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2月17日上午，以工业闻名“华夏第一村”大邱庄罕见地全体停工，所有通往村庄路口全部用汽车、拖拉机、马车等作为路障，进行了严密封锁，并且每个路口都集结了上百人，手中纷纷握着自制的钢管，除此之外，村子里还私藏着15支自动步枪和2000发子弹。与此同时，在距离大邱庄3公里的地方，有一支400人的警力正在原地待命，本来热闹非凡的大邱庄顿时被紧张的气氛所笼罩。
为了避免事态恶化，警方马上与大邱庄村委会进行交涉，最后达成一致，双方分别把人撤回，警方只留30人进村执行任务。
次日上午，村支书召开全村大会，当着所有村民的面说：“我们大邱庄现在已经被1000多部队的士兵包围，不仅荷枪实弹，而且还带着催泪弹、小钢炮、警犬，他们说要抓嫌疑犯，马上要进村大搜查，抓4个人需要这么大阵势么？我怀疑他们不是来破案的。我宣布，所有村民放假一个月，工资照发。”
还没等村支书的话说完，4000多村民顿时骚动起来，不少人纷纷向村里的办公大楼跑去，找到进村执行公务的警方领导，对他们进行围攻、质问、推搡……
事实上，此时村外根本没有所谓1000多士兵，更没有小钢炮和警犬，所有谎言都是由村支书编造出来的，他就是禹作敏。
大邱庄曾是全国最穷的农村之一，连地主的都不上白面
改革开放之前，大邱庄一直都是出了名的穷，当地流传有这样一首歌谣：
“老东乡啊老东乡，喝苦水，吃菜帮，糠菜半年粮；宁吃十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
短短30个字就将这里的贫苦生活生动地描绘了出来。为了解决外村女子不愿嫁过来的局面，大邱庄一直以来采取的措施都是，本村女子不外嫁，只和本村的男子结婚，即使是这样，1976年，村子里的中老年光棍还有250多人。
新中国成立之前，大邱庄是一个佃户村，全村数一数二的地主虽然有200多顷地，但他们的生活也不怎么样，住的也是茅草房，与普通农民住的房子唯一的区别就是在房顶多架两根檩子，看起来宽大一些。在吃上，大地主们一年也吃不上几次饺子，即使逢年过节吃一次，除了年纪大的老地主能吃几个白面的以外，连地主婆在内，其他人全都只能吃高粱面加榆树皮的。到了除夕晚上，老地主会亲自给儿媳妇发三粒大麻子，让他们用线穿起来，点着后，当守岁的灯用。村里“首富”的生活尚且如此，其他人的贫困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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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大邱庄的农民们在政治上翻了身，但依旧没有摆脱贫困的局面。这里的土壤碱化程度很高，每年的粮食产量非常小，即使是夏天，在大邱庄放眼望去，整个村子都看不到一块茂盛的庄稼，田地里稀稀拉拉的样子让所有农民都发愁。从1953年至1968年的16年期间，大邱庄不仅有一半多时间没有能力向国家交公粮，而且还得吃返销粮。
本来是逃难，禹作敏却意外带领大伙儿发了一笔财
禹作敏是土生土长的大邱庄人，他出生在一个世代农耕的家庭，家中排行老三。年轻时喜欢读书看报，因此也成为了当时村里为数不多的能识字的人。50年代末，禹作敏开始在村里担任大队会计，虽然没什么会计知识和经验，但他还是靠噼里啪啦的算盘将村里的账本搞得清清楚楚。由于表现出色，后来还当上了村里第十一生产队的大队长。
1963年8月，华北地区几十年一遇的暴雨造成海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处于低地势的大邱庄非常危险，于是上级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要求大邱庄务必在两个小时内全部撤走。本来平时就吃不饱的大邱庄人听到要马上走上漫漫逃亡之路，突然感觉像天塌一般，伴随着老人和孩子们的哭声，全村大多数男女老少都乱成一团，纷纷各自为战，仓皇离家，唯独第十一生产队不仅没有走散，而且井然有序，因为禹作敏强压着内心的恐慌，眼中含着泪花跟大家说：“越是紧急关头，越不能乱，大家如果信得过我，就听我的，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会丢下大家任何一个人！”
