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的爱国事迹五十字
一九六二年冬，焦裕禄同志怀着改变灾区面貌的雄心壮志，来到了兰考。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严重的灾荒景象。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三十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被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的最低水平。重重的困难，在这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来，这里有三十六万勤劳的人民，有烈士们流血牺牲解放出来的九十多万亩土地。只要加强党的领导，就是有天大的艰难，也一定能杀出条路来。焦裕禄同志说：“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请组织上放心，不改变兰考的面貌，我决不离开这里。”第二天，当大家知道他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他已经深入到农机调查访问去了。他拜群众为师，虚心向群众学习。开座谈会，全面了解灾情及其原因，寻找救灾办法。同时，焦裕禄同志教育干部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深入到每家每户，了解情况，宣传政策，进行思想发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通过教育和发动，兰考人民明确了前进方向，振奋起抗灾自救的精神，坚定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决心，信心百倍地改变多灾多难的旧兰考。焦裕禄同志经常住在农民的草庵子里，蹲在牛棚里，跟群众一起吃饭，一起劳动。他带着高昂的革命激情和对群众的无限信任，在广大群众中间询问着、倾听着、观察着。他听到许多农民要求“翻身”、要求革命的呼声，看到许多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对“三害”斗争的革命精神，他在群众中学到了不少治沙、治水、治碱的办法，总结了不少可贵的经验。群众的智慧，使他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也更坚定了他战胜灾害的信心。焦裕禄通过调查，感概万千。他说：“兰考的贫下中农是革命的，他们有改变家乡面貌，由穷变富的强烈要求，就象在一千零八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布满干柴一样，只要崩出一个火星，就可以引起熊熊烈火。”
王进喜、焦裕禄的事迹
王进喜:王进喜，1923年出生于甘肃玉门亦金村。6岁时因家贫，用棍子拉着双目失明的父亲沿街乞讨，8岁时给有钱人家放羊。1938年他进玉门石油公司当徒工、干活时被砸伤了腿，被厂主赶出大门，伤好后才顶了别人的名字混了个差使。当时，玉门油矿的美国技帅垄断了采油技术，王进喜在矿里干了十几年没有上过一次钻台，没有摸过一次石油钻机的刹把。他作为一个干杂活的穷工人，多少年里连铺盖卷也没混上，盖的是破羊皮，铺的是稻草。新中国成立后，王进喜当上了国营甘肃玉门石油管理局勘探公司三大队的石油工人，副司钻，1956年升任1259钻井队队长，同年加入了共产党。当时中国的钻井技术还很落后，他提出了“月上千，年上万，钻透祁连山，玉门关上立标杆”的口号。在1958年，他领导钻井队创造了月进尺5OOO米的全国纪录，成为中国中型钻机最高标杆单位，荣获“卫星井队”红旗，被命名为“钢铁井队”。那时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以禁运方式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而我们的国产石油量又很少，中国政府每年人得不拿出极其有限的外汇从苏联进口油料。50年代末经济进入困难时期，中苏关系已开始紧张。1959年王进喜到北京参加群英会，看到北京街头的公共汽车因缺油背着煤气包，作为采油工人的他，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时因在黑龙江发现了大庆油田，中央决定抽调力量展开石油大会战。王进喜从玉门油田率领1205钻井队赶到当地的马家窑，于1960年4月14日经苦干五夜五夜后，大庆第一口油井开钻，不久即喷出原油。第一口油井打好之后，王进喜的腿被滚落的钻杆砸伤，他却顾不上住院.拄着拐杖缠着绷带连夜回到井队。第二口油井在即将发生井喷的危急时刻，没有重晶石粉，他当机立断用水泥代替。