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尘封67年的记忆
—— 一位解放战争老情报员的口述回忆
李清军
2015年初秋的辽西景色宜人，一座座泛着淡紫色的葡萄园点缀着路边的田野，丰收的农民忙着收获一年的成果，被紫外线烧灼成暗红色的脸上，掩饰不住丰收幸福的笑容，当年老根据地的人们的幸福生活深深感染了我，为了寻找当年解放战争时一位健在的老情报员，我们驱车到葫芦岛市南票区暖池塘镇，在该镇林业站蒋丽红站长（情报站房东的后人）和蒋丽敏姐妹的热情帮助下，我们来到了那位为解放战争中辽沈战役做出很大贡献的戴淑莲（现名戴敬平）老人住处。
老人的侄女热情地把我们迎进屋里，一位慈祥的老阿姨在等着我们。老人走路略显吃力，虽然年龄大，但是思路清晰、记忆力非常好，当年地下工作的很多的细节都记得很清楚，在祥和的气氛中开始了我们的交谈。
锦西情报站的基本情况
1947年初，根据毛主席对当年夏季形势的讲话精神，为以后整个东北战局的发展早作准备，中共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社会部高瞻远瞩，决定将宁城情报站搬迁至锦西县暖池塘村，对外称锦西县公安局，对内称“长城通讯社”，实际名称叫“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社会部情报处锦西情报站”，是当时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社会部下辖的四个情报站之一（其它三个情报站为北平、承德、阜新），受中央分局书记程子华（后黄克诚）直接领导，情报站下辖锦州、锦西、兴绥三个情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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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东北战场，人民解放军经过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战役，原在北满、南满我军已经由原来防守转为进攻，但是北宁铁路（北京到沈阳的铁路）还由国民党军控制，锦州、锦西（现葫芦岛市连山区）、葫芦岛（现葫芦岛市龙岗区）还是国民党军重点兵力驻防地，这也是锦西情报站的重点情报搜集方向。情报站确定了“打进去、拉出来”的工作方式，“打进去”是将我方情报人员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情报；“拉出来”是将敌方内部有条件的人员争取过来，经过教育为我服务。
邓行方（又名邓干）是我方打入国民党内部的重要工作人员，他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是一位正直、爱国的国民党军官，抗战时期在我党领导的太行山根据地学习三个月。他在任国民党副团长时，用自己的多年积蓄购买一部分新式武器武装自己的部队，准备必要时启用，后来被其上司察觉，被调出该部队，半生心血付之东流。日本投降后受我党派遣进入敌人的“心脏”，最初任国民党锦、兴、绥保安大队副大队长和锦县警察局长等职，后来通过原来东北讲武堂老师黄大定（辽西师管区司令）的关系打入国民党辽西“师管区”中校参谋。
提起邓行方老人至今还充满敬佩：他很有才华，也非常有正义感，他媳妇的叔叔是国民党大官，当过国民党华北行辕主任和察哈尔省主席（毕泽宇又名毕广垣），听说他年轻时还给张作霖当过马弁。他蔑视国民党的腐败，从不和当高官的亲戚来往，在担任保安大队副大队长和警察局长期间也从来不贪污，不欺压百姓。他在锦州遇见了我大哥戴家骥，因为都是暖池塘人特别亲切，受过高等教育的两个人谈起国民党的腐败深感痛心，认为能够救中国的只有共产党。在他的影响下，戴家兄妹同时加入了我党的地下战线。二哥戴家驹具体负责配合他收集整理情报，十五六岁的中学生戴淑莲负责传送情报，为了工作方便，戴家驹放弃学业到锦州合成燃料厂（锦州石油六厂前身）小学当老师，大哥戴家骥因身体不好，回老家暖池塘养病。
精干的邓行方收集情报的方式多种多样，即利用到军营各处走动、巡查、勘察防务设施的时机，也利用经常接触国民党军方的各种人士的谈话，并将日常所见所得牢记于心。为出入军营方便，爱好文艺的戴家驹还参加了锦州电影院组织的青年文艺队，不但能够帮助邓行方核实某些情报，自身同样可以发现国军的许多“秘密”。夜晚的锦州北二街城隍庙胡同戴家灯火通明，邓、戴二人将所见所得和各种“秘密”加以整理分析，再变成图纸或文字情报，由小妹戴淑莲以回老家暖池塘的“方式”带回情报站。
危险的情报传送
听老人讲，最危险的是每次过锦州城防（城门附近的检查站），真的像影视剧里一样，要把衣服和所携带的东西都要一一打开（解开），要由守城的兵士进行检查，如果发现问题就是立即抓走。好在老人当时有中学证明，情报一般是藏在女孩的专用物品里，国民党士兵毕竟不是日本兵，对于一个小女孩一般是不会太为难她的。即使是这样，每次通过那检查也是非常的紧张，如通过鬼门关一样，深怕出现问题。
