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0月底的一天，尽管已经是秋风萧瑟的季节里，但北京依旧是那么明亮。
北池子一处四合院里，一家人从早上开始就忙碌着准备餐食。这处四合院，以前住的是老将军傅秋涛，傅秋涛将军可不简单，早在1925年便参加了工人纠察队，皖南事变时，傅秋涛将军身陷重围，硬生生带着一支队伍杀出重围，1955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
图|傅秋涛将军
只是随着时间推移，老将军已经作古，不过因为老将军的夫人还在，所以这里还是傅家人在住着。前院傅秋涛将军夫人住的屋子依旧很宁静，忙活的是后院，傅将军的女儿傅阳与女婿张淮江。
尽管夫妻俩正在匆忙地准备着，但这场聚会他们却不是发起人。
真正促成这场聚会的是他们的老同学邓朴方。
邓朴方搞起了一个残疾人基金会，很需要人帮忙，于是就拜托老同学筹备个局，大家一起吃个饭，看看有谁愿意来。
“唉，胖子（邓朴方）。”
傅阳忍不住一阵伤感，想起了多年前的遭遇，眼眶忍不住湿润了不少，张淮江看见了，赶紧劝妻子：
“我可提醒你，这么多老同学还没谁见胖子调一滴泪，他办起了个残疾人基金会，进行曲刚唱起来，你别给大家破坏气氛。”
很快，老同学们纷纷到来，大家七嘴八舌，很快聊起了当年在八一小学上学时的趣事……
八一小学往事
邓朴方是出身在抗战年代，是邓小平与卓琳的长子。
儿子的出身，给邓小平夫妇带来了巨大的喜悦，但夫妇俩人却为孩子取什么名字而闹得不可开交，据说邓小平想为自己儿子取名叫“太行”，纪念在太行山抗战的这几年，卓琳却不同意，不过在当时，刘伯承将军的儿子已经先占了“太行”这个名字，抱过孩子一看，见这孩子生的朴实方正，于是建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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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就叫朴方吧，好不好。”
邓小平夫妇都很满意这个名字。
图|邓小平与刘伯承
1952年7月，邓小平调任中央工作，邓补方也跟着一起回到了北京，进入八一小学插班读三年级。
“八一小学”是一所供给制的干部小学，早在抗战时期，各个根据地解放区，就筹备建立了学校，1949年，华北的“荣臻子弟小学”与“延安保小”到了北京，合并后改称“八一小学”，并在北京海淀区安家落户。
能够在这所小学上学的学生，那父母都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功勋赫赫的人物。
傅阳的父亲就是傅秋涛将军，开国上将。
那时候上学，大家年龄都不大，但却很崇拜战斗英雄，聚在一起以后，不是一块天天打架，就相互攀比谁家的父母职务更高。
唯独邓朴方比较特殊，他既不参加“打架”，也说不清自己爸爸有何英雄之处。
同学们之间起争执时，总是会谈及自己的爸爸，是旅长、是师长。邓朴方唯有十分羡慕地看着他们。
邓朴方后来回忆起这件事也曾坦言：
“小时候在家里的时候，爸爸从来没有讲过他是做什么的。妈妈也从来不说这些话题。所以，他们几个孩子根本就没有这种概念。也一直没有问过。”
后来邓朴方上小学五年级时，才知道爸爸是财政部长。
1945年，邓小平、卓琳夫妇在河北抱着女儿邓林、儿子邓朴方合影
邓小平曾兼任过一段时间的财政部长，邓朴方大约也是从别人口中听来的。
一直到上中学，邓朴方都不知道自己父亲是干什么的。
不过那时候孩子们之间相互攀比父亲谁官大官小的风气，很快就被学校老师“镇压”了下去，大家开始相互攀比，谁更大公无私，谁更像是普通一兵。
