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又名蒋炜、蒋玮、丁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1904年10月12日，出生于湖南省临澧县佘市镇高丰村。
丁玲在长沙周南女中读书时，与杨开慧是同窗好友，两人常以姐妹相称。中学毕业后，丁玲到上海读大学。1924年，毕业于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大学期间发表处女作《梦珂》。
1928年，丁玲发表日记题材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犹如在当时的死寂文坛上抛下了一颗炸弹，一举成名、并被视为新文学史上无可替代的作品。1930年，丁玲成为鲁迅旗下一位具有影响的左翼作家。
1936年9月，为了摆脱国民党迫害，丁玲逃离南京，到达陕北保安，成为第一个到延安的著名作家。丁玲的到来，给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原本力量薄弱的文艺运动注入了新鲜的、有力的能量。不久，在丁玲主持下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
七七事变爆发后，丁玲在延安抗大组织了战地记者团，要求上前线。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丁玲的记者团和中共中央的宣传队合并，成立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即“西战团”），丁玲为团长，奔赴前线。
后来，“西战团”还到了敌占区去宣传，他们用笔、用歌、用舞蹈、用音乐，投入到了抗战当中，肩负起了历史使命。
当时，毛主席曾亲自为她做《临江仙》一首：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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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往后，丁玲一边参加革命斗争，一边创作，写出了很多优秀作品。1948年，完成了著名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并于1952年获得苏联斯大林文艺奖金，赢得了巨大的荣誉。
解放以后，丁玲的人生变得多舛起来。首先一件事情就是“挂像事件”。毛主席在1948年的一次谈话中，曾经对丁玲有过这样的说法，在中国作家中、她可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并列。
实话实说，根据当时丁玲的实力和取得的成绩，主席这么说是公允的。但是在1953年，当“中央文学研究所”接待德国作家时，丁玲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地挂起来时，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安。
事实上，在1954年，丁玲与周扬、老舍等人一起，去苏联参加全苏作家大会时，在莫斯科，也出现了这四张挂像。这被人抓住了“个人崇拜”的小辫子。丁玲另一个被抓住的小辫子，是据说曾对鲁迅夫人许广平说过：“你现在不管做多少工作，都算得什么呢？写东西才是自己的。”
1955年，丁玲被打成了“丁陈反党集团”主要成员（陈为陈企霞）、大“右派”，被下放到黑龙江垦区。此后22年里，丁玲销声匿迹。丁玲被平反后，曾于1981年9月受聂华苓邀请出访美国。
当时的一些海外人士以为：一个在国内失去了20多年写作自由和近10年人身自由的著名女作家，一定会趁此机会、发出强烈的控诉声音。然而，他们期望的控诉并没有出现。
有人建议丁玲把“一生遭遇，化为文章，实是可以教化一代人士；若能在美国出版，一定是非常畅销”。丁玲断然拒绝了。丁玲此举，让很多人不理解、不接受：遭受那么大冤屈，怎么不悲戚，不控诉，不怨恨？
事实上，早在1975年11月，丁玲在致儿子蒋祖林的信中就已经说过了：“一个大的运动，一个大革命的进程中，总会有某些人吃了一点苦头，某些人沾了一点便宜”，“把这些作为革命，特别是革命前进中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去看，就没有什么愤愤不平，就没有什么可埋怨的了。”
丁玲不光自己不愿控诉，也不太愿意看别人控诉，比如她对伤痕文学就颇有微词。丁玲曾经公开这么说：“他(毛泽东)对我怎么样，我不管，我对他一往情深。”这惹得一席人非常失望和不满。
1985年，丁玲发起创办《中国》杂志，虽然杂志并不怎么“左”，但她却被人说成是“新左派”。当然，这时候的“左派”形象、已经像当初她被打成“右派”时的“右派”身份一样“臭”了。
对此，丁玲非常气愤地说：“一九五七年打我右派，还知道是谁打的；现在封我为‘左派’，连封我的人都找不到！”“我只晓得，现在骂我‘左’的人，都是当年打我‘右’的人。”
显然，丁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就是现在骂她“左派”的人当中的一个或数个，当初把她打成“右派”的。不过，按照如去理解，这句话的意思还应该包括，现在骂丁玲“左”的人，和当年把她打成“右派”的人一样，都是带着“公允”、“客观”的面具，实际做出来的却是蛮横、偏激的行径。
庆幸的是，至少有一点、谁也无法抹去，那就是：丁玲是现代文学史上绕不过去的女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出过无可取代的贡献。1986年3月4日，丁玲在北京多福巷家中逝世。
丁玲去世后，文化部原部长、作家王蒙这样说：我愿意愚蠢地和冒昧地以一个后辈作家和曾经是丁玲忠实读者的身份，怀着对天人相隔的一个大作家的难以释然的怀念和敬意，为丁玲长歌当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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