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滨，诗人，艺术家，评论家。耶鲁大学博士，现任中国台湾地区中研院研究员、政治大学教授，《两岸诗》总编辑。曾任密西西比大学、威尼斯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教授，德国特里尔大学研究员，中国教育电视台《艺术争鸣》栏目主持人。著有诗集《穿越阳光地带》《景色与情节》《为女太阳干杯》《杨小滨诗×3》《到海巢去》《洗澡课》等，论著《否定的美学》《中国后现代》《感性的形式》《欲望与绝爽》《新电影三大导演》等。近年在两岸和北美举办“后废墟主义”等艺术展，并出版观念艺术与抽象诗集《踪迹与涂抹：后摄影主义》。
2023-1《收获》《明亮的星》专栏，刊载陈东东的《杨小滨 · 法镭》，全文2万字
明亮的星
杨小滨·法镭
陈东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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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他频频用“杨小滨·法镭”署名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翻开那本缎面精装通讯录，在他姓名后头照样添两个字（讲究的话，还不能漏掉小黑点和中间空格）。再想想算了，那支曾经很好用的蓝墨水钢笔不知扔哪儿去了，况且纸质通讯录之类也早就泛黄，已经属于埋进抽屉或储物箱底的文物了。
我猜他是将“法”作动词用——这我读小学四年级就已学到，那年大搞“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听老师啰嗦过很多“法先王”“法后王”什么的……他替换“先王”“后王”的那个“镭”，则应该指一种化学元素，说是有很强的放射性，几乎无色，质软，会被用来治疗恶性肿瘤……那么，“法镭”，是在告诉大家他要像“镭”那样写诗，写像“镭”那样的诗，以“镭”为榜样，去做一个很“镭”的诗人吗？后来我才知道，只不过他那个安装了某种简体中文系统的电脑，会将以繁体中文写来的电子邮件里他的姓名“杨小滨”呈现为乱码“法镭”，“所以，”他说，“我决定干脆把它用作笔名。”但我还是愿意觉得“法镭”不简单，不止出于偶然，它其实蛮深邃的，是杨小滨特为选取（或像上海人讲的“刻巧碰着”）的很能概括其性质的一个笔名。
他父亲跟我父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的同学，虽不同班不同系，可能也不同级，但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圈就那么点大小，当初和之后多有交集。像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父亲在写给我的一封信里说的，“我早闻你的大名”，我也是很早就听闻了杨小滨的大名，肯定比“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要早。那时候，有许多回，我父亲是把“杨小滨”当作一个榜样的名字念叨给我的，其中至少有两三回，要想用这个榜样来命令我学二胡。从我并未学会二胡及其他一切乐器的后果来评估，可知那时候这个名字（也用上海话来讲）不大灵光——如果他当年就叫“法镭”会否灵光一些？——然而听说他本人（1963年出生，属兔，比我还小两岁）其实蛮灵光的，他一个朋友甚至说他小时候是“神童”，练二胡，一下就“练成了他家震惊来客的秘密武器——‘小滨，今天为我们演奏一首什么曲子？’小滨便戴上墨镜，摇头晃脑装模作样拉上一曲，立刻博得叔叔阿姨们的一阵阵欢呼鼓掌，及来自同龄小朋友的仇恨目光”。还好，小时候我父亲没领我去过淮海路近瑞金路口一条弄堂里的他那个老同学家，没让我见识杨小滨冒充瞎子阿炳……