这么一来，邓朴方反而突出了一些。
上高中一年级时，邓朴方参加共青团，团干部念他的入团申请书时，才发现他所提交的表格里，父亲一栏写的是邓小平，不由得吃了一惊：“怎么，胖子他爹就是总书记邓小平。”
原来就在1956年9月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不过，邓朴方的人生轨迹依旧没有改变多少，他按部就班地上学，那时候他的成绩在学校总是最好的。
时隔多年以后，他的老同学以及同事回忆起邓朴方都这样说：
“他本来可以做更多的事，更大的事，他具备那种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所应具备的许多优秀品质……”
上学时期的邓朴方，喜欢体育运动，那时他经常活跃在学校的篮球场、足球场、乒乓球台那边，尽管那时候他的体态已经有些胖，但这并不妨碍他身体的灵活。
“撞拐”是那个年代小学生最喜欢的一项活动。
其实说白了就是单脚独立，双手抱着另外一只脚，互相冲撞，时至今日，各大中小学生依然对此项运动乐此不疲。
邓朴方也常常活跃在其中。
而且他还喜欢踢毽子。
那时候的邓朴方，双腿还很有力量。
假如没有后来的意外，那他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1962年秋，邓朴方以平均每门功课90分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并于1965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你们还年轻，应该去做点事情”
邓朴方摔伤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本来如果救治的及时，是可以避免更加严重的，然而由于耽搁了治疗机会，导致了邓朴方永远失去了站起来的机会。
在积水潭医院检查时，医生诊断，邓朴方是第一腰椎、第十二胸椎骨折、双下肢瘫痪。
邓小平回到北京后，立即给周总理写信，请求为邓朴方治病。
1972年4月，周总理亲自批示：“邓朴方的病，还是请三○一医院治。”
可经手术诊疗后发现，邓朴方的脊椎和腰椎骨折最为严重，胸骨第十二节到第六节之间的脊髓纤维化坏死，原本截瘫可以只到大腿，结果却上升到了胸口。而且由于长期骨折造成了血肿，血液沿脊椎腔向上蔓延，并长期压迫脊髓，那段脊椎已无法复原。邓朴方今后将无法复原，甚至不可能站立。
也就是在医院治疗期间，邓朴方遇到了同是难友的王鲁光。
图|1964年，王树声全家合影
王鲁光是王树声大将的儿子。
原本作为长子的他，深受王树声将军的看重，王鲁光确实也很争气，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清华大学，毕业后在一家研究所工作。而在这期间，王鲁光也收获了爱情，并积极地筹备婚礼。
可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打乱了这一切。
1972年12月25日凌晨，王鲁光准备骑车上班，不慎被一辆失控的电车撞倒。
送到三○一医院以后，被医生诊断为第四至五节胸椎错位合并完全性截瘫。
医生的话也宣告了王鲁光今后只能坐着轮椅。
这一年王鲁光才26岁，距离结婚也只有4天。
人生一下子堕入了黑暗。
邓朴方与王鲁光认识后，两人成为了好朋友，常一起吃饭喝酒，也许是伤得早，邓朴方反而能看得开，并积极劝说王鲁光，这才使得王鲁光重新振作了精神。
1973年，王树声将军被查出患有食道癌，住进了三○一医院。
王鲁光有一次带着邓朴方去看望自己的父亲，王树声躺在病床上，看着眼前这两个年轻人，不禁有些痛心，但看着意志萧条的两人，王树声将军劝道：
