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当代作家刘知侠花费了数年精力，与铁道游击队员一同生活战斗而创作出的小说《铁道游击队》正式出版.小说一经问世，便被人们争相借阅传抄。借到书的如获至宝，没能借到的只能苦苦等待上一波读者早日来还书。1956年，同名电影登上银幕，引发热烈反响，主人公刘洪、李正等抗日好汉的英雄故事在街头巷尾流传。
电影铁道游击队（1956版）
在山东枣庄，这片当年游击队员血战过的地方，立着一块纪念碑，刻着游击队几代领导的名字。众所周知的大队长刘洪的这个名字，便是取自首任队长洪振海和继任队长刘金山。李正这个名字则源自第四任政委文立正，故事主要来自于首任政委杜季伟。文立正虽然只在铁道游击队战斗了一年多，但他的故事却不止于铁道游击队。
热血青年赴国难
文立正，别名文立征，字国遒。辛亥革命那年，文立正出生在湖南衡山一户中等人家。1934年秋天，一封录取通知书的到来，让家乡瞬间沸腾了起来——文立正以优异成绩被北平的辅仁大学化学系录取。即便是本世纪初，家里供出个大学生仍旧实属不易，值得办下酒宴庆贺一番的事情，文立正这样一个1930年代的大学生，含金量几何自不用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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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北平上大学的文立正，并没有老老实实按照家人设想的那样，完成学业后进入大企业成为纵横商海的经理或者靠技术过上体面生活的工程师。他在学生时代的举动，就让家人颇为担忧，而毕业之后的抉择更是差点让他和家人决裂。
文立正入学的时候，正值日寇染指华北，老蒋依旧执拗于“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侵略者大行绥靖政策。不但默许日本在华北地区的特殊权利，还设立了“察冀政务委员会”专门负责媚日卖国。这年，我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在北平爆发，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宣扬抗日救国的主张，甚至不惜和代表反动当局的军警肉搏。文立正亲身参与了这次学生运动，并且给高中挚友写了长信，号召湖北当地的学生声援这次爱国运动。
文立正写信给弟弟立徽，介绍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情况（1935年12月18日）
奈何学生空有满腔热血，依旧敌不过日寇的铁蹄。华北彻底沦陷以后，未及毕业的文立正与许多同学一道南下流亡到达济南。不久，国共第二次合作达成，开启合作抗日阶段。按照党的指示，文立正进入了国民政府创办的“山东抗日军政人员训练班”，毕业后在山东北部一个县城出任政训员，负责宣传抗日工作、培养抗日骨干人才。
1938年，文立正加入我党。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抉择，走出了和家人全然不同的道路。多年以后，文立正的表弟陈铁如在访谈节目中回忆道：“表哥他加入了我党，他觉得抗战胜利就要靠这样的党员。早在东北沦陷的时候，他就有了抗日的思想，但是不知道要怎么抗日，后来明白了选择加入我党。”
文立正的选择在家中引发轩然大波，纵然是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家人依旧不理解他的选择，同样是抗日，为何不在国民党这边效力呢？表弟陈铁如回忆道：“家里人觉得要和他们一样做（在国民党一方工作），才比较理想。上高中的时候，表哥的父亲就是黄埔军校长沙第三分校的少将总队长了，他的一个亲弟弟也是上的国民党军校，最后成为国军高官。”
从表弟陈铁如的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文立正的选择与他的父亲、兄弟截然不同。只要他愿意，有着少将父亲的帮助，在国府谋个好差事不要太简单。但他最终选择了我党，选择了他认为的真理，去往最为艰苦的地方，逐渐和家里断了音讯。