当时由于没有搅拌机，水泥沉在泥浆池底。王进喜便扔掉双拐，纵身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在他的带动下，工友们也纷纷跳进入。经过三个多小时，井喷被制服，保住了油井和钻机，工进喜身上却被碱性很大的泥浆烧起了大泡。房东老大娘见他连续几天几夜奋战在井场没有回来，就感慨地说“王队长真是个铁人啊！”从此“王铁人”的名字传遍了油田，并通过新闻媒介的宣传响彻了全中国。1964年，王进喜出席了第三次全国人大会议，受到毛主席的接见。1965年他任油田钻井指挥部副总指挥，1966年领导钻井队创年进尺10万米的世界钻井纪录。1969年4月在党的“九大”上，他以工人代表身份当选中央委员。1970年4月，王进喜在玉门参加石油现场会回到大庆之后，经医生检查确诊是胃癌晚期，11月15日在北京去世，时年47岁。-------------------王进喜同志简介王进喜同志1923年10月8日出生于甘肃省玉门县赤金堡镇上赤金王家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6岁开始讨饭，10岁给地主放牛，14岁被抓夫到玉门油矿做苦工，直到玉门油矿解放。1950年春，他成为我国第一代钻井工人，先后任司钻、队长等职，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9月，他率领的钻井队月进尺创当时全国最高纪录，荣获钢铁钻井队称号。1959年9月，王进喜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出席了全国群英会。1960年3月，王进喜率队从玉门到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曾组织人员用“人拉肩扛”的方法搬运和安装钻机，用“盆端桶提”的办法运水保开钻，不顾腿伤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压井喷，被誉为“铁人”。同年4月11日，会战指挥部号召全体会战职工向铁人王进喜学习。在大庆油田，王进喜先后任1205钻井队队长、钻井指挥部装建大队和钻井二大队大队长、钻井指挥部指挥，大庆革委会副主任、中共大庆核心小组副组长等职务。1964年12月，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69年4月，出席党的“九大”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1970年11月15日患胃癌医治无效逝世，享年47岁。铁人王进喜是大庆人的杰出典范，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辉形象，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英雄人物。他为加快发展我国石油工业奋力拼搏一辈子，在为我国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还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铁人精神，与其他伟人和英雄人物一道被列为“百年中国十大人物”。邓稼先: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翌年，他随母到北京，在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的父亲身边长大。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志成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他随大姐去了大后方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卖国独裁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中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8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当时的副总理李鹏前往医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焦裕禄:田梦焦裕禄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公认的好党员、好公仆、县委书记和厂大干部的好榜样。