“你们还年轻，应该去做点事情。”
图|王树声与儿子王鲁光
这一晚，邓朴方、王鲁光全失眠了，脑海中全是这句话，但对未来，他们很迷茫，不知道以自己这副身躯，还能去做什么？
也许是那一束突如其来的灵光，邓朴方想明白了不少，他注意到在全国，有不少像他们这样的残疾人，能不能办一个残疾人康复中心呢？
邓朴方的想法让王鲁光等一大批身残志坚的好友十分动心。
1977年春，邓朴方康复出院
本来想着等身体略微好一些，就开始着手实施这些计划，哪知道突如其来的一个变故，又把计划打乱了。
1979年年初的一天，常年照顾邓朴方的护士发现，他的后背隆起了一大块，一动还有“嘎吱嘎吱”的响声。
察觉不妙的家人立即将邓朴方送到医院，一检查才发现，是邓朴方的脊椎骨再次骨折，这次骨折的风险很大，如果骨折刺破了脊椎骨两旁的动脉，就会引发内出血，如果刺破出体外，就有可能感染脑炎，更麻烦的 是，以中国当时的医疗技术，尚不能治疗这种情况。
尽管医生考虑出国，但高昂的费用也让邓小平一家捉襟见肘。
好在一名叫马昆的大夫，联系了世界著名的脊椎外科大夫、时任加拿大渥太华市立医院主任医生哥登·阿姆斯特朗，阿姆斯特朗医生可以进行这场手术。而更让人感动的是，当他听说邓小平一家难以筹措手术费用时，当机立断决定，不要手术费用，还向加拿大政府提出申请协助，加拿大政府杜鲁不仅批准，还免除了全部的医疗费用。
图|年轻时的邓朴方
即便如此，邓朴方当时出国也是一大难题，按照约定，他们需要负担出国的费用。
邓朴方一家人聚在一起，这才凑足了全部的费用。
可以说是几经艰难，邓朴方才从手术台上下来，为了省钱他们没有住在康复中心，而是住在了中国驻渥太华大使馆。
经过长时间的卧床休息，邓朴方一直到1983年才又重新坐了起来。
由于他的脊椎骨已经完全没有了支撑作用，完全是依靠阿姆斯特朗医生为他植入身体里的两根30厘米长的金属棒，八只钢爪以及许多钢板和螺丝钉，才能使得他整个人坐在轮椅上。
也因为他的上半身不能移动，所以邓朴方坐在轮椅上以后，身躯总是格外的挺直。
这时候的邓朴方，也决心完成自己的梦想，为全中国的残疾人事业，做出一点贡献。
1983年3月15日，邓朴方积极联络了一大批残疾人志愿者，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成立了“中国残疾人康复中心筹备小组”。
可邓朴方还是觉得，光有这些还不够。
“残疾人的福利工作，应该推广到全国各个角落。”
但在邓朴方之前，中国的残疾人事业基本等于零。
中国人口基数大，而残疾人的数量，可能相当于西方欧美发达国家一个国家的人口数，这并不是夸张，根据2020年1月最新数据统计，已经达到了8500多万。
图|王鲁光
邓朴方与王鲁光一起，决定成立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不过成立基金会，许多事务十分繁杂，邓朴方一个人忙不过来。
1983年，邓朴方曾对一位老同学说过：
“我成立基金会是为残疾人做事，怎么个做法？机构、职能怎么定？想不清楚，想找些人聊一聊，请大家帮帮忙……”
“朴方，今天喝点茅台啊”
邓朴方想到了自己的老同学，希望从他们这里寻求一些帮助。
1983年10月的一天，北池子四合院里。
张淮江收拾好剁好的几块，一边打量已经准备好的几碟凉菜，最后目光落到了那瓶茅台酒上：
“菜无所谓，酒好就行。胖子爱河茅台，但愿这瓶不是假的。”
尽管大家已经多年不见，但是私下里称呼，还是爱叫当年的外号，邓朴方的乳名就叫胖子，当年的一些老同学也都跟着一起昵称“胖子”。
邓朴方爱喝酒也不是什么秘密，那些年在三○一医院进行康复治疗时，邓朴方就爱和王鲁光凑在一起，弄些酒食来吃。
几个同学陆续赶到以后，大家围坐在一起，重温当年美好的时光。
