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4日，“劳动与社会：数字经济下的劳动”论坛以网络会议的形式成功举办。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赵鼎新教授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沈原教授为会议进行了开幕致辞。
劳动议题与劳动概念
赵鼎新的致辞主要围绕劳动议题的重要性、劳动研究对于其他社会学领域的启发性以及近年来劳动研究的新发展动向三个方面展开。首先，赵鼎新指出，人类是一种社会动物，自从人类进入文明以来，甚至在人类进入文明之前，人类就一起劳动，一起生产，因此劳动过程一直是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这就是为什么几个主要社会学传统都对它有持续的关注。其次，赵鼎新强调，即便一些领域没有直接运用劳动过程概念，劳动过程理论也是这些领域的理论建构的重要关注点。比如，在人类学中，研究者就采集还是渔猎带来了文明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这一问题中，哪一种劳动过程更为重要成为核心关注点；在关于奴隶制生产方式的讨论中，很多学者关注到，在一些国家中奴隶制生产方式成为了主要的生产方式，比如罗马和美国，而在另一些国家则并非如此，比如中国；在对农业的研究中，学者指出小农场（small holdings）、分成制佃农（share croppings）、商品农作（commercial farming）的劳动过程具有很强差异性，而这些差异带来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农业、经济，而且波及到社会：一部分劳动过程可以产生凝聚力，另一部分劳动过程则带来大规模反叛。最后，赵鼎新梳理了生产方式的演变和最新形态。具体来说，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对于高度重复的简单劳动，泰勒制可以实现劳动控制。但是当生产需要劳动者的自愿合作时，泰勒制就无法有效发挥作用，所以游戏化的控制方式诞生了。随着当下数字经济的到来，另一脉络的学术讨论发展起来，即平台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这也是这次会议的关注点。
古罗马，奴隶驮着主人。
沈原的致辞则围绕着作为学术范畴的劳动概念进行展开。沈原指出这是数字劳动背后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他提到，法兰克福学派在当代的重要代表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在其讲演中梳理了历史上作为学术范畴的劳动是如何进入学术界和如何发展的。阿克塞尔·霍耐特指出劳动作为学术概念被大家所认知是近两三个世纪的事情。这就意味着它实际上是伴随着工业化、市场化的过程所产生的。因此，这个时期锻造出来的劳动概念带有明显的工业化的印记——劳动主要指物质生产劳动；同时它也带有市场社会的印记——只有有薪酬的劳动才被视为正规劳动。后来，劳动概念也在不断演变：比如，家务劳动在女权主义的讨论中地位重要，由此无偿劳动得到广泛关注；又比如，服务业的情感劳动也被纳入劳动概念。虽然劳动概念日渐丰富，但是到目前为止，它的基本面仍脱离不开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所指涉的“劳动”，工业化、市场化导致了这种政治经济学的界定方式成为了界定劳动的主流，并确定了当今劳动概念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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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同时，劳动概念正在发生变化。沈原强调，曾经的基本面仍然是劳动概念的基础，但是这一概念在当下出现了很多新的形态。沈原希望学者们能够基于或超出这个基本面去探讨各种各样的新的劳动形态。会议所讨论的数字劳动就是一个例子，在数字劳动出现以后，劳动概念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第一是劳动要素、劳动过程发生了变化；第二是劳动主体发生了变化，数字劳动的部分主体是工程师，不同于传统讨论中的蓝领工人；第三是劳动组织发生了变化；另外，劳动过程中生产的价值观可能也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都需要进一步的学术研究。通过对数字劳动的讨论，劳动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探讨劳动新形态的阶段。这一问题现在也越来越引起国内社会学界的重视。最后，沈原提出，希望浙大能够把劳动社会学当作浙大社会学系今后发展的方向之一。浙大社会学系将在劳动与社会这个总主题下开展三次学术讨论，此次会议为第一场，第二和第三场的主题分别为零工经济下的劳动和平台经济下的劳动。希望能够邀请国内更多的从事劳动研究的学者参与。