为了深切缅怀这位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笔者专程拜谒了位于河南省兰考县城北的焦裕禄烈士陵园，并从焦裕禄的亲人及早年与其一同工作过的老同志那里，了解到焦裕禄生前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随军南下扛过枪矿机厂里是内行焦裕禄生于1922年8月16日，家住山东省淄博市北崮村。由于焦裕禄的爷爷焦念礼不识字，被财主欺骗过，在焦裕禄6岁时，老人家力主全家勒紧裤带供孙子读书，焦裕禄才勉强上了4年小学。1939年，焦裕禄的父亲被财主逼债而死，同年，焦裕禄又被日本鬼子抓到辽宁的抚顺大山坑煤窑做苦工。两年后，焦裕禄逃出日寇的魔掌，在江苏宿迁县靠给地主打长工过活，直到1945年，焦裕禄得知家乡成了解放区，才返回了日夜思念的北崮山村。焦裕禄回乡后，积极参加革命斗争，1946年春被党组织接纳为中共党员。1947年秋，为支援新解放区，焦裕禄被调到属部队编制的渤海区南下工作队，并被分配到淮河大队一中队任班长。1948年，南下工作队到达河南境内，焦裕禄被派往尉氏县彭店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1950年，28岁的焦裕禄被上级任命为尉氏县大营区委副书记兼区长。在广大读者的印象中，焦裕禄是一位农业专家，其实不然，他在没有担任兰考县委书记之前，在工业战线上摸爬滚打了八九年。1953年7月，时任共青团郑州地委第二书记的焦裕禄，被选调去洛阳参加新中国的工业建设。他怀着火热的激情，来到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重点工程之——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了刚刚兴建的工厂临时公路总指挥。1945年8月，路面刚刚竣工，厂党委决定派焦裕禄和一部分干部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翌年春，洛阳矿山机器厂决定提前生产，又选焦裕禄到大连起重机厂机械加工车间学习，并担任实习车间主任。仅有4年小学文化程度的焦裕禄为尽快掌握机械加工技术和车间管理知识，如饥似渴地投入到高度紧张、困难重重的学习之中。1956年底焦裕禄满载着丰硕的学习成果，返回洛阳矿山机器厂，被任命为一金工车间主任。焦裕禄上任不久，厂党委决定，试制重量达108吨的大型卷扬机。生产这种大型卷扬机在国内尚属首次。一金工车间担负主要零部件的生产任务，时间紧，任务重，技术难度大。身为车间主任的焦裕禄没有退缩，为解决生产中的一个个难题，他索性把铺盖搬进了车间，连吃饭也蹲在机器旁。在焦裕禄的拼搏精神感召下，工人们夜以继日地争先恐后赶任务。经过合力奋战，直径4米的卷扬机终于试制成功，得到了上级通令嘉奖。由于过度劳累和无规律的饮食，年纪轻轻的焦裕禄患上了肝病，厂“党委得知后多次劝他住院治疗。焦裕禄放不下手里千头万绪的工作，一直带病坚守在岗位上。1959年，洛阳矿山机器厂全面投产，焦裕禄因突出的管理才能，被任命为调度科长。他经常深和入各车间了解情况，帮助车间解决问题，与此同时，还不忘了解工人的思想问题、家庭困难等，总是想方设法化解工人的思想包袱。工人们说：“焦科长不仅搞技术抓管理是内行，做政治思想工作也是行家。”因此，工人们有时也亲切地称焦裕禄为“政治科长”。正当焦裕禄在工厂里忘我地工作篇时，1962年，为了加强党对农业战线的领导，河南省委决定调他担任中共尉氏县委副书记，从繁华的洛阳回到了他曾经战斗过的贫瘠的豫东地区。舞台上能拉会唱“顺口溜”出口成章焦裕禄有文化，能读书看报，人也机灵活泼。还是在1947年南下工作队行军途中，为了鼓舞大家的士气，每当部队停下来休息时，他不是教战友们识字，就是从背包里抽出竹板，给大家即兴来一段山东快书。一天，他被中队领导选中，参加排演大型歌剧《血泪仇》。《血泪仇》是由延安调到南下工作队的杨指导员导演的，内容是控诉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剥削劳动人民，号召人民勇敢地团结起来推翻万恶的旧社会。焦裕禄扮演剧中主人公一一苦大仇深的贫雇农“王东才”。焦裕禄的苦难身世与“王东才”极为相似，一接触剧本就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和参与排戏的同志们边行军边背台词，连休息吃饭时也忙里挤空唱上几腔，很快进入了“角色”。《血泪仇》这出戏，南下工作队一路行军，一路演，连续演了10多场，取得了圆满的演出效果。焦裕禄不但是文艺演出积极分子，自谦“大老粗”文人的他，平日里开展群众工作时，还有一个拿手好戏——自编打油诗，也就是北方人常说的“顺口溜”，以这种诙谐幽默的民间文学形式来“旧瓶装新酒”，宣传革命道理，发动、鼓舞群众。解放初期，针对工农干部中文盲较多的现状，焦裕禄来了段这样的“顺口溜”：“大老粗，不要怕，干工作，学文化，蚂蚁能啃大骨头，咱遇座大山也搬走它！”以此与大家共勉。