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着北上广的薪资，过着成都的生活”，是一场梦吗
（“半熟财经”首发于2022年5月17日）
文｜王雨娟 王莘莘
编辑｜余乐
记者手记
成都之行，助我找回了记者的职业尊严。川人的热情慷慨，至今滋养着我。
想做成都这个题目，缘于几位互联网行业的朋友，不想再在北京996，奔着安逸，把户口和工作都迁到了成都。我感到困惑，一个互联网企业扎堆的城市，真的能安逸吗？一个外来人怎样才能分一杯安逸的羹呢？
在北京，有段时间我出没于西二旗的早高峰。西二旗是著名的互联网公司聚集地。出地铁时，身前身后乌泱泱的人几乎顶着同一张脸，疲惫、麻木、低下去看着手机， 躯体被人流推着走。那是互联网仍高速发展的时期，他们每位都可能拿着超出同龄人许多的薪酬，看上去却像一个符号，而不是有血肉和灵魂的人。
带着困惑飞过去，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成都。是的，在成都高新区街头，我见到和西二旗一样的面孔。一个现代化机器，轰然压在人的头顶。
这座城市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美感。数年互联网产业的冲刷下，产业迁徙带动人才迁徙，鲜明的商业社会特质已经产生。成都市民的职业习惯，逐步向北上广靠拢。但只要走出高新区，仍可捕捉一个老成都。
到成都的傍晚，我拉着行李从武侯区车站出来，迎面撞上一位胡须凌乱、衣衫破旧的大爷。他抄着浓重川音冲我一通输出，原来是想用小破三轮载我去酒店。路途不足1000米，要价15块。看着他为说服我上车急得面红耳赤，我突然觉得这场宰客很有趣。路途也确实好笑——三轮驶出不足500米，遇上交警，大爷匆匆赶我下车就逃逸了，走时还大呼：“警察，警察！你可得转钱！”站在路口我乐不可支，成都可真不愧以市井文化闻名啊。
在北京，我见到许多“精英”，受过良好的教育，举止合乎礼仪，但那教养却像一层厚厚的保护壳，难免使人疏离。川人则热烈大胆，站在街上就能挽着胳膊拢人进去，惹不高兴了又当场怼起来。拉着家常，又回归生意，得付钱。
这亦是一座城市变迁的印记。在现代化还未高度发达的地方，人身上能保留未被过度教化的质朴，原子化也并不严重。真实、粗粝、泥沙俱下。
采访结束后，我和老友在川西茶廊，就着两盏盖碗茶和几盘瓜子，窝在竹椅上虚度了一整个下午。有时我们摆龙门阵，大部分时候头脑放空干坐着，状似痴呆。老友多次喃喃：“巴适。”那个下午我体会到老成都式的快活，忘记一切，没有工作、没有卷、没有焦虑，甚至没有自我。
毫不夸张地说，成都之行助我找回记者的职业尊严。大疫三年，我不得不频繁隔着手机和人聊天，被拒绝是常事，有的采访对象神龙见首不见尾。老成都人则数度让我惊讶，萍水相逢的人，能擦出这么热情的火花。几位采访对象站在公司楼下接我上去，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提供了大量超出预期的信息。一位背编织篓的老妪，听闻身份后，惊呼：“这么年轻的记者！”小面馆的老板，不带防备地和我聊起妻女的琐事。他们的慷慨和真诚，在日后陷入困顿时，仍滋养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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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站在这篇文章背后的，还有编辑余乐和同事李莹。余乐思维清晰，常只言片语解我困惑；在成都的采访计划被几度打乱时，李莹提供了及时的情绪支持。
人的精神面貌是时代与城市的注脚，文章也沾染着团队的气质。在阅读时，你可以一窥上述人类的可爱。
下为正文。
“我来成都的时候，想要的可不是这种生活。”陈徐言刚坐下，气还没喘匀，就先抛出了这句话。