听到禹作敏这么说，惊慌失措的队员们便感觉有了主心骨，于是大家在禹作敏的带领下几经辗转来到天津的东郊临时驻扎了下来。
就在别人每天都在等待领取救灾物资的时候，禹作敏却在想，与其在等待中艰难度日，不如利用这段时间做点什么。他很快发现附近有一个造纸厂急需运送造纸原料的劳力，于是经过与造纸厂负责人沟通，将活儿揽了下来。
人们听说能挣钱，低落的情绪瞬间高涨了起来，他们将逃荒用的绳索和小推车充分利用起来，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这一干就是小半年，谁也没想到，临近年关大家返乡时，每个劳力竟然分到了400块钱，这对于平时在村子里年收入只有三十四元的大邱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笔不可想象的巨款。
就在大邱庄遭遇洪灾的同时，400公里外另一处由洪水引发的事件也强烈地影响了禹作敏。1963年8月，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当洪水冲垮了大寨村的人造耕地和房屋后，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说：“国家的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不要！社员口粮，不少！劳动日分值，不少！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
经过战天斗地的辛苦劳动，大寨人开山引水造梯田，陈永贵口中的“三不要三不少”竟然实现了。1966年8月12日，毛主席正式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从此以后，这个叫大寨的，有300多人口的小山村影响了6亿中国农民。禹作敏去过四次，他将陈永贵视作自己的榜样。
禹作敏哭着向大邱庄全体村民许下承诺，要让所有光棍都娶上老婆
禹作敏带领大邱庄人学大寨，虽然两年后也初见成效，村民们勉强可以吃饱饭了，但总体来看，并没有给大邱庄带来什么生机。天津宝坻县小靳庄本来是一个学大寨比较成功的例子，后来又因唱样板戏而闻名，于是，大邱庄又加入了学习小靳庄唱样板戏，但依然无法解决贫穷的问题。
1976年的一次全体村民大会上，已经担任大队书记6年的禹作敏，面对村民们对穷日子的牢骚和控诉，他哽咽着对大家说：“父老乡亲们，这些年大伙儿跟着我受苦了，这的确是我的责任，我不会去找什么可观理由，更不会去怨上边和下边。但我还是想说，如果大伙儿还信得过我，就让我再干三年。我承诺两点，第一，我要让大邱庄变个样，让大家过上富裕的日子；第二，我要让村里250多个光棍都娶上媳妇。如果大家信不过我，我现在就下台！”
全村人听完这句话后，好几分钟都没人说一句话，最后终于有人扯着嗓子喊道：“就跟着你干了！”会场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禹作敏双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又接着说：“能得到大伙儿的信任，我很高兴，不过丑话咱说在前头，一人一把号，都吹我的调，不吹我的调，一个也不要！”
虽然向全村人许下了承诺，但禹作敏当时心里根本没底，想迅速找到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哪有那么容易？
禹作敏认为，大邱庄这样的盐碱地，就算将全村的耕地都包给一个人，也不发不了什么财。俗话说不破不立，大邱庄想要富起来，唯一的出路就是办工厂。
大邱庄办带钢厂初见成效后，几年之内“滚雪球”般开了117个分厂
