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提到，彝族人懒惰，不愿意做事，抱团，酗酒，吸毒，这些只是部分事实，代表不了所有的彝族人。懒、不愿做事、喜欢享受的根本原因是觉得勤劳不会带来改变，会这么想的人，要么已经满足了，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改变的必要；要么觉得再怎么干都是无用功。为什么对于彝族人来说，我们不能从单一视角看问题，要结合地理条件、历史成因，人文环境等诸多因素看待。
可以说凉山彝族从从奴隶社会一步跨千年来到社会主义社会，步子迈大了，一只脚跨进来了，另一只脚还在后面。他们是直接从奴隶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所以这个转变注定充满坎坷和崎岖。去看本地的历史博物馆，你会被黑白照片里瘦到脱型，表情麻木的奴隶震惊到，很难想象那已经是民国后期和建国之前。那些奴隶主用铁链子，麻绳牵着奴隶，就像牵着一只羊，或者一只猪。
人类族群在跨越社会制度都必须经历剧痛。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人类在从奴隶制度跨越到封建制度，再从封建到资本，都必须经历过巨大的社会变动甚至流血牺牲。而我国还有多一道社会主义的跨越，付出了多大的艰辛和牺牲，大家心里都有数。
而大凉山彝族，这算是一步从奴隶制跨越到社会主义，可以说，一步走了中国3000年的进程。这期间还有中国几十年走完西方几百年进程的浓缩在里面。
社会结构
彝族的社会结构和印度种姓制度如出一辙，是一种纺锤形社会结构。
兹莫是最高统治者，大概占总人口的1%。下面有数个诺合，这部分人虽然只有7%，但是拥有70%的土地，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家支。以上两类人是统治阶级，因为彝族以黑为贵，他们也就是常说的黑彝。这里要说一下明代改土归流之后，兹莫阶层衰落，诺合纷纷独立，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变成了诺合。兹莫的后代失去了政治经济的实力，但身份地位仍然最高的。
与黑彝对应的就是白彝，是属于被统治阶级，即奴隶，也就是娃子。
娃子又分为三个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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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诺——百姓娃子，这部分人占到了近50%，不过大部分在云南，曲诺是白色的意思，也就是清白人，所以也叫白彝。理论上的奴隶阶级，归诺合所有，不能随意离开家支的土地。曲诺有自己的土地和财产，有一定的经济独立性，其中一些还能有自己的奴隶。曲诺阶层人口最多，抱团起来实力较强，诺合也不能随意欺压。
阿加——安家娃子，占到彝族人口的大概33%，主子家里家外的人。实际上的奴隶，不能离开主子左右，主子可以卖掉或者转让阿加。阿加也没有婚育权，婚配是主人指定，孩子直接被带走做奴隶。但还有极少部分阿加能混得不错，甚至拥有下一级的阿加或者呷西。
呷西——锅庄娃子，火塘边的人，最底层的奴隶，占总人口的10%。来源有破产的曲诺、阿加，家支争斗的俘虏，阿加（男）和呷西（女）的孩子，被掳走的汉、白、苗、土家等外族人。
地理条件及历史成因
彝族聚居地大致可以分为三块，大凉山、小凉山和云南。大凉山简单说就是四川的凉山州；小凉山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凉山彝族自治州东部。它是大雪山的东南分支。西北方为大、小相岭，东南方隔金沙江与五连峰相望，东北方没入四川盆地。海拔2000～4500米，为金沙江、马边河的分水岭。以黄茅埂为界，东为小凉山；云南是指楚雄和红河这两个州。地理因素导致了三块地方的人口构成不太一样。
俗话说，大凉山山小，小凉山山大，大凉山虽然总体海拔较高，但是地势相对平缓，有比较多的山间平地、河谷之类适合生存的地方，是彝族传统的地盘（这里采信彝族是源自古羌人的北来说），也是家支文化势力最强的地方。而小凉山正好相反，平均海拔低但是山势陡峭，生活艰苦，当地人口除了本来就在小凉山安家的诺合，还有很多是不堪大凉山诺合压迫，历经苦难逃出来的阿加和呷西。云南彝族则是源自和汉人接触较多的白彝，他们学到了更多的知识，慢慢开化，和汉人通婚，有了向外走的愿望，再加上黑彝对他们的控制力较弱，于是走出大凉山，向东方和南方的平地越走越远，红河的彝族都已经到国境边上了。
新中国成立后消灭奴隶制和封建制，确实也解放了很多人，至少名义上已经没有奴隶了。云南彝族本来就开化得早，前任省主席龙云都是彝族人，下野后还回老家宣讲民主，这方面就没什么问题，顺便说一下，龙云出身的纳吉家族其实是川滇交界处相对开化的黑彝，按照家族谱系，龙云彝语名字应该是纳吉乌梯，而且他的母亲是汉族；小凉山的阿加和呷西翻身做主得解放，对新中国感恩戴德，社会改造相对积极。