出了城就是往老家暖池塘走，偶尔能搭上顺路的马车或驴车，如果没有就得全部靠双脚走路。锦州距离暖池塘有一百多华里，一般都要走两至三天，中间在亲戚家休息一两个晚上，好在每次老邓或二哥都安排个顺路的老乡“照顾”一下。在路上偶尔还能遇到国共双方的地方武装的交火，也有花子队（国民党的政治土匪）对路上行人的刁难，天上有时还可见国民党空军的飞机飞过或投下炸弹。
早在四平保卫战后，党中央确定了建立稳定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精神，在中共辽西工委“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坚持斗争”方针指引下，撤退到北票的锦西县委，在肖光书记、组织部长钟卿、县大队长杨清起的带领下，已经从朝阳的北票重新打回到锦西西部，解放了山神庙、新台门、冮屯、暖池塘一带。大小虹螺山成为当时国共双方的势力分界线，以西的山区是经过了土改，欢天喜地并高度警惕的人民群众，以东的铁路沿线还是整天受“还乡团”、“花子队”威胁的老百姓。每次过了虹螺岘镇老人说就好像回到了家，可以从悠闲品尝从虹螺岘带回的特产“虹螺岘干豆腐”，浑身的轻松难以言表。
她在暖池塘村里的老家和邻居蒋风波家就是情报站办公的地方，两家院墙已经打通，来回走动倒也方便。本村的乡亲都知道这是“锦西县公安局”，即使普通的工作人员也只是知道这是“长城通讯社”，那里晓得有多少解放锦州的情报是从这里“飞”到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办公桌上，为东野野战军首长们最终定下作战决心起到多大的作用。
每次回到家将情报上交，任务就完成了，马上又变回戴家母亲身边乖巧的女儿，至于是什么情报，都写了什么，她不清楚，但是情报站里的几个领导她都还记得。站长吴雨是个瘦高个子；副站长刘茂田和她接触最多，对她也最好，在站里的时间也最长，他的身体不好，总是咳嗽；负责内勤的柳松最年轻，很精干，后来在情报站撤走时他是最后一个走的；其他人基本上叫不上名字，只见每天进进出出的人员络绎不绝。
1948年初的东北战局向着更有利于我军的方向发展，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大城市的国民党军动弹不得，为防止国民党军撤退到华北，党中央基本上确定在东北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决心，制定了“关门打狗”的战略战术，这让情报工作的任务相应的更重了。情报员邓行方、戴家驹搜集情报的次数也在增加。每天晚上在他们锦州北二街这栋小房子里，他们二人通宵达旦地忙着整理白天的“搜获”，《锦州城防兵力分布图》的轮廓逐渐清晰，每项数据、每个地堡、每个防区兵力、人数…逐渐准确，随之而来的是老人相应“回老家”的次数也跟着增多。紧急时刻，邓行方也亲自“出马”，身着国民党笔挺军装的中校军官大方通过哨卡的场面并不是影视剧的虚构，确是真实的情景。
老人说从没见过这位军官骑马回老家，他也一样要靠步行，更不用说汽车了，只是为缩短往返时间，他只能发挥他充沛体能和过硬的军人素质，一天里要往返于锦州和暖池塘之间。
奸细的危害是巨大的
9月底，随着我军开始大规模破袭北宁路，北戴河、绥中、兴城和义县相继被我军攻克，随后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攻占塔山、高桥，切断了锦州与锦西之间的联系。国民党军察觉了我军的战略意图，蒋总统也亲自飞到了东北“剿总”所在地——沈阳，锦州城的守将范汉杰、卢浚泉感到危机马上降临，立即开始在全城进行大搜捕，情报站其他几条“线”的一些同志在此时被捕，同时驻守各交通要道的城防士兵检查的更严格。
恰逢此时有一封重要的情报要马上送到情报员邓行方的手里，当时虽然是秋天，可还是满地庄稼，而且时间很急。刘茂田副站长一再嘱咐：锦州敌人加强了警备，进城尤其困难，务必在我军开火（发起攻击）前送到。为了能够完成任务和女儿的安全，当时已经年近六十的戴家母亲和女儿一起踏上了行程。老人说母亲是小脚女人（旧社会缠足女人），可以想象老人家是如何走完这100多华里的。母女二人共走了三天，中间有两个晚上借宿在亲戚家，通过小凌河大桥城防时特别严格，青年男子一律禁止入城，由于是母女的缘故，二人通过了检查，信件及时送到了。
事后得知，那是我情报站通过其他几条“情报线”侦知：有一位名叫杨建军的国民党军官，他老家也是暖池塘村的，得知邓行方回过已经土改暖池塘村看望老母亲，就向辽西“师管区”黄大定司令告密，可黄司令是邓在讲武堂时的老师，并没有认真调查，只是话里有话提醒邓行方：“…人各有志，我不强求，但是要以党国利益为重。”。于是他便直接向国民党东北“剿总”锦州警备司令部（国民党93军）告密，这封信那就是让情报员及时撤出的信号和具体撤退的路线，但是锦州西街还有敌人一个炮兵指挥所没弄清，为了减少我军攻城时的伤亡，情报战线的两个优秀战士未能及时撤出。
