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rak Kushner, Men to Devils, Devils to Men: Japanese War Crimes and Chinese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顾若鹏（Barak Kushner）这个名字对于研究日本史的学者来说或许并不陌生。对日本美食感兴趣的读者不会忽略他的另一部著作——《拉面：食物里的日本史》 （Slurp! a Social and Culinary History of Ramen，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2015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顾若鹏的《从人到鬼、从鬼到人：日本战犯与中国的审判》（ Men to Devils, Devils to Men: Japanese War Crimes and Chinese Justice）一书，并于次年获得费正清奖（John K. Fairbank Prize, 2016），本书是奠定其学术地位的重要代表作。2021年远足文化推出中译本，中文学界可以更近距离地了解顾若鹏其人及其学术主张。
《从人到鬼、从鬼到人：日本战犯与中国的审判》，顾若鹏著，江威仪译，陈冠任审订，远足文化2021年8月出版，520页
《从人到鬼、从鬼到人》甫一出版，就在中日两国学术界引起关注。国内学界有严海建教授在《抗日战争研究》杂志（2017年第1期）撰写的长篇书评论文，海外诸如英国日本协会会刊 The Japan Society Review、日本国际日本学研究中心刊物 Japan Review、《太平洋事务》（ Pacific Affairs）等刊物相继刊载书评予以推介。本书之所以受到关注，不仅仅因为其题目足够吸引人，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作者剑走偏锋，将目光聚焦到欧美学术界比较容易忽略的问题——中国对日本的战犯审判。关于日本的战犯审判，学术界多把注意力放到“东京审判”上，对乙丙级战犯的审判则相对关注不足。即便有些研究关注到其他战胜国对乙丙级战犯的审判，但中国这个特殊且重要的案例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顾若鹏的著作在一定意义上让西方学界和读者“想起”了来自中国的战犯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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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若鹏于2002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日本史方向的博士学位，日本史出身的他来写这本中日关系史的著作，读者不免怀疑其观点立场是否客观公允。事实上，通读完这本书后就会发现上述担心都是多余的，全书很好地把握了跨国史的平衡感，以非常冷静、客观、执中的立场试图还原日本的战争责任认识以及中国的战犯审判。如果非要找出偏颇的地方，那么在参考文献的引用上值得商榷一二。本书对日文文献驾轻就熟，而中文文献特别是档案资料的利用则稍有不足，关于这一点严海建教授在其书评中已重点批评，在此不再赘述。
本书的题目很讨巧，也能够激起读者阅读的兴趣。同时，这个题目让我想起了二十年前由两位中国学人袁韶莹、杨瑰珍编著的《从人到鬼、从鬼到人：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根据笔者的数据检索和对该研究领域的有限认知，在袁、杨二人的著作出版之前，学术界和媒体界尚没有使用这一表述。顾若鹏著作的题目是否受到袁、杨二人著作的启发不得而知，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现二者之间的联系。如果作者确实受到了袁、杨著作的启发，也不妨对其做简单交代，一方面算是致敬前人的研究，同时也丝毫不影响本书的学术价值。本书倒是引用了袁、杨二人上述著作，不过只是在似乎不太重要的地方被提及 （分别参见中译本第447页的注释133和第456页的注释30）。在笔者看来，即便没有任何直接关联，单单以学术价值来看，袁、杨二人的著作也有被低估的嫌疑。
韶莹、杨瑰珍编著:《从人到鬼 从鬼到人：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本书题目虽是“从人到鬼、从鬼到人”，但论述的重点更多强调日本战犯“从鬼到人”的政治过程，而推动这一过程的是曾经的受害国同时也是战胜国——中国。作者笔下的中国在当时存在两个相互对立的实施主体：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其实施主体是国民政府；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主。本书的点睛之笔在于新中国的对日战犯审判。当然，也花费较大笔墨 （中译本第五章）讨论了国民党在败走台湾后对其提供援助的“白团”，以及对台湾籍战犯的审判。
