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诗圣”杜甫，出生于公元712年2月12日，到2023年2月12日，就是杜甫1311周年诞辰了！
1961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一次主席团会议，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其中有一位就是杜甫。
闻一多先生在文章《杜甫》中说：杜甫是我们“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杜甫（712年2月12日～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出生于河南巩县，原籍湖北襄阳。
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世尊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体现了儒家的 仁政思想，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
谨以刘强老师《论杜甫的经学与诗学》一文纪念杜甫诞辰1311周年，缅怀先贤，赓续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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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杜甫的经学与诗学
刘强
作者授权 明伦书院公众号 发布
原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刘强教授
【摘要】在杜甫诗歌的接受史上，对其诗歌“难度”的指认由来已久，但相关研究和诠释尚不多见。事实上，杜诗之所以难读，盖因其诗中有“学”，诗中有“道”，诗中有“神”；这三点，恰好对应着杜甫作为学者、儒者、诗人这三种文化身份认同。
学者杜甫虽不以经学立身，却有着深厚的经学修养；儒者杜甫的圣贤志向和醇儒抱负，成就了杜诗的思想深度和诗学高度；诗人杜甫则“经学与诗学并重”，通过“以《诗》入诗”“经史并用”“以道运诗”的诗学创造，开出了一个崭新的“诗世界”。
杜甫的儒教信仰和儒道实践，是他的诗歌获得“神理”并被后人师法的关键；而杜诗的“经典化”之路，因为伴随着中唐儒学复兴和北宋理学奠基的全过程，故而比任何一位古代诗人都更具“经学化”的内涵和思想史的意义。
【关键词】杜甫；杜诗；经学；诗学；经典化
成都杜甫草堂里的杜甫像
一、杜诗的“难度”
读杜甫的诗，对于任何时代的读者而言，都不啻为一个巨大挑战。王安石《杜工部诗后集序》云：“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其词所从出，一莫知穷极，而病未能学也。……诗其难，惟有甫哉！”[1]这话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诗学问题，即杜诗的“难度”。
纵观文学发展史，越是伟大卓绝的诗人，越是存在这种阅读的“难度”。原因很简单，伟大诗人总是具有某种相对于其时代的超前性或者说先锋性。
杜甫的诗文创作，因其苦心孤诣，超迈时流，也就有了某种“天下莫能容”“不容然后见君子”（《史记·孔子世家》）的孤绝气质。
他的真正知音不可能出现在盛唐，甚至不在有唐一朝，这一点从“唐人选唐诗”中杜诗所处的地位便不难窥见[2]。连杜甫都曾自叹：“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3]
杜诗无论对其同时抑或后世读者而言，皆有相当的阅读和理解难度。甚至可以说，自有诗人以来，还没有谁把本来诉诸听觉的诗歌写得这么严谨而典雅、厚重而阔大、细腻而动人。
杜诗中不是没有一目了然、脍炙人口的篇什，但作为整体的杜诗，确实有着索解不易的“难度”。历代注释杜诗者前赴后继，至有“千家注杜”之谓[4]，原因恐怕正在于此。
杜诗的难度还体现在一个比较普遍的接受现象上。在著名的“李杜优劣”之辨中，杜甫似乎不像李白那么容易接近，尤其是青春少年，往往喜爱李白更甚于杜甫；而在中老年读者中，情况刚好相反，大多数人似乎喜爱杜甫更甚于李白。正如汪元量的诗：“少年读杜诗，颇嫌其枯槁。斯时熟读之，始知句句好。”（《湖山类稿》卷二）
毋庸置疑，李白和杜甫堪称中国古典诗歌天空中璀璨无比的“双子星座”——“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调张籍》）——他们同时出现在盛唐既是历史的慷慨馈赠，也是后世读者的莫大福音。
李白天马行空，每能锦上添花；杜甫地负海涵，常可雪中送炭。但我越来越觉得，在这个波诡云谲、无明无常的“人间世”中，可以没有李白，却不能没有杜甫。
朱东润先生就说：“杜甫所处的地位和他在诗篇里作出的反映，都比李白重要的多，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5]李白天才纵放，直可羽化登仙；杜甫厚德载物，始终是“悲惨世界”中托举着整个民族道德心灵于不坠的共工和夸父。
这种读者接受心理的微妙变化，一方面是人生阅历和心智成长的必然过程，一方面也可见出相比李白，杜甫诗歌更具阅读和理解的“难度”，少不更事者实在难窥堂奥，欲从莫由。
