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适的来往信集里，能找到这样一封写于1921年2月14日的信：“北京的燕京大学虽是个教会的学校，但这里的校长Dr.Stuart是很开通的人，他很想把燕京大学办成一个于中国有贡献的学校。
“上星期他们议决要大大的整顿他们的‘中国文’一门。若改良好了，一定可以影响全国的学校。他们不论薪俸多少，都肯出，最重要的是全不受干涉。他们很诚恳的托我，我也很诚恳的请你对于这个提议作一番细细的斟酌，并希望你给我一个回信。”
信件的收件人是周作人先生，而信中提到的“Dr.Stuart”，正是当时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
燕京大学有33年的校史，而这位金发碧眼的传教士担任了27年的校长。是这位外国人毅然提出：要使燕大彻底中国化。
时至今日，如果你沿着杭州的中山北路一路向前，在一处十字路口，你还能找到一处名叫“耶稣堂弄”的巷子。
“堂弄”是地道的中国街道称谓，而“耶稣”则是西方基督教信奉的神明，两者的结合，正如那个年代西学东渐的风气。
19世纪的七十年代，一个名叫约翰尔·司徒的美国传教士跋山涉水来到美丽的杭州，带来了他的信仰与福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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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杭州天水堂教会传播着基督教思想，并在日复一日的传教中爱上了这片土地，扎根于此。约翰尔夫妇在这里开办学堂，不收学费，但是只有一条——学生不许缠足。
1876年6月，这位传教士的家庭增添了一位新成员。他的儿子司徒雷登诞生在这里，生得金发碧眼，是典型的外国人长相。可他是吹着西湖岸边的风长大的，他不仅有一个中国胃，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
轻快悦耳的杭州话跃动在一个外国孩子的舌尖，邻居家的孩子们都拿好奇的目光打量他。
司徒雷登就像是出生在杭州的无数孩子中再普通不过的一员似的，他和小伙伴们穿梭在杭州的各个景区，会偷偷地爬上古庙的老树摘野果，也会划游船、吃野餐、看社戏。
他在江南水乡一直长到17岁，才随着父亲回到美国念书，故国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那样的陌生。他需要重新适应这个完全崭新的环境，刻苦学习。
与杭州一别就是十余年，当已经成长为一名传教士的司徒雷登继承父亲的衣钵回到中国时，他还是那副杭州化的模样：身着深灰色的丝棉袍，头戴珊瑚顶瓜皮帽，手捧水烟袋，时不时地吸上一口。
即使是与朋友吃饭，司徒雷登也从不到西餐厅。他算是吃杭州菜的行家了，吃饭到要到清河坊里最正宗的王润兴饭店，点菜也颇有讲究，开口便知道不俗：“醋鱼要带鬓,件儿改刀炒菜心,木郎豆腐免辣重胡椒,要烧得入味；晌铃儿要毫烧否则不脆……”
带鬓是指一鱼两吃,件儿是五花儿咸肉，木郎豆腐实则是鱼头豆腐。最传神是那句“毫烧”，如果不是在当地生活许久，哪里能猜到这是“快”的意思呢？
他对杭州的热爱，在他对杭州菜的熟悉和挑剔上就可以略见一斑。多年后他的学生请他吃谢师宴。
他用杭州话感慨道：“中华为余第二故乡，杭州是我血地，皇饭儿的杭州菜使余难忘！”如果当时要选出中美饮食文化的交流大使，那么杭帮菜的外籍代言人非司徒雷登莫属。
1947年，杭州市政府甚至为他颁布了“荣誉市民”称号。当地的民众都知道这位传教士的喜好，贺礼不送别的，只送杭州的特产：杭扇杭剪、都锦生丝、杭州绸缎、西湖毛巾。更不消说还有金华火腿和龙井茶叶。
传统西方人的家族观念重，司徒雷登的父亲让他出生在杭州，是他与杭州的缘起；而司徒雷登选择让自己的孩子也在杭州出生、成长，似乎也预示着彼时他已经决定在这方土地上奉献自己的一生。
1918年，司徒雷登接到美国南北长老会的命令，要他在中国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正逢北京几所教会学校与普通高校合并，需要有一个在此之前和几所学校都无瓜葛的人来出任校长，而精通中英双语的司徒雷登正是最合适的人选。
他赋予了这所新组建的大学以“燕京”之名，和最初的九十三名学生一起，在狭小破旧的校区白手起家。
1919年的燕京大学一穷二白，只有五间教室、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以及一间教员办公室。它能发展到之后的宏大规模，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司徒雷登出色的社交能力。
师资匮乏、学生稀少、条件简陋……司徒雷登到处找人募捐，又万般无奈地暂时以奖学金来留住学生。
想要燕京大学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地位，在现下的废弃工厂边是必然行不通的。他骑着毛驴或是自行车，有时只单凭步行，在北京四郊不停地寻找合适的校区选址，最终发现了清华园周围的一块空地。
空地的主人是山西督军陈树藩。司徒雷登不仅说服他让出这块地，还争取到了极低的转让费。
他的诚恳打动了陈树藩，后者把转让费的三分之一用来设立奖学金。于是，以玉泉山塔为对景，这块地方被重新命名为“燕园”，亦是如今北京大学的主校园。
迁校址、盖新楼、招新生、聘良师，处处都要用钱。司徒雷登为此返回美国不下十次，凭借他非凡的口才和说服力，为燕京大学募集到了150万美元的资金。