为人工智能赋能的数字劳动力
会议进入下一阶段，由哈佛博克曼网际网络与社会研究中心副教授Mary L.Gray进行主题发言，发言主题为“The digital workforce power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为人工智能赋能的数字劳动力）”。她在发言初始说明，其研究与计算机科学家合作，Mary Gray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当下的很多学术工作集中致力于理解计算机科学对于社会的影响，而跨学科对话对于理解工作的未来发展及其与人工智能的交叉非常重要。对于当下汹涌着的人工智能终将取代人类劳动论调，她希望这次会议能让大家关注到人机协同的重要性。她指出，当我们讨论平台经济时，永远不应该忘记一个事实——所有的工作在物质世界中都有一定基础。即使称其为数字劳动，我们也应该思考，平台经济如何有效地以某种形式存在的企业聚集在一起，无论是在某个特定国家，还是依附于一套特定法规，其中都有一种需要学者关注的物质性（physicality）。另外，Mary Gray 对于平台劳动何以变得如此“不可见”（invisible）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平台经济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并保证劳动力的大量供应，平台通过程序管理劳动力，随之拉开了消费者与他们的距离，这导致了劳动力的不可见以及此类劳动的贬值倾向。Mary Gray对中国学者对这类工作的关注表示了欣慰，她指出，大多数美国和欧洲的学者不具备语言能力以及渠道来研究中国的数字劳动，这次会议因此极其有意义，因为它可以展现中国数字劳动研究是如何有效地呈现劳动嵌入不同情境和制度环境带来的差异性。
人工智能
接着，她提到为什么她在研究中将一部分数字劳动称为“隐匿劳动（ghost work）”，并指出，人类判断和算法之间保持互补关系，数字劳动中存在着“最后一英里悖论”，因此数字经济对人的需求将持续存在，完全的自动化实际上难以实现，它所做的只是不断地拆解工作，这种发展趋势意味着全职工作将在未来社会在极大程度上被重组或者被彻底取代。接着她指出隐匿劳动存在六个关键特征，包括：没有单一的工作地点；没有单一的名义雇主（employers of record）；没有统一的职业身份；全球网络连接的独立劳动力；工作成就更多是基于集体的；缺乏法律规范。Mary Gray在发言最后指出，这类隐匿劳动缺乏保护的状况是全球性危机。在全球范围内对于隐匿劳动进行反思时，我们应该应跳出“失业/受雇”的二元化观念。我们应该思考，这样一种工作意味着什么，如何让这种变化有利于更多劳动者。这种数字劳动力将是工作的未来，但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尚未形成连接与共识。
从标注工到网红
论坛第一场由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百人计划研究员吴桐雨主持。首先，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夏冰青做了题为“The Space-time Game: Disbaled workers in China's AI data labeling industry”（时空游戏：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中的残障数据标注工）的报告。夏冰青以残障数据标注工为研究对象，反思资本是如何通过在时空维度上的剥夺完成资本积累，探讨资本和劳动力如何在时空压缩的情景下重新完成分配。首先，夏冰青简单地界定了数据标注工作：它是在原始数据中添加文本或标签，包括照片、文本、视频、音频、3D数据等，经由这样一种劳动生产出精简且高质量的数据，为机器学习算法理解真实世界提供基础。接着，夏冰青介绍了研究的田野情况：研究共覆盖分布在5个省份的7个田野点，其中两个是政府主导的妈妈工组织，四个是由NGO主导的残障组织，两个是高校主导的学生工组织。夏冰青用“算法补足组织” （complementary organisation to the algorithm，后简称COTA）这一概念概括三类组织的共同特征，强调其与算法之间的直接关系。她通过田野故事对残障组织研究的发现进行了呈现，即“画一个大饼”（dangle a carrot），这和中国的两个特殊现象相关——“挂靠”和深圳户口。首先，针对挂靠现象，夏冰青梳理了这一灰色地带的产生和发展路径，并指出COTA瞄准“挂靠”现象背后的制度控制：通过给残障人士提供挂靠雇佣、现金支付挂靠酬金并收取中介费的模式运作残障标注产业。而对于深圳户口，由于有深圳户口的残障人士可以享有诸多社会福利，例如以低廉的价格租房、买房，一些街道对于工人还有额外的福利政策，工人希望将自己的深圳户口落到这些街道。在这些区域的COTA就承诺设立集体户口用以吸引、激励工人。但是夏冰青指出，这些承诺很多时候是不确定的，甚至会破灭。最后，夏冰青对整个研究进行总结，强调COTA在标注行业通过时空压缩的模式有效重置了剩余资本与剩余劳动力。它有效地组织了劳动力池，保证了AI信息的安全性，激励工人提高标注精确率，并降低了人员流动。
