏望扬其阙里”。地方官府寻找陈氏义门故址，立碑表识，依然是重在幸佛，希望借“义门”，这个典型宗族，使封建伦理道德蔚为社会风尚。
总而言之，“义门”的价值，在于它有效地使用忠孝伦理的思想武器，控制住了众多的劳动群众，使他们守王法，纳官租，不敢犯上作乱．代替官府随时消解着统治危机。江州德安陈氏“义门”是其中的范例，所以得到朱熹的高度评价．抚州金溪陆氏“义门，得到宋理宗的族表，以后就少有提及；陆九渊的理学造诣不亚于朱熹，却远没有朱熹那祥的地位，其中原因，可能既远因陆氏家族的成员各自“经营太甚”，也可能因陆九渊 “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名言。他还教人“要当轩昂奋发，莫凭他沉埋在卑陋凡下处”。实践这些观点，在家族内部的统治关系上，无异是对家长权力的挑战；扩而大之，人皆为尧舜，皇帝的至高无上权威便被否定；人皆不处卑下之位，等级秩序就无法维持。潜在这许多危险，明显地违背封建忠孝礼义原则，自然不能为封建统治者尊崇和传扬。
提倡“义门”，就是要强化忠孝意识，使百姓的言行纳入封建轨道。“义门”的作用、意义和历史影响，全在于此。
来源：游子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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