建校所用的资金，85%都是来自于这样的募捐。
司徒雷登请来美国著名的设计师墨菲为燕京大学的新校区做总体的规划和设计，在外表上全部采用中国古典宫殿的风格，内里的陈设却使用当时最现代化的设备：暖气、热水、抽水马桶、浴缸、喷泉。
这处中西合璧的美丽校园终于建成，清华园的故事就此开始。
没有良师的大学不过是徒有其表，司徒雷登为了招聘兼有素养与学问的教授，开出了高额的薪资，广托友人，许诺不会干涉教授的一切教学。
教授不必信教，中外教师享受同等待遇。胡适作为被司徒雷登邀请的名士之一，虽然最终没有在燕京大学任教，但还是被他的诚恳打动，说服周作人前往。
正是这样兼融开放的环境，才造就了燕京大学的群英荟萃。这里的教授各个学富五车，哲学系有冯友兰、张东荪，史学系有钱穆、顾颉刚，文学系有周作人、郑振铎，西方语言文学系有吴宓。
司徒雷登任校长27年，燕京大学培养出了五十多位院士，其中不乏周汝昌、冰心、孙道临等家喻户晓的人物。
作为一名传教士，司徒雷登的职责就是传播教义，广泛吸收基督教教众；可是作为一名校长，他有责任与义务去培养学生追求真理的精神，有独立的思想。
双重的身份，几乎把他割裂成了对立的两面，他必须做出抉择。选择前者，他是一个失职的校长；选择后者，他就是一名失败的传教士。但他终要抉择。
从燕京大学的校训就能得知司徒雷登的答案——“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不应要求学生去教堂作礼拜, 或强求他们参加宗教仪式, 不应在学业上优待那些立誓信教的学生, 也不要给那些拒绝信教的人制造障碍。它必须是一所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大学, 允许自由地教授真理, 至于信仰或表达信仰的方式则纯属个人的事。”
他选择了以温和的方法奉行基督教的教义，将西方的基督教义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最终化为对社会服务的强调。
这样一位优秀的校长，自然受到师生的爱戴。但当我们翻阅燕京大学的校史，会发现司徒雷登的校长任职只到1945年。
原因出在这一特殊时间点中美关系的转变。马歇尔任命年逾七旬的司徒雷登为新任驻华大使，看似极其恰当，可这一荣誉的加身开启了他晚年的悲剧生活。
1949年解放战争接近尾声，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国民党对大陆的统治政权基本覆灭。作为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他们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这样有利于美国的发展，并在同时联系北京，希望通过洽谈来改善中美关系。
可没等北京方面回应，来自美国纽约的一则电报就已经粉碎了司徒雷登的想法。国务卿艾奇逊语气果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并命令他立刻返回美国。
争取无果，蚍蜉又如何撼树？万般无奈，司徒雷登只能收拾行李，离开这个他度过了大半生的地方。
当他从飞机的舷窗中最后一次俯瞰中华大地的时候，美国国务卿正发表了一则白皮书，名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将美国“失去”中国的责任全部推卸到了司徒雷登的身上。
这一则白皮书的发表，斩断了司徒雷登和中国再续前缘的可能。他是被美国政府推出来的“罪人”，无可辩白。
他回到美国之后，辞去了大使的职务，一文不名，生活拮据。此前做大使的积蓄，大部分被他捐出做建设燕京大学之用，晚景着实凄凉。
司徒雷登在中国度过半生，回到他的故国，既无亲人，又无社保，以将近八十岁的高龄也没有人会雇用他。
仅在回国三个月后他就中风卧床，失去了自我照顾的能力。而他的妻子早在二十多年前就于北京病逝，司徒雷登无人照顾，全靠美国一家慈善机构的资助勉强度日。
1955年8月1日，司徒雷登留下遗嘱：“我指令将我的遗体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遗体为邻；我并指令，如果此种安葬证实不可能，则上述骨灰可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如果不葬在燕京大学与妻并骨，那么葬在何处，对他而言都是一样的。
1962年，在中风偏瘫十三年之后，司徒雷登还是带着无限的憾恨离开了人世。
闻一多先生在《最后一次演讲中》这样总结司徒雷登的一生：“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司徒雷登本质上就是一个传教士，却又是一个不合格的传教士。他奉献毕生精力的事业是教育，而在他任校长期间没有强迫过全校任何一名师生信教。他受美国的教育，也读中国的书，赞同“有教无类”。
即使历经人世沧桑，司徒雷登还是坚持认为，文明是没有国界之分的。它来源于某个民族，可它属于全世界，属于全人类。
而站在今人的角度，我们难以用单一的评价定论他的“好”与“坏”。因为他的选择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选择，更是时代的选择、命运的选择。历史的洪流裹挟着每一个人往前走，是逆流而上，还是顺流而下？
站在时代岔路口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