后来的“宗杜”者远远超过“宗李”者，绝不是通常所谓李诗难模仿、杜诗可师法这么简单，其中未尝不隐含着一种对于“难度”和“法度”的敬畏、企慕和膜拜。
为什么杜诗“难”读？一言以蔽之，盖因其诗中有“学”，诗中有“道”，诗中有“神”。在长达千余年的流传接受史上，杜诗的地位不断提升，经典化程度日益加强，可以说，杜诗早已不仅是“集部”的文本，而是一跨越并会通经、史、子三学的文化生命和艺术世界。
宋人王禹偁所谓“子美集开诗世界”[6]，也许只有在这一层面去理解才算允当。所以，如果没有在学识、阅历、思想诸方面下过“真积力久”的工夫，是很难进入杜甫所开拓的“诗世界”的。
闻一多就曾感叹杜甫是一位“伟大得可疑”的天才，“你只顾呕尽心血来悬拟、揣测，总归是隔膜，那超人的灵府中的秘密，他的心情，他的思路，像宇宙的谜语一样，决不是寻常的脑筋所能猜透的。你只懂得你能懂的东西”[7]。质言之，如果我们人云亦云，仅把杜甫当作一位舞文弄墨、逞才炫技的诗人，那就永远不可能真正走近他，进而读懂他。
历史上不断有人强调这一点。如宋人张戒就说：“至于杜子美，……乃圣贤法言，非特诗人而已。”（《岁寒堂诗话》卷上）陆游亦云：“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咨嗟。”[8]孔平仲谓其“直侔造物并包体，不作诸家细碎诗”[9]，无不欲把杜甫与一般诗人区别开来。
《杜诗详注》的作者、清人仇兆鳌也说：“论他人诗，可较诸词句之工拙，独至杜诗，不当以词句求之。盖其为诗也，有诗之实焉，有诗之本焉。……故宋人之论诗者，称杜为诗史，谓得其诗可以论世知人也。明人之论诗者，推杜为诗圣，谓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万世也。”[10]
可以说，以“诗史”“诗圣”论杜甫，正是因为杜诗具有“出入经史”“以文为诗”的跨文体特征与“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经典性价值。
然则，究竟是怎样一种渊源和禀赋，塑造了杜甫其人其诗？其家学家风对其人格与思想有何作用？既然杜甫“非特诗人而已”，那么“诗人”之外，杜甫还有哪些值得注意的人格特质、身份认同与生命定位？杜诗所呈现出的独特风貌与其经学修养、儒家情怀和诗学创造有着怎样的关系？……
诸如此类的问题，对于我们进一步走进杜甫的心灵世界，了解其人格与文格之成因，其思想殊趣与诗歌创作之关系，无疑都是大有助益的。
本文不拟、也无法面面俱到，只想就杜甫之“经学与诗学”这一论题展开讨论，具体说就是通过掘发其作为学者、儒者和诗人的多重文化身份，来剖析其诗歌如何因“难度”而形成“深度”，又如何因“温度”而成就“高度”的。
二、学者杜甫的经学修养
前文已说，杜诗之所以有“难度”，盖因其诗中有“学”、有“道”、且有“神”。这三点，恰好对应着杜甫作为学者、儒者、诗人的三种文化身份。
先看杜甫作为学者的判断是否成立。要回答此一问题，首先需辨明“学者”之义。今天的学者含义似乎已经专业化和社会化，但按照古典的标准，“学者”的含义应更宽泛，只要是读书人和有志求学问道者，皆可称为学者。
杜甫所处的盛唐时代，科举仕进之路已经打开，尽管当时的科举主要有明经与诗赋（进士）二途，但总的来说，能考上科举的人无不有学缘师法，都可算是广义的“学者”。不过，如果杜甫仅是这一浅层意义上的“学者”，也就不足以为杜甫了。杜甫作为学者的独特性，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
一是对传承家族文化和家学传统的强烈自豪感与使命感。杜甫出身于儒学世家，京兆杜氏历代簪缨，人才辈出。
杜甫曾撰文追溯其家族世系：“吾祖也，吾知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11]
此文是杜甫为其姑母杜氏所写，称其“既早习于家风，以阴教为己任，执妇道而纯一，与礼法而终始，可得闻也。……加以诗书润业，导诱为心，遏悔吝于未萌，验是非于往事，内则置诸子于无过之地，外则使他人见贤而思齐。”
可见京兆杜氏秉承优良家风，诗礼传家，颇重德教，连女子都能得到“诗书润业”的熏陶，男子自不必说。
又其《祭远祖当阳君文》云：“初陶唐氏，出自伊祁，圣人之后，世食旧德。降及武库，应乎虬精。恭闻渊深，罕得窥测，勇功是立，智名克彰。缮甲江陵，祲清东吴，邦于南土，建侯于荆。河水活活，造舟为梁。洪涛奔汜，未始腾毒。《春秋》主解，稿隶躬亲。呜呼笔迹，流宕何人。……”[12]
这里的“远祖当阳君”，正是杜甫的第十三代祖、西晋著名政治家和经学家杜预，其所撰《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至今仍是最权威的春秋经解著作。杜甫虽非志在经学，但“春秋学”应是其家学的重要内容，故其诗中经常征引、化用《春秋》事典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
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并称“文章四友”，系近体五律的奠基者之一。
杜甫曾言：“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13]；《新唐书》本传则作“迨审言以文章显中宗时。臣赖绪业，自七岁属辞，且四十年”云云；在《赠蜀僧闾丘师兄》一诗中，又有“吾祖诗冠古”之句，足见其颇以祖父的诗学成就为傲。