焦裕禄在尉氏县大营区工作期间，正值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的关键阶段。为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激发群众参与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他编了很多“顺口溜”。譬如：“恶霸为啥霸？旧社会，天黑呀！反动派，护着他。老百姓，腰杆塌。现如今，天亮了。共产党，反恶霸。有靠山，不用怕。穷人一起挺腰杆，抱成一团打倒他！穷人一起挺腰杆，翻身解放力量大！”这段长短句结合、蕴含昂扬斗志的“顺口溜”，极富鼓动性在剿匪反霸斗争中很有威力。1951年，焦裕禄在尉氏县担任团县委副书记期间，了解到有个区的几个团干部，由于工作方法不当，急于求成，和区里搞土改抓救灾的于部发生了冲突，思想上有情绪。于是，他在开会时给大家来了一段开场白：“怎么了，遭霜打了？赶路谁人不跌倒，下地哪个不绊脚？有点挫折怕什么，振作精神最重要。”大家一听这段“顺口溜”，情绪当即放松。“顺口溜”这种语言形式，好像很“土”，但焦裕禄却因地制宜，使其焕发生机，即使他后来当了兰考县委书记，也依然喜欢用这种语言形式总结问题，抒情言志。他在讲到治理兰考“三害”（风沙、盐碱、内涝）的方案时，曾说了这样一段“顺口溜”：“兰考有‘三害’，害咱兰考人；‘三害’不治理，兰考难翻身；立志治‘三害’，富咱兰考人；团结同奋斗，挖掉‘二害’根……”焦裕禄创作的这类闪耀着奋斗精神、幽默风趣的“顺口溜”还有很多，至今仍在兰考大地广为流传。重宣传爱写文章听意见才让照相焦裕禄担任县委书记后，县里既有秘书，也有通讯干事，但只要能挤出时间，工作总结、大会讲话、调查报告等文字材料，他都是亲自动笔写。在兰考，他主持并起草了《关于治沙、治碱、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设想》、《造林防沙方案》、《排涝治碱方案》等根治“三害”的重要文件；还亲笔撰写了《关于盐碱地的普查报告》、《一个七季受灾的特重灾队，今年生产一片繁荣景象的调查报告》等调研文章。即使在肝病晚期，他依然忍受着极度的病痛，在病床上撰写《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这篇宣传兰考、鼓舞士气的文章。焦裕禄写稿子文风朴实，修改稿子也不尚空谈，不唱高调，总是注重事实，用典型事例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震撼力。凡是按照焦裕禄的意见采写，又经他修改的稿子，绝大部分都能被报纸、电台采用。经焦裕禄修改的稿件，之所以能够屡屡见诸新闻媒体，主要因为他很有“新闻敏感”。早在1950年，焦裕禄任大营区区长时，这种“新闻敏感”就已经具备。一次，他途经一个村庄，发现了年仅16岁的姑娘王小妹在犁地种地，干起活来比有些小伙子还利落，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典型。于是，他便走到地里，一边帮王小妹干活，一边详细询问她家的情况。颇有些男孩子气的王小妹便告诉焦裕禄，自己家中没有兄弟，父母年老体弱，打土豪分田地后她就学会了干各种农活。王小妹还自豪地对焦裕禄说，她还是村里的土改积极分子。焦裕禄回到区里已近深夜，他抑制不住写作激情，连夜赶写了一份王小妹的典型材料。第二天，就带着乡村干部到王小妹的田头开起了现场会，还在会上即兴编了一段“顺口溜”：“王小妹，十六岁，斗地主，抓土匪，犁地耙地她都会……”这次现场会不久，王小妹这个典型就从大营区推广到了全县，成了青年妇女学习的楷模。焦裕禄曾对同事们坦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抓工作，就是要抓典型，带一般；抓两头，带中间。”在尉氏、兰考两县工作期间，焦裕禄发现并树立了许多正面典型，也批评了不少反面典型，但对于自己的典型事迹，却从不让通讯员和外边的记者报道。会摄影技术的兰考县委通讯干事刘俊生跟他一起下乡，焦裕禄每次都提醒道：“带上你的照相机。”很多次，刘俊生想抓拍焦裕禄带领群众除“三害”、与老农促膝交谈、艰苦朴素、忘我工作等感人镜头，但均被焦裕禄制止了。焦裕禄要求刘俊生只拍摄广大群众的镜头。1963年秋的一天，刘俊生再次随焦裕禄下乡，路过老韩陵胡集南地时，焦裕禄看到社员们正在劳动，又放下自行车走了过去。随行的城郊公社党委书记恳请：“焦书记呀，我很想跟你照张相片，留个纪念。”焦裕禄平和地说：“咱拍照片没啥用，还是给群众照吧。”刘俊生一听焦裕禄又在“老生常谈”，就壮着胆子给他提起了意见：“给群众照相不错，为啥就不可以把你和群众在一起劳动的情景照下来哩？群众和你在一起合了影，一定很高兴，这对他们的鼓舞不就更大吗？”焦裕禄听刘俊生批评得有道理，就大笑着说：“照你这么说，以前，我是有些个人主义思想了。好吧，叫你照，叫你照！”拍个什么样的镜头呢？