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梦华录》中，池衙内跟张好好这对欢喜冤家最终还是没能走到一起。表面上看，张好好的眼光很独到，嫁的是“穿越男”手上还带 “夜光表”。往深里追究恐怕还是池衙内的身份和能力有限，做不到为张好好脱籍而已。究竟怎么一回事，今天白羽就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一、池衙内的秘密
衙内一词，是由“牙内”传讹而来。古代的“牙门”指的就是军队的“辕门”。唐朝后期以及混乱的五代十国，藩镇割据，兵荒马乱，将领们为了提防手下士兵造反，所以在牙门之内由本家族的子侄带领亲兵拱卫。
到了宋代崇文抑武，文官在衙门内的子侄也一并被称为“衙内”。 所以，池衙内的身份要么是高官的儿子，要么就是侄子。
但是，池衙内的身份依然是一团迷雾。说他是官宦弟子，却被漕运小吏当众羞辱。说他是市井之徒，却又跟顾千帆沾亲带故。
顾千帆的老爹原型是丁谓，能跟宰相之子在一起玩的，级别也不会低到哪去。池衙内曾经一时说漏了嘴，居然喊了顾千帆一个“萧”字。从两人的交谈和行为举止来看，很明显是旧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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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家仔细回忆一下，顾千帆的顶头上司雷司公可是皇城司的主官，也就是北宋最大的特务头子。顾千帆是萧钦言亲生儿子这么大的秘密就连雷司公都蒙在鼓里，池衙内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纨绔子弟从何种渠道得知？齐牧堂堂清流领袖总不至于逢人就四处宣言，这个秘密掌握在自己手里，才是克敌制胜的有效武器。
电视剧中明确地说顾、池两人是一起长大的发小，彼此知根知底。但是，这会带来新的问题。池衙内的身份不低，为什么还会对一个小吏低声下气？
二、池衙内的背景
通常官宦子弟就意味着身家清白，可以参加科举。但是，何四等一众帮闲子弟曾经说过，池衙内是十三行之十二行总把头，却不能科考。以池衙内的智商，能不能考得上是一个问题，能不能参加科举才是大问题。
在大宋朝，如果没有点深厚的背景关系，恐怕很难保持商业上的既得利益。《知否》中，盛宏的老爸考上了当朝的探花，才能娶勇毅侯独女。盛家的女儿们之所以能够嫁入豪门，靠的就是盛宏他爹当年打下的根基。
宋朝是个商业背景浓厚的朝代，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知否》当中，盛宏曾经多次宣扬说，要把林噙霜手头上的铺子给收回来。官员虽然不能经商，但是他们的管家可以。官员利用职务之便，再由管家出面经营田产、铺面，所得的资金再进行“回流”。这就是宋朝士大夫们表面风清气正，廉洁自律，心照不宣的秘密。
如果池衙内不是官宦子弟，却无法参加科举，这一点就显得非常离奇。我们不妨做一个大胆的假设，池衙内可能是其中某一位宰相的侄子，因为他的官场失意，牵连池衙内不能参加考试。
我们翻开北宋的历史，逐一做一个对比。真宗时代的宰相有寇准（柯相）、丁谓（萧钦言）、齐牧（李迪）先后都被贬谪地方。
柯相、齐牧属于皇太子（宋仁宗）阵营，跟丁谓、钱惟演等人的皇后派（刘娥）势均力敌。柯相、李迪是将顾千帆的身世当做打击政敌的工具，绝对不会跟池衙内这种纨绔子弟分享秘密。
钱惟演是吴越大族，他家的孩子不至于这般没出息。
在澶渊之盟中立下大功的曹利用也有重大嫌疑，他的最高职务是枢密使、同门下平章事。但是，老曹为人处事缺乏圆通，得罪的人太多，怼过李迪，整过王曾，得罪过内侍罗崇勋，明道二年被贬房州时自杀。老曹的儿子曹渊在任邓州税监，此时已经远离朝廷中枢。
以上人选派排除之后，池衙内的身份此时基本就是三选一，
要么就是疑似王若弗亲爹的王珪，
要么是怂恿宋真宗封禅的王钦若，