因为有杜审言榜样在前，杜甫很早就确立了自己的诗学宗旨，并骄傲地宣称：“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宗武生日》）大有当仁不让、舍我其谁之概。
可以说，继承家族的学术传统，绍述祖先以“经学和诗学”立身扬名的伟大志业，正是杜甫终生一以贯之的文化理想与人生抱负。
成都杜甫草堂
二是纯良的家风家学熏陶和深厚的经学诗学修养。杜甫自幼好学，饱读经书，有着得天独厚的学术修养和诗文训练，其诗文的格局和气象可一言以蔽之，即“经学和诗学并重”。
他在《进封西岳赋表》中说：“臣本杜陵诸生，年过四十，经术浅陋，进无补于明时，退尝困于衣食，盖长安一匹夫耳。……岂意头白之后，竟以短篇只字，遂曾闻徹宸极，一动人主，是臣无负于少小多病，贫穷好学者已。”[14]这里的“经术浅陋”当属谦辞，而“贫穷好学”倒是实情。
其《壮游》诗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
观其所写文赋，广引六经，出入史乘，驾轻就熟，顺手拈来，足可见其“才富学博”[15]，非同凡响。又如其《进三大礼赋》（即《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洋洋洒洒近万言，尤见其文采、襟怀及学力。
尽管杜甫并不以经学为志业，但其经学修养绝非一般文士诗人之可比，谓其“经明行修”“通经致用”，庶几恰如其分。在《进雕赋表》中，杜甫说自己“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馀篇……则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16]。
从其将“诗笔”与“六经”并言就可窥见，杜甫贯穿一生的诗歌事业，实埋藏着一个推明六经、再造经典的伟大抱负。再看他的《又示宗武》诗：
觅句新知律，摊书解满床。试吟青玉案，莫羡紫罗囊。假日从时饮，明年共我长。应须饱经术，已似爱文章。十五男儿志，三千弟子行。曾参与游夏，达者得升堂。
此诗虽是写给儿子的，亦可见杜甫早年的影子。其中“经术”与“文章”对举，再次表明杜甫的“诗学”始终与“经学”并行不悖，如影随形。“应须饱经术，已似爱文章”一联，甚至隐含着“经术”乃“文章”之基础的意思——这几乎可谓杜甫诗学的“修养工夫论”。
和今天一些只读诗、不读书、更不读经的新潮诗人迥异，杜甫终生都在经典的阅读熏习中滋养自己的诗歌生命。他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既是诗歌创作论，也是其读书境界的写真。
苏轼对此颇有会心，曾说：“读破万卷诗愈美。”[17]黄庭坚也说：“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18]这里的“无一字无来处”，“后人读书少”，正是杜甫读书广博、学养深厚的最佳证明。
清人黄生云：“杜诗所以集大成者，以其上自《骚》《雅》，下迄齐梁，无不咀其英华，探其根本。加以五经三史，博综贯穿，如五都列肆，百货无所不陈，如大将用兵，所向无不如意。”
又说：“杜公近体分二种，有极意经营者，有不烦绳削者。极意经营，则自破万卷中来；不烦绳削，斯真下笔如有神助矣。”[19]沈德潜也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始有第一等真诗。”[20]皆是强调诗才与学养之关系。
王时敏《杜甫诗意图》
三是对“人情物理”的深思密察与开疆拓土的宏大格局。杜甫的学者气质弥漫流贯于其诗文中，几乎无处不在。和前人不同，他似乎是把作诗当作足可与“传经”“弘道”相媲美的伟大事业。
“吾人诗家秀，博采世上名。……贾谊昔流恸，匡衡尝引经。”（《同元使君舂陵行》）“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又《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诗云：
情穷造化理，学贯天人际。……碑版照四裔……森然起凡例。……争名古岂然，关键欻不闭。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
从中不难窥见，杜甫是把“吾家诗”的创作与对“造化理”和“天人际”的探究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不是一般诗人的写作心态，而带有某种“格物致知”“穷理尽性”“尽心知命以知天”的学理意味和圣贤气象。
这与他自小受到的经学熏陶大有关系。今人查屏球认为，杜甫家学不承杜预经学传统，他也不是以习经为业的，“唐人科举重进士，轻明经，……杜甫是按进士科来设计人生道路的，专攻辞赋之学，明经一科事非其所长”。
这一判断大体是不错的，但他又说“杜诗引用经文最多的，不外乎《左传》《礼记》《周礼》《诗经》这几种，其对经文的理解也多不出郑注孔疏的范围。……很显然他习经也是如时人一样，只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对经义本身并未深究”[21]，这就令人不敢苟同。说其他诗人“对经义本身并未深究”或许合适，但用来评价杜甫，则难免有失公允。