户口本
其后，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百人计划研究员吴桐雨分享了其题为“Between Computing and Manipulating: The Role of Complimentary Organization in the Data Labeling Industry”（游走于计算和算计之间：数据标注产业中的补足组织）的研究。研究以标注工为研究对象，采取多点民族志的方法，针对算法控制和再中介化趋势的讨论，提出了“算法补足组织”（COTA）的概念。其研究对这类补足组织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反思：算法补足组织的组织性质，算法补足组织能否以及如何补充算法控制；在什么条件下算法组织可以形成与工人联合抵御算法控制的形态。根据为期三年的田野调查，吴桐雨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作为算法补足组织，利用其地方政府性质和组织逻辑，动员地方性资源和地方性知识，分别在稳定劳动力池和优化劳动分工等维度补足了算法对于标注基地的远程控制。比如，为了辅助算法优化劳动力分工策略，补足组织针对当地劳动力特征，将标注工人分割成“万元户小组”和“差生组”，并将“妈妈工”放入“差生组”，实现将差生组与组织绩效脱耦的目的。最后，吴老师的研究发现，算法补足组织并不总是与资本协作，在特定条件下，也会出现和工人协作共同抵御资本的情形。总而言之，研究呈现了算法控制和补足组织之间的互动，阐述了算法控制的局限性以及补足组织如何弥补这些局限性；通过呈现其中地方政府的角色，及其独特的补足机制，探讨了超越商业形式的中介性质的可能性与复杂性；并且表明，在特定情况下，补足组织也为抵抗算法控制提供了空间。
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周珺分享了其题为“Gender and Human-machine Reconfiguration in the Influencer Industry”（网红产业中的性别与人机重构）的研究，该研究比较了两种女性化劳动形式：工厂工人和网红。周珺的研究集中探讨国家和市场如何建立和重建不同的控制技术来规范不同经济部门的女性劳动，并思考在这些控制技术下，女性可以获得多大的自主权。采取技术和社会互构的视角，这项研究将重点定位在了人机关系上，将流水线上限制女性身体的全景监狱式机器与数字平台上的现代跟踪、监视和评估技术并置，分析与前数字时代相比，数字技术如何在数字劳动场所重新配置人机关系，以及新的数字机器与资本积累和国家控制的前形式的延续和破裂。通过探讨性别是如何融入到两种劳动政体的监管机器，周珺的研究揭示了新机器的引入如何在其中立的外表下加深了系统的不平等；并且，通过追踪和比较各种控制技术的形态，以及它们在各个经济部门和历史时期对女性劳动的治理，该研究揭示了女性是如何被要求去渴望不稳定的工作，以满足流水线、平台算法和威权统治的机器。
Mary L.Gray对第一场报告进行了点评，首先她对于三个研究所提供的丰富的田野材料进行了赞赏，对前两个研究所提出的COTA概念表达了肯定。接着她对研究提出了问题，对于第一个研究，她提出，在不同的田野点间，对残障人士的文化态度的区别是否也影响了这些组织的再中介行为，以及在中美之间对于残障人士的文化态度是否存在区别；对于第二个研究，她肯定了其理论丰富性，并提问：在扶贫上，数字劳动是一个对于暂时就业机会缺乏的临时解药，还是为广泛结构性问题提供的长期性方法；Gray对于第三个研究的问题也是贯穿三个研究的共同问题，即数字技术所带来的限制性与可能性问题。Gray希望了解，是否网红经济活动对于网红也开辟出了新的空间；同时，Gray希望了解网红的粉丝群体是否有可能反抗女性气质的规范，扩展女性气质的含义。最后，她指出三篇文章体现出了关注的平台经济复杂性的重要性。