邵剑秋
锤炼一支党的队伍
不久之后，文立正受党的委派，担任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政训处的副处长。在这个地方，除了我党的武装，还活跃着另外三个抗日武装，其中有一支又一个叫做邵剑秋的领导。邵剑秋认准了文立正这个有文化又平易近人的干部，特意把他请到了自己部队中工作。
邵剑秋的部队打着的是国民党的杂牌番号，然而却与国民党上级基本没有联系，粮饷补给很困难，可以说真的是“用爱在发电”。部队的成员大多数出自贫苦的农民，虽然有抗日的血性，但是却对长期抗战缺乏认识。尤其是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凶残日军，一旦打败仗军中就会士气不振，弥散着一股失败的情绪。
文立正的办法很简单，他教部队的士兵们唱歌。歌曲是红军时期我党部队人人会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而且身体力行，和邵剑秋一道为战士们做表率，坚决执行这些铁律。进入村子不扰民，粉刷标语的同时，帮助老乡修葺旧屋。离开的时候，一定要给借住的老乡家打扫院落，装满水缸。对于不慎损坏的物品，照价赔偿。一开始，士兵们有抱怨情绪，不久之后却在民众的日益拥护中，明白了文教员的苦心。
在这支队伍里，文立正还积极发展党员，成立了党领导下的支部，为部队注入灵魂。过去邵剑秋等人带兵，名为游击，实际上常常一次出击，损失远大于收获。文立正把游击方针贯彻下来，并且带动队伍的干部学习游击战术思想。很快，这支思想上和军事上都焕然一新的部队，在津浦铁道附近伏击了一支落单的日军小部队，歼灭了一车二十多个鬼子。
眼看着部队发展越来越好，这时候国民党开始“关心”起他们来。他们把邵剑秋的部队改编为一个营，不但拨给军饷还常常请客送礼。文立正与邵剑秋心里明白的很，找了个机会让部队转移去了八路军115师活跃的地区，改编成为八路军的运河支队。
彼时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运河支队的日子也不好过。日伪军加大了扫荡范围和频次，文立正只能带着部队四处转战，常常好几天都在行军，连衣物都没有换洗的间隙。身上的棉衣里长满了虱子，只能在夜晚宿营的时候，把棉衣脱下放在火上烘烤，虱子掉入火堆中，噼啪作响。每每这时候，战士们就会互相开玩笑：“某某又在打机关枪，浪费弹药了！”
由于部队十分困难，几个战士摸去了敌占区的一个商号，神不知鬼不觉拿走了许多银元，为队伍买来了给养。这件事被文立正知道后严肃批评，重申了八路军队伍的革命纪律，让战士们写了检查。此事之后，就连普通战士也深刻认识到了维护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电影铁道游击队剧照
受命于危难之际
1942年夏天，长期活跃在津浦铁路和临枣支线上的鲁南铁道队，遭受了队伍建立以来的重创。这支部队作战勇敢，扒火车、炸桥梁，被115师政治部主任萧华称赞为“怀中利剑”和“袖中匕首”。可是眼下，部队损兵折将，就连政委孟昭煜也牺牲了。文立正临危受命，调任鲁南军区独立支队政委，兼任铁道游击队的政委。
文立正接手的铁道游击队，不再是过去那个让敌人闻风丧胆的“飞虎队”，战士们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士气低迷。有的战士怅然远望，有的战士则叫嚷着要和敌军拼命。为了让铁道游击队重整旗鼓，文立正几乎和每个队员彻夜长谈，挨个做足了工作，终于让这支部队重新奋起，憋着一股劲儿要为战友复仇。
长期的艰苦抗战，让许多人对速胜论有了清醒认识，但是却又不免滋生畏难情绪。这时候，熟读持久战深知国际形势的文立正，就开导同志们说：“日本鬼子就像西边的太阳，很快就要落山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今年就要打垮德国法西斯，明年就要消灭日本法西斯！”
1943年的初夏，铁道游击队负责会场保卫工作，而会场所在之地的彭口闸，云集了各地方的领导干部。也不知道是何种原因走漏了风声，会议正开着，村寨西边突然枪声大作。大队长刘金山拔出驳壳枪就出了会场，只见西门的队员已经和敌人接上了火，地上横七竖八躺着几个冲进来便被击毙的日军尸体。