村里的刘万明曾在天津当过工人，认识了不少熟人，有的朋友还当了厂长，于是在他的建议下，禹作敏决定大邱庄办的第一个工厂就是带钢厂，然后筹措了8万元资金，又号召村民们自己动手盖了简易的厂房。随后刘万明又作为大邱庄的代表，从天津买来3台大工厂淘汰下来的轧钢机器。经过3个多月的艰难筹备，冷轧带钢厂终于办了起来，结果不负众望，当年就盈利30多万。
带钢厂的成功，不仅让所有人喜出望外，更打开了禹作敏和大伙儿的思路，他们利用带钢厂3年累积的160万盈利额又相继建起了高频制管厂、印刷厂、电器厂。
这时有人提出，其实全国的市场非常大，不管什么产品，只要质量过硬，都能赚钱。于是禹作敏和他的领导班子将现有的4个厂子发展成总厂，然后在总厂下面办分厂，至于分厂做什么，一切都要根据全国各地的办事处给他们搜集来的信息。总之市场需要什么，他们就生产什么，最终实现产品多样化。禹作敏认为，分厂投资少、见效快，倘若市场发生变化，就马上转产，分厂多了，就能减小市场竞争带来的风险。
到1987年，大邱庄四个总厂下面的分厂数量已经多达117个，涉及钢材、化工、家具等二十几个行业，上百个产品系列，总产值已达2亿。
大邱庄的迅速崛起，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日本、美国甚至还出版了解读大邱庄致富之谜的相关书籍。全国各地的精英们纷纷涌入大邱庄，因为他们来到这里不仅能挣到比别处高很多倍的钱，而且生活上还能受到超高级待遇。大邱庄为每位来这里定居的高级人才提供一套200多平方米的别墅式小洋楼，并且里面配齐了高档家用电器和生活用品。除此之外，村里每年还会拿出100万元奖励有突出贡献的人，有特殊贡献的，直接奖励一台高级小轿车。
如此丰厚的待遇，即使在30多年后的几天，都会让很多人垂涎，在那个年代看起来简直就像是神话。
禹作敏将陈永贵视为榜样，渴望自己也被写进党史
带领大邱庄致富后，禹作敏俨然已经成为了全国著名的企业家之一，他穿上了高档西服，戴上了墨镜，出门坐豪车，这与当时人们眼中的“农民形象”是格格不入的，他在一次会议上提到这个问题时说：“我再怎么坐豪车，我也是个农民，没人管，谁也不可能将‘农民’这个头衔给我开除，没有这样的法条。”
虽然禹作敏无论面对任何人，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就是一个农民。但他内心的想法却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他认为自己榜样陈永贵就是因为把大寨村的农业搞好了，所以就一步步升至副总理的位置，所以禹作敏也开始渴望获得国家的认可。
大邱庄出名后，虽然新闻界经常对其进行报道，但却没有像大庆那样被列入党史，也没有像大寨那样被号召全国学习。
80年代后期，大邱庄每天都会接待许多来这里参观学习的客人，禹作敏对于那些来做专访的来宾，一般都不会过度热情，而是会保持几份矜持。但有一次，一位颇有名望的党史专家来考察时，禹作敏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尽管他不懂什么党史理论，但还是全程陪同这位专家，不停地与之交谈着，直到最后专家马上要离开时，禹作敏才毫不避讳地问：“你看我是不是也能在党史上留下一笔？”
1990年，禹姓7人当街打死一名老人
1990年4月9日，大邱庄禹作相得知其女被本村家具厂厂长刘金会猥亵后，非常气愤，次日将禹作立、禹作民、禹作岭、禹绍龙、禹绍祥、禹绍忠等6人商量，要教训刘金会，当晚便到大邱庄治安派出所院内，殴打了刘金会。11日上午9点，7人又闯进刘家，将刘金会的父亲刘玉田带到大街上，用皮带、鞋底对其进行毒打，直到刘玉田奄奄一息时，禹作立等7人才罢手，离开了殴打现场。
随后路过的村民将刘玉田送到村医院进行抢救，经检查，老人肋骨骨折8根，肝肾破裂，当天下午便因抢救无效死亡。
禹作立等7人当天投案自首，2个月后，7人分别被判处了9年至无期徒刑不等，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这件事虽然禹作敏没有参与，各媒体也没有大肆报道，外界知道的人也不多，但还是给禹作敏本人和蒸蒸日上的大邱庄带来了不少的负面影响。禹作敏想找得到官方认可的迫切心也越来越重。