因为在古代诗人中，杜甫是最善于“史而能经”（高棅《唐诗品汇》）和“以《诗》入诗”（沈德潜《说诗晬语》）的一位诗人（详下）。杜甫当然不会以经学为职志，但其诗学理念中贯彻着“原道”“宗经”“征圣”的儒家经学精神却是毫无疑问的。张戒以“深于经术者”（《岁寒堂诗话》卷下）论杜甫，可谓别具只眼。
不仅如此，杜甫的诗歌创作也是“经学化”的，既有计划，又成体系。有几点表现颇值得注意： 一是杜诗带有强烈的编年意味和“自传”色彩。
钱穆就曾指出：“中国诗人只要是儒家，如杜甫、韩愈、苏轼、王安石，都可以按年代排列来读他们的诗。”“工部诗最伟大处，在他能拿他一生实际生活都写进诗里去。……中国文学主要在把自己全部人生能融入其作品中，这就是杜诗伟大的地方”[22]。毋宁说，这种带有纪传色彩的写作风格也是经学化（尤其是春秋学）的。
二是杜诗“文备众体”，而尤工叙事，在精工细腻如雕塑绘画般的笔触中，将《诗三百》以来的“言志”“缘情”“叙事”“议论”诸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尤其是，杜甫还大量创作组诗，具有古今罕见的“整体性写作倾向”[23]。
这些“牵一发动全身”的组诗表现出发凡起例的大格局和收摄古今、吞吐八荒的大气魄。这种全面性、多样性和体系性的诗学追求，真仿佛要在天地之间书写一部“述作并举”的大书，这分明便是“立言不朽”的学者心态和史家旨趣。
三是杜诗的“律”“法”建构和“新变”追求，皆非师心自用、任气使才者所能具，无论是“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诗》），还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其中无不涌动着一种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精神和为后世立法的圣贤抱负。
清人施闰章云：“杜审言排律皆双韵。……子美承之，遂尔旌旗整肃，开疆拓土，故是家法。” （《蠖斋诗话》“五言排律”条）“五排这种诗体既要求声韵、对偶的整齐合律，又要求词藻、典故的富丽精工，写作的难度要超过其他诗体，同时也就最适宜于表现作者的才学”[24]。
杜甫是否算是学者，还可从他和李白的比较看出。元稹论李杜优劣说：“时山东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25]
这一判断大体不错，然又意有未尽。盖李杜的最大差异不在“铺陈终始”“属对律切”，而在其不同的思想趋向、人格崇尚和诗学追求。
简言之，李白是才子型诗人，杜甫是学者型诗人。李白所写乃“诗人之诗”，杜甫笔下则多“学者之诗”[26]。故清人陶开虞谓：“以天分胜者近李，以学力胜者近杜。”[27]仇兆鳌称：“李豪放而才由天授，杜混茫而性以学成。”[28]
近人钱基博也说：“白以才气胜，甫以学养胜。”[29]可谓一语中的。为杜甫作传的洪业更指出：“杜甫不但是一个伟大诗人，而且是个富于经世济民之学的学者。”[30]
由此可见，杜甫作为学者绝非一个假命题，而是一个真判断。杜诗不被年少者所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诗中有“学”，“学力”不足的“浅人”，自然不得其门而入——杜诗的“难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长安十二时辰》里的长安城
三、儒者杜甫的思想深度
因为杜甫是一学者，故其诗中有“学”；又因为杜甫是一儒者，故其诗中有“道”。正是儒者和学者的身份叠加，让杜诗充满了情感的温度和思想的深度。
首先，杜甫儒者的身份认同，提升了杜诗的思想史价值。近年来，杜甫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我们虽不能说杜甫是一位思想家或哲学家，但他和陶渊明一样，诗文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深刻的哲学思想图景，则是一不争的事实。杜甫自称“杜子”，《新唐书》本传称其“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诗歌中亦多议论之辞，皆可看出此中消息。
可以说，在中国诗歌史上，杜甫是少数几个可以被称作“诗哲”的诗人之一，诚可谓“学业醇儒富，辞华哲匠能”（《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儒家思想无疑居于核心地位，儒家诗学与诗教对诗歌的影响更是怎么估计也不嫌过分。但就诗人而言，杜甫之前，以儒者自居并达到极高成就的，大概不过就是一个陶渊明[31]。
而在盛唐安史之乱前后，尽管也有一个以颜真卿、萧颖士、李华、元结、贾至、独孤及、戴叔伦诸人为主的“儒士文化群”应运而生[32]，就此拉开了“儒学复兴”的序幕，但在诗文中高举儒者旗帜、以儒家自命的诗人，杜甫要算相对较早、也最特出的一个。
据学者统计，今存杜甫诗中，共有四十四处提到“儒”字，“其中二十二处直接与他自己相关”[33]。
其写于天宝九载（750年）三十九岁时的诗中所言：“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圣贤古法则，付与后世传。”（《杜鹃》）