夏冰青首先对问题进行了回应，指出中西方对于残障人士的社会文化态度存在显著区别。例如，中国残障人士特殊的教育体制导致盲人经常被捆绑在按摩师这一职业上。所以一些COTA事实上在通过标注工作，打破大众的刻板想象。并且，残障人士也通过标注工的工作获得了认同感。但是在一些主要以营利为目的的COTA中，工人的处境就会更加糟糕，她在递交的文章中详细阐述了这一问题。其后，吴桐雨在回应问题时指出中国经济正经历向零工经济的巨大结构转型，而中国政府也广泛地应用数字经济来扶持欠发达地区，并且面向不同的群体试图解决不同的社会问题，因此这是一个长期的策略。但是同时，由于这类劳动中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和灵活性，作为中介组织的COTA由此变得重要，急需我们进行探讨。周珺提到对于不同形式的劳动和控制的理解需要兼顾其连续性和偶然性，如果1990年代社会再生产给予工人更多的支持，很可能就会带来不同的情况，当下中国逐渐脱离了工厂体制下的社会再生产模式，而当下的数字劳动并没有伴随着相应的社会再生产安排。Gary追问，在网红这一领域中是否看到类似COTA的现象，以及这是否会带来新的可能性，周珺用MCN机构作为回应，认为MCN复制甚至是恶化了现存的性别不平等，它更多地体现了工厂体制下的旧的控制方式的延续，能动性更多地体现在由平台介入的网红和粉丝之间。
数字劳动与家庭
论坛第二场由西交利物浦大学助理教授林乐峰主持。夏威夷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蔺乐首先对其题为“Control and consent in the connected age: the work of contractors on transnational online education platforms”（ 控制中的同意：跨国教育平台上的工作过程）的研究进行了分享。其研究以世界最大的在线教育平台之一ABC KID及其6个竞争对手为例，对平台经济中的工作控制与同意进行了反思。作为基于家庭的平台这样一个新类别，ABC KID动员了一群以前在美国劳动力市场被边缘化的人群（如全职妈妈、自由艺术家和军人妻子）。通过访谈、调查和在线数据，研究发现，由于相对收益较高，大多数ABC KID上的工作者表现出较高的工作满意度。此外，尽管ABC KID对工作者的工作内容和进度进行了严格和直接的控制，但它为工作者适应控制提供了新的空间。工作者的适应性实践也使得平台将控制组织为游戏的努力变得不那么有效。研究认为，在这些平台上工作的同意不仅是相对收益的产物，也是工作者、适应性实践和平台直接控制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当地时间2022年3月1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商店中的女性工作者。
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彭铟旎进行了题为“Digital labour and gender division of labour in parenting: a quanlitative study on parenting, digital technology and media applications in China's urban families”（ 育儿中的数字化劳动与性别分工：一项关于中国城市家庭育儿和数字化技术及媒体应用的定性研究）的分享，指出虽然人们对夫妻之间的时间使用以及家务和育儿中体力、情感和脑力劳动的分工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对家庭中的数字劳动分工却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其研究从中国84个城市家庭的147名父母中获得定性数据，通过比较中国城市的母亲和父亲在寻找育儿信息、与教师保持在线交流、在线购物和为孩子使用在线教育服务等方面使用数字技术和媒体的情况，揭示了育儿领域数字劳动的显著性别差异。研究展现了中国城市家庭的数字劳动分工的不平等，即母亲在养育子女时承担了大部分的数字劳动。通过展示性别与数字技术在家庭领域的相互建构，研究呈现了数字时代夫妻间分工的一种新的家庭劳动形式，挑战了围绕数字技术的解放和进步的神话，呼吁学术反思和公众关注其对女性的限制和剥削。
美国东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Eileen M. Otis对这场报告进行了评论。首先她指出两个研究非常新颖地结合了生产、再生产劳动来讨论家庭中的数字劳动，并提议在研究中进一步建立起这两种劳动的联系，在两个研究间建立对话，甚至是两位作者的合作，以呈现更大的照料图景。因为对于第一个研究中的妈妈来说，她们在家中的工作结合了生产与再生产劳动，而她们所提供的线上教育服务可能会指向第二个研究中的家庭。在第二个研究中的家庭里，一方面一部分家庭可能会消费这样一种线上服务，另一方面也同时存在生产与再生产劳动的结合，由此最终形成了一个“全球照料链”（global care chain）。她表示，希望能看到更多讨论关注女性如何在生产和再生产劳动之间转换，以及为这种转换所付出的额外劳动的研究。接着她分别对两个研究进行了提问，对于第一个研究，她指出，在家庭中劳动是部分同意的来源，这事实上可以与布洛维对于霸权和同意的讨论联系起来，由于这些劳动者拥有一定的缓冲空间，所以雇主很难进行直接的强制。而布洛维没有涉及到的是这里体现出的三角关系，这事实上为了雇主和工人的勾连提供了条件，她希望知道是否有这方面的例子。