他胜出、（几乎）碾压同龄小朋友的优越表现不是单方面的。十三岁（小学五六年级），他就“有意识地以诗歌的名义写下”了（几十年后回顾时视作）他“第一个作品”的《临江仙·誓将主席遗志化宏图》（我记得自己在那样的年龄，才刚开始胡诌骂骂孔老二的三句半;到了1976年9月，已经读初中，表达化悲痛为力量还只会跟大伙儿一起三鞠躬）……更早，小学四年级，他竟然就自己动手编了一本《汉英分类词典》……他将《十万个为什么》的分卷门类移用于他的词典，除了显示很早就喜爱读书，很早就举一反三，很早就好奇心十足（据说尤其在动物和天文方面），又被他自认为显示了区分和归类万事万物的偏嗜——读过博尔赫斯和福柯的评论家、教授，更是以值得深究的“中国某部百科全书”的“杂乱型秩序”来看待其中的蓄意。
我也设想，杨小滨后来那种异乎寻常、异想天开、异样呱嗒地将世界划开、切割、错置拼贴的诗歌方式，大概可以朝他小时候自编词典的方向去溯源。另外再大胆假设，他杂拌杂驳杂能的诗风，或许跟他回忆的“我的少年时代在完全不搭调的三重奏里度过……”亦有关系。
那幢位于市中心“所谓‘上只角’里的‘上只角’”的小洋楼属于上海市文化局，杨小滨家住二楼，周边上下邻居从杂技团长、著名女高音、有待著名的昆曲老生和小说家到一直保持二三流水平的滑稽明星应有尽有，往往单簧管长音与琵琶轮指齐飞，三翘板击节共吊嗓拉腔一色，再加上公共灶披间、搿用卫生间的锅碗瓢盆抽水马桶交响曲……尽管绝对文艺，而且正卡，上演的却一样是上海各只角都在循环上演的“七十二家房客”喜剧。隔开电车三四站路程，我在淮海路上另一条环境略似的弄堂里长大，连家庭背景也跟他略同，似乎颇能感受、简直能认同杨小滨的“厌烦……窒息……”，他身在其中而对唐诗宋词发生浓厚的兴趣，“渴望一种‘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生活环境”，我也是心领神会。
那么，上世纪八十年代头几年，他去写逆向上海市井、极大反差的高蹈之诗，比如发表在《上海文学》（1986年第5期）上的组诗《星辰奏鸣曲》，在我看来就顺理成章——那些年我好像也这么干过——然而等到他远离，寄身海外，有时候，杨小滨说：“安静得让人绝望，我可以呆呆地对着一片树林凝视一整天……我竟然开始怀念起上海的人声鼎沸……”不必小心求证的话，何妨说，他出国后越写越闹猛，越写越奇出怪样的诗歌，许多都有意无意地渗出、透露了记忆里甚或细胞里他所谓的“上海性”。而这是又一番逆向，并且也还是逆反于“上海性”，至少，他写上海的几首沪语诗可以为据……不过，估计杨小滨会不置可否，就像他会说：“可是，我真的愿意回到那样的生活里去吗？——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可以相信的是，每个去做诗人的上海人，都会怀有杨小滨有过的“一种背叛上海的秘密心愿”，它正好属于（他后来在一篇问答录里表述为）以“独特的表达来切入时代和历史，挑战符号界的权威，并以此动摇现实苦难的社会文化根基”这样的诗歌动机——应该说，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新诗潮涌现的诗人，差不多就是由这样的动机给发动起来的。杨小滨从以卢湾区理科总分第二名考入市重点高中，到“固执己见地转入了文科班”;从以1981年上海市高考文科总分前十的成绩，冲着他的唐诗宋词进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到“一夜间”“蜕变”为一个“主要情绪是激越的”新锐诗人，当然也能到这样的动机以及那段历史、那个时代的推波助澜中去考察缘由……