文立正和刘金山立刻组织人手掩护同志们转移，但数百名日伪军已经包围了村寨，拼命突围倒是不难，但必然会伤亡严重。游击队牺牲了不要紧，这么多重要的同志们若被一网打尽，必然影响整个地区的抗日大业。
就在刘金山思索突围方案的时候，文立正看了一眼开裂的院墙，刘金山也心领神会：“破墙出去！”于是几个游击队员撞破了后院围墙，带着参会干部向村后民居转移。铁道游击队队员掩护他们翻过村民的一道又一道矮墙，层层阻击敌军，最终顺利突出包围，把参会同志一个不少地护送到安全地域。彭口闸事件，日军本想将铁道游击队和他们蹲了许久的“大鱼”一网打尽，不成想却扑了一场空。游击队这边牺牲三人，七人负伤。战斗一结束，文立正就开始清查内奸，原来是游击队的司务长曹昭庭向县城汉奸告密，出卖了同志们。文立正和刘金山等人精心谋划，为铁道游击队扫除了一大隐患。
除了与日伪军周旋，掩护往来延安的同志们顺利过敌占区，也是游击队的重要任务。特别是皖南事变之后，重建的新四军军部位于江苏盐城，延安派来的干部要想去往那里，必须通过一道又一道封锁线。曾有一次，延安方面派来100多位营级干部，各地方接力护送，八路军甚至出动了两个旅，撕开了几公里宽的敌军封锁线，才把这批干部送到了铁道游击队手里。接下来的护送任务，就由铁道游击队完成。陈毅、罗荣桓等干部往返延安，过鲁南地区的时候，都是由铁道游击队一路护送的。
文立正牺牲前住的房子
英勇的战士倒在胜利前夕
在铁道游击队战斗了一年多，彭口闸事件后不久，文立正就有了新的职务任命。1944年的4月，在山东党校进修结业后的文立正，出任鲁南地区的地委委员和宣传科长。有战斗经验的干部，而且年富力强，很多老同志都认为文立正今后前途无量，将来革命胜利了，他会有更大的作为。可是，谁也没有预料到，这个岗位会是文立正生前最后一次战斗的地方。
1945年2月下旬，文立正在丁家堂给当地的干部上课。22日的深夜，上完课的文立正已经在屋里躺下歇息。突然一阵异响将他惊醒，长期以来的工作和战斗经历让他养成了高度的警觉性，听到门栓被撬开，院内脚步响动，文立正立刻爬起摸出了配枪，打开保险隐在土墙后。文立正侧过头从窗口缝隙中向院内看去，虽然可视度很差，但明显可以看出几个黑影端着长枪向他所在的屋子逼近。退无可退之际，文立正准备据着窗子开枪迎敌，刚伸手去推开窗，便听见枪声大作。
文立正身体前倾，贴着土墙瘫软在地，手中的枪掉在一边——一颗子弹不偏不倚，正中他的额头，这个在鲁南家喻户晓战斗了许多年的年轻干部，生命定格在34岁。袭击文立正的，是当地臭名昭著的地主武装申宪武的部队。这次偷袭依旧是队伍中的叛徒告密，将文立正等人在此上课的情报出卖给申宪武。枪杀了文立正和其他我党的干部之后，汉奸申宪武等人迫不及待找日伪军邀功请赏。消息传来，鲁南百姓无不悲痛万分，将文立正牺牲的事件称作“丁家堂惨案”。
半年后的8月15日，日本人宣布二战战败，向反法西斯阵营投降。胜利的曙光照耀神州大地，鲁南人民欢庆战斗胜利。然而他们的好干部文立正，却没能亲眼看见他坚信的抗战胜利的这一天。战后各地公审汉奸卖国贼，申宪武也被文立正的战友们枪决，告慰烈士的在天之灵。
在牺牲前几天，战友们还回忆了这样一件事。当时的文立正已经是个成熟的干部，也到了成家的年纪。如果找到一个合适的革命伉俪，向上级打个报告准能被批准结婚。然而文立正却笑笑说：“国家是躯体，家庭是细胞。国家不幸，家庭也不可能温馨。我干革命的时时都在危险之中，不希望别人总是为我担惊受怕。结婚的事情，还是打跑了日本人再说。”
由于和家中多年前就断了联系，直到1974年，表弟陈铁如经过多方打听才找到了表哥的昔日战友，得知了表哥牺牲在抗战胜利前夕的消息。文立正牺牲近三十年，家人为什么苦寻不着？表弟陈铁如含泪说：“表哥在济南的时候，给家里写信，已经改名叫赵宓。后来抗战胜利了，舅舅就花了很多钱，在山东各地登报找他，用的就是这个名字。建国以后也托人查找，都是查无此人。”
1951年，文立正的父亲在寻子不得中抱憾而逝。直到文立正牺牲后的第29个年头，表弟陈铁如终于收到了一位昔日曾在铁道游击队与表哥共同战斗过的老同志的回信，这才得知了表哥早已牺牲在抗战胜利前夕的消息。
文立正纪念碑
谨以此文，缅怀文立正烈士。虽然他短暂的生命在34岁戛然而止，但他的故事必将永久流传。今日的鲁南一片安静祥和，可当年这块土地上战斗的故事，是那样的动人心魄。[玫瑰][玫瑰][玫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