邓小平女儿前来考察，禹作敏毫不避讳地问：回去问问你爸爸，他的话还算数不？
1991年初，邓小平的女儿邓楠到大邱庄考察，整日愁眉苦脸的禹作敏仿佛看到了曙光，他为准备邓楠的到来做了充分的准备。此前全国各地来参观学习的干部也很多，刚开始禹作敏还象征性地接待一下，后来便以没时间为由，不再接待部级以下的干部。
此时的邓楠虽然是副部级，禹作敏认为，她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女儿，说话的分量肯定不一般，她的到来对大邱庄来说或许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邓楠来的当天，禹作敏为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村里张灯结彩，大邱庄领导班子的所有人员前簇后拥地陪同邓楠。等所有人脸上都洋溢着热情的笑容时，禹作敏却有点闷闷不乐，因为邓楠全程都不曾提她父亲邓小平对大邱庄的看法。
终于，禹作敏忍不住了，决定主动出击，便直接了当地问邓楠：“你回去问问你爸爸，他说的黑猫白猫理论还算不算数？”禹作敏认为，不管怎么说，自己带领大邱庄人致了富，应该符合邓小平口中“逮到老鼠的好猫”的标准。
邓楠没想到，禹作敏会问这样的问题，思索片刻，说：“我认为还算数。”
禹作敏说：“你说了不算，要问问你爸爸。”
邓楠又考虑了一会，说：“我问爸爸已经退休了。”
禹作敏回道：“你爸爸退休了，也跟其他人不一样。”
禹作敏的这个美梦，终究未能成真。
禹作敏在大邱庄说一不二，自诩自己是“土”皇帝
大邱庄从一个很穷的村子，发展成为全国最富有的村子之一，村里人是非常高兴的，大家对禹作敏的管理模式在刚开始的几年内，也是非常认可的，所有人都很尊敬他、崇拜他，所以禹作敏不管说什么，大邱庄人都会无条件执行，然后在执行中去理解。
一位大邱庄人回忆起禹作敏主持工作的那些年时说：“当时我们做饭用水、用电、看病、吃药，还有盖房子、孩子上学，都不用自己花一分钱，都算集体的，你只要规规矩矩，好好干活，不管你工人还是干部。你只要忍着能干，听从领导，什么事你也不用管。老百姓们都是这样，只要得到实惠了，就信你了，男女老少就都能拥戴你。”
众人吹捧的时间一长，禹作敏越来越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直到有一天，他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不再提那句“我就是个农民”了，而是给自己换了一个称呼，他说：“去了‘土’字，我就是皇帝。”
1992年前后，许多从外地招聘来的人才因忍受不了禹作敏的专横，陆陆续续开始离去，而大邱庄也开始有村民因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四处告状，同时越来越严重的贪污问题也慢慢暴露了出来，这些状况都让禹作敏焦头烂额。
大邱庄第二次发生打死人案件，禹作敏授意非法拘禁办案人员
92年年底，大邱庄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华大集团总经理李凤政因病去世，禹作敏亲自为他操办了隆重的葬礼，葬礼一结束，禹作敏随即宣布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决定：撤销华大公司，其所属的分厂又津美、津海、尧舜、万全四个集团接管，同时从这四大集团中抽调人，全面清查原华大公司。
很快，大邱庄总公司的会议室便出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在禹作敏的主持下，总经理禹绍政、副总经理石家明，治保主任周克文用警棍、皮鞭等工具对原华大公司的多人进行了非法刑讯，并且还录了像。
61岁的田宜正就是被非法审讯人之一，他否认自己有贪污问题和作风问题后，就遭到了拳打脚踢，最终因无法忍受，只好按照他们的要求“承认”了自己有问题。此时是12月，田宜正在寒冷中被非法关押了14天。
