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次见到孙夫人，孙夫人都要探问我宋子安先生的近况，如果我说得笼统，孙夫人就会叫我回港后再设法了解得详细些，然后告诉她。”
这段话来自于前银行香港分行经理郑铁如，是他谈论起宋庆龄和宋子安时的一番话。自1949年下半年起，宋子安就定居在美国旧金山，但仍然担任广东银行董事长，所以经常往来于旧金山和香港之间。
此时的中美并未见交，对于幼弟宋子安的思念，宋庆龄只能通过郑铁如传达。每次和郑铁如谈起幼弟时，她总满含深情。
因为在大姐宋蔼龄、大弟宋子文、妹妹宋美龄、二弟宋子良都站到蒋介石那边时，只有全家唯一没有涉足政治的老六宋子安给了她家的温暖，他们的故事要从1912年开始。
年幼便厌恶政治
1912年4月3日，孙中山应宋嘉树之邀入住宋家的新居，关注到这一动态后，报界纷纷报道。至此，孙中山和宋家长达20年的关系才首次曝光。此后，宋家对孙中山的支持从幕后走向台前，宋嘉树将留学回国的长女宋蔼玲推荐给孙中山担任秘书。
这种和谐的关系持续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为了躲避袁世凯的迫害，孙中山逃到日本，作为孙中山最大支持者的宋家被迫举家和孙中山流亡日本。
接到宋嘉树的电报后，留学毕业回国途中的宋庆龄也折往日本。正是这一年，宋庆龄接替姐姐的工作，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对于这一经历，宋庆龄兴奋地对朋友说“自己接近了中国革命的中心。”
宋家流亡的时候，宋子安只有7岁，从小安稳的生活因为突如其来的政治事件被打破，自然会有心理阴影。这段经历无疑给宋子安造成巨大影响，或许是从小看惯了政治的反复无常，导致他这一生都厌恶政治。
1915年，宋子安跟随父母返回上海。同年，宋庆龄向父母摊牌和孙中山的事情。面对女儿的任性，宋嘉树勃然大怒，企图用软禁的方式让她能够清醒。全家上下没有一个人同意这桩婚事，就连她的姐妹都是反对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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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支持她的只有宋子安，因为他觉得二姐不过是想嫁给自己喜欢的人罢了。家人的反对并未打倒宋庆龄对爱情的向往，心意已决的宋庆龄在家中女佣的帮助下，从窗户爬出去和孙中山私奔。对于生米煮成熟饭的事情，宋嘉树也只能接受并祝福。
此时，宋嘉树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肾病一天天加重，倪桂珍分身乏术。恰逢宋子文和宋美龄从国外留学归来，便将宋子安交由两人照顾。
和宋子安的相处让宋美龄很是头痛，9岁的小孩正是爱玩的年纪，宋美龄却是个严格的姐姐，面对弟弟的顽劣，她选择直接上手。两人相处仅三周，宋子安就挨过好几次打，有次甚至将木棍打断。
宋美龄曾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我十岁的弟弟今天简直像个小魔鬼......”，三姐如此严格的教育，让年幼的宋子安对她是又害怕又尊敬。
和宋美龄相比，二姐宋庆龄就温柔多了。宋庆龄性格宽厚，对待宋子安多包容。宋庆龄喜欢看书，宋子安虽不爱读书却愿意腻在二姐身边。有好几次宋庆龄读完书才发现，一旁的小弟已经趴在床上睡着了。长时间的相处让姐弟两个关系亲密，当宋子安犯错时，宋庆龄都不忍心惩罚他。
1918年5月，长期饱受病痛折磨的宋嘉树病逝，全家都沉浸在悲痛中。12岁的宋子安一夜长大，成为小大人帮助妈妈担起一些责任。
母亲为了不睹物思人，将心思放到自己的事情上，哥哥姐姐也都有工作和家庭，家中时常只留他一人在。因此当哥哥姐姐每次回家时，最高兴的当属宋子安，不仅提醒母亲要准备各种东西，还第一个冲出来迎接他们。
宋子安性情温顺，学业从不需要母亲操心，中学未毕业就考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就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家中传来孙中山去世的噩耗，这对于宋庆龄来说无疑是重大打击。听到这一消息的宋子安立刻前往南京陪伴宋庆龄。
他不知如何安慰姐姐，唯一能做的就是陪伴在她身边，减轻她孤单的痛苦。确认姐姐情绪好转后的宋子安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得知这一消息的宋庆龄比谁都开心，她本想陪伴弟弟前往，但国内需要她处理的事情太多，便决定缓一缓。