这种志在圣贤的儒家理想，一方面由于“家声同令闻，时论以儒称”（《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继承家族文化和家学传统始终是其念兹在兹的“天命”；另一方面，也是其经过青壮年时期“裘马轻狂”“求仙问道”的漫游，甚至科场落第、直谏被疏之后，对个体生命价值及文化精神信仰痛定思痛后的坚定信念和无悔选择。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诗人在颠沛流离中再次唱道：
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这里的“许身”“窃比”“白首”“此志”放在一起，更可见其初心诚笃，矢志不渝。宋人黄彻说：“观《赴奉先咏怀》五百言，乃声律中老杜心迹论一篇也。”（《䂬溪诗话》卷一○）明人王嗣奭称：“人多疑自许稷契之语，不知稷契元无他奇，只是己溺己饥之念而已。”（《杜臆》卷一）此皆可谓的论。
至德二载（757年），诗人流亡于凤翔，衣不蔽体，形容枯槁，依然关心国家危亡：“伤哉文儒士，愤激驰林丘。”（《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郡防御判官》）
其往鄜州途中，又复独酌兴叹：“兵戈犹在眼，儒术岂谋身？共被微官缚，低头愧野人。”（《独酌成诗》）即使在衰年，时有问道向佛之心的诗人，最终的心声依然是：“卧病久为客，蒙恩早厕儒。”（《大历三年春白帝城送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江汉》）完全做到了“奉儒守官，未坠素业”。清人刘熙载称“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艺概》卷二），绝非虚语。
钱穆先生曾说：“王摩诘是释，是禅宗。李白是道，是老庄。杜甫是儒，是孔孟。”[34]尽管郭沫若不断地强调“杜甫不仅信仰道教，而且还信仰佛教”，甚至说“与其称之为‘诗圣’，倒宁可称之为‘诗佛’”，但他还是不得不承认：“杜甫曾经以‘儒家’自命。……实际上也完全是儒家的面孔。”[35]
海外学者陈弱水也指出：“儒者是杜甫最基本的整体自我认同，是他为自己的人生所作的最重要定位。……即使从安心立命的观点看来，他的儒家成分还是比释道为高，是他人生意义的根本基石。”[36]
所以，如果从“判教”的角度来观照杜甫的思想倾向和自我认同，将其定位为一位“儒家型诗人”，相信不会有太大分歧。
其次，对儒道的生命实践，增强了杜诗的情感浓度。《荀子·儒效》云：“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这与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致君唐虞际，淳朴忆大庭”（《同元使君舂陵行》），以及“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的自我期许和朋侪砥砺正相一致。
在《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其五》中，杜甫慷慨激昂地表达了自己最初的理想，乃在做一有“经济之体”“贵切时务”的文儒大臣，而非做一“取备寻常之对”的词学文章之士。
洪业先生说：“杜甫论事常有先见之明；他设策以适用为要；他参谋有收效之功。”[37]尽管《新唐书》本传称“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但究其实，这正是杜甫践行孔孟儒道的必然表现。与司马迁说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其事正对。宋人黄彻谓“老杜似孟子”[38]，不为无因。
正因为杜甫终其一生，时时处处以儒者自认、以儒行自励、以儒道自期，一刻“不敢忘本，不敢违仁”（《祭远祖当阳君文》），才使杜诗拥有了空前绝后的文化生命强度，以及“诗人以来，一人而已”的人格情感浓度。
苏轼称道杜甫：“杜子美在困穷之中，一饮一食，未尝忘君，诗人以来，一人而已。”[39]东坡所言实有一间之未达，盖杜甫之“一饮一食，未尝忘君”，绝非对君主的“愚忠愚孝”，这一点有其上疏救房琯一事可证。
杜甫诗云：“廷争酬造化，朴直乞江湖”（《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这里的“造化”，所指盖高于世俗之“君”的形上之“道”。故杜甫的“忠君”，其实就是“行道”。
他为房琯辩护时，称其“少自树立，晚为醇儒，有大臣体”[40]，这也是杜甫本人的“夫子自道”。
杜甫之所以被后人誉为“诗圣”，正是因为其人其诗充满着一种感天动地的“周情孔思”[41]。“杜甫以他本人的行为和实践使儒学所提倡的仁爱之心变得更加切实可行”[42]。
第三，对儒教的信仰皈依，既奠定了杜甫在儒学史上的地位，也使杜诗倍增“思力”和深度。作于大历五年（770年）的《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一诗，最能看出诗人的晚年忧思及醇儒抱负：
呜呼已十年，儒服弊于地。征夫不遑息，学者沦素志。……周室宜中兴，孔门未应弃。是以资雅才，涣然立新意。……采诗倦跋涉，载笔尚可记。高歌激宇宙，凡百慎失坠。
有论者甚至认为，此诗乃杜甫首倡复兴儒学之证，开韩愈之先声[43]。要知道，此时的杜甫不过是“天地一沙鸥”（《旅夜书怀》），且将不久于人世，但他念兹在兹的竟然是“孔门”和“儒道”的复兴——这实在有些匪夷所思。