就在他考入复旦之前几个月，许多年后被其首任社长许德民标榜为“比目李白杜甫，魂追屈原鲁迅”的复旦诗社诞生了，很快发展出一派校园诗意，蔚然成风。我记得有一次我跟王寅一起斜穿上海市区，跋涉近三十公里到邯郸路，瞻仰由复旦诗社召集在一个阶梯教室的朗诵会，艳羡于新出刊的《诗耕地》印制得精美大气（尤其那个铜版纸封面），感受了好几个小时理想主义诗歌温床的氛围。我知道杨小滨在复旦，而且在写诗，然而没碰到他——他大概加入了复旦诗社，但“因为青少年时期的闷骚型人格”，他说，“在校时和复旦诗社也若即若离”——很可能那次他并没有在那间阶梯教室里。
他的写作也不凑热闹，有意疏离，往往“琢磨怎么才能写出不与别人雷同的作品”。八十年代中期，来自复旦诗社的孙晓刚、李彬勇和来自华东师大夏雨诗社的宋琳、张小波一起，意气风发地写着“城市诗”，在上海的年轻诗人和读者间颇有反响，杨小滨则“对其中过于乐观主义的都市视野有所保留，开始尝试写作一种具有反讽特质和谐谑风格的都市诗”。现在翻他的诗集，会看到像《城市：防腐甜味箱》这样最初的成果：
意念。（总想从门缝里窥见
外面有人猝死）
真空实验室里一群白鼠尸体
不可企及。有如艺术雕塑具象的优美
终于没有在街心花园映射阳光地遭到瞻仰
请用透明新闻纸张包装脸部糖果。
我和早餐的亲密对话是从童年开始的。
冰冻人脑不要在食谱里或霓虹灯下去寻找。
杨小滨一般不标注诗歌的写作年月日，但不难估摸，这首十几行的短诗要晚于1986年发表的《星辰奏鸣曲》。那个大致呈现他之前诗歌风貌的组诗，调性很不一样——其一《天狼星：生之歌》的开头几行就很鲜明：
夜。巨大的头颅发出轰鸣
在被遥远放逐的肃穆中
死是生的启奏
无数片森林沉陷着沉陷着
抗议黑洞的寂寞
当挽歌扛起了星际间的战争
光与光的搏击激起天河的波涛
于是极光烂漫地阔步向前
像一群苏醒的狼
这个二十出头的青年诗人激越地全情投入，涂抹英雄主义华彩的篇章，显然响应了当时已显山露水的“今天派”诗歌（杨小滨说他特别受了杨炼的影响）。诸如“星辰”“死是生的启奏”“抗议黑洞”“光与光的搏击”“极光烂漫地阔步向前”“苏醒的狼”之类的措辞，特别是仿佛来自天宇间一个高点，有如旁白解说，施逞宏阔强力的音势，仿佛把某种无形的，或可指称为历史正义、本质真理的东西灌注进了诗行。那些星座——“天狼星”“织女星”等等——原本就放射神话之光，他“追求一种深具痛感的效果”，超迈于现实丑陋之上的对“星辰”的“奏鸣”，也正是神话和童话模式的。
而他接下来“尝试”的这种“都市诗”来了个翻覆，肯定的、向上的势能掉头折转，向下、否定，其突然程度如同诗里写到的“猝死”。“生的启奏”让位给“真空”“冰冻”封存的死尸般的再无感觉（然而竟出现死后的幻觉），“轰鸣”的声量也塌陷为艾略特在《空心人》里所说的“嘘的一声”……《城市：防腐甜味箱》（总题《新花边舞台》之下的一首）上演的恰是“空心人”戏剧，无论节奏、结构、意象、叙述和情节诸方面，都是破碎、拼凑、厌衰和虚无。空心的稻草人被改进，“请用透明新闻纸张包装脸部糖果”，“一群白鼠尸体”却“有如艺术雕塑具象的优美”，这明示的乔妆和伪饰，用杨小滨所说的“反讽”和“谐谑”来打扮，其舞台效果又那么“间离”——很快，它们成了杨小滨最重要、最惯常（擅长）的美学态度和诗学方法，成了他诗歌的一个标识。“间离”和“谐谑”皆出于“反讽”，“反讽”则由于“在自身中包含了反对自身或者游移于自身的东西”。杨小滨还曾引克尔凯郭尔的话说，反讽是“否定的途径，不是真理而是途径”。