对于第二个研究，她首先肯定了研究设计的精巧，接着指出，对于家庭中的数字劳动，本文呈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技术往往被视为一个传统的男性气质领域，但是一旦到了家庭领域，照料的责任就更多地转移到女性身上。另外，她提到其中体现出的对于成功养育的焦虑也很有意思，在这样一种数字劳动中，这种焦虑更多地落到了女性身上。最后，她向彭铟旎提出了两个问题：其研究指出，父亲逃避责任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育儿博客比较女性化，那是否存在“父亲育儿博客（father's blog）”？第二个问题是，家庭中育有儿子是否会使父亲进行更多的数字劳动，另外，祖辈如何参与进这些劳动中？
蔺乐首先对问题进行了回应，指出家长和老师的勾连可能使平台加强了这一方面的监管，比如对一些课程进行录制并组织人员审核内容。但是事实上，家长和老师都对于脱离平台不太感兴趣，因为平台准备好了一切，老师不需要去过多地准备课程内容或者提前规划，还可以使用这些内容服务大量的客户。关于模板是否收费的问题，他回答，模板都是免费的，虽然这一平台并不是共享经济，但是在工作者的二次发展下呈现出了共享经济的精神。其后，彭铟旎指出，对于技术与男性气质上的讨论，她认为女性事实上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没有得到充分的承认；对于育儿焦虑，她指出这事实上也增加了数字劳动中的负担——家长必须精心地编辑发给老师的信息以建立良好形象。关于“父亲育儿博客（father's blog）”的问题，目前研究可能缺少这方面的材料，同时她指出，父亲的参与往往是娱乐性的，比如和孩子一起打游戏、看电影，而母亲则承担了重复性的、无聊的、强制性的工作，这事实上复制了家庭内线下照料的分工模式。关于祖辈的参与问题，由于他们对于信息技术的掌握非常有限，其参与也往往是非常有限的。
创业者与家政工
论坛的下午场第一节由南开大学教授王星主持，来自新罕布什尔大学的助理教授张琳和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副教授肖索未分别就北京中关村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历史和家政中介的劳动控制机制等议题发表了学术演讲，最后由西交利物浦大学助理教授林乐峰进行点评。
新罕布什尔大学传播学系助理教授张琳分享了题为Entrepreneurs in China's "Silicon Valley": State-led Financialization and Mass Entrepreneurship/Innovation（中国“硅谷”创业者：国家主导的金融化和大众创业/创新）的论文。该文章通过对北京中关村创业者实践的历史分析，挑战了现有解释中国信息技术（ICT）产业发展的两个流行观点：市场导向视角和国家中心视角。基于档案资料、参与观察以及对创业者、地方官员以及共享工作空间经理的访谈（2015-2020），张琳将2008年以后中关村创业的兴盛放置于其数十年的转型历史中。从宏观的角度，张琳强调了国家和信息技术产业互动的两种新方式。首先，各级政府都将自己转变为市场机构，通过市场直接行动而不是在后方“远程遥控”；其次，国家越来越多地在高新技术市场的治理中采取金融手段，扮演资本投资者的角色，引导和促进而不是直接管理由市场驱动的企业家经济。在这一轮政府金融手段的改革中，中关村则成为了一个重要试点区域。
随后，张琳基于中关村不同类型创业者的创业经历，从微观角度展示了政治经济变化和制度变化对于ICT创业的不同影响。在过去的数十年间，许多不同类型的创业者们投身于这场ICT行业的创业浪潮之中。这些创业者们中有海归、老牌IT巨头的员工、大学毕业生、白领以及一些没有大学文凭的蓝领工人，他们调动资源的能力差异显著，而且不同创业者之间还有着“鄙视链”的存在。最后张琳认为，调查中的所有创业者都同时受到国家日益金融化的治理体制的促进和限制。创业者们也接受结构性风险，并将其看作是个人重塑的机会。中关村的发展历史代表了一种不同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市场互动模式。混合所有制改革、国家资助的风投基金等新的尝试使公私资本的区别越来越模糊，这也对精英和草根创业者们产生了不同的复杂影响。
随后，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肖索未分享了基于对北京一家大型家政公司的田野调查，探讨了当前家政行业中的新型劳动控制模式。肖老师指出，相较于传统的家政中介机构，该公司代表的家政机构采取了“会员制” 的经营策略，即家政公司同时向雇主和家政工收取会员费，并承诺提供培训、调解、调换等服务，且服务期满后需重新签约。一方面，家政公司作为雇主的“代理人”，提供“打包服务”；另一方面，家政公司则成为家政工的“管理者”，强化公司对其劳动内容、方式和过程的监管。在会员制的经营模式下，家政公司需要同雇主争夺家政工的忠诚，使家政工愿意长期通过公司获取工作机会，而不是直接同雇主建立服务关系。