孔子尚且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可杜甫却是“不管穷达，都要兼善天下”，“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谋其政”[44]。这完全打破了“中国人得意的时候是儒家，失意的时候是道家”的惯常理解。
前引陈弱水文接着说：“杜甫为个人生命所做的最重要定位是儒者，换言之，他虽浸润于中古文化的各个思潮，但明显是以儒为重，佛、道为轻。
在中唐以前，这样明确、强烈的儒者认同感，甚为少见。”[45]并且指出：杜甫的心理结构在思想史上特别具有突破意义，其儒家关怀是一种“非功利的，根本的，宗教性的关怀”，尤其是“以儒家价值的实践作为人生的首要目标”，“无疑可以被视为中唐儒家复兴的先驱人物”；其“思想其实属于较新的形态，属于一个重大思潮变化的开端部分” [46]。
也就是说，对于杜甫而言，儒家思想不是个人世俗荣辱顺逆的思想奥援，而是人格生命中无法改变也无从让渡的价值依托和宗教信仰。与其说杜甫是一位“儒者”，倒不如说他是一位“儒教徒”来得更准确些。
进而言之，如果将杜甫置于整个儒学史的背景中加以研判，会发现 杜甫对于中唐的儒学复兴乃至北宋的理学兴起，有着重要的先导作用和启发意义。前引查屏球文即指出，在杜诗接受史上，唐宋两代颇有分歧，而自宋代以后，分明有一“杜诗儒学化”的过程。
“正如宋人对韩愈一样，杜甫之所以能成为宋人‘儒学化’的对象，也因其自身中含有与宋儒思想相通之处。”“杜诗中的儒学思想应是儒学初变过程中的特定产物。从杜甫的创作道路看，他的成长是呈加速型的，即越往后越成熟。这种成熟既表现在艺术功力上，又体现在思想的深邃上”[47]。
清人赵翼论杜诗云：“盖其思力沉厚，他人不过说到七八分者，少陵必说到十分，甚至有十二三分者。其笔力之豪劲，又足复其才思之所至，故深人无浅语。”（《瓯北诗话》卷二）这里的“思力沉厚”“深人无浅语”，与其说是对杜诗的艺术鉴赏，毋宁说是对杜诗思想深度和诗学高度的指认。
四、诗人杜甫的“诗世界”
现在，问题汇总到一起了。试问：作为学者、儒者兼诗人的杜甫，究竟如何开出了一个崭新的“诗世界”？如果他是佛家、道家型诗人，这个中国古典诗学的“美丽新世界”还能开出来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换言之，如果杜甫不是一个儒家，本文所谓“经学与诗学”也就无法成立，而杜甫及其苦心孤诣开出的“诗世界”也将面目全非！
如上所述，杜甫虽不以经学立身，却有着极高的经学修养，其圣贤志向及醇儒抱负又造就了其诗歌的思想深度。这一切对于其诗歌创作自然影响甚巨。且看其在《偶题》一诗中如何自陈心曲：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前辈飞腾入，馀波绮丽为。后贤兼旧列，历代各清规。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
这里的“法自儒家有”一语究竟该如何理解呢？郭沫若认为：“‘法自儒家有’等于说‘诗是吾家事’。故如严格地说来，所谓‘儒家’也不过是‘书香之家’或者‘读书人家’而已。”[48]
莫砺锋则以为，这种将“儒家”变成“吾家”的说法“未得正解”，并引翁方纲所说：“杜公之学，所见只是峻绝。其自命稷、契，欲因文扶树道教，全见于《偶题》一篇，所谓‘法自儒家有’也。”（《石洲诗话》卷一）认为：“即解此句作‘予之师法乃取自儒家’之意。”[49]
其说可从。而“法自儒家有”，不仅指向其“为人”或“人格”，也指向其“为文”或“文格”。杜甫的“经学与诗学”之真意即在此。明人胡应麟曾说：
曰仙曰禅，皆诗中本色。惟儒生气象，一毫不得著诗；儒者语言，一字不可入诗。而杜诗往往兼之，不伤格，不累情，故自难及。[50]
此语亦大有深意。盖通常俗见，“曰仙曰禅”，无所挂碍，遗世高蹈，最是“诗中本色”；而“儒生气象”与“儒者语言”因剀切质实，则“一字不可入诗”；而自杜甫横空出世，却“往往兼之”，且“不伤格，不累情，故自难及”。
这也从反向证明了杜诗的儒学底色，正是其“诗世界”的典型特征。胡应麟的这段议论正是“法自儒家有”一语的精妙注脚。
那么，杜诗究竟如何“师法”儒家并获得其“神理”的呢？析而论之，盖有三种途径：
一曰“以《诗》入诗”，也即取法《诗经》。对此，杜诗中多有点逗，如“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风骚”（《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戏为六绝句其三》）；“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夜听许十损诵诗爱而有作》）；“鼎食分门户，词场继国风”（《奉寄河南韦尹丈人》）；更不用说还有“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其六》）的名句传唱不衰。
古人早已道明此意，如明人宋濂称：“杜子美诗，实取法三百篇，有类《国风》者，有类《雅》《颂》者，虽长篇短韵，变化不齐，体段之分明，脉络之联属，诚有不可紊者。注者无虑数百家，奈何不尔之思。……说者虽多，不出于彼，则入于此。子美之诗，不白于世者五百年矣。”[51]
清人黄子云也说：“少陵七绝，实从三百篇来，高驾王、李诸公多矣。”[52]又黄常明《诗话》：“杜诗多用经语，如‘车辚辚，马萧萧’‘鳣发发’‘鹿呦呦’皆浑然严重，如入天陛赤墀，植璧鸣玉，法度森严。然后人不敢用者，岂非造语肤浅不类耶！”[53]
