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全球教育治理的行为体之一，跨国公司对推动全球教育发展发挥着重要影响。跨国公司通过发挥其独特的资金与技术优势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活动，这既符合其自身发展需求，也有助于建立企业的全球价值贡献形象。在参与治理活动的过程中，跨国公司扮演着“捐助商”“共建方”“设计师”“营造家”及“创新者”角色，为全球教育治理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建设教育项目、开展教育活动、搭建交流平台、推动教育创新。跨国公司在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进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其自身缺乏一定的中立性和权威性、追求社会责任时伴随着利益矛盾等。文章通过对跨国公司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动因、路径、现状分析，为中国企业助力全球教育问题的解决提出建议。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各国利益休戚相关、命运紧密相连。全球范围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活动日渐频繁，越来越多的行为体参与到全球教育目标的实现过程中。这其中跨国公司的经营与国际社会环境的平等、安全息息相关，跨国公司基于其自身的利益诉求及社会责任感参与到构建更好的社会秩序中。在对外投资和全球治理中，跨国公司占据重要的主体地位，近年来许多世界大型跨国公司逐渐意识到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性，并主动成为其中的主体，借助多样化的方式和手段，尝试影响和改变全球不同地区的教育政策，将应对全球问题与企业未来的发展战略结合在一起。本文将通过分析跨国公司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动因，归纳参与路径，并对未来发展中的挑战进行分析，为中国企业未来助力全球教育问题的解决提出建议。
一、动因分析
跨国公司是指“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地区）设立分支机构，由母公司统筹决策和控制，从事跨国界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实体。” [1] 作为全球治理的主体，跨国公司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不仅要聚焦企业内部，更要关注企业外部，才能保持自身长期可持续发展。其原因主要有：第一，资源破坏、环境污染、城镇化带来的种种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普遍关注、必须以全球之力来处理和克服的问题。跨国公司作为国际经济的市场主体，无法回避上述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行动。第二，工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各种严峻问题对跨国公司（尤其是对资源和环境依赖性较强的公司）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一定的限制和阻碍，如不能有效解决，将严重影响跨国公司的发展。第三，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在市场和品牌竞争日益激烈的经济环境下，为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塑造和巩固企业的品牌、树立自己的社会形象，跨国公司致力于进行公益性的社会教育，也是一种内在需求。 [2]
跨国公司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领域几乎覆盖从学前教育、中等教育到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再到成人和继续教育的各个阶段和类型，从学生和教师发展的个体层面到学校改进的机构层面再到教育制度完善的系统层面，从创新性教育理念、学习文化等“软件”到人工智能技术、教育技术装备、学校基础设施等硬件，从传统的课堂教学到数字化教学和在线教育等方方面面，究其动因，可大致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跨国公司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有助于建立全球价值贡献形象。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19年发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底，有2.584亿儿童、青少年和青年失学，占该年龄组全球人口的1/6，其中约5900万小学适龄儿童（约6~11岁）失学，6200万初中适龄青少年（约12~14岁）及1.38亿人高中适龄青年（约15~17岁）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 [3] 超过2亿在校读书的学生普遍缺乏阅读和基本技能，尽管其中大多数完成了小学教育，但参与社会活动的技能不足。为了遏制这种趋势，需要多个利益相关者（如政府、民间社会和多边机构、捐助机构等）采取全面行动。 [4] 跨国公司通常具备资金、技术、创新以及人才优势，通过资金、劳动力流动网络、创新、宣传和技术在内的要素来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教育体系。教育的发展能在解决社会就业、改善企业经营形象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有助于增强民众对跨国公司的信心。 [5]
展开全文