送别宋子安时，宋庆龄内心充满担心，弟弟独自在外生活必然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为此，她千叮咛万嘱咐。宋子安也同样担心宋庆龄，姐姐的情况他比谁都清楚，自然无比担忧。
好在此时的宋家内部一片祥和，大家互相关怀、扶持。
宋子安在哈佛过得是如鱼得水，他待人温和有礼，又是研究生中最年轻的一位，典型的好学生模样。
再加上他的哥哥宋子文是1915年毕业的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回国后就任中央银行行长和财政部部长，是为母校争光的典范。如此一来，宋子安自然得到了师生的格外关照。
家族内部分两派
但就在宋子安两年留学的时间里，国内政局出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变化。1927年，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实施“清党”，随即在南京成立政府，形成宁汉对峙的局面。
蒋介石的这一举动迫使宋家站队，宋蔼玲、孔祥熙、宋美龄迅速站到了蒋介石这边，宋子文也在家族内外的强大压力下，被迫选择蒋介石。为了争取宋庆龄，他们先后到达武汉劝说，就连倪桂珍也特意写信劝说宋庆龄回归家庭。
宋庆龄和孙中山的爱情与他们之间共同的革命理想密不可分，因此孙中山去世后，她更不会背叛爱人。当宋庆龄与40位共产党人联名发表《讨蒋通电》后，在宋家她几乎是孤立无援。
蒋介石看在宋庆龄是自己夫人宋美龄亲姐妹的面子上，虽不会为难她，但也不会没有惩罚，于是，宋庆龄被迫离开中国，秘密流亡到苏联。得知此事的宋子安非常痛心，他只能通过不停地写信宽慰二姐。
1928年下旬，宋子安拿到硕士学位，仅700多天的时间，国和家都变成他陌生的模样。想到二姐流亡德国，宋子安专门绕道去看望。见到学业有成的弟弟，宋庆龄心中是说不出的高兴。
她详细询问宋子安在美国的生活情况，为他耐心讲解国内的局势，两人一起游览了欧洲的几个国家。在宋庆龄给友人的信中，能体会到这是她在长期政治重压下感受到的难得的轻松。这次结伴旅行不仅是两姐弟间唯一的一次，也是宋庆龄此生中绝无仅有的休闲时光。
细心的宋子安通过这次出游察觉到姐姐的经济窘迫，为此他很担忧宋庆龄的健康。于是回国前，他背着二姐将自己所有余款交给宋庆龄身边的章克，用作二姐的生活补贴，并再三叮嘱他“如果生活出现困难立即给自己写信，一定全力支持。”
图｜宋庆龄
宋子安回国后将宋庆龄的近况带给家人，他也成为宋氏家族和宋庆龄之间最佳的沟通渠道。宋子安回国后，参与了宋子文的推行的盐税改革，多次升职。
1929年，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的国葬，姐弟两人才再次见面。整个葬礼期间，宋子安都守在姐姐身边，只为给她一些安慰，葬礼结束后，宋庆龄又再度出国。直到1931年，倪桂珍病逝，宋庆龄匆匆赶回国，兄弟姐妹们终于聚集一堂。
倪桂珍的离世意味着宋庆龄和宋家最大的羁绊已经离开了。哪怕宋子安多次试图调和双方的关系，也没有丝毫作用。1932年，宋家兄弟姐妹聚集到一起为父母合葬，宋庆龄和宋子安在父亲墓前合影，并在照片背面写下“树长万代，落叶归根”。这寓意着两人百年后想要回归宋氏墓地，期盼团圆的心愿。
这张照片宋庆龄一直带在身边，每每想到家人时就拿出来看看。宋庆龄也是兄弟姐妹中唯一践约的成员，去世后安葬在父母旁边。
家族分歧愈发严重
1934年，中国建设银行在上海成立，宋子文、宋子良、孔祥熙等被选为董事，宋子安担任监察。数年后，宋子安接任总经理，并在此之后，担任广东银行的行长。宋子安的总体活动轨迹不同于哥哥姐姐，他始终活动在自己所学的金融专业范围内，并追随着宋子文的脚步。
宋子文既是行政院院长，又担任南洋烟草公司、香港广东商业银行以及中国建设银公司的董事长，这就意味着宋家长期是典型的官商企业。宋子文长期担任官职，而他的两个弟弟宋子良和宋子安则在商界服务，兄弟联手加上亲信密布，制度对他们而言仅是块遮羞布或可以利用的工具。
和孔祥熙一样，宋子文有多少资产是个迷，《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他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所以和哥哥一同捞金的宋子安身价必定不菲。
哪怕宋子安极力避免和政治接触，但身处宋氏家族也不得不卷入其中的一些矛盾，理念上的差异使得宋子文和蒋介石时常发生冲突，严重时会动手。1943年，因为两人对史迪威的不同看法，导致矛盾升级，自此蒋介石拒绝和宋子文见面。
图｜蒋介石和宋子文、宋子安（左）
为了解除两人的隔阂，宋子安专门寻找蒋介石要求他召见宋子文。当天的日记中，蒋介石评价宋子安“彼诚幼稚而天真之人也”。显然，在蒋介石看来宋子安是不懂政治的。