焦裕禄两眼一亮，笑着说：“我爱泡桐，就在泡桐跟前给我照一张吧。”焦裕禄披着外衣，敞着怀，两手掐腰，兴奋地对刘俊生说道：“照吧！”随着相机快门一声脆响，焦裕禄与兰考的泡桐树一起，便永远定格在了历史的画册里。焦裕禄生前曾指着这张照片，笑着对刘俊生说：“这一张好，这一张好。”焦裕禄何以如此偏爱泡桐树呢？这是因为他深深钦佩泡桐树那不畏盐碱，不畏风沙，敢于同不利条件作斗争，且能造福于民的天性。泡桐的性格，其实也代表着焦裕禄的性格。清正廉洁品德高亲人亲戚难沾光身为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为改变兰考面貌可谓殚精竭虑，劳苦功高。以他的身份和威望，别说以权谋私，就是平日里稍稍对自己及亲友们放松一点，也可以得到当时好多人难得的“好处”。然而，焦裕禄始终没让一点私利替代兰考人民的根本利益，他始终坚持党的原则和正气，真正做到了送上门的不要，递到手上的不沾，与兰考人民甘苦与共。1963年春节，连年灾害的兰考肉类和副食供应比较紧张。县委办公室的一位同志就给焦裕禄家里送去了几斤肉。焦裕禄问他：“人人都有份吗？”这位同志回答：“要过年了，书记们工作忙，顾不上打肉，这是待意照顾几个领导同志的。”焦裕禄听后对这位同志说：“谢谢了，我家的肉已经买好了。请你把肉提回去，看办公室还有谁没买，这肉就照顾谁吧。”他还嘱咐这位同志，以后可不要再单独照顾领导了。焦裕禄到兰考后，看到城内有个大水坑，就建议城关镇在坑里种莲菜放鱼苗。半年后，放养的鱼苗已长到1斤左右。城关镇鱼场为感谢焦裕禄的指导，又想让身患肝病的焦书记补补身体，就派一名职工用水桶装了10多条活鱼，送到了他家。焦裕禄的孩子们一见活蹦乱跳的鱼儿，高兴得围着水桶直嚷着要吃鱼。焦裕禄回家后，问清楚了来龙去脉，就对嚷着要吃鱼的孩子们说：“这鱼是鱼场的叔叔辛辛苦苦养大的，是集体财产，咱一家咋能先吃呢？如果大家都沾集体的便宜，那集体的事业还能办好吗？焦裕禄的一席话，使孩子们明白了白吃别人的东西是不好的这个道理。他的大儿子国庆当即就带着弟妹们，把一桶活鱼又送回了养鱼场。一次，国家给兰考拨来一批救济棉花，救灾办公室的同志看到焦裕禄的棉袄补丁摞补丁，决定照顾他3斤，让他做件新棉袄。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拿着3斤棉花票，等焦裕禄一进家门，就兴奋地跟他商量做新棉衣的事。焦裕禄一听又是“照顾”他的东西，开口就说：“那不中。”稍停，他平心静气地对妻子说：“兰考现在还有好多群众缺衣少穿，救灾物资是给群众的，这棉花咱咋能要？我是领导，可不能搞特殊啊！”焦裕禄夫妇尽管省吃俭用，但因要赡养两位老人（双方的老母亲），抚育6个子女，有时还接济穷困群众，日子过得相当紧巴。1964年春节前的一天，风雪交加，焦裕禄到县政府大院找到县长程世平，说他多年没回山东老家看望母亲了，打算春节带着全家回老家一趟。接着，焦裕禄显然有些难为情地说：“老程，你手头宽不宽裕，能不能借给我三四百元？”程世平虽知道焦裕禄家的日子过得紧巴，可没想到他一个十五级干部连回老家探亲的路费也凑不够。见焦裕禄说话直打哆嗦，程世平急忙问：“老焦，你是不是病了了’焦裕禄这才随意说：“没有，就是有点冷。”程世平顺手摸了摸焦裕禄的胳膊，吃惊地说：“老焦，大腊月里下着雪你咋穿个空筒袄，连件秋衣也不套？”焦裕禄也是当着真人掏心窝说话：“老程，我没啥衣服套啊！没布票，手头也紧，能将就过冬就行了。再说了，老百姓有的连空筒袄还穿不上哩！”听了焦裕禄的心里话，程世平又钦佩又心酸，直想流眼泪。焦裕禄宁可借钱也不向组织伸手要救济，他的亲戚和子女们也没有谁能从他那里得到所谓的“便宜”。他有两个侄子，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山东老家务农，多次写信请求给找个工作。焦裕禄回信向他们解释；“招工是有计划有政策的，我即使有权也不能搞特殊。”亲戚们没能走成“后门”，自己的子女在找工作时焦裕禄也不“关照”一下。他的大女儿焦守凤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在家待业，有人向他提议：“小学教师不够用，让守凤去学校教书吧？”还有人向他透露信息：“邮政局要招收话务员，小梅（焦守民小名）干这个工作挺合适。”焦裕禄对于这些热心的提议，一再摇头否定。后来，焦守凤到兰考县食品加工厂当了一名临时工。刚去上班，焦裕禄就专门找到时任厂长的张树森，特别交待，“我的女儿来厂里当临时工，分配工作时一定要把她安排到酱菜组，这样对改造她的思想有好处。”临走时，焦裕禄又强调一句：“你们不要以为是我的女儿，就另眼相看，应该对她严格要求。”当时，焦守凤不认为爸爸让她经受劳动锻炼是关心她，让她养成自食其力的本领，心中“实在不满意”。而今，已经退休的焦守凤满含感谢之情地说：“现在想想，爸爸对我们兄妹的爱是一种大爱，他是在教我们怎么做人，怎么生活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