本书最容易遭受质疑的一点或许在于，对战犯罪行的讨论太少，以至于让人觉得并没有“从人到鬼”的过程，而是直接过渡到“从鬼到人”。“从人到鬼”，顾名思义就是那些普通军官和士兵成为杀人恶魔的过程。对此，作者认为关于日本的战争罪行，学术界已经有相当多的讨论，特别是东京审判已经对其中的甲级战犯做出了判决。作者在序言中写道，“我想呈现的并非一段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史、聚焦于专有名词和程序，而是倾向描述一段以对国际法的理解即运用而衍生的社会与政治史——当时的东亚终于可以与西方在法律上平起平坐，国际法也因而能首度在此现身” （44页）。
在笔者看来，或许应该对日本战争罪行进行细致讨论，如果没有相关讨论可能会让读者单纯地认为对待日本人战犯的方式完全出自中国政府（无论是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政府还是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政府）的政治计算。乙丙级战犯的战争责任最难以定性，虽然他们不是直接的战争责任人和决策者，但是作为执行者，在实施侵害过程中如何定罪显然是考验中国政府的难题。“从人到鬼”是汉娜·阿伦特所谓“恶之平庸”的表象所在。纳粹官僚赫希曼平庸的邪恶最终因人道罪被判处绞刑，而拘押在中国的乙丙级战犯则在早几年前就大多被释放回日本。如果没有对此一过程的梳理，客观上则有消弭乙丙级战犯罪责的可能。
也就是说，作为事实的“战争责任”并不是论述的重点，重点是“战后责任”，即对战争责任的认识、战争犯罪的结果以及战争记忆的书写。这会产生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日本侵华战争中的罪行是否得到公允的评价？对战争罪行无感的读者看来，真的有必要对乙丙级战犯进行审判吗？如果没有的话，为何中国政府会“积极地”对乙丙级战犯进行审判？如果有的话，中国是基于何种立场进行审判，其政治效果又是如何？
顾若鹏在书中提出了“竞争正义”的说法，中国人与日本人在冷战初期政权转移之际试图掌握“正义”的解释权，作为其国内外的宣传之用，藉此巩固自身的合法性。中国政府是否有能力对乙丙级战犯进行审判在当时是个未知数。中国在西方所主导的司法体系中的位置并不突出，这是作为近代国家的重要缺陷之一，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却又极力想要在国际社会中彰显其作为主权国家的存在感。东京审判的庭审过程也让国际社会更加关心接下来的乙丙级战犯能否得到公正审判。例如，美国就对中国的战犯审判表示了怀疑。美国并未引渡许多首要战犯至中国，而是倾向透过东京审判体系或美方在日本主导的其他乙丙级战犯来伸张正义，结果最后被引渡到中国的日本战犯嫌疑人大多较不具政治价值，至少就美国人的观点来说，他们只是可有可无的消耗品和敷衍中国司法体系的工具 （142-143页）。
国民党的领导人很在意国际社会看待中国处理日本战犯的眼光，并同时对其他国家所主持的战犯审判进行比较，这是“竞争正义”的内核之一。此外，随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在解放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国民政府的“竞争正义”开始强烈意识到共产党的存在。战犯审判首先是地位或者实力的体现，同时也是内部竞争的体现，这是国民政府重视乙丙级战犯审判的重要原因。国民政府的过度敏感也为其招致了不必要的批评，蒋介石虽然明确提出了“以德报怨”的主张，但是在战犯审判（特别是在南京的审判）的过程中却又付之阙如。庭审的混乱以及公开处决战犯的照片，经过国际舆论报道之后显然对国民党形象无所助益。而“竞争正义”的另一方，中国共产党则从国民党所犯的此类错误中吸取了教训：第一是如何做到真正的“宽大处理”，第二是如何确保“基本人权”。
本书原著出版时，笔者正在名古屋大学攻读博士课程，博士论文主要关注中日历史和解问题 （王広涛『日中歴史和解の政治学――寛容と記憶をめぐる戦後史』明石書店，2022年）。谈及中日之间的历史和解，本书亦给笔者提供了重要灵感，因为日本战犯能够从“鬼”变成“人”，必然离不开中国的“宽大政策”，“宽容”成为笔者博士论文撰写的重要分析框架。南加州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康灿雄（David Kang）在分析中国与其邻国关系时指出，这个中土王国在历史上一直自认是区域的支配，因为它在传统优位顺序下占有道德的高度。因为，中国以上国之姿对犯了错的属地日本采取了宽恕的态度，并不是太偏离历史尝试的举动 （71页）。
王広涛『日中歴史和解の政治学——寛容と記憶をめぐる戦後史』明石書店，2022年