蒋介石之所以对他有如此评价远不止这一件事。宋家人的谈话中会涉及很多机密的事情，对于这些事情宋子安都会转述给二姐。宋美龄知晓他和宋庆龄关系好，就叮嘱家中其他人不要告诉宋子安任何事情，宋子安听后气不过，转头就将此事告诉宋庆龄。
以上两件事都证明了宋子安不具备政治之心，他更关心的是家族和睦。
1949年，宋子安选择定居美国旧金山。据资料记载1954年到1966年间，宋子安携夫人和孩子到台湾看望蒋介石夫妇的次数多达11次。同宋子安相反的是宋子文，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之初，蒋介石曾邀请他赴台，但被宋子文拒绝。
在宋子安的多次促和下，宋子文和蒋介石达成和解。宋子文于1963年成功访台，他在台湾呆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没有了任何政治分歧，他们相处得非常愉快。
看到如此和睦的景象，宋子安非常欣慰。但他心中还存在遗憾，那就是宋庆龄和宋家的关系。时局动荡，邮局等联络方式都遭受洗劫，想要维持大洋彼岸的联系异常艰难。
自从宋子安定居美国后，便失去了和姐姐的联系，他也花了不少力气去找寻姐姐的下落，但都无疾而终，联系都困难，更何况是修复宋庆龄和宋家的关系呢。
遗憾去世
彼时的宋庆龄身份特殊，前往台湾只是一种奢望，无奈下只能寄托于郑铁如。希望他能将自己的思念带给弟弟宋子安，能让他回来一叙姐弟之情，于是便出现了开头那一幕。
奈何天不遂人愿，1969年2月25日，宋子安赴香港参加广东银行开幕时因突发脑溢血猝然离世。宋蔼玲、宋美龄赴旧金山参加他的追悼仪式，此时的宋庆龄还期待着姐弟相聚的那天。
不久后，宋庆龄从外国杂志上看到宋子安如去世的消息。得知哀嚎后的宋庆龄内心尚存一丝希望，但宋子安律师寄给她的航空邮件证实这一事实。律师通知她，宋子安已经去世，请她接受由宋子安代管的属于她的遗产。
其中提到的遗产问题是倪桂珍去世后分给他们兄弟姐妹的遗产，其中也有宋庆龄的一份，大概是60多万元，但因她当时政治立场和家人不同便没有接受，一直由宋子安代为管理。
这笔钱宋庆龄动用了两次，一次是和其他兄弟姐妹从各自遗产中捐出万元用于1939年的爱国献金竞赛；一次是让胡兰畦返回美国读书，1931年宋庆龄从德国返回上海参加母亲葬礼时，胡兰畦一路陪伴她。两种特殊情况的使用，宋庆龄都是以“借”的方式变通处理。
确认宋子安去世的宋庆龄悲痛欲绝，她在回复的电报中表示“请向宋子安夫人转达我丧亲的震惊和深切的哀痛。我愿放弃给我的任何遗产，将它们留给子安的子女。”
直到1971年，宋庆龄都无法接受宋子安去世的事实。她在给友人的信中说道“我亲爱的小弟，他身体很健康，却在香港暴死，死因至今还没有弄清楚。”
所以只要是和宋子安相关的事情，对于宋庆龄都是莫大的安慰。1979年4月，宋庆龄终于得到了有关宋子安的消息，他的妻子嫁给了一个埃及人，这对于宋庆龄而言并不是个好消息。
得知消息的宋庆龄在给友人的信中呢喃“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两个儿子，因为子安是战时在美国结的婚。”
这件事给了宋庆龄一丝联系到宋子安家人的希望，为了能够得到宋子安的照片，宋庆龄想方设法通过对外友协联系宋子安夫人胡其英。1979年9月，宋庆龄收到胡其英的信件，此时距离宋子安去世已经十年。
胡其英知道姐弟二人感情深厚，细心的将照片整理好并在背后做了说明。收到照片后的宋庆龄对弟媳本人的疑惑全都消失了，她能理解为什么弟媳同那埃及人结婚了。
看到宋子安照片的宋庆龄百感交集，她止不住的掉眼泪。在给友人的信中，她写道“我真难以相信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他是我多好的弟弟，他从不伤害任何人…”
宋庆龄将宋子安的照片看了又看，她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此时的宋庆龄健康状况已经很差了，几乎每天都在和病魔做抗争。因此，身边人很担心她的状态，但他们也不愿意上前打扰，这是宋庆龄和宋子安久违的独处时光。
一年多以后，宋庆龄就在北京病逝了。弥留之际，神志不清的宋庆龄仍呼唤着家人的名字…
宋子安夫人胡其英从旧金山向北京发来唁电：“对我丈夫的姐姐逝世谨表示诚挚的哀悼。”
宋庆龄临终前曾留下遗嘱，不与孙中山合葬，要求葬在父母的合葬墓地。这也是她昔日和宋子安的约定，可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履约的只有她一人。
宋家这样的政治家庭，宋子安的存在给了这个家庭一丝家庭的温暖，他自始自终都清楚家人才是最重要的。大时代背景下，显赫的宋家有着如此多的无奈和遗憾，更何况芸芸众生的普通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