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一次接一次的乌龙事件,6次乌龙之后,清廷意外倒台!
1910年10月12日上午,美国丹佛市,一位40多岁的中国男子在吃早点的路上,在路边报摊上买了一份报纸,刚看了没两眼,忽然喜形于色地失声大喊:“天哪,他们的起义竟然成功了,没想到,没想到!”
这个中年华人男子,就是孙中山。中山先生所说的起义,就是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发生在1911年10月10日,是清廷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发起的,它敲响了清廷的丧钟,成为辛亥革命的开端,终结了延续两千年的封建制度。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起义爆发时,革命党的最高领导人孙中山和黄兴对此毫不知情,因为它的成功有着太多的偶然性。
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它根本就是一次阴差阳错的大乌龙,由好多次的偶然组成。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采用的形式是武装革命斗争。
其实在最初,孙中山并没有打算采用武力夺取政权的斗争方式,他更希望用温和的方式,促使清廷改弦更张,顺应时代潮流,进行政治改革。
展开全文
1984年,年轻的孙中山满怀希望地上书李鸿章,陈述自己的改革建议,言辞恳切,让人感动,但是被李中堂束之高阁。
处处碰壁的残酷现实让孙中山渐渐明白,想要清廷主动改革,简直是与虎谋皮,宁与洋人不与家奴的清廷统治者不会甘心情愿地让渡手中的权力。只有通过暴力,来推翻清廷,中国才有希望。
很快,孙中山放弃了对清廷的幻想,从1895年开始组织发动起义。
可起义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它不但需要仁人志士,也需要真金白银。因为买枪、买弹药需要钱,起义之后义士们吃饭需要钱,激励建立功勋的士兵也需要钱,安抚投降的士兵还需要钱。
而革命党人当时最缺的,恰恰就是钱。
为了筹集资金,孙中山曾经奔走于日本、美国和英国等国之间,在华侨中呼吁,但得到的资金有限,简直是杯水车薪。
孙中山还曾经屈尊去向日 本驻香港领事馆领事中川恒次郎和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求助,但都无果而终。
日本其实有不少人支持孙中山,但大多数人是民间的在野人士,日本官方的基本政策就是保持中立。
缺乏资金,起义只能不断地失败、流产。
以1908年4月底,黄兴、黄明堂等人组织的云南“河口起义”为例。开始的进程很顺利,很快把城市攻下了,可是,起义军马上就陷入绝境,怎么回事呢?
答案很简单,没钱吃饭。
当时参加起义的士兵,共有3000人,每天光是吃饭,就要花掉好几千块钱。
此外,起义军领导人还要发“花红”,刺激大家的斗志,所谓的“花红”就是奖金。谁第一个冲上炮台的,需要奖励;谁杀死当地一个清廷官员,同样也需要奖励。这些必须兑现,不然的话,以后没有人为你冲锋陷阵。
还有,投降的清军士兵也需要安抚,不然他们也会再闹事。这次起义就没有安抚好这些士兵,投降士兵不听从指挥,还从中捣乱,导致起义最终失败。
从1895年10月,到1911年4月,包括黄花岗起义在内,革命党人曾经举行了15次武装起义,都以失败而告终。
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资金短缺。
由于资金短缺,革命党人在起义的时候,往往追求的是短平快线路,耽误不起时间,开门见山,直来直去,起兵直接就去占领总督衙门。
武昌起义也是如此,形式跟之前举行的起义没有多大区别。要是说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组织更混乱,甚至可以说是乱得出奇。
10月10日起义爆发当天,孙中山还坐在从美国西海岸赶往丹佛市的火车上,他打算到这座城市,找华人华侨中募捐。
孙中山临行前收到了黄兴从香港拍发的电报,电文的内容是武昌新军即将起义,需要大笔经费。
黄兴的意思有两个,一是让孙中山立即汇款支持,二是自己即将赶往武昌主持大局。
但由于密码本已经装到了随行的李装箱中提前托运走了,孙中山一直到半夜下车拿到密码本后才知道电报的内容。
孙中山当时曾经有一个打算,那就是致电黄兴,让起义暂缓发动,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己手里也没筹到钱。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武昌起义却奇迹般地成功了。
究其原因,只有两个字——“天意!”