《诗三百》既是“诗”，又是“经”，“多用经语”首先就是多用《诗》语，盖其它诸经，虽多胡应麟所谓“儒生气象”“儒者语言”，但远不如《诗经》最能体现“诗中本色”。
仇兆鳌撰《杜诗详注》，很大的特色便是“以《诗》注杜”，“其中引《诗》共约723处：《国风》339处，《小雅》222处，《大雅》91处，《三颂》26处，《诗序》20处，《传》《笺》《疏》25处。……引《诗》次数之多，涉及篇目之广，堪称古代诗歌之最”[54]。可以说，取法《诗经》，正是杜甫“经学与诗学并重”的最佳体现，更是其“法自儒家有”的坚实依据。
二曰“经史并用”，这是杜甫“经学与诗学并重”的又一体现。沈德潜说：“以《诗》入诗，最是凡境。经史诸子，一经征引，都入咏歌，方别于潢潦无源之学。曹子建善用史，谢康乐善用经，杜少陵经史并用。”[55] 其《唐诗别裁集》也说：“唐人诗原本《离骚》《文选》，老杜独能驱策经史，不第以诗人目之。”
又胡应麟《诗薮》更称杜诗：“言理近经，叙事兼史，尤诗家绝睹。”清人刘大勤《师友诗传续录》也提到“少陵诗以经中全句为诗”“用史语易，用经语难”[56]的现象。
这说明，《诗经》之外，其他诸经中“儒者语言”无不被杜诗所用，而杜诗之“难”，正在“经史并用”。质言之，若无经学，又何来杜诗呢？
杨伦的《杜诗镜铨》，多引用《诗经》《尚书》《周易》《春秋》《论语》《周礼》《尔雅》《春秋公羊传》《左传》诸经传，正是采用“以经治诗”的方法诠释杜诗，多角度挖掘杜诗蕴含的儒家义理[57]。
后世学者所以能“以经治诗”，归根结底正在于杜诗的“经史并用”，而“史”本来就是“经”的一部分。明人高棅《唐诗品汇》载蜀郡虞集云：
公之忠愤激切、爱君忧国之心，一系于诗，故常因是而为之说曰：《三百篇》，经也；杜诗，史也。“诗史”之名，指事实耳，不与经对言也；然风雅绝响之后，唯杜公得之，则史而能经也，学工部则无往而不在也。
“史而能经”一语，正说明杜诗之所以被称作“诗史”，乃是因为 “意匠惨淡经营中”（《丹青引赠曹将军霸》）、“更觉良工心独苦”（《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的杜甫，本来就有“以诗传经”和“以诗修史”的伟大抱负！
三曰“以道运诗”。杜甫诗云：“文章有神交有道。”（《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这里的“道”，既包涵了本体意义上参赞天地、仁民爱物的儒家“圣道”，也涵摄了工夫或教化意义上的出神入化之“诗道”[58]。“圣道”与“诗道”交互为用，方可达到“至诚如神”的境界：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独酌成诗》）
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醉时歌》）
挥翰绮绣场，才力老益神。（《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
将军善画盖有神，偶逢佳士亦写真。（《丹青引》）
尽管杜甫的时代，“文以载道”说尚未明确提出，但刘勰早有“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文心雕龙·原道》）的名言，故杜甫所谓“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贻华阳柳少府》），分明便是“文道之辨”。其不断在诗文中感慨“吾道”：
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发秦州》）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屏迹三首》）
古人称逝矣，吾道卜终焉。（《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
世人共卤莽，吾道属艰难。（《空囊》）
“吾道”既有对“世道”艰难的真实体认，也带有某种“士志于道”的形上维度和哲学内涵。杜甫的“道”是涵容了乾坤、造化、尧舜、稷契、君臣、黎庶、生民、万物等的“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清人方东树十分深刻地指出：
杜、韩之真气脉，在读圣贤古人诗，义理志气胸襟源头本领上，今以猥鄙不学浅士，徒向纸上求之，曰“吾学杜，吾学韩”，奚足辨其涂辙，窥其深际？……杜、韩尽读万卷书，其志气以稷、契、周、孔为心，又于古人诗文变态万方，无不融会于胸中，而以其不世出之笔力，变化出之，此岂寻常龌龊之士所能辨哉！（《昭昧詹言》卷八《杜公》）[59]
这里的“义理志气”，正可用以解读杜甫所谓“吾道”。方氏又说：“世人徒知慕公诗，无一求通公志，故不但不能及之，并求真知而解之亦罕见。……杜集、韩集皆可当一部经书读。”[60]这分明是在阐发杜甫“诗学与经学”内在关系的问题了。
五、结语：“经典化”与“经学化”
从文学接受的角度看，杜甫的诗歌命运与陶渊明颇为类似，都经历过一个“由晦而显”的动态过程。大抵同时之侪辈多视若无睹，推重揄扬者，仅二三知己，且多未尽识其庐山真面；而至其人殁后，数十年间，则突现解人，挺陶者如萧统、钟嵘，推杜者如元稹、韩愈；然亦未能转移风气，力挽狂澜。
降及两宋，陶、杜二公忽名声大噪，如日中天，称圣曰祖，信徒弥众，效仿接力，沸反盈天。二公于中国文学史上卓绝伟大之地位，皆在有宋一代始告确立，坚若磐石，固若金汤，千秋万世，不可移易，岂偶然哉！这里触及了一个哲学与文学或者儒学与诗学之内在关系的“大哉问”！