在诗歌写作的方向发生剧变的同一时段，杨小滨写过一篇《宏观的文章》，发表在1989年某期《作家》杂志上， 议论当前的新诗潮状况，重点在于跟他年龄相仿、差不多同时出道的一拨诗人，题为《崩溃的诗群》。他说“崩溃”是相对不久前以“今天派”为代表的“崛起”而言的，那是“沉陷的、向着深渊的”“诗歌形势：没有中心或肯定性的目标，呈现着摧毁和废墟的形态，以增熵的语言形式同增熵的社会形式相对应”。这刚好能说明他自己的诗歌为何有此翻覆。在那篇文章里他指认——从“语言隔绝了某日常有效性的意义上，成为个体（不是公共交往工具）的、否定性（把既有现实抛在后面）的创造物”的角度——“这些诗人都是些怀有顿悟企图的人”，似乎也足以提示作为其中一员的杨小滨何以有此突转。不难忖测，他会在自带寓言或实在无聊的“上海性”时空里遭遇棒喝……另外，估计还因为听到了《金刚经》——这从他文章里那些理论化、哲学化、术语化的表述可想而知。
1985年大学毕业，杨小滨去了跟他家只一墙之隔的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班。之后他的整个生涯，便一直跟学院、研究机构，跟学术和研究紧密挂钩。一定也由于兴趣癖好，理论和批评成为其专业。1989年，他完成了第一部论著《否定的美学：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学理论与文化批评》。杨小滨说：“尽管我从来不用理论来指导具体的写作，但毕竟受到了一定的理论启发，试图将语言批判的立场结合到写作形式中来。至少，我关注的是一种形式，而不是主题——而阿多诺对现代主义精神的阐述也激励我在语言表现的领域进行不断的探索。”这使得他有别于他扫描的“崩溃的诗群”里绝大多数横冲直撞野蛮成长的诗人，拥有一种或多种（要么激进要么奥妙的）理论，其写作看上去从理论中来到理论中去地有凭有据——当然，他诗歌的筋斗云，一直在忙着翻出触手般无限伸展的各色理论……
他显得那般学院化，还因为（继续“闷骚型”地）几乎不现身于越来越喧闹的诗歌江湖，“始终没有参加过任何诗歌流派和诗歌运动”，对“崩溃”程度的了解，也较少来自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诗人们自编自印的民间诗刊，而是靠翻看摆在社科院图书馆架子上的官办杂志，“零星读到当时开始兴盛的后朦胧诗、第三代诗的作品”。1988年他去成都出差，“第一次大规模结识”四川方面的“崩溃”同道，却同样走的是社科院路径，经由时在四川社科院文学所上班的欧阳江河接上了头。
2
忘了是否也要从欧阳江河那儿绕一个遥远的大弯，我跟他这才联系上了。那已经很晚，离他出国还剩两星期——“1989年7月23号（周日）上午十点”，像他在这之前五天寄我的一封信里预约的一样精准，杨小滨坐进了我那间狭窄的书房兼卧室的一把折叠靠背椅。他来是为了借几种诗歌民刊去做研究资料，几个动作交代完毕，接着，以其“闷骚”和我跟人初识时难以克服的羞涩，我们就有点不知从何说起的尴尬。我的一个自救措施，是从书架上拿了新买的两本精装缎面通讯录的其中一本送他，表示他出国后勿相忘多联系的意思——所以，十几年后，跨入新世纪，见他“法镭”，我就又想起了那天的纸质通讯录……
突然（及时），有个持钟鸣一纸介绍短笺的成都姑娘上门，彻底救出了我们。她来上海转机，过几天飞纽约跟男朋友会合，需要我即刻陪着她上街去买从饮具、调味料到抹布之类的厨房用品。我和杨小滨都觉得这毫无必要，可是说服不了她。不把一堆百货公司的上海货打进行李，估计她出国前的焦虑忧惧症会更加严重。这倒衬出了杨小滨嘴角挂一丝莫测笑意的那份笃定，尽管他说他也几乎来不及处理出国前的许多事务……他让预计到美国后又会再见的成都姑娘在缎面通讯录留下通联，就告辞了。
他于8月上旬抵美，“成为科罗拉多大学东方语文系的硕士生，导师是赫赫有名的翻译家葛浩文”。虽然“赴美的主要目的似乎是赴美本身”，却唯有留学一途方便抵达——这对他来说的确不太难，回头来看，更像是“最佳”的——照抄其自述：两年后硕士毕业，他“很顺利地就被耶鲁大学东亚系以全额奖学金录取”，稍经曲折，由哥伦比亚大学的王德威教授做了他的博士论文导师。他曾给“耶鲁任教的台湾诗人郑愁予当助教”，他曾“选修了著名的法国后现代理论家利奥塔在耶鲁客座时开设的研讨班课程”（学期论文获“A+”分数“莫大鼓舞”了他）……留学经历中的一些际遇，跟他诗歌、理论、批评诸方面的发展多有牵扯。
