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洛阳铲有哪几种？考古工作有哪些流程？
在浣花溪旁的成都考古中心本周正式落成，对文博爱好者来说，这是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地方。
它突破了常规博物馆呈现模式的边界，开创最新展示视角，通过考古成果与考古过程的并列化呈现，探索考古博物馆的特色化展示路径。全新打造的展陈不仅讲述古蜀千年文明，也聚焦考古工作本身。
成都考古中心
在公众考古中心，主要由《考古·成都》基本陈列区、临展区、文创空间、社教活动区四个部分组成。《考古·成都》基本陈列分为《考古是什么》《成都考古成就》两个部分，前者利用实景还原场景与体验互动沉浸式普及考古知识──何为考古、考古何为、考古为何，后者以成都考古发掘的重要遗址为切入点，侧重考古过程与文物保护手段的讲述，通过讲好考古故事描绘成都文明发展画卷。
现在，让我们走进成都考古中心，去看看文物自己的家是什么样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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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考古·成都》展厅，这里面积不大，但展览信息量较大，所以在展览信息的处理上不满足于传统的静态演绎和单向传授模式，而是加入更多互动装置和趣味内容，让展览更多元化。
静态文物展示和动态互动装置
璀璨C位——成都矛
站在考古中心《考古·成都》展厅入口，C位留给了一把首次公开常展的蒲江“成都矛”。
这件铜矛于2016年底出土自成都蒲江飞虎村，其最特殊的，便是上面两个古雅的篆字“成都”，这也是迄今为止成都地区出土的唯一一件刻有这座城市名字的青铜矛。
还记得它刚出土时，满身附带淤泥，身份尚不清晰。直到2017年2月15日，经文物清洗修复后，青铜矛身上的“成都”二字终于出现。这一消息瞬间轰动全城，“成都矛”也作为一张全新的城市文化名片重磅亮相。
刚出土时的成都矛
其实，常璩《华阳旧志·蜀志》里，便有关于“成都”二字的史料记载，“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在西汉刘向《战国策·秦策》中也出现：“西控成都，沃野千里”。而对“成都”二字有所解释的，则来源于北宋时乐史《太平寰宇记》，“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走进细看“成都矛”，中端前方罩有一面放大镜，观众可以清楚地辨认出上面“成都”二字，或许在那一刻，能真正感受到考古的意义。
走入千年之路
走进展厅入口处，低头细看，一面巨大的玻璃罩下，铺设出从明清时期到商周时期的道路。明清时期是规整的大块石板路、唐宋时期则是砖铺路、商周时期则是朴素的红烧土路。每迈出一步，可谓“走过千年”。
往里走几步，在展览第一部分第一单元“发现过去”中，考古工具墙格外吸引人，这面展示发掘考古工具、测绘工具、修复工具等的墙面上，展示着探铲、手铲、量尺、刷子，还有用来拍遗址全貌的无人机。大厅内的两个模拟探方内，直观展示了考古工作者们的工作状态。而旁边一整面展示柜里的陶器碎片以及修复后成品，则让文物从出土到展示之间的“经历”一目了然。
在考古工具墙对面，钻探取样的工具中，还展示了包括“网红”洛阳铲在内的钻探工具，并对土样进行了分析介绍。游客可以清楚了解到，现代层、明清时期地层、商周时期地层、生图层等的特征。
绝对知识点——文物识字墙
卣、壘、斝、簋、韘、瓿……你能准确读出来吗？它背后的含义你有所了解吗？在考古工具墙附近，有一面由168个考古“生僻字”及其图片和简明释义所组成的“文物识字墙”。
遇到不认识的字，翻面就可以看到它的图片、读音和简介。其实，这168个字并非随机排列，而是分为车马器、乐器、盛器、兵器等类别，精心布置。
文物识字墙
柷、鼗、埙、甬、篪等字所在的一行是古代乐器；
卣、盉、觥、觚、彝等字是古代酒器的集合；
胄、箙、戟、矛、殳等是古代常见的兵器；
珩、瑗、韘、璋、琀则是古时一些玉器的称谓。
还有关于餐具、炊具、农具、礼器等等主题的生僻字，通过这些字仿佛可以回到过去，看见古人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的生活状态。从一张张精美的文物照片中，我们好像也能找寻到现代生活的影子。
翻面后的文物识字墙
拐个弯，来到第二单元“解读过去”中，观众可以详细了解考古学所涉及到的多学科研究，并用一整面墙陈列着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冶金考古、人类骨骼考古、建筑考古等相关实物。如果你对某一类型想要了解更深，可以在下面抽屉触摸屏处，了解详细的研究内容、工作流程和相关案例等，为你带来更多知识点。
探访古蜀文明
在第二部分“考古百年”中，内容开始逐渐丰富起来，有从宝墩遗址、金沙遗址到商业街船棺合葬墓所串联起的古蜀文明；也有老官山墓地、新川科技园墓群、古石山遗址组成的秦汉华章；还有下同仁路江南馆街遗址、东华门遗址等再现锦城盛景。似乎都试图通过考古告诉观众，成都，如何而来。
走进第二部分第一单元“寻迹古蜀源流”，首先能通过一副古蜀文化发展对照简表，厘清中外及中原古蜀文化的对比，详细了解古蜀文明长达2000年的发展脉络。