二是跨国公司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符合其自身管理发展需求。2007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报告指出，“改善教育有利于私营部门培养熟练的劳动力，提高购买力（假设受过良好教育的儿童成年后更有可能从事高薪工作），提高生产力 [6] 。”跨国公司可通过参与教育项目、提高员工的技能而受益；通过与当地合作，伙伴合作开发新市场，测试新的商业模式或产品并进入新市场；提升品牌知名度；通过对教育的长期投资，巩固公司在当地社区中的存在价值；参与教育治理还可以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士气和降低离职率。因此，跨国公司凭借其内驱力主动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将其市场目标与社会需求相结合，促进企业自身利益发展，同时实现了对参与教育领域的可持续开发与维持。
三是跨国公司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践行其责任担当。全球化深入发展使企业的社会责任已超越国界。跨国公司通过签署联合国“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履行在教育、发展方面全球规范的承诺，承担起全球性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表明，技术知识和信息对国家的经济增长起着关键作用。因此，对新知识的获取、采用和改进能力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而这种能力正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所缺乏的。缩小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已经成为关系未来全球繁荣的国际性问题。跨国公司积极致力于技术知识的传播，以提升东道国当地的科技和教育水平。例如，波音公司在2015年通过FIRST机器人技术挑战赛（FTC科技挑战赛项目）在全球共辅导了7500余名学生，以激发学生对工程和科学的兴趣。波音公司在中国发起的“放飞梦想——波音航空科普教育系列活动”（Soaring With Your Dream）是其两个最大的海外培训项目之一，2009年—2022年覆盖了中国各省14万名中小学生。 [7]
二、路径分析
跨国公司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有多种途径，有学者认为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跨国公司与政府间国际组织合作开展活动；跨国公司和非政府间组织进行合作；跨国公司以独立负责的方式组织开展活动，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参与到全球教育治理中，都会给跨国公司带来短期或长期的实质性及无形的收益。 [8] 孙进等对跨国公司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方式做了进一步总结，提出了四种基本路径，分别是资助者路径、实施者路径、推广者路径和促成者路径。 [9] 笔者结合近年来跨国公司实践经验进行创新性归纳，总结了跨国公司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五种路径（见图1）。
图1 跨国公司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路径
（一）全球教育治理经费的“捐助商”：跨国公司提供资金与技术
跨国公司通过向国际组织、东道国政府及其教育机构、各国的慈善和公益组织提供资金和实物，以支持其教育活动。跨国公司在此扮演的角色是“捐助商”，主要负责提供资金或实物支持，不亲自参与项目的设计和实施。当跨国公司的业务远离教育领域时，或者所涉及的教育活动仅需要来自外部的资金支持时，多选择此种参与方式。通过这种参与方式，跨国公司为缓解全球教育的经费匮乏问题作出重要的贡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2018年共获得67亿美元的资金捐助，其中来自私人领域（企业、基金会等）的捐赠金额大约为15亿美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民教育高级别小组强调私营部门在教育治理中的参与价值，指出捐助国、国际资助机构和政府必须扩大与私营部门的合作，为全面的全民教育议程调动资源。英特尔公司通过“英特尔（Intel）教育计划”资助中国大学前沿技术项目的研发与合作，捐赠大量软硬件设备，共建联合实验室，合作项目涵盖计算机系统结构与电路、软件技术、人工智能等诸多领域，为国内外高等院校提供与输送了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经验。该公司自2003年启动“求知计划”，致力于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信息技术能力，为青少年提供有针对性的社区课外教育活动。“求知计划”在全球已累计培训超过50万名来自中国、巴西、墨西哥等国家的中小学生。除此之外，英特尔公司还为教育活动、人才培养提供资金或物资保障，如英特尔公司于2006年为支持中国农村教育信息化建设，捐款了1万台电脑。2007年，英特尔公司再次面向中国农村中小学生现代远程教育工程项目，提供了2000余台学校教学用的计算机；赞助中国“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提供学生奖学金；鼓励人才培养及教育创新发展。 [10]
（二）全球教育治理资源的“共建方”：跨国公司与政府共同设计与实施项目
跨国公司利用其技术和专长设计并实施与自身业务活动密切相关的教育项目，服务东道国乃至全球各国的教育发展。在大多数场景下，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国际组织和相关机构合作，因此能够充分利用跨国公司的资源优势推动教育的发展是其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最主要的一种方式，也可被认为是最理想的一种方式。
