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三年来，由疫情导致的焦虑、抑郁比例升高已是业内共识。中科院院士陆林曾称，疫情防控期间“全球新增超过7000万抑郁症患者，9000万焦虑症患者，数亿人出现睡眠障碍等问题”。疫情以来心理健康服务需求也大幅上涨，针对青少年抑郁等，业内呼吁尽快整合生物、心理、社会等康复模式，建立多专业团队的连续服务体系。
央视截图。
只有6.8%的青少年抑郁患者获得了社区支持
“我估计今后儿童青少年抑郁、焦虑的患者，主动寻求高质量专业服务的比例肯定会远远高于2016年，那个时候不到10%，”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党委书记谢斌说，“我认为这种模式，一旦真正得到推广，应该有比较好的效应。”
谢斌的乐观及谈论的模式，源于2018年前后出现的一批关于上海宛平南路600号的漫画、短视频和周边。宛平南路600号是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所在地，2018年前后，谢斌注意到这些网友创作的文创产品， 那时业界正在讨论患者因病耻感不愿寻求治疗的问题。
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郑毅是儿童精神科专家，他牵头完成了中国首个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医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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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举行的“多变环境下青少年抑郁防治的探索与实践”研讨会上，多位专家都谈到了类似的问题。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郑毅解释，由于社会歧视、病耻感、精神卫生知识不普及等原因，一些孩子出现的淘气、焦虑、情绪等仅被当作是适应能力的问题，而非精神疾病，诊断治疗明显存在明显不足。
在谢斌看来，近些年600号周边的走红和出圈，背后是更多人开始重视精神健康。“五年前，一个人说自己抑郁都是觉得见不得人的事，”北医六院主任医师姚贵忠也有相似的感受，“越来越得到社会的接纳，患者可以坦然面对。”
不过，虽然社会接纳度有所改善，但仍有诸多不足。现场发布的《2022年青少年抑郁症功能恢复蓝皮书》显示，74%的受访家庭认为，“社会支持”是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功能恢复最有效的支持手段，这包括来自家庭、学校和同伴的支持。虽然家庭支持较普遍，但只有6.8%的青少年抑郁患者获得了社区支持，学校支持的比例也仅为42.2%。
同时，仅有10.3%的受访者认为社会支持的力度感到满意；86.1%的患者认为，“社会对精神类疾病的不了解及污名化”是导致不满意的主要因素。“所以青少年患者和家属需要更多的支持、理解和包容。”抑郁互助社区“渡过”的CEO李香枝总结道。
在现场，一个常被提到的思路是，搭建涵盖全社会的服务体系。“学校、家长和医院密切的合作或者是多向、双向的转诊，对孩子的康复是非常重要的。需要各级各类政府、机构、医院、学校通力的合作，制定大政方针帮助孩子成长。”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刘华清说。
谈及此，姚贵忠呼吁，应整合生物、心理、社会等康复模式，由多专业团队提供连续的服务。这种服务模式目前在国内还很罕见，因专业背景的不同，各角色间鲜有重叠，有时还存在冲突。例如，精神科医生因时间有限、社会心理干预经验不足，通常只负责“看病”；心理咨询师缺少医学背景，有时不能准确判断孩子需要什么干预措施，是否需要转介到医院；社会康复服务供给较少，主要依靠家庭提供机会。
“我自己觉得我们现在很缺少，没有多少这样的资源，”姚贵忠举例，在美国，通常由精神科医生领导多专业团队，团队成员包括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其它医护人员等，实现连续的社会干预服务。
在嘉兴市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总站，心理健康服务专业人员在接听24小时心理与家庭教育咨询热线。从2021年开始，浙江省嘉兴市教育部门积极推进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站建设，目前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已经覆盖了嘉兴全市各县区。 新华社发
家庭、压力与自尊
作为社会支持的关键组成部分，家庭在青少年抑郁防治中扮演者关键角色。刘华清坦言，他参与儿童青少年抑郁症工作近30年来，很多儿童青少年抑郁情绪问题和环境、遗传有关，尤其和家庭环境有关。
北师大心理学部教授乔志宏也谈到这一现象。“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讲，影响最大的是社会因素，”他说，“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带来的极端事件，都会让我们感受到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以及整个社会的不良特征，普遍带给青少年一些压力，这些压力会让他们失去生活的动力，会让他们失去学习的乐趣，从而他们不再有奋斗的欲望。”
清华大学社会心理服务研究中心管委会副主任倪子君介绍了近期的一项研究。一名学生如果长期处于压力之中，会导致海马体体积变小，即使学生考上了很好的学校，长期学习和记忆能力也受损了。但有一类学生并不存在此现象，他们有能力面对挑战、挫折、失败和负面评价。研究发现，高自尊的孩子即使处于长期压力，还是可以保持大脑健康发展。
“所以自尊是非常重要的，自尊会在压力源和心理世界之间建立一道牢不可摧的防线。”倪子君说，“所以我们给孩子提出高标准要求时，要不遗余力保护孩子的自尊。”
如何理解和衡量自尊？倪子君引述了专业量表中的一系列提问，包括，“我认为自己是很有价值的”“我觉得我自己有很多的优点”“总的来说，我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者”“我做事可以做得和大家一样的好”“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地方”“我对自己持有一种肯定的态度”“整体而言，我对自己觉得很满意”“我要是能更看得起自己就好了”“有时我的确感到自己很没有用”“有时候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等。
介绍这些问题时，倪子君不断反问，家长是否对孩子说过贬低孩子的话语，如“你这样下去将来没有什么前途”。在她看来，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对待孩子的方式将影响孩子会建立什么样的自我评价，进而影响孩子的自尊水平。
如何帮助抑郁自我评价低、自我感觉差的孩子修复自尊？倪子君建议，家长和孩子沟通时，不要用“哪里没做好”的思路，而应当是“你已经很好了，在经过学习和他人提醒之下你可以做得更好。”即，从负面的缺陷观，转为积极的资源观，当孩子犯错时，不可以在人格层面全面否定，而指针对具体的行为进行纠正和教育。
“一个具体的例子，你怎么这么懒！不可以这么讲，你要具体地讲，今天看起来房间有点乱，书到厨房。接下来你可以从行为上给他一个提示，书摆放有序就更好了。你保护了他的自尊，而且告诉了他怎样的行为是更加好的。”她说。
采写：南都记者 宋承翰 郭若梅 发自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