两年前，为了彻底逃离北京的种种不如意，陈徐言决心在成都“过上最好的生活”——在市中心买套130平起步的新房子、找份不用加班的工作、空了就扎进茶馆、“摆摆龙门阵（四川方言、指聊天）”。
两年后，她的大部分愿望都落空了：满意的房子超出预算，几个“次优选项”还没摇中号，她只好一直租房住。
“巴适”的生活更是别想了。我在成都一家创业咖啡馆见到陈徐言时，她因跟投资人谈判而迟到了半个多小时。采访匆匆结束后，她又端着半杯咖啡快步赶回公司加班。
过去十年间，成都展现出对人才的强大吸引力。自2017年实施“人才新政”以来，平均每天约500人落户成都。从2019年起，在新一线城市中，成都人口增量仅次于杭州。去年成都更成为全国最热门迁入地，人口一年净增20万以上。
2020年落户数据显示，除了就近吸纳中西部城市青年，成都对一线城市青年的吸引力逐年增强。在落户来源地中，北京、上海、广东到蓉青年人数分别从2017年第17位、第28位、第6位上升到2020年第6位、第18位和第4位。
这座工于营销的城市，将自己打造成安逸、幸福与文艺的代名词，精准击中了在北上广过着“996”生活的打工人。在“海内外to成都”社群，70%-80%成员来自互联网与金融行业。加班严重、在一线买不起房、无法定居和对生活质量不满意是他们移居成都的主要原因。
作为西南地区的中心，成都确有其优势。除了落户政策与房价友好，成都还承接了互联网的中尾部产业。互联网大厂纷纷在成都设立分部和子公司，多数是人力密集型业务，制造出很大的人才缺口——不仅有庞大的数量，高层次用人需求亦随之涌现。
成都高新园区，图源：网络
“本土人才是填不上的”，悟空教育人力资源总监张顺告诉我们。这家海外在线教育公司在成都与北京均设有工区，部分岗位在成都能收到的简历却只有北京的1/5，“履历水平与北上广存在较大差距”，其创始人王玮认为。
然而，迁徙人群到成都的第一课却是如陈徐言一样的落差。“遍地都是小公司，单休是常态，甚至五险一金都不一定有。”一位迁徙人说道。老成都式的生活也很难过上，“除非你不干互联网和金融。”
降低期待
很多案例表明，“拿着北上广的薪资，过着成都的生活”在现阶段实现的机会很小。
在众多迁移路径中，先找好工作，再在公司内部调到成都，是最平滑的过渡。这比跨公司、跨行业转到成都都要要容易许多，但薪资很难保持北上广的水平。
一位平调回成都分公司的男士，接受了几乎腰斩的薪资，而且业务量反而加重了——分公司人手更少，项目周期又不能缩短。团队对北京调来的他寄予厚望，结果假期也全用来干工作。他形容那种感觉像“拼命转动的陀螺，精疲力尽又不敢倒下。”
大部分优质岗位是一线大型企业的成都分部，具体岗位上“科技行业以研发、客服类岗位为主，产品、设计类较少。金融行业，则是前台销售、市场类岗位居多。投研分析等岗位基本在总部或一线。” “海内外to成都”社群群主杨夏分析道。
这意味着，在公司内部转岗回成都，能选的岗位有限。张顺告诉我们，互联网公司不会将业务增长型平台放在中部，放在成都的岗位属性“一定是不一样的”——例如中台职能型、支撑型的岗位，或是研发类型里工作环境偏稳定的。从北京迁到成都的梁少其直言：“需要的硬核技术没那么多，很多业务得靠人工堆砌起来。”
即使进入一线大型企业在成都的分部和子公司，工资也很难达到在一线的水准。几位工作2、3年的成都程序员告诉我们，他们的月薪均在8000元-9000元，只有北上同岗位薪资的不到75%。
成都本土企业实力较弱，也开不出太高的工资。根据财富杂志评选的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中国大部分上榜企业位于北上广深。直到2021年，新希望控股集团才以316亿美元的营收位列榜单第390位，成为四川首家本土世界500强企业。
郭容意刚加入成都本土一家创业公司时，在北京、上海常见的学历仿佛变得很厉害，“身边的同事听说是985本硕，会有小声惊讶。”因此涨薪速度会比别人快一点。但是她很快发现，现有岗位难度不大，能积累的项目经验很少。
“一开始就在成都工作，跳去大厂很困难。”她面试的几个大厂岗位，最多只到第二轮。对方看岗位与项目是匹配的，仔细问问就发现实际做的事“是一线大厂几年前的玩法”。