肖索未认为，为了保证家政工的服务质量和忠诚度，该家政公司发展出了 “制造匹配”与“打造娘家”两种劳动控制模式来实现对家政工的管控。“制造匹配”是家政公司采取的物质利益管控方式，例如和家政工建立利益捆绑结构，以及干预她们的工作获得。“打造娘家”则是移植转化了传统父权制家庭中“娘家-婆家”的二元结构，将公司打造成和家政工情感利益一致的“娘家”，而把雇主置于文化想象中“婆家”的位置。肖老师总结到，该公司所代表的劳动控制模式兼具支持和约束的面向，同时极富性别化内涵，既依赖于女性化的劳动的日常性、情感性和私人性，又调用了女性劳动者的经验和文化记忆。
西交利物浦大学助理教授林乐峰分别对两位学者的汇报进行了点评。首先，林乐峰针对张琳的研究补充了发展社会学领域的发展型国家的观点。他认为过去的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国家如何嵌入市场然后退出；而中关村的案例则提供了创业者乃至市场嵌入到国家的独特案例。此外，林乐峰就国家投资的资金来源以及创业支持政策成效等问题和张琳进行了交流。张琳认为对高新产业支持政策成效的整体评估还为时尚早，需要持续观察。总体而言，她对高新产业整体发展呈乐观态度，因为相关机制和人才基础已经建立，但也需要注意个体创业者的金融风险。接着，林乐峰针对肖索未的研究进行了点评。林乐峰从自己对制造业中介的观察出发，指出制造业中介和家政中介存在诸多相似点，从而提出了是否能跳出具体的中介行业对劳动力市场整体进行理论化的问题。肖索未同意家政中介和其它类型中介相比，既有共性又有其特性，因此建立一个更有解释力的理论是有必要的。
工业自动化背景下的劳工研究
论坛的下午场第二节由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吴桐雨主持，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副教授黄瑜和来自德国耶拿大学的博士候选人许辉就工业自动化背景下的劳工研究展开了分享，最后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王星教授对两位发言者的研究进行点评。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黄瑜分享了题为“工业自动化下工人反应：以广东珠三角为例”的研究。该研究基于广东珠三角地区的访谈和参与观察资料，探讨了机器自动化背景下不同工人的影响及工人自身的反应。黄瑜在分享中首先介绍了该研究的两个背景，即工人行动对于其权益改善的重要作用，以及现有劳动过程理论（LPT）中的不足。
2021年3月11日，广东东莞，工人在智能制造车间监控设备。
然后，黄瑜分别讨论了机器自动化对珠三角地区普通工人（以下简称为普工）和技能工人的影响。普工主要是在电子厂和家电厂的流水线工作，相较技能工人而言，他们的流动性更高且缺乏相应的技能，和劳动力市场以及工作场所谈判的力量更弱。通过对一家空调厂和鼠标键盘厂的调研，黄老师指出在自动化之后，普工的技能并没有得到提升，而且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减弱。就技能工人而言，黄老师以一家运动头盔工厂为例，说明在机器自动化之后，技能工人的培训时间变短，工资模式从计件变成了计时。大部分工厂中一线工人很难转变为技术员，工厂往往更愿意对外招聘大专生而不是对一线普工进行培训。但也有生产高端通信配件的工厂，由于其采取的学徒制和差异化竞争目的，而选择对学徒工人进行培训并尝试留住他们。
在分析了自动化对于工人影响之后，黄瑜随后探讨了工人自身对于自动化的反应。就工人的意识而言，技术工人们比普工对“机器换人”更敏感，而普工往往没有危机意识。但技术工人们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不足，不会因为引入机器而去为自己争取更多利益。在工人行动方面，技术工人的诉求是防御性的，没有提出对更高工资或是劳动过程的要求。许多普工最终选择自然流失，转向平台经济。而技术工人因为希望交够社保而留在工厂，但也因此失去自主性。
德国耶拿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许辉进行了题为“重新发现劳工的力量：基于劳动过程中技能争夺的思考——以制造业升级中自动化工程师群体为例”的汇报。该研究以产业升级中自动化工程师群体的培养与就业为例，探讨了自动化升级的过程以及给工人所带来的替代效益和补偿效益等问题。许辉首先介绍了中国产业转型和升级的宏观背景。他认为，工业自动化作为产业升级的解决方法一方面符合国家逻辑，能够使中国制造迈向全球价值链高端从而提升国家竞争力；另一方面，工业自动化也符合资本降低成本、增加效率、提升质量和形成市场竞争力的逻辑。许辉指出，自动化工程师便是产业升级过程产生的新型技术工人。他们不同于传统的普工和技术工人，是基于制造业机器人使用的大量需求而产生的群体。
