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史书，仿佛史官躲在事发现场的床底似的，连只有两个人商量的绝密事件，也能把对话记载下来。
《史记》就有很多地方，让人怀疑。
比如说李斯和赵高的密谋，司马迁是怎么知道的？陈胜在鱼肚子里搞小动作，当然是瞒着众人，司马迁为什么能把过程写这么详细？
以至于有人怀疑，史记里的很多内容，是司马迁胡编乱造的。除了史记之外，其他史书里的不少记载，也让人怀疑来历。
不过，要是这么想，可就太小瞧司马迁和其他史官的职业素养了。
本文我们就说说，史官们都是怎么知道历史上的绝密事件的。有些事情，不同的史料说法不一，又怎么判断真伪。
一、参考起居注、实录等官方档案
看过新老三国演义电视剧对比的朋友，都知道两个版本在孙策托孤时的巨大差别。
新三国里，托孤的屋子里只有孙权和他母亲，以及一些下人，就算两个人伪造孙策的遗言，也不是什么难事。
在央视版三国里，孙策托孤的时候，大臣、母亲、妻子等人都在，这些人的身后，还有一个人全程一言不发，手拿竹简一刻不停地在写着什么。
央视版三国，才是帝王和主公们临终托孤、交代大事时的正确场景。后面那个书写的人，就是史官，负责记录君王身上发生的大事小事。
这些记载，会变成君王的《起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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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起居注，相传是在汉武帝时的《禁中起居注》。
一开始，起居注并没有专门的职位和人员来负责编撰，而是由宫廷内部人员来记载。比如说汉明帝的起居注，就是由他的皇后写的。
从魏晋时期开始，起居注的记载越来越规范，也有了专人负责。起居注的内容，也越来越详细，甚至连皇帝什么时候宠幸妃子，都要留下记录。
明朝的万历皇帝，有一次在去拜见太后的时候，偶然看见一个美丽的宫女，就当场临幸了她。想不到，这个宫女居然怀孕了。
万历并不喜欢这个宫女，还想抵赖说，孩子不是自己的。太后当场叫人拿出皇帝的起居注，对照日期，逼万历承认了。
可见，起居注囊括的范围实在很大，能为史官修史提供重要的参考。因此，在史书里，会出现很多宫廷秘闻。
而每个皇帝去世之后，后面的皇帝又会组织官员为先帝修实录，作为这一朝的官方正史，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
除了皇帝的起居注之外，大臣们的日常工作，也会留下奏折、批示等工作记录。
比如史记的《三王世家》，就详细记录了大臣们请汉武帝把三位皇子封为诸侯王的全过程。
这不是司马迁本人的记载，而是褚少孙的补记，史学家研究之后认为，褚少孙是直接把汉武帝时期存档的奏章抄了上去。
而有些史官，则不抄奏章原文，而是把事情的经过高度浓缩，并把从工作资料里看出来的阴谋、阳谋记录下来。
无论是帝王的起居注，还是大臣的工作资料，官方都有存档，里头有不少绝密内容。而后世的史官编纂史书时，这些存档就成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当然，这些官方资料，会有为尊者讳、隐瞒一些事实的嫌疑，需要史官有意识地去识别和筛选，从中找出真相。
有些史书，比如说《旧唐书》，因为编纂时间太短，史官没有对史料做鉴别，而是照单全抄，因此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但同时也保留下来了很多重要的一手记录，算是喜忧各半。
二、收集笔记小说、野史传说等
官方存档的资料并不能囊括历史的全貌，会出现为尊者讳、各执一词、资料缺失等问题。
比如说，唐朝的起居注和实录，经过五代十国的战火之后，等到宋朝想再修《新唐书》时，已经遗失了很多。
因此，私人编撰的史书，记载的笔记，甚至一些野史传说，也会纳入史官的参考范围。
武则天杀害女儿陷害王皇后，以夺取后位，在不同时期的史料中，就有一个清晰的发展流程。
在不加鉴别几乎照抄官方存档《旧唐书》正文里，并没有关于这件事的任何记载。
而比旧唐书略早的，由私人编撰的《唐会要》，则写小公主自然夭折之后，武则天利用此事陷害王皇后，向李治诬告说这是王皇后杀的。
那段时期，应该还有一些如今已经失传的野史或者笔记，说了小公主是被武则天杀害的。
因此，旧唐书的正文里虽然没有出现这件事的半个字记载，却在史官评语里加上了一句：武后夺嫡之谋也，振喉绝襁褓之儿。
到了宋朝编撰《新唐书》，就把武则天杀小公主写成了板上钉钉的事情。
有人研究过明朝万贵妃的形象变迁史。在明宪宗实录里，并没有万贵妃残害皇嗣的记载，而且明宪宗有14个儿子，长大成人的有11个，也看不出被人残害的痕迹来。
到了万历年间的一个官员写的笔记里，就出现了万贵妃残害皇嗣的记录，并且作者说，这是听一个老太监讲的。
之后关于明朝的各类个人编撰的史书，有不少把这件事记录在案的，有些还特地之处，这件事可信度不高。