联合国“全球契约”致力于通过挖掘企业优秀案例、整合资源等活动促进企业参与全球治理。从2000年7月的50家企业开始到2022年4月，已经发展到160个国家的12,000家企业，并增加了劳动力、民间社会和其他参与者。 [11] 跨国公司在参与过程中不断为该组织开发创新的解决方案，在教育等领域贡献自己的力量，以应对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联合国也通过该组织将其普遍原则融入企业的行为。例如，2018年10月，华为公司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创新中心（ICHEI）建立了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在非洲和亚太区域的教育领域开展合作，支持亚非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加速海外人才生态建设。 [12]
（三）全球教育治理项目的“设计师”：独立开展教育活动
跨国公司通常具备敏锐的市场洞察能力，基于全球化背景下结合自身业务发展的新需求，跨国公司通过开办自己的教育机构或独立举办教育活动，作为“设计师”直接提供教育服务。例如，英特尔公司认识到人工智能对缩小数字鸿沟，帮助解决不平等、贫困等经济和社会挑战的重要性，开办人工智能学院（AI Academy），为学生、教授、数据科学家、开发人员等提供资源和培训。学院开设自定进度的课程、现场研讨会、网络研讨会，提供从通用人工智能到深度学习等主题的培训内容。再如，该公司于2021年启动青年人工智能—全球人工智能准备计划项目（AI for Youth-Global AI Readiness Program），旨在以包容的方式让青年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和社交技能，改善最弱势群体受教育机会，促进教育领域的包容与公平。这既符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也将企业自身业务融入其中。目前，该计划正在全球14个国家及地区实施，承诺到2030年将扩展到30个国家，覆盖3万家机构，帮助3000万人。 [13]
（四）全球教育治理环境的“营造家”：跨国公司搭建平台促进多方融合
跨国公司拥有覆盖全球的市场营销网络，利用该优势，扮演“营造家”的角色，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宣传和倡议活动，引起人们对于特定教育项目或议题的关注，甚至影响教育决策者、教育机构和教育者的观念和行为。2003年起，壳牌公司（中国）启动了可持续发展能源计划，并与北京环境和发展研究中心合作。2006年，双方联合编制了“可持续发展能源”教材并进行出版，面向中国中小学生开展关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教育教学活动；2022年，该教材已经被全国200余所学校所使用。 [14] 再如，法国安盛集团（AXA），作为全球领先的保险集团，为了强调让孩子学习交通知识的重要性，2015年5月与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联手发起“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安盛移动安全体验教室之旅”公益活动，通过提供移动安全体验教室，使得儿童和青少年在参与中学习交通安全的知识。2015—2016年，“移动安全体验教室之旅”走进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个城市的社区、公园、学校和儿童活动中心，组织了86场安全教育巡展活动，超过30万孩子和家长受益，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15] 壳牌公司（中国）通过搭建平台，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拓展其经营理念，并将其延伸扩展到社会中，彰显了跨国公司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价值，在商业利益和社会公益上实现双赢。
（五）全球教育治理模式的“创新者”：跨国公司站在未来教育发展的前沿
跨国公司凭借其强大的影响力，通过呼吁自身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挑战（如后备人才缺乏、员工子女基础教育缺乏、不安全的学习环境等），引导所在地教育决策者关注和解决问题，进而跨国公司根据自身的发展诉求对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规格提出要求，影响教育改革的方向，推动相关教育政策的讨论和完善。
培生集团（Pearson）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国教育和出版公司之一，总部位于伦敦，其业务几乎涉及教育的所有领域。除了提供面向学生和教师的服务之外，培生集团积极推动教育政策的讨论，参与教育政策的制定，如培生政策和学习中心（The Pearson Center for Policy and Learning）通过举办会议和论坛，讨论及分享的政策信息。跨国公司提出新的教育议题，对教育主管部门提出应对教育挑战的方案，通过开展研究活动分享新的教育观念、传播新的教育思想、探讨新的教育政策方向，在教育政策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6]
三、面临的挑战
尽管跨国公司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维持商业利润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始终面临诸多挑战。
（一）跨国公司的权威性易受质疑
跨国公司作为全球治理主体之一，在教育政策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组织全球教育决策者的网络，汇集政府内外的决策者共同探讨、推动教育的系统性变革同时，国际社会始终保持两类声音，一方面呼吁跨国公司应更多地投入全球教育治理，充分利用其在资金、技术、知识、人员、网络等方面的优势资源助力全球教育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对于跨国公司缺少权威性、公益性和中立性颇有微词。