盖陶、杜二公，皆以诗名显于后世，然其学养根柢及人格追求，又皆在儒家圣贤之道，此一个体生命与文化慧命之“潜流隐线”，在儒学式微、佛老二氏鼎盛之齐梁隋唐，实不足以水落石出，故其知音者稀，响应者寡。而至儒学昌明、理学道学张大之两宋，终于潜德开显，伏流成川。此其一。
其二，有宋一代之诗学，本就有宗经尚理的特点，以至有“本朝诗出于经”（戴复古语）、“学诗者必探赜六经”（朱松语），以及“理备于经，经明则理明”（包恢语）等说法。“在宋人眼里，深于经术，便能知诗之所向，定志之所止”[61]。
而杜甫集学者、儒者与诗人于一体的人格气象，“诗学与经学并重”的诗学追求，以及在诗体、诗题、诗律、诗法诸方面“集大成”的伟大成就，自然也就使他成为宋人师法步武的不祧之祖。
今人论及杜诗“经典化”的问题时，常常称引古人的评论。如北宋孙仅称杜诗：“风骚而下，唐而上，一人而已。”[62]邹浩称杜诗：“儒家仰之，几不减六经。”[63]
唐庚则说：“六经以后，便有司马迁；《三百五篇》之后，便有杜子美。”[64]南宋曾噩《九家集注杜诗序》：“杜少陵巨编，至今数百年，乡校家塾，龆总之童，琅琅成诵，殆与《孝经》《论语》《孟子》并行。”
陈善说：“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扪虱新语》卷一）又敖陶孙称：“独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后世莫能拟议。”（《臞翁诗评》）
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下谈及李杜之辨，说：“杜子美、李太白才气虽不相上下，而子美独得圣人删《诗》之本旨，与三百五篇无异，此则太白所无也。”
清人黄周星称杜甫《北征》：“似骚似史，似记似碑，……足与《国风》《雅》《颂》相表里。”（《唐诗快》卷二）蒋士铨更说：“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诗详注集成序》）更有以诗颂美杜诗者，如北宋李纲《杜子美》诗云：“杜陵老布衣，饥走半天下。作诗千万篇，一一干教化。……笔端笼万物，天地入陶冶。岂徒号诗史，诚足继风雅。呜呼诗人师，万世谁为亚！”
陆游《读杜诗》：“千载诗亡不复删，少陵谈笑即追还。尝憎晚辈言诗史，《清庙》《生民》伯仲间。”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正如台湾学者吴怡凤所言：“杜诗之所以具有经典意义乃因它与《诗经》典律之相一致，这套典律是在符合儒家思想下所完成的……这些准则其实都可以在汉代的《诗·大序》中看到，基本上它在诗歌的情志要求上是以孔子及六经的思想为正则。”[65]此一说法与本文论旨不谋而合。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杜诗的“经典化”道路，因为伴随着中唐儒学复兴和北宋理学奠基的全过程，比任何一位古代诗人都更具“经学化”的内涵和思想史的意义。
在杜甫这里，作诗不是吟风月弄花草的文人雅事，而是“斯文忧患余，圣哲垂彖系”（《宿凿石浦》）、“圣贤古法则，付与后世传”（《杜鹃》）的圣贤志业。
诗人在《秋兴八首之三》中写道：“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这里的“匡衡抗疏”，盖指杜甫至德二载（757年）疏救房琯事，而“刘向传经”则以刘向自比——“将欲作之事寓为‘传经’，自然有严肃的历史文化意义”[66]。毋宁说，杜甫一生如此焚膏继晷、兀兀穷年地作诗，正是为了“以诗原道”“以诗宗经”和“以诗征圣”！
有道是“求仁得仁”，杜诗之所以被后人认为颉颃六经，比肩风骚，正是其终生致力于“以《诗》入诗”“经史并用”“以道运诗”的诗学创造所结出的累累硕果。
只不过，杜甫能将学问和经术化于无形，恰如“著盐水中”，了无痕迹。元好问尝言：“窃尝谓子美之妙，释氏所谓学至于无学者耳。”“故谓杜诗为无一字无来处，亦可也；谓不从古人中来，亦可也。
前人论子美用故事，有著盐水中之喻，固善矣。但未知九方皋之相马，得天机于灭没存亡之间，物色牝牡，人所共知者，为可略耳。”[67]“学至于无学”，便是浑然天成，不加雕饰。这大概是杜甫“神于诗”并“圣于诗”[68]的最佳体现吧！
注释
作者简介：
刘强，字守中，别号有竹居主人，现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诗》主编。兼任“世说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陶渊明研究会理事、上海市写作学会副会长、台湾东华大学等多所高校客座教授、明伦书院名誉山长等。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儒学与古典诗学、文言小说的教学与研究。已发表学术论文及书评随笔200余篇，出版著作《世说新语会评》《有刺的书囊》《竹林七贤》《惊艳台湾》《世说学引论》《曾胡治兵语录导读》《古诗写意》《世说三昧》《魏晋风流》《穿越古典》《清世说新语校注》《论语新识》《世说新语研究史论》《世说新语资料汇编》《四书通讲》《世说新语新评》《世说新语鉴赏辞典》等二十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