杨念念从上海搬到成都的两年间，一直在几家小创业公司间横跳。她形容成都许多创业者是“土老板”。由于本土投资机构不多，老板拿自己的钱注资，说话分量自然很重。工作“比较看老板个人的喜好”，一言堂的现象并不少见。
她明显感到，职业天花板踮踮脚就能够到。公司人员不多，又极重人情，几个核心的高管职位由老板的亲信把控，职级大上1级-2级的领导已经工作了近10年。上升变得遥不可期，真正想做些事还得拉人另起炉灶。
除了工作，住在哪是最影响打工人幸福感的因素。在买房问题上，字节跳动产品经理亦安也经历了好几轮调低期待的过程。在北京买一个五六十年房龄的老房子，还能凑合，“但回成都，三十年的房都受不了。”
几个月里，他跟着中介看了各种各样的小区，有的太老，有的小区环境差，有的楼层又太高。边看二手边开始参与成都的新房摇号，目标从最想买的核心区域，一直往边缘区调整。
最终，他在天府新区的次核心区买下一套130平方米新房。房子总价260多万，家里给了一半支持，80万首付也就凑齐了。亦安也看过北京的楼盘，同样的总价顶多买套40多平的小房子，光首付就得150万。
遗憾的是，房子距离成都市中心还有一小时左右的地铁，带来的可能是新的糟心。《2020年度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显示，成都的通勤距离仅次于北京，排名全国第二。逃离一小时起步的北京通勤，来到成都可能也难以满意。
两个成都
“新成都人”不但拿不到北上广的工资，也很难过上老成都人的生活。
从成都内部来看，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哪个区工作。
自小在成都长大的互联网创业者Kevin认为，典型的老成都人靠拆迁和做买卖发财起家，只求一份稳定、不忙的工作，剩下的时间全用来生活。而这样的生活“只在二环里有。”
成都市老城区风貌
迁徙成都的人，基本上在高新区定居。这里不像成都，更像是北上广的复刻版。
“成都分为两座城，高新区和其他区。”在软件园见到成都市移动互联网协会秘书长张正刚的时候，他脱口便是这句话。
成都市高新区于20世纪90年代建立，自2000年获国务院批准在高新区设立四川成都出口加工区起，大型全球高科技企业纷至沓来。2006年又获批成为全国首批“创建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试点。
高新区的发展与互联网产业的进程密切相关。根据张正刚提供的《2020年成都市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至2020年，成都市规模以上互联网相关企业已有518家，其中35家营收超10亿元。在这块资本本不活跃的土壤，10年前全年投融资事件仅43起。而在2020年，投融资事件发生了113起，主要为天使轮与A轮。2022年仅第一季度，投融资事件就发生了90起，位列全国第8。
成都市高质量科创企业分布，图源：成都市移动互联网协会
在多位采访对象的口中，我听到类似的表述——高新区像是北上广深在成都的一块飞地。张顺出地铁站看到高新区的第一眼，觉得和北京望京没有区别。“成都的高新区其实就是一个深圳”，Kevin说。
仅看一家公司开在二环，还是高新区，即可判断员工的工作时间是传统的“855”还是互联网行业的“996”。在互联网做非技术岗的姚先生新公司在二环，他很少加班，而他在高新区互联网公司供职的朋友，晚上12点下班已经成了习惯。“晚上往高新区那边走，地铁坐到最后两站，就像是在北京天通苑一样，都是刚刚下班的人。”上述平调回成都分公司的男士，正是在高新区办公。
与遍地茶馆、棋牌室和KTV的老城区不同，高新区只有众多钢筋水泥浇筑的大厦。这里遍布着咖啡店、便利店、快餐店，许多餐饮店口味经过改良，变得没那么油和辣，也更适合外带，适应外地打工人需求。晚上9点后仍能见到灯火通明的办公楼，楼下成群结队的网约车在等待乘客。