要么就是操持宋真宗封禅的王旦。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隔壁王叔叔、邻居王叔叔、街坊王伯伯之间任选其一，反正一笔写不出仨王字来。
如果不是这仨人之一，老白情愿以后将王字倒着写。
无论池衙内的后台究竟是谁，其实都已经不重要了。一个职级堪比宋江的小吏就让池衙内跪在泥水地里，充分证明他的靠山此时已经倒台，他的十二行霸主地位易主也只是时间问题。
不然一个小吏怎敢当街羞辱一个正牌衙内？大宋朝要真是这么风清气正，林冲也不至于被逼到那般田地。
所以，池衙内选择投资赵盼儿，其实也是一步妙棋。
三、如何正确地赎身
既然搞清楚了池衙内的靠山早已倒台，指望他用官方背景去为张好好脱籍肯定不现实。那么，池衙内家里那么有钱，可不可以花钱疏通关系？
如果单单靠金钱就能脱籍从良，太多的青楼女子自己就能做到，又何必仰人鼻息？在大宋朝，张好好脱籍很难，宋引章脱籍却很容易。在电视剧中，两者却完全相反。因为张好好属于朝廷直接管辖的官妓，宋引章则属于地方管辖的营妓。
北宋的教坊专司宴乐，是宫廷中最主要的表演组织，同时也是宫妓的最主要管理机构，其官员虽然负责对演员的召集，节目的排练，却未必能够决定官妓的脱籍和人身自由。
宋徽宗曾言：“后庭女乐，肇自先帝，隶业大臣未之享。”
《梦华录》中，张好好说自己曾经亲自受到官家的表扬。如果按照宋代的管理制度，凡是能够在御前表演的官妓，必然会被召入“仙韶院”。仙韶院地处宫禁之内，乐妓皆被视为皇帝的“内人”，外臣不得轻见。
在《邵氏闻见录》载：真宗东封西祀，礼成，海内晏然。一日，开太清楼宴亲王、宰执，用仙韶女乐数百人。有司以宫槟不可视外，于楼前起彩山障之。乐声若出于云霄间者。
由此可知，仙韶女乐偶尔演奏仍“不可视外”，须以彩山为障，哪怕亲王、重臣一般也只可闻其声，不得见其面。
池衙内想接近张好好，有几颗脑袋能被砍？就算张好好是一般官妓，想办理脱籍也是艰难至极。汴梁城是天子脚下，官妓能否暂离本地，是否能够脱籍，裁量权往往是由教坊司、妓乐司、衙前乐营、等多个部门管理。
杭州的宋引章属于地方的营妓，最终决定权往往掌握在知州或者县令手里，脱籍之事难度大大降低。
《宋史·杨简传》载：“杨简，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年举进士……知温州。移文首罢妓籍，尊敬贤士。”
杨简认为乐妓“坏乱人心”，刚上任到温州，第一件事便是将当地所有官妓除籍，使之从良。由此可见，知州对此类事务拥有决定权。杨简的做法在当时属于非主流，绝大多数知州、知县对乐妓除籍都持保守态度，往往苦留不放。通常只有在年老、色衰、残疾之时才准许从良。
《夷坚志》记载：袁州妓冯妍因色艺出众，契约期过两年仍被当地郡守强留，直到她失明才得落籍。
由于地方官有极大自由裁量权，在某些情况下，官员也会因一时高兴而特许乐妓除籍，这时会显得极为随意，并没有什么一定之规。其中，苏东坡知杭州时就发生过类似的趣闻。
《侯鳍录》中记载：钱塘一官妓（胡楚），性善媚惑，人号曰“九尾野狐”。东坡先生是适是邦，阙守权摄。九尾野狐者一日下状解籍，遂判云：“五日京兆，判断自由。九尾野狐，从良任便”
当时苏东坡可能是心情大好，稍一抬手就把九尾狐放出去了。不久，一名叫做周韶的官妓也找到苏东坡想要脱籍，苏大学士当时心情不佳遂判云
“慕周南之化，此意诚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
苏轼允许胡楚解籍而不许周韶从良，全凭喜怒一念之间。在大宋朝一般只有知县、知州等地方官才能界定官妓的脱籍与籍系；县尉负责限制乐妓的人身自由，一旦逃离就由县尉抓回来。
所以，赵盼儿拿一幅画找到郑青田为宋引章办理脱籍，才会显得合情合理。池衙内的官方背景和后台早已消失，对于脱籍之事肯定是有心无力。最后帮助张好好地脱籍的那位“穿越男”属于地方官，如果将其乐籍由开封府转到地方州县，再办理相关手续，自然更加容易。
不忍细看的大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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