（二）跨国公司的盈利驱动与社会责任动态平衡易被打破
跨国公司的企业属性决定了商业目标位于其首要位置。一些跨国公司在全球教育治理中，难以把教育功能或社会责任放在首位考虑，与商业利益发生冲突时往往难以做出让步。跨国公司在利润丰厚的地区投入产出效益往往较为明显，虽然对局部地区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却从整体上加大两极分化的局面。此外，一些跨国公司为了牟取最大利益，与所在地决策者、管理者存在利益输送问题。鉴于此，不仅善治的目的难以达到，反而会激起民众的不满情绪，甚至引发社会矛盾，如爱立信公司为了加快设备运送，向伊拉克海关官员支付便利费、贿赂和潜在的恐怖主义非法融资。 [17] 统治者和跨国公司的腐败行为，使得国家面临治理挑战。 [18]
四、对中国企业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建议
随着许多中国公司业务拓展，已经有很多中国公司大力发展海外业务。在中国公司参与国际商业事务的同时，其本身也成为产业交流和人文交流的重要机构。随着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增大，中国企业承担的全球教育职责和使命也会随时增多，中国企业应做好相应准备。
（一）持续增强自主创新“硬核”能力，提升教育治理数字化水平
衡量一个民族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其中最核心的标准就是自主性。全球价值链的成果与利益的产生，直接关系到全球创新资源的整合能力。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1年的第12位。 [19] 中国不仅已经成为国际前沿创新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重要贡献者。 [20] 因此，为充分发挥中国企业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优势，需牢牢把握全球价值链所带来的发展机会，持续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品牌建设，利用数字技术赋能教育治理，提升数字化治理水平，进一步提升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二）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发挥大众媒体“软核”能力，增强教育领域话语权
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的角色日益突显，社会各界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呼声将愈来愈高涨。有学者认为，跨国企业在期望获得公众正面观感的同时，加入各种社会责任倡议，可以避免国家更具体的管理和公民社会团体的批评。 [23] 中国的跨国公司可积极参与全球社会责任倡议，一是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实践交流与宣传场景，进一步提高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同时获得与联合国机构等国际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参与国际规则的机会；二是企业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有利于在国际社会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和长期稳定发展。
另外，跨国公司遍布全球的营销网络有助于其快速触达目标群体，在宣传和倡议活动中引导人们关注特定的教育项目或议题，可引起教育决策者、企业、教育机构和教育者的观念和行为的转变。这里所说的转变既包括较浅层次的变化，如引发人们对特定议题的关注，也包括更为实质性的改变，如说服人们亲自参与问题的解决。例如，阿里巴巴利用其遍布金融等平台（如支付宝等）在全球发起捐赠，引发民众关注特殊儿童教育、女童教育、乡村教育基础设施等议题的关注，鼓励民众献爱心并参与到这些教育项目中。
（三）继续提升教育问题解决能力，积极参与制定教育领域国际规则
各大政府机构在制定教育领域相关重要规范、规则前，往往参考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案例或经验。而这类经验通常是在国际组织开展的多边磋商或进行倡议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企业可以积极参与此类活动，抓住机会表达自身诉求，在全球范围内输出中国经验，为全球所面对的教育挑战提供新的思路，彰显中国提供教育解决方案的能力。例如，受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影响，世界各地普遍存在教育中断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远程教学，网龙公司积极参与其中，推出的全球学习社区Edmodo支持远程课堂管理，并成为官方推荐的学习平台之一。网龙公司共享线上教学“中国经验”，并运用其强大的用户资源以及全球学习社区Edmodo的教学协同力量，为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提供远程教学帮助。全球学习社区Edmodo是一个全球性教学网络，目前有着超过一亿人注册的用户，覆盖了世界上192个国家，为中小学学生创造了一个沟通与合作的网络平台，供学校教师、学生、管理者和家长使用。 [24] 2020年5月，腾讯作为中国科技企业代表，加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全球教育联盟，旨在为全球受疫情影响而被迫停课的超过12亿学生提供紧急线上教学支持。同时“腾讯安全”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信息技术研究所组织的《在线教育平台个人数据安全指南》编写，分享其平台安全性维护的实践经验，引发社会、教育机构等对于在线教育平台安全性议题的关注。 [25]