我在高新区一家咖啡馆坐了一整个下午，那天是工作日，店里几乎坐满。相邻几桌客人分别在谈论新经济模式、Web3和虚拟货币创业，其中两位男士就互联网是否已经是夕阳行业发生了争执。
会计师北川初到成都时，在老城区的东门大桥附近住了三年多。“成都的爷们过日子，走路一步三甩手”，喝素毛峰、掏耳朵的老成都人挤满鹤鸣茶馆。只要不踏足高新区，依然能保持安逸。他的住所楼下就是各种美食店，火锅、串串、钵钵鸡、冒菜、兔头、烧烤应有尽有，价格也不贵，大部分几十块就能吃到。
下班及周末，他经常探访地道的本地美食，望平街、牛王庙、玉双路，逐个找下去。天气好的时候，约上三五好友去公园或者河边喝喝坝坝茶、晒晒太阳。后来，他拿到一个高新区的工作机会，就过上了“跟上海没什么区别”的生活，人也宅了起来。
成都市玉林街
城市变迁的痕迹在高新区亦可看见。去银泰采访时，出租车将我放在一条狭长、曲折的街道。路边随意停放着车辆，两侧均是个体商户，看不到熟知的消费品牌。一家门脸灰扑扑的盲人按摩店，按一小时人均仅60元。一家麻辣串串店的女老板，操着浓重的川音，先是拉着我的胳膊迎进店，后来为了要我多消费，多次从身边走过时念叨着：“拿太少了，浪费底料。”四川人的热情与市井气息扑面而来。
一走到狭路尽头，我碰到的人便以英文名互称，行动举止充满职业气息——讲求效率与规则。他们的文化墙上，写着“坦诚清晰”与“始终创业”。在高新区工作，你多半是他们中的一员。
把成都卷起来
北上广人的迁徙潮带动了成都的改变。
我在老城区一家面馆嗦碗杂面的一个多小时里，见到两位中途掏出电脑办公的男士，神色紧张地盯着屏幕。店老板见证了内卷的侵袭：近两三年，越来越多年轻顾客满口都是他听不懂的新潮词汇。
市井气与现代商业的冲突早期很明显。2012年前后，张正刚听到很多企业家抱怨：“成都人不加班，比较散漫。”一些知名的风投机构在考察结束后，还会要求创业者把公司总部迁到北京。总部不迁出成都，对方就拒绝投资的情况时有发生。
为了抵御风险，许多公司设立双总部，将研发或产品总部放在成都，将市场总部放在北上广。
许多人在来成都前，已在北上广有多年的工作经验，原本的那套工作效率和管理模式已内化于心。迁徙潮发生10年后，成都人的市民文化与职业习惯，逐步向北上广靠拢。张正刚在招聘时“感觉到非常不一样”，职业素养在简历阶段就能看出。
加密货币新贵KuCoin就是从成都起家出海的。今年5月，这家公司从Jump Crypto牵头的投资者那里筹集了1.5亿美元后，其估值达到100亿美元。“成都也有征服美国人的公司了！”一位科技圈人士惊叹道。
内卷风气也在此地兴盛。“太多人涌入成都了”，在互联网行业工作的严以宽直言。同样受“安逸”吸引来到成都后，他赶上的却是同事“往死里”加班——许多人还保持着华为的工作习惯。部门收到的简历都是985、211毕业，海外留学归来的应聘者也不少见。“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我根本进不来。”
回流的人才数量迅速增长，成都本土能提供的高端岗位依然有限。一旦有好的工作机会空出，清北毕业、拥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人就会一拥而上。“但这个岗位可能在一线城市只能算一个中等的岗位。”杨夏说。
去年，腾讯在成都注册了一家人工智能客服分公司，用数字机器人技术做客户服务。张正刚直言，“这是我以前没想到的”。以前这类分公司只会注册在本部。依托庞大的客服基础，成都也得以生长出一些新的业态。
在他看来，随着互联网C端用户见顶，由消费互联网转向产业互联网已成必然。成都的服务业基础能为互联网B端业务提供充足的服务场景。而且，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再到数字经济，成都有完整的产业链条来承接互联网B端业务。
在张顺看来，2018、2019年，互联网已经开始初见颓势，只是头部公司比中尾部公司受到的冲击小，并不是业绩没有受影响，而是有充足的资本维持发展。那两年，互联网公司的版图仍在外扩，成都成为其布局中的一环，由此获得快速发展。