武昌起义爆发前,四川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护路运动,清廷急忙调集湖北等地的新军前往镇压。这便是第一个乌龙——为了镇压革命而爆发革命。
这一来,武昌的军事力量出现了真空。共进会和文学社的革命党人一见大喜,随即结成联盟,决定趁此天赐良机,举行武装暴动。
9月24日,双方领导人在武昌胭脂巷11号召开了联席会议,就起义的具体事项进行商讨。
会议最终确定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武昌起义总指挥,共进会孙武为军务处长,至于起义时间,则定在了1910年9月18日(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
到了农历八月十五这天,革命党人摩拳擦掌,准备晚上举行起义。可就在起义之前,意外的事发生了。
一个叫孟华臣的士兵,是个不醉不休的酒鬼,几杯酒下肚就想搞事,借酒撒野。
这天他又喝多了,头脑发热,将顶头上司给暴揍一顿。
长官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下令要重责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家伙。
孟华臣也不是省油的灯,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带自己的铁哥们,来到营部,搞起了打砸抢,把长官吓跑。
孟华臣酒醒之后吓出一身冷汗,脚底抹油溜了。
这便是第二个乌龙事件了,个别革命者的不谨慎,导致了起义计划提前被泄露。
因为湖北军队调去了四川,湖北当局早已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偏巧,关于起义的小道消息开始流传,引起了湖北当局高度重视。湖广总督瑞溦下达命令,辖区官兵进入高度戒备状态,中秋节也不放假了,在全城实施“紧急状态”,对过往城门的人严加盘查。
甚至一年一度的“军民联欢”晚会,也在农历八月十四提前一天举办。最要命的是,戒严期间,除了哨兵能带少量子弹,其余的士兵子弹统一上缴,集中进行保管。
当然这也不能简单地说当局是反应过度,很可能是起义消息泄露,清朝官员才会如此紧张。这恰是说明革命党人太不专业了,连最起码的保密工作都没有做好。
既然敌人有了防备,起义日期只好后延。
1911年9月24日,两个革命团体再次召开秘密联席会议,决定在10月6日这天,在湖南和湖北同时发动起义,军事总指挥为蒋翊武,参谋长为孙武,总理为刘公。
可是到了9月28日,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湖南党人焦达峰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说湖南这边准备并不充分,希望原定10月6日举行的起义再往后延迟10天。就这样,起义指挥部不得不再次修改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真的是一波三折。
10月9日晚上,距离原定起义时间只有一周的时候,意外再次发生了。当晚,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一不小心引起爆炸。巨大的响声震惊了俄国巡捕,他们闻声而至。
他们到来的时候,起义的军务总管孙武已经被炸成了重伤,正在去医院的路上。在总部的刘同、李淑清等6人,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就被戴上了手铐。
这算得上是革命者意外造就的第三个乌龙,导致主力成员被一网打尽,形势危在旦夕。
最要命的是,俄国人还在现场查获了革命党人的名册,甚至还有起义文告和旗帜等。俄国巡捕不敢怠慢,立即将此事告知了湖北当局,刘同等人还被引渡过去。
叫了一个月的“狼来了”,这次狼真的来了,湖广总督慌了神,下令在武昌实行戒严,在城内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弄得鸡飞狗跳,杀气腾腾。
蒋翊武一看不好,心说,不能再等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如果不行动的话,只能成为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
他随即在武昌小朝街85号,和刘复基、彭楚藩等人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在(10月9日)夜12点提前举行起义,以南湖炮队的鸣炮为号。
可是就在起义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意外又发生了。在炸弹爆炸现场被捕的刘同,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供出了位于小朝街85号的总部。
得到供词,清军如获至宝,直奔小朝街85号,将没有来得及离开的彭楚藩、刘复基逮捕,蒋翊武比较幸运,趁乱逃离。
而南湖炮队收到起义消息的时候,时间已经过了深夜12点。炮队营代表徐万年无奈,只好私自决定,将起义时间推迟。
其他各个标营的队伍虽然得到了晚12点鸣炮为号的消息,可是他们等来等去,却没有听到炮声,也不敢贸然发动起义。
这一来,原定的9日晚的起义也未能进行。
而这时候,清政府发动的全城搜捕,却丝毫没有放缓,他们按照名单抓人,革命党人一个接一个地锒铛入狱。
第二天早晨,(10月10日),湖北当局大开杀戒,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志士英勇就义。
到此,起义的领头羊被捕的被捕,牺牲的牺牲,只剩下一个蒋翊武。
革命党人和各营标的新军士兵群龙无首,他们愤怒、失望、悲观、恐惧、无助,不知道如何是好。
其实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束手待毙,二是仍然举行起义,因为清廷是不会放过他们的。
这时候,一个即将改变历史的男子汉站了出来,他就是工兵第八营正目(排长)熊秉坤。
他召集全营士兵,慷慨激昂地告诉大家:“弟兄们,我们已经别无选择,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力一拼,或许还有生路!事情有变,我们不能再等南湖炮响了,今晚就起事,成败在此一举!”