五、结语
跨国公司参与并促进全球教育的发展符合跨国公司自身的利益，同时能为企业赢得良好的社会声誉。近年来跨国公司已经参与到各国教育发展的方方面面，成为全球教育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的非国家行为体。 [26] 但与诸如健康卫生、环境卫生等领域相比，跨国公司目前对教育领域的社会责任投入占比较低，其潜力尚未得到完全发挥。未来，中国企业，无论是成熟的跨国公司还是拥有市场潜力的创新性企业都应积极参与到全球教育治理中，发挥其资金、技术、知识、网络等方面的优势，扮演好捐助商、共建方、设计师、营造家和创新者多重角色，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与各国政府、国际组织等产生良好的协同效应，助力全球教育问题的解决，惠及全球教育发展。
参考文献：
[1]黄河等. 跨国公司与全球治理[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96.
[2]王通. 跨国公司的教育功能浅析——以壳牌公司为例[J]. 东方论坛，2009（5）：76-80.
[3]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UIS）. New methodology shows that 258 million children, adolescents and youth are out of school[R]. New York: UNICEF, 2019：1-16.
[4]JUSTIN V F，GABRIEL S Z，BESHARATI S. Corporate social investments in education in Latin America & the Caribbean: mapping the magnitude of multilatinas’ private dollars for public good[M]. 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2012：1-22.
[5]ANDROMACHI A，JOHN W S. The social contex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nriching research with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multiple levels[J]. Business & society，2015（3）：322-364.
[6]ZAHRA B.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education: filling the governance gap through new social norms and market multilateralism?[J]. Globalisation, societies and education，2008（6）：55-73.
[7]波音: 波音公司官网[EB/OL].(2022-12)[2022-12-29].
[8]孙进，燕环. 全球教育治理：概念·主体·机制[J]. 比较教育研究，2020（42）：39-47.
[9]孙进. 全球教育治理：国际组织、民族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互动[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0：425-428.
[10]Intel. The future for education[EB/OL].（2022）[2022-04-16].
[11]United Nations. The global compact: advancing corporate citizenship in the world economy[EB/OL].（2020-10-25）[2022-04-12]
[13]Intel. 2020-2021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Report[EB/OL].（2021）[2022-05-29]
[14]壳牌. 可持续发展[EB/OL].（2021）[2022-05-29]
[15]安盛. 社会责任[EB/OL].（2017-08）[2022-10-29].
[16]ZAHRA B. The business case for transnational corporate participation, profits, and policy making in education[M]. Wiley:New York, 2016:419-432.
[18]李刚. 论跨国公司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及其局限性[J]. 管理科学文摘，2008（5）：65-66.
[19]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2[EB/OL]. （2022）[2022-10-18]
[20]张颖.RCEP框架下中国参与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的路径[J].当代世界，2022（9）：45-50.
[23]张蛟龙. 参与全球治理:中国跨国企业的角色[J]. 国际关系研究, 2017（2）：127-139，158.
[2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最聪明的投资：企业参与教育框架[EB/OL].（2013）[2022-03-12].
作者简介：马瑄蔚，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苑大勇，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教育治理中心研究人员
来源：《世界教育信息》2023年第1期
世界教育信息
投稿网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