年轻人去北上广深做互联网，原本是为了追逐梦想，“当他慢慢发现这个行业没有之前那么欣欣向荣，他就会更想要去找一个地方安定下来。”
互联网中部以上公司还有发展潜力的时候，尾部公司在一线已经被淘汰了。2021年，互联网高速发展的红利期结束后，张顺认为成都对部分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已经发生变化——对比高速发展时期，有一定下降。“尤其是高新区。”
张正刚则认为，产业迁移仍非根本，核心是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成都对人才的吸引力还将持续。
“疫情是影响近三年、以及未来5年-10年的最大因素，波及范围极广。”创业的成本在提高，越来越多年轻人宁愿寻找一份安稳的工作，过自己的小日子。北上广留不住，家乡小城市回不去，“彰显了成都的独特价值。”
工作与生活皆可期许
“我更想把成都描绘成一种对年轻人来讲，有未来、可期许的城市——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是。”王玮说。
过去10多年，张顺追求的是敲钟、1号位，每次换工作，业务营收要越来越大。30多岁在咨询公司是拼了命地干，33岁就做到了集团副总裁，“我就一直想往上走。”妻子跟随他工作的变动搬来搬去。
一系列化学反应发生了，他经历了教培业地震。双减政策出台后，他的线下业务再无上市可能，投资人“赔得底裤都掉了。”他不再去热钱公司，“我好像开了个窍，想稳一点。”儿子的出生是催化剂，他的重心开始向家庭倾斜。
决定离开一线城市时，张顺选中了成都，“找个她娘俩喜欢的城市”。他把房子租在二环内，让妻子和儿子过上老成都式的生活，自己在高新区上班。
梁少其是少有的没有经历落差的迁徙人。她来到成都是为了支持公司新基地的搭建，新业务受到集团的重视，工作节奏反而在北京更快。她全身心扑上去，晚上三四点下班不算稀奇，甚至通宵也有过。
无意中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在北京时，她常常担心和别人差距特别大，焦虑得周末都在学习。由于行业变动，她不得不从公司离职，最初的那两个月，她焦虑更深，“有太长的空窗期影响职业发展怎么办？”
没多久，她就遇到了男友，并在半年后完婚。结婚生子在北京时看来这样“恐怖”的事，到成都居然毫无抗拒地接受了。
梁少其想做的教育或互联网类岗位，在成都有较好的产业基础，并不难找到。一家头部教育科技公司已经发出过邀约，希望聘请她做项目负责人。
这次，她没有急着复工，而是打算边筹备婚礼，边思考下一步的职业方向，想清楚再做决定。工作还要做30年，“休息几个月也没什么大不了。”心态从容了许多。
目前，成都地铁总里程已超500公里，加上市域快轨和有轨电车，位列全国第三，打破了多年以来上海、北京、广州维持前三的格局。通勤效率提升了数倍，打工人们有更多机会住在离老城区更近的地方，品尝烟火气。
今年三月份，姚先生刚下飞机就直奔火锅店，狠狠感受了一次四川的辣味火锅。听着火锅店中飘来的四川话，他感觉这就是自己想要的“市井气”。成都连日的阴雨，姚先生感到了久违的轻松。下班后，他会约着两三好友一起去大排档喝酒撸串。“北京没有生活，下班后就只想睡觉”。
下午三点，川西茶廊一座难求，老成都人习惯在此喝盖碗茶、摆龙门阵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成都人可以有车有房有户口，不再是客人，真正融入这个城市。开车出成都两三百公里，即可抵达青藏高原，感受藏区风景。或者直接站到龙泉山，或某栋高楼的楼顶，也可能拍到贡嘎雪山。都市生活与自然风光，相隔并不遥远。
在一次次调低预期后，不少迁徙族们得到的幸福感，依然比北上广深要强。
（应受访者要求，除张正刚、王玮、张顺、杨夏、Kevin外，均为化名）
作者为《财经》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