在美国的学院里“用英文来研读中国文学”这种“非驴非马、亦驴亦马”的“外国文学”，让杨小滨觉得“没有太大的趣味”，但他还是分别提交了用英文讨论中国当代诗歌和中国先锋派小说的硕士和博士论文（要写相关的论文，会不会正是令他觉得“没有太大的趣味”的一大原因？）。或许，我心想，对他的论文，尤其那篇题为《后朦胧诗导论》的硕士论文，我也做过一点贡献的，而且属于并非“没有太大的趣味”的那部分贡献。
1990年4月，传来坏消息，说是有七个年轻的四川诗人出事情了。具体状况和原委不明，搞得诗人们都紧张兮兮的，以为要像1983年那样，对歪风邪气盛行的诗歌江湖也来一次“拉网”。我担心堆在床底的许多五花八门的诗歌民刊会惹麻烦，于是将那些“非法私印”的杂志捆成几扎，趁月黑之夜拎到隔壁上海音乐学院，藏到了我父亲那间办公室的写字桌下。可似乎还觉得不妥，仍然提心吊胆……恰在这个当口，杨小滨适时地回了一趟上海，电话里说想多找到一些诗歌民刊。我记得约在了另一个月黑之夜，就在音乐学院大门口，地下交通员接头一般，我把叠起来差不多能从地面摞到大腿的诗歌民刊藏品全都移交给了他——作为有用于撰写论文的资料，他应该把它们全都（安全地）运到了美国。
耶鲁读博期间，杨小滨开始参与海外中文杂志《倾向》的策划编辑。《倾向》最先是一份由西川、老木和我发起，由我在上海编印的诗歌民刊，1993年转到美国，交由他人主编，成了不单纯于诗歌的文学人文杂志。它分散在上海、香港、北京和美国的编辑部成员（从未全部聚拢在一起开过会办过公）颇为动荡，甚至剧烈冲突，还有点像打NBA球赛那样频频换人上场——我算是前中期的主力，杨小滨则是中后期主力。我们隔着太平洋的通信，就开始于那种仿如同事间的业务往来。杨小滨总是言辞客气委婉，但观点鲜明，意见直率，果然毫无江湖及上海人所说的“浆糊”。最有印象的，是在1995年，他有一次来信谈到如何处理一篇评论某个越来越受瞩目的北京诗人的文稿，顺带说了一下对那位诗人写作的看法，也（顺带）扭转了一些我对九十年代诗歌的看法……
1994年底，他请人从台北寄来了他的诗集《穿越阳光地带》（这是他获当年度现代诗社“第一本诗集”奖的作品），我这才第一次比较密集地阅读到他的诗歌。诗集收录他出国前后各四年（1986-1993）的作品，依照“后设”的某种“却顾所来径”的结构编排起来，看上去像一部关乎“穿越阳光地带”的错落的多幕剧。他要穿越乃至穿透的，大概是诗集序诗所谓“第一次的太阳”：
坠向太阳的时候忘记了白天
我们愈加刺眼，辉煌至死
第一次的太阳有一滴乳汁那么大
营养一生，晒痛了我们的渴望
那么，第一次的太阳夺走了我们的疯狂
谁拥抱太阳，他的哭泣就会盛开如春
杨小滨有一篇为自己的批评文集撰写的序言——《穿越阳光地带：经验（与）批判的旅程》，亦可当作诗人导读自己诗歌的文章。“我愿意把我们这一代看作‘文革’哺育的一代。”杨小滨说，其“历史经验”，避不开“阳光的无时不在、不可驱逐的力量：流动在血液里、如刺刀般炫目的阳光”“我们喝的是阳光，吐出的是卡夫卡的虫豸。只有亲历的人才会相信，那的确是阳光滋生的虫豸”。于是就有了《乌托邦的瓦砾》：
虫子很大，世界就是它的歌：
唱出一种倾圮，以及
在深夜的遗弃物中爬行。
（《乌托邦的瓦砾》）
（以下略，选读完，全文刊于2023-1《收获》）
本文作者：
诗人陈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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