许辉认为，许多研究关注到了工业自动化过程中劳动降级现象，但自动化同时也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补偿效应，带来了新的技术劳动力需求，也就是自动化工程师。随后，许辉在理论上区分了工业化早期和工业化后期两个阶段，两个阶段存在着不同的生产政体、技能形成体系与劳工力量。许辉认为，就工业化后期阶段，也即产业升级阶段而言，企业为了提高产出比和机器使用效率，积极开展相关技能培训。同时国家也采取了各种措施推动职业技术教育的改革。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也不再通过高度专制的方式管理工人，转而形成一种更加扁平化和合作型的劳动关系。工人自身被技术赋权，一方面其结构性的力量得到提升，拥有了更强的劳动力市场和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另一方面，工人的制度性力量也在提升。国家通过颁布新职业、设定职业标准以及举办技能大赛等方式，为工人提供了更多的社会权利。
在评论环节，南开大学王星教授首先介绍了当前劳动研究中的两种不同取向。其中一种视角是从价值关怀的角度出发，倾向于弱势群体的视角；另一种视角则追求价值中立，旨在跳出劳工群体本身，观察产业和技术对劳动产生的影响。王星认为，黄瑜的研究更倾向于前者，而许辉的研究更倾向于后者。随后，王星分别对两篇论文进行了点评。王星首先肯定了黄老师的研究中对经典话题的探讨和对劳工主体的关注。接着，王星就自动化驱动力、不同群体和工序的替代风险、面对多元主体的劳动理论应用，以及如何保护劳工的问题和黄瑜展开了交流。针对驱动力和替代风险的问题，黄瑜认为处在价值链下游的工厂进行自动化主要是进行减员，技术工人很容易在自动化之后被替代；而处于价值链中上游的工厂即便在自动化之后也需要一些技术工人参与到生产流程的开发之中。
王星赞扬了许辉的文章的严谨性和深入性，是非常扎实的经验研究。王星同意许辉关于民营企业自动化升级的观点，但工人技能荣誉的获得还缺乏一定的体现。此外，王星还提出，在自动化产业中是否存在着技术支撑和技能支撑的双向转换渠道，以及产业升级如何推动社会升级的问题。针对社会升级的问题，许辉认为国家层面应该形成一套制度设计，即通过技能证书和提高社会公共资源，帮助工人实现社会流动。
小主播、工程师与大公司
论坛下午场第三节由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夏冰青主持，来自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的副教授郑颖勤、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李晓天、来自谢菲尔德大学的助理教授贾连睿分别就数字劳动、科技行业与平台等相关议题进行了报告，最后由埃塞克斯大学副教授Jamie Woodcock对上述报告进行了评议。
首先，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副教授郑颖勤做了题为“Algorithmic Game of Fortune & the Making of Digital Entrepreneurs: Micro-Influencing as Platform Labour in China”（ 算法幸运游戏与数字企业家的造就——中国微小网红作为平台劳工）的分享，在发言时，郑颖勤将原先题目中的“micro-influencing（微小网红）”改为了“nano-influencing（纳米网红）”，以强调她所研究的主播群体的特征：他们往往来自草根，白手起家，为追求“爆单”为目的，但内容传播力常常较为有限，因此被称为“nano-influencer”。郑颖勤团队在义乌B村进行的田野调查对31位主播和6位直播培训课程老师进行了采访，以及在主播聚集的直播课程、微信群中进行参与式观察。郑颖勤发现，来到义乌、投身直播带货行业的主播们往往非常强调运气、时机的巨大价值。他们期盼直播的走红以及走红所带来的“爆单”，而走红与爆单都是机遇性的，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本文采用了布洛维（1979）提出的制造同意与劳工游戏这一理论框架，并借助罗杰·凯卢瓦（Roger Caillois）（2001）对“玩”的四种分类分析了主播们的数字劳动过程：竞争（Agon）、概率（Alea）、模拟（Mimicry）、改变视角（Ilinx）。主播在竞争加强的市场环境里需要自己承担风险，一部分从业者甚至身兼数职来获得生存所需的收入，以持续追求拍出“爆单”视频的可能；“爆单”是不可预测的，主播们往往需要猜测短视频平台的推荐算法、规避算法限制，从而获得更多流量；模仿与改变视角在主播的生活中密切相关，从业者往往需要花费几千元以上的培训费，采用模拟、表演、自我鼓励等方式，将自己转变为一个合格的主播。在这一劳动过程中，主播们承受着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和紧张，自愿投身于对不确定的机遇的追求之中。郑颖勤对经验观察加以总结：作为数字劳动者的主播参与了这一“算法游戏”，但他们仍位于数字经济的边缘位置，平台生产的现有不平等秩序得以维系和强化。