基于此，最先看到的便是宝墩遗址。在多媒体展示墙上，能看到复原的宝墩遗址田角林房址、墓葬分布图，下方还陈列有真实的宝墩遗址器物，它们都在传递着宝墩遗址实证4500年文明史，也代表着成都平原正式纳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之中，填补了长江上游文明进程的空白，同时为三星堆文明的起源，找到了重要的线索。
宝墩遗址后，在成都平原上又发现了古蜀文明的代表之一——金沙遗址。在这里，出土了中华文化遗产标志——太阳神鸟金饰。而在金沙遗址大量出土的象牙、玉器也在展厅中陈列着。
触摸镇馆之宝——战国漆床
商业街船棺合葬墓是继金沙遗址后，古蜀文明中重要的一环。在这一环节中，游客能看到考古中心的镇馆之宝——战国漆床。
“古蜀第一漆床”有多精美？这件出土于距今约2400年的战国漆床实物静静地躺在展厅内，是中国目前年代最早、体量最大、结构最为复杂、保存最完整的漆床。床长2.55米、宽1.3米、高约1.8米，楠木材质，床身一头略上翘，底漆黑色，床头、尾、侧板上绘有朱、赭二色回首龙纹和蟠螭纹，纹饰精美、雕刻精细，庄严而奢华，彰显一派远古帝王的王者之气。
最早，“漆”字出现在《诗经》里时，并没有三点水的偏旁。它一木、一人、一水的结构，形象表现出割树取漆的场景。而成都漆艺，发轫于商周，兴盛于春秋、汉唐，绵延至两宋、明清，迄今已达三千多年。
据推测，这件战国漆床可能是最后一代蜀王的墓葬，经历过约2400年的风霜，已经十分脆弱，在出土后，文保人员花了十多年时间对其进行保护修复，才最终让漆床以原来的面貌呈现在公众眼前。除此之外，更令人惊喜的是，在战国漆床旁，还有一块多媒体触摸屏，观众可以通过触摸屏上高精度3D模型，全方位观看漆床的细节，充分弥补实物展示面的不足。
最美灯箱——天府广场汉碑
离开战国漆床，便来到第二单元“重奏秦汉华章”。在这里，有一组灯箱格外耀眼，便是“裴君碑”和“李君碑”。
历史上的成都，在唐宋时拥有“扬一益二”美誉。但在更早的两汉时期，成都在中国历史上是怎样的地位？2010年，两通在成都天府广场东御街出土的汉碑——“裴君碑”和“李君碑”，给出了答案：列备五都。意为，在都城长安之外，彼时的成都，已是全国商业最发达的5座城市之一。
两通石碑保存完好，蚕头燕尾的篆刻字体清晰。经考证，这两通东汉石碑分别记录了东汉姓裴和姓李的两任太守的功德，因此分别被命名为“裴君碑”和“李君碑”。
成都东御街出土的李君碑
裴君碑里有“蜀承汶水，缉熙极敬”的文字，这与《史记·河渠书》“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记载吻合。其中还有描述成都“旧设储值，瑱盈殿馆。金银文锦，骇目动欲”，也与《后汉书·贡禹传》“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等记载吻合。可以证明，汉代成都丝绸、金银器、漆器等手工制造业的兴盛。
裴君碑上的文字
如今，这两通碑刻被做成灯箱，在展厅当中光彩夺目，成为一道开启历史华章的大门。
成都市中心火了2300多年
在经过新川科技园墓群和古石山遗址展示区后，便来到第三单元“再现锦城盛景”。
在展厅中间有一尊佛坐像，四周的展示柜中也陈列着经版拓片、佛头等佛教艺术的文物，这其实是下同仁路、实业街造像坑出土的石刻造像和相关资料。据了解，在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艺术发展成为第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益州佛教艺术，为研究四川乃至全国的佛教、历史、科技、艺术、文化交流与交通等，提供了完整的考古学资料。
在旁边东华门遗址展示厅中，或许能让游客看到成都2300多年来，“城址不改、城名不变、中心未移动”的城市发展特征。
东华门考古遗址公园发掘面积约50000平方米，分体育场内外两个部分，包含场馆地下遗址22000平方米，外场东华门考古遗址公园27300平方米，共发现了自秦汉三国、隋唐五代至宋元明清2000余年的历代文化遗存，其中重要的遗迹包括国内首见的五代宫廷御道、隋唐至两宋生态人文胜境摩诃池、明代规模最大藩王府邸园囿区和国内罕见的“水上宫殿”，以及南方地区少见的唐宋园林庭院、拼花路面等。
成都市体育中心明代蜀王府发掘现场（摄影：王勤）
在区域内出土了近万件与成都历代城市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陶器、瓷器、铁器、铜器、钱币等文物，其中汉代“大富昌”瓦当、五代黄绿釉香炉与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同款明宣德大碗等尤其珍贵。在展厅现场，游客也能看到东华门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
再经过第四单元“传承天府文脉”探索主建筑研究与复原，了解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后，便可在尾声中看到来自成都市考古研究院多年考古工作的相关照片墙，感知成都考古人穿梭于城市与田野之间的故事。
目前，成都考古中心正式运行后，将以社教活动的形式向公众开放，可关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官方微信服务号“成都考古”，官方微信订阅号“成都考古ArchaeologyofChengdu”所发布的活动预告，预约参加。
红星新闻记者 曾琦 编辑 曾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