国共两党在处理日本战犯问题时均提出了所谓“宽大政策”的主张，顾若鹏在这一问题上着墨较多，且论证的思路更加清晰。在他看来，国民党所主导的审判和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的审判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在国民党主导的审判中，几乎所有遭受起诉的前帝国士兵都坚称他们是无辜的，而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审判中体现了“宽大政策”的原则，但是其“宽大”的前提则是所有的战犯须承认并反省自己的战争罪行，通过感化和教育的方式来让他们“从鬼变成人”，这也是新中国正义的特殊表现方式。
当然，这里有背景上的差异，当时国民党旨在利用在华的日军来对抗共产党，因此本质上并没有将着力点放在是否认罪上，到了国共内战的最后时期，即便没有认罪的日军战犯也是以草草审判而收场。而且更讽刺的是，被认为是“头号战犯”的冈村宁次大将最后出人意料地得到了释放，国民党的军事法庭最后判他“无罪”，并被允许遣送回日本。本书提到，和平条约（指《旧金山和约》）签订之后，有三百一十八名战犯声称他们是遭到非法羁押，日本重新独立行使主权之后，被羁押的战犯都应该获得释放。那些战犯的发言中“完全没有任何内疚或懊悔的口吻”，战犯本人甚至也开始相信，“对他们的追诉与关押不仅是因为其战场上的作为……让他们根深蒂固地相信日本军人是受到战争‘陷害’” （312-313页）。此种类似的“无罪释放论”和“提前释放论”某种程度上也误导了民众对战争加害行为的认识——被羁押的战犯没有得到释放反而成了审判国的不人道！
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日关系史而言，研究乙丙级战犯远比东京审判的庭审要重要得多。当然这并不是要否认东京审判的重要价值，而是说对乙丙级战犯的审判一方面体现了新中国政府的正义观，同时也折射出新中国的对日政策构想。关于这一点，日本学者大泽武司在2016年出版的著作中做了翔实的考证 （大澤武司『毛沢東の対日戦犯裁判——中国共産党の思惑と1526名の日本人』中央公論新社，2016年）。在中日尚未邦交正常化的当时，乙丙级战犯的审判以及遣返发挥着重要且特殊的作用。认罪且悔过的战犯们回到日本致力于日本的和平运动以及中日两国的民间交流，他们成为人民友好外交的代表，在这股民间力量的渐进积累下，中日邦交正常化于1972年实现。所以说，乙丙级战犯的审判、遣返以及推动中日民间交流是“不正常”状态下中国对日“人民友好外交”的重要推动力量。
顾若鹏在本书中更多强调新中国政府通过“宽大政策”来政治性地利用战犯的侧面。前述大泽武司的著作也专门提到了“政治利用”的问题，不过他的分析更加全面和中肯，即除了“政治利用”之外，不能忽视其他更本质的面向，即新中国对战犯的“再教育”并非“洗脑”，而是让他们在认识到加害责任的基础上彻底反省。西方和国民党的战犯审判着眼于定罪日本战犯，共产党领导阶层则始终聚焦在改造战犯。相较于功利性的利用，新中国政府更多地基于中国式的宽容心和同理心来对待战犯。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做出宽大判决，三百三十五名战犯被无罪释放，彼时担任军事法院副院长的袁光曾经回忆，在起草战犯审议决议书时曾有考虑要求赔偿事宜，周恩来则表示即便赔偿最终受苦的还是日本人民，所以最后作罢。
来自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案例则更具有说服力。基于中国的宽大政策，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都既长寿又健康，其中许多人在战后获释之后都参加了某个团体，向日本社会教育日本帝国主义的恐怖，并致力于协助改善中日关系。如顾若鹏所言，虽然受中国共产党审判的日本军人及政治人物为数极少，但是中国共产党善待日本战俘的做法对于战后日本社会的改变有重大影响。从这一点来看，新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的改造是成功的，而日本战犯对自身罪责的反省是深刻的、真诚的，如若不然，这些战犯在遣返后完全没有必要为中日关系积极奔走。这才是新中国在人民外交领域最成功的地方，也是日本舆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产生对华忏悔以及赎罪意识的重要契机。
最后，关于本书的小错误容我多说几句。其实严海建教授的书评已经交代了若干重要的认识错误以及在档案文献引用上的薄弱之处。我这里补充一点，作者对近代中国的教育人事或许并未了解。比如在介绍梅汝璈的时候，本书指出他毕业于清华大学，不幸的是英文原文使用了“Qinghua University”而非“Tsinghua”。紧接着作者说梅汝璈“在山东大学法律系任教了一段时间，然后转往位于天津的南开大学” （英文原著第78页，中译本第135-136页）。实际上，梅汝璈并没有在山东大学任教的经历，而是在山西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