禹作敏对于打人者不仅没有制止，相反，他还夸赞打人者“勇敢”，奖励了5000元。
12月13日，原华大公司业务员危福合被万全公司经理刘云章带到公司三楼，“审讯”开始后，危福合拒绝承认自己有任何经济问题，十几名打手便对他进行殴打，而且出手很重，不仅用警棍点击，还用皮带抽。“审讯”进行了7个多小时后，危福合已经奄奄一息，打手们这才意识到出大事了，马上把他送到医院，没过一会儿，危福合便抢救无效死亡，身上的伤痕多达380多处。
得知消息后，刘云章慌乱地找到了禹作敏，禹作敏听完后，非常淡定地拨通了静海县公安局的电话，说：“我们这里死了个人，我们正审查他的经济问题时，突然闯进十几个大汉不明原因地把人打死了，你们是不是来个人看看？”
随后刘云章等人伪造了两页危福合承认有经济问题的笔录，并跑到医院找到危福合的遗体岸上指纹，然后又命人清理了殴打现场。
当警方赶到后，经过一番侦查，发现疑点颇多。两天后，天津市公安局为了查明事情真相，派出六名刑侦骨干到大邱庄调查。
禹作敏得知此消息后，非常生气，他认为自己向县公安报案，应该由县公安全权调查，此时市公安派人来，就是故意来找茬的。于是在他的授意下，万全公司的刘永华带人将正在查案的6名刑侦人员全部封锁在办公楼内，断绝了他们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警车司机发现势头部队，连忙冲破重重拦截，回去报告。直到第二天，天津市长严令大邱庄放人，禹作敏这才将已经被非法拘禁13小时的6名刑侦人员全部释放。
禹作敏散布谣言，组织村民与警方对抗
经过两个月的调查，警方认为在危福合命案中，刘云章、李振彪、刘绍升、阵相歧有重大杀人嫌疑，于是天津市公安局向全国发出通缉令，同时组织警力，准备进入大邱庄进行搜捕。
警方考虑到大邱庄内有15支枪、2000发子弹，还有一批猎枪，于是经过一级一级向上级请示得到批准后，于1993年2月17日集合了400名警力到大邱庄外3公里的地方待命。
于是便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禹作敏面对前来与他交涉的几位领导，说：“群众们不懂法，我也不懂法，谁也不敢保证会不会发生矛盾冲突，我负不了这个责。”
随后大邱庄内便谣言四起，甚至有人说“有人血洗大邱庄”，整个大邱庄进入了“战时状态”。
第二天禹作敏召开完村民大会后，大邱庄内的秩序彻底乱了，所有前来办案的人员全部受到了阻挠。
禹作敏被判20年，彻底走下神坛
鉴于大邱庄内出现的不安定因素，天津市委决定成立工作组，3月10日进驻大邱庄，协助恢复正常生产和生活，同时协助执法机关办案。禹作敏面对工作组，一面口头上表示一定权利配合，一面有私下指使人协助其中一名通缉犯外逃。
最终，警方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查清了危福合命案的全部细节，4月21日，工作人员向禹作敏出示了经天津市检察院批准的逮捕证。
1993年8月，经过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禹作敏因窝藏罪、妨碍公务罪、非法拘禁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等，数罪并罚有期徒刑20年。禹作敏当时在法庭上说：“我个人认为既不怨法律观念淡薄。也不怨法律知识浅，包庇犯罪就是一个错误，尤其是大邱庄成为华夏第一村以后。我的头脑膨胀了。”
自从禹作敏被捕后，媒体和学者们不断用各种视角解读禹作敏，大邱庄的故事，有人为那个被打死的年轻会计而谴责他，痛斥他无视生命和法治。也有人将禹作敏的的悲剧归结于他在大邱庄说一不二，缺乏监督。
1998年，禹作敏病重，住进了天津市天和医院3楼甲病房，由于患有精神衰弱症，长期需要服用安眠药。1999年10月2日凌晨，禹作敏因服药量过大引发心脏病而死亡。
一代“传奇”就此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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