没过多长时间，只听到门外汽车鸣笛的声音，几个人赶紧起身，老同学们搭了把手，将邓朴方从车上抬了下来。
图|邓朴方
大家重新排座位时，邓朴方看了看四周，诙谐地说：“就我占得地方大。”
“没事儿，桌子大，坐下了。”
张淮江热情地招呼，一桌人坐下以后，各自开始聊自己的事业，聊了一会儿，大家开始斟酒。
“朴方，今天喝茅台啊。”
邓朴方举起酒杯，看着大家伙高兴地说：“哎，咱们又见面了，来，干一杯。”
一桌老友，有的会喝酒，有的不会喝酒，但大家都端起酒杯喝了一点，邓朴方本来酒量大，但考虑到身体原因，所以没有多喝。
又聊了一会儿后，邓朴方才聊起了自己的话题：
“我找大家一起吃顿饭，是想谈谈残疾人的事。”
邓朴方三根手指捏着酒杯不住的转动，慢慢的说起了自己的经历：
“这次我到加拿大动手术，看到听到了我们国家同世界发达国家在康复事业上的差距。手术后，我过了一个多月才脱离危险期，为了省钱，离开医院住进了我们的使馆，我是躺在水桶似的塑料纸家里，除了眼睛和脑子，啥也不能动。眼睛再动也只能看见头顶上那块天花板，不受限的就只剩脑子了，我想了很多，想起了我那些残疾的哥们儿们……”
图|邓朴方为中国第五届特奥会首枚金牌获得者马达红颁奖
邓朴方在医院治疗期间，除了王鲁光，还结识了不少残疾的哥们，老同学也都了解他，纯心做人，厚待故交，这些年邓朴方的情况好了不少，还陆续帮助了一些残疾的哥们返回社会参加工作。
“来，喝酒，喝酒。”
有人提议干杯，缓和一下悲怆的气氛。
“朴方，你谈具体点，看我们能帮什么忙？”
老同学为邓朴方不断的夹菜，一边耐心的听他说，邓朴方谈了很多过去的事情，也意识到了为中国残疾人做点事情，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规划。
“人类现代的康复概念，在中国还很陌生，与其我自己康复，不如回到至今还没有康复福音的祖国去，让中国的残疾人都能站起来，我想过，哪怕我长不起来了，我就算了，但我必须马上回国，为残疾人的事业开始工作……”
邓朴方把和王鲁光谋划建立的残疾人基金会与康复中心的事儿，对大家说了一遍：
“我成立基金会就是为残疾人做事。我和鲁光都是残疾人，你们都是健康人。”邓朴方用羡慕的目光依次扫过老同学们：“搞一个事业，首先必须要有人，没有人才不行，都是老同学，你们帮帮我。”
邓朴方并没有强烈要求大伙都来，他知道大伙都有自己的事业，也有自己的追求和想法，不可能全都到自己这里来，更为关键的是，残疾人基金会说的很好听，但实际上是个苦差事，因为残疾人本身就是生活在最艰苦最困难的环境里面。
图|邓朴方为亚残运中国首金颁奖
为了不让大家太难堪，邓朴方主动端起酒杯，转移了话题，大家都知道他朴实厚重的本性，一时之间有些感动，尽管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事儿，但人头熟，有相熟的帮手，一个个也都推荐到了邓朴方这里来。
事实上，这些同学中，有些人虽然没在基金会工作，但是脑子灵活，为邓朴方出了不少主意，解决了很多的实际困难。
也正是在这帮老同学的帮助下，邓朴方的残疾人基金会后来聚拢了不少的人才，使得中国的残疾人事业发展愈发的好，他们中有不少人虽然离开了基金会，但在各行各业里依旧不断的在增光添彩。
尽管从1983年这顿饭上来看，邓朴方似乎收获不大，也仅仅只是得到了两个推荐的人选，喝了半瓶茅台，但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为老友出了不少的贡献。
临别时，大家一起又把邓朴方抬到了车上，邓朴方一边挥手告别，一边嘱咐大伙：“多想着点，都是老同学，多联系，多帮忙。”
“放心吧，想着呢？”
大家一起挥手，目送邓朴方驶向了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