到了清朝编撰的明史，史官最终收录了万贵妃残害皇嗣的说法。至于是经过详细的考证，选择相信这个说法，还是没在上面花太多心思，直接照单全抄，就不得而知了。
从上面这两个案例可以看出，私人编撰的史料、笔记和野史，也是史官编撰史书时的重要参考。
尤其在这里面，有些作者是当事人，或者见过当事人，显得可信度相当高。
不过，这些笔记，也不见得能全部相信。就算作者是当事人，也可能因为有自己的立场，或者年代久远记忆不轻，而导致记载错误。
而类似“听宫里的人说”，“听一个老太监说”，“我一个朋友听老太监说”，这些不知道转了多少手的说辞，就更难以分辨是不是有人在吹牛了。
引用这些史料，需要史官加以鉴别，是否能当做真事写进史书里。
有些史官，本来编写史书的时候就自带立场，选择性的采用有利于自己立场的材料。
比如说讨厌武则天的史官，只要是说武则天狠毒的，不管是官方存档，还是野史笔记，都照单全收，这就会影响史书的质量。
三、实地调查，采访当事人或其后代
司马迁为了写《史记》，从20岁开始游历全国，访问历史事件的当地人，搜集了很多旧闻逸事。
这也是为什么，史记比起大多数史书来，都更为生动。
比如说，在鸿门宴里，最熠熠生辉的角色，当属樊哙。刘邦那么多谋臣和武将在身边，都没有什么表现的机会，被平时并不醒目的樊哙抢去了风头。
而司马迁曾在樊哙列传里说，他去过樊哙的故乡，和樊哙的后人樊他广交情不错，从他那里得知了樊哙的很多事迹。
鸿门宴的故事，估计有很多细节，就是樊家代代相传，由樊他广告诉司马迁的。
荆轲刺秦王的具体过程，则是由用药袋帮了秦王一把的医官夏无且告诉活到汉武帝时期的公孙弘和董仲舒，他们再告诉司马迁。
司马迁女婿杨敞的祖先，在刘邦击败项羽一战中立过功，司马迁也从他那里得到过楚汉争霸的具体信息。
不过，司马迁并没有因为杨喜是女婿的祖先，而给他增加戏份，这体现了一个史官的节操和素质。
开头说的李斯和赵高的密谋，以及陈胜伪造祥瑞的过程，很可能就是司马迁实地调查得到的。
毕竟，这些事情，事发之时，当事人可能守口如瓶。可是等到时过境迁，参与的人，就不一定还忍得住不像别人诉说自己的“丰功伟绩”了。
另一种可能，则是他们或者他们身边的人被审讯的时候交代的，留下了文字记录，被司马迁找到了。
不过，像司马迁这样实地调查的，往往不是官方的史官，而是自行修史的居多。
例如明末清初的查继佐，写了一本《罪惟录》，里面的内容有部分是他从其他人修的史书中看来的，一部分是他实地调查得来，还有部分是他的亲身经历，他曾跟随明末一个藩王抗击清军。
他写的《罪惟录》，由于坚持反清立场，不敢公布于众，一直藏在夹壁墙里，直到民国才被发现，成为研究明朝历史的重要资料。
从明朝的各类史料、笔记里也可以发现，私自为明朝写史的人相当多，这些史书，也都被《明史》的编撰者们参考过。
四、如何判断史料真伪
史书的来源实在太多，就连听人说的奇闻异事，都有可能被写进正史里。
比较负责任的史官，会仔细鉴别，把认为不可靠的内容排除出去。而有些史官，或因为时间不够，或因为责任心不强，直接对已有史料照单全抄。
比如说，南北朝的史书，有些地方简直要写成了志怪小说。
因此，我们在研究和学习历史的时候，也要学会判断史料的真伪。
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也是无数史学家研究多年的课题。因此，在这里，我只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说一说我粗浅的意见。
其一，是否符合客观事实
我们看多了史书就会发现，历史上大部分皇帝，在出生的时候，都伴随着“神迹”。
比如说刘邦是母亲和赤帝所生，汉昭帝像上古尧帝一样怀胎14个月才生，孩子出生之前亲人做点神奇的梦更是家常便饭。
这些明显违背客观现实的内容，当然都不可信。这是史官为了表现皇帝的“天命所归”，而修饰出来的。
其二，是否符合基本逻辑
武则天杀死自己襁褓中的女儿，陷害王皇后，以扳倒王皇后，这个故事就连《新唐书》都正式采纳了，流传非常广。
但是我们读史书却发现，王皇后没有因为小公主之死，受到任何影响，这件事在逻辑上很难说通。
像这种明显不太符合基本逻辑的事情，我们有理由怀疑不是真的。
当然，写小说需要逻辑，但是现实有时候不需要。有些事情看似荒谬无比，却是事实。所以，遇到史书上不太符合逻辑的事情，我们主要是持怀疑态度，而难以一棒子打死，说这肯定是史官胡说八道的。
其三，不同史料是否相互冲突
秦始皇的生父到底是谁？这在史记的不同章节里，都有不同的说法。
唐中宗的嫡长子李重润是被武则天所杀，还是李显自己心虚杀子？同样是《旧唐书》，都前后矛盾，不同的史书，也有不同的说法。
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仔细鉴别，到底孰真孰假，或者哪个说法为真的概率更大一些。
不过，在流传下来的史料较少，或者不同史料之间冲突实在太大的情况下，根据已有信息，有些事情实在难以找到真相。
这个时候，就只能期待考古发现了。
你觉得是不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