022年1月20日，甘肃平凉，员正在认真参加直播培训。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李晓天分享了他的论文“(Unable) to be a 'boss': masculinity and labour process in Internet companies”（[无法]成为“大佬”：互联网公司中的男性气质与劳动过程）。该文围绕中国互联网公司中工程师群体的“男性气质”而展开。以往工程师研究常常忽视中国科技行业从业者的男性气质，本文指出，这一群体强化的霸权性男性气质具有其异质性，它与当代中国的结构性条件紧密相关。由于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往往集中分布在超大型城市，大部分劳动者都来自外地，城市的户口制度对个体劳动者的定居愿望形成了制度性约束，加之科技行业具有其特殊性，个体劳动者往往被要求持续向上流动，因此在这一框架下，“大佬”代表了男性工程师群体构建的理想形象，其特征是具有较强专业能力、在工作中积极主动并且有能力在超大型城市定居。在实际的工作场所中，很大一部分男性工作者发现自己并不符合这一理想形象：教育背景可能对上升空间形成限制，长期加班为身心带来巨大压力，在大城市定居的困难则增加了劳动者所面临的不稳定性。无法成为“大佬”的个体往往表现出挫败与沮丧，并在男性气质的竞争中被迫认输。李晓天总结，工作场所中霸权男性气质的强化解释了男性优势地位的存续，其异质性也展现了劳动者基于性别的主体性如何得到建构。
谢菲尔德大学的助理教授贾连睿分享了论文“On Super Apps and App Stores: Digital Media Logics in China's App Economy”（ 超级应用程序与应用程序商店：中国应用程序经济中的数字媒体逻辑）。贾连睿的研究关注应用软件经济中的权力结构如何生成。她对腾讯在中国应用程序生态系统中主导地位的建立过程进行了分析。她将腾讯市场力量的来源概括为平台化（platformization）、基础设施化（infrastructuralization）、聚合化（conglomeration）、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贾连睿考察了腾讯自2011年至2021年的发展历史，并结合数据指标对其进行了分析。她指出，通过投资游戏等互动娱乐业务，腾讯取得了财务成功，进而有能力聚合更多组织与机构、发展其业务网络，更重要的是，腾讯采用了以应用宝和微信为中心的企业战略：应用宝的推广让其业务由门户网站（portal）转向应用商城；微信在即时通讯领域的垄断地位使得腾讯获得市场主导者地位，微信小程序的推出让微信进一步平台化，成功聚合了市场开发者；腾讯强大的财务实力更强化了其在应用程序的开发与分发流程中的控制能力。腾讯所采用的多种战略均强化了该公司对平台生态系统的控制，最终成功增强了它的市场力量。
在三位参会者的报告结束后，作为评议人，来自埃塞克斯大学的Jamie Woodcock表示，此次论坛所讨论的新型数字劳动涉及广泛行业，研究者视野广阔，并没有将研究领域局限于外卖配送行业。Woodcock分享了他在数字劳动领域的观察与研究：他此前的研究同样涉及“nano-influencer”，他所关注的是影响力更小、观众仅有个位数的twitch主播，希望借此讨论为什么新型数字劳动对人们具有吸引力，而郑颖勤的研究中所讨论的“机会、运气”的社会价值同样也能在twitch主播群体中有所体现。最后，Woodcock老师也为郑颖勤提出了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哪些群体运营平台，平台上的社会关系是什么样的，它们如何影响具体的劳动者。
关于贾连睿的研究，Woodcock点评称平台的运作与平台权力的诞生是重要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其中平台与国家监管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在贾连睿的研究中，腾讯案例所提供的中国经验可以与美国互联网平台的经验案例加以对比，腾讯的案例为平台权力如何建立提供了一种解释，深化了与之相关的学术思考。围绕李晓天的研究，Woodcock首先称赞了李晓天所做的民族志，它细致地展现了劳动过程中劳动者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并以动态的过程突出了劳动者身上的主体性。接着，Woodcock也为李晓天的研究提出了问题：与硅谷的工程师文化相比，中国工程师所形成的群体文化会有哪些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