士兵们听了之后热血沸腾,都同意举行起义,不成功便成仁。
10月10日晚上7点多钟,清军工程第八营二排长、清廷走狗陶启胜成为倒霉蛋。
他巡视到第五棚时,看到该棚的正目(班长)金光龙正在给手枪和长枪装子弹,感到有些不对劲,就走上前质问。
金班长以为对方看出了端倪,沉不住气,就向手下使了个眼色。一个叫程定国的士兵毫不犹豫,向陶启胜扣动了扳机……
军队长官听到枪声后立刻带兵前来围剿,士兵本来就打算造反,这一来干脆就不顾一切,向长官们开火。
这时候,熊秉坤也赶了过来,见此情形,立刻吹哨召集士兵,宣布即刻起义。由于湖北当局已经收去了士兵的大部分子弹,起义后大家必须要获得足够弹药,存放子弹的楚望台,便成为士兵们首先要攻克的目标。
枪声就是命令,驻守武昌城北的第21混成协士兵李鹏生听到枪声后随即点燃草料库,高喊起了起义口号。
附近的工程队早就枕戈待旦,积极响应,大家一起杀向楚望台。
城内各个营标的士兵这时候也行动起来,在第十五协29标的蔡济民和30标的吴醒汉的率领下冲出营门,向楚望台冲去。
守库的第八营士兵杀了出去,测绘学堂的热血学生也杀了出去……
清政府为了防止军队造反,早早把弹药存放在楚望台,这既算是武昌起义清军造就的第四次乌龙,也算是帮了起义军的大忙,大家都知道这里有弹药,不约而同地聚集到这里,汇成一股大军。
不然的话,他们不分方向地四下游荡,大概率会被清军各个击破。
各路起义部队潮水般杀向楚望台,不一会就聚集了3000多人,熊秉坤一个小小的班长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顿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这时候,他瞅见了一个人——第八营左队队官(连级军官)吴兆麟,他心里大喜,上前对吴兆麟说:“你来当头吧。”
面对这一偶然到来的第五次乌龙,吴兆麟一听连忙往后躲,因为他本来就不是革命党人,这次来到楚望台,完全是来看热闹、打酱油的。如今见熊秉坤让他当头,如梦初醒,他赶紧后退。这造反可是杀头灭九族的事,说啥都不能干。
可是他再一看这场面,群情激奋,周围都是不要命的主,如果自己推辞,说不定立刻就会被愤怒的士兵撕碎。
这一来,他只好硬着头皮,在众人欢呼声中走上高处向起义人群发表讲话。
讲什么呢,他想起了司马迁描述的项羽和刘邦的起义时的情形。
于是他开口说道:“我们此次起义,首先约法三章,第一不许滥杀无辜,第二要听命令,第三不能拿老百姓东西……”
既然已经被“黄袍加身”,吴兆麟也豁出去了,他严明军令之后,对各部进行了明确分工,大家各司其职,有条不紊。
吴兆麟明白擒贼先擒王的道理,首先调集炮兵向督署衙门开火。
顿时督署衙门变成一片火海,清军的指挥中枢不复存在,各路清军成为无头苍蝇。
吴兆麟又下达一道命令,让工程营等部士兵向湖广总督府发起猛攻。
不久,督署和湖广总督府先后被攻占,十八星旗在城头高高飘扬,起义不经意间成功了,出乎所有人意料。
这时候,原来的起义领袖牺牲的牺牲,逃亡的逃亡,受伤的受伤,在押的在押,大家群龙无首,不知道何去何从,吴兆麟的军衔也实在是上不得台面,撑不住场子。
10月11日,首义革命党人、湖北诸议局议员和绅商代表共同召开联席会议,将胆小谨慎的新军协统黎元洪从床底下拖出来(这必须算是第六个乌龙),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后为中央军政府大都督)。
这一来,各省纷纷响应,清廷离灭亡近在咫尺。
当远在异国他乡的孙中山看到起义成功的消息,觉得简直是难以置信,黄兴本人根本不在现场,这此起义完全是由小人物发动的,竟然成功了。
回顾这场武昌起义,自始至终充满着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典型乌龙事件,导致看起来坚不可摧的清廷竟然很快垮台了,更是一个意外。
仔细想来,清廷大开历史倒车,逆流而动,被推翻是必然的;没有这一场武昌起义,革命者也会在其他时间在武昌举义,或者是在其它地方发动起义,最终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的结果是不可改变的。
在此,向发动起义的“小人物”致敬!国人不可忘记,是他们勇敢地站出来,终结了封建专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