烈士的坚定信念远比影视中的真实
戴家母亲或许事先有预感，她让女儿戴淑莲和儿媳赫素英留在在锦州的家，等二哥和老邓一同“回家”，却被国民党特务一同逮捕。在狱中，为保护其他一同被捕的人，避免他们受到牵连，二哥戴家驹和邓行方干脆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并将所有的事情都揽到自己身上。敌人先用软的引诱他们投降，“你多才多艺，又是东北讲武堂毕业生，在军中既有亲戚又有关系…”；“你家里条件好，年轻又有文化，以后前途无量…”，但是他们想错了。恼羞成怒的敌人用尽酷刑，“上大挂”、“坐电椅”、“灌辣椒水”、“烧红的烙铁”他们尝了个遍，他们没有屈服，反而利用看守疏忽时用纸条扔进对面女牢，鼓励一同被捕的小妹和妻子，并将自己的后事托付给组织。用刑时她和嫂子就在不远处看着，受刑后的邓行方和二哥被打得皮开肉绽，连二嫂都没有认出来。
预测到自己可能牺牲的两位烈士留下最后的遗言：“锦州解放我看不到了，…告诉我叔把我的尸体运回老家暖池塘，请组织上帮忙照顾我的老母亲…”；“素英、小莲，家里你们放心，妈能照顾好孩子的，你们别怕…”。为不引起老人的过度伤心，我们只好将话题岔开。
情报员邓行方、戴家驹的被捕让情报站的领导万分焦急，刘茂田副站长一面将情况立即上报，一面立即组织情报站其他地下关系组织营救行动，但是终因时间紧迫，我方的营救行动没有成功。
老人说，锦州刚解放，冒着硝烟的街道上都是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押着一队队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士兵。一切都很乱，她们被释放，当时不知道老邓和二哥的确切消息，只知道锦州解放的前一天被国民党士兵从监狱里带走了，Z她和嫂子回到了老家暖池塘。后来是情报站刘茂田副站长告诉她的母亲，由于形势发展太快，我方营救行动未获成功，二哥戴家驹和邓行方在锦州解放前一天牺牲在锦州的南城墙下，由于城墙附近是敌我双方交火拉锯的地点，烈士的遗体无法找到。邓行方享年46，戴家驹年仅23岁。
老人说，战役胜利了，情报站很快入关为天津战役做准备了，留下内勤柳松一个人处理后事。撤退前，情报站领导告诉他们：我们的情报起到很大作用，攻击锦州的部队团以上指挥员每人手里都有一份敌军兵力分布图，减少了部队的许多伤亡，大大缩短了攻击锦州的时间，受到东北野战军首长的高度肯定。“邓行方、戴家驹等同志对党无限忠诚，是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他们为锦州解放提供了大量、重要的情报，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增添了光彩”（1987年采访原情报站站长吴雨评价）
建国后的生活
建国后，老人继续完成了学业，后来在黑龙江庆安石油学院当了老师，政府还给家里发了烈士证。老人说，刚开始每年春节还敲锣打鼓到家里贴春联，但是好景不长，文革开始后，因为父亲原来经商，家里比较富裕，成份高，于是家被抄了，自己的丈夫也成了右派，这一段记忆随之落上尘土，随着岁月被封存了，很少提起。因为不再提起这段往事，现在的暖池塘村很少有人知道，老人也无怨无悔，但是谈起牺牲的两位烈士，老人至今还对他们充满了敬意，唯一的遗憾是因为当年没有找到遗体，有生之年没有看到两位烈士能魂归故里，无法完成烈士的遗愿。
后来情报站的柳松和邓行方烈士的遗孀青茵（别名毕亚林）结为夫妻，邓行方烈士的儿子邓尔吉（音）后来成为人民空军的一员，戴家驹烈士的女儿也成为了光荣的人民法官。
此时我想起辽沈战役纪念馆全景画，我能感觉到邓行方、戴家驹两位烈士虽然没能看到锦州的解放，但是他们应该是带着微笑就义的。他们听见了解放锦州的隆隆炮声，看见了各部队按照根据他们提供的情报，突破一道道防线，一个个据点被炮弹炸得粉碎，排山倒海般的解放军战士正向他们冲杀过来，他们向同志们招手致意…。
此时我想起辽沈战役纪念馆全景画，我能感觉到邓行方、戴家驹两位烈士虽然没能看到锦州的解放，但是他们应该是带着微笑就义的。他们听见了解放锦州的隆隆炮声，看见了各部队按照根据他们提供的情报，突破一道道防线，一个个据点被炮弹炸得粉碎，排山倒海般的解放军战士正向他们冲杀过来，他们向同志们招手致意…。
采访完老人后，我们来到当年情报站的旧址，老房子已经破败不堪，早已经没有了当年忙忙碌碌的景象。房子虽然老旧，但是我能仍然感到它当年的英气，当年在这座房子里工作的人们可能大多数已经作古，但是他留在这里面大无畏奉献精神还在闪闪发光，只是我们的后人还没有发现。他们用这样简陋的屋舍，这样的条件完成了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事业，这让我的灵魂得到很大触动。
戴静萍老人于2018年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