大凉山则是完全另外一回事，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6年大凉山还在打仗，国民党退的时候选择当地头人封了很多官，给了很多枪械，留下许多承诺。凉山这种意识形态，导致没有办法“革旧迎新”，每个朝代更新都不会影响吐司的地位，上面说的剿匪，打掉一批后他们剩下的一些“拨乱反正”，仍担任一方要员。包括现在黑彝贵族仍然在各级政治机构中稳占一席之地。因为彝海结盟，上层的黑彝帮助过红军，作为回报，新政府在政策上有所优待，加上地处偏远，各种社会改造没有彻底深入完成。大凉山成为了家支制度最后的堡垒，以前的黑彝，现在是村长，以前家支抱团，现在还是抱团，以前有纠纷了找德古，现在还是找德古……奴隶制度的形没了，但魂还没散。
观念的形成是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累计的结果，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仍有许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遗留：
1、有多余的食物，一定要拿出来分享，否则大家都会饿死。收到别人的物品也不用内疚，因为当你有有结余时，也会无偿拿出来分享。
举两个例子，正面的例子是，不少的家族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就是如果哪一个孩子成材后定居县城或者市里，家里的兄弟姐妹的孩子就会送到他家，这家人会好好照顾自己的侄儿侄女在城里读书，给他们创造教育机会。负面例子，他们会包庇自己犯罪违法的族人，比如高赞里面提到的帮助本族的小偷，并以此为荣，会用人海战术解决本来应该走法律程序的事件。
2、外出时一定要团结，否则容易被别人伤害或动物吃掉。
3、每年必须要祭祀，否则天神会降罪。
4、家里有多余的物品，一定要及时和亲人享用了，明年的生活怎么办，到时候再看。
5、宝哥哥要娶林妹妹，表哥娶表妹现象很多。
6、生病了不去正规医院，找来神婆跳一下祛除灾祸。
7、“下等人”不能和“上等人”结婚，社会中，有些人生下来，就比另外一些人“高贵”。
8、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早晚是别人家的人。
9、家里祭祀，无论多远都要回来，表示对祖宗的尊敬。
10、宗族里发生了矛盾，需要找双方信得过的人来协助处理，有些时候，可能已经是法律该管的东西，都私下私了了。
11、毕摩权力很大，有时对一些事情具有决定权，但有时这种决定并不科学。
毕摩是彝语音译，"毕"为"念经"之意，"摩"为"有知识的长者"。是一种专门替人礼赞、祈祷、祭祀的祭师。毕摩神通广大，学识渊博，主要职能有作毕、司祭、行医、占卜等活动;其文化职能是整理、规范、传授彝族文字，撰写和传抄包括宗教、哲学、伦理、历史、天文、医药、农药、工艺、礼俗、文字等典籍。毕摩在彝族人的生育、婚丧、疾病、节日、出猎、播种等生活中起主要作用，毕摩既掌管神权，又把握文化，既司通神鬼，又指导着人事。在彝族人民的心目中，毕摩是整个彝族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是彝族文化的维护者和传播者。（来源:百度百科:毕摩）
12、娃娃亲。
曾经有布拖的一位同学家里接受毕摩建议，从湖边搬迁到山上“风水好的地方”，家里所有牲畜、家禽、物品都拿来祭祀治病，最后人病死，家里一夜致贫，现在住在快倒塌的房屋边。因为是外来搬过来的，没有人帮助，家里异常艰难。同时她也被家长定了娃娃亲。有两个同学，大学上着上着就回家结婚，因为“娃娃亲”时间到了，不结婚要陪很多钱。
13、没有什么事情是关系搞不定的，只要关系到了，就都能解决，什么法律之类的，都靠边。
14、多子多福。
这些我们听着都比较熟悉，我们封建社会都有的现象吧，在凉山彝族自治州里都有，而且很强，可能出乎你的想象。学生间打架了，伤到了对方，两个家长底下私了了，居然被打的那方要质疑学校为什么要处理打人的一方？
整个彝族人口接近900万，凉山州境内约占彝族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的人是没有问题的，即使是同为四川省的攀枝花这样的移民城市也有10万彝族人。凉山的地理环境影响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进一步拖累了凉山的经济发展，封闭的地域环境与落后的教育使人文环境进一步恶化。
整个凉山彝族的现代问题远了说是清末鸦片贸易开始，近了说是凉山解放之后的民改没能完全解决问题。而问题的爆发就是从1978年州府从昭觉移到西昌，支援凉山的知识青年大批返城开始的。安宁河谷地区和大凉山之间本来就不平衡，新的政策又几乎是放逐了老凉山。对于当时的凉山彝族，老的社会秩序已经被破坏，新的秩序又还没来得及建立足够的影响就更替了(这个不能多说，理解就好)。青年无事可做，看不到希望，大量外出，又不懂汉语没有技能，只能沦为社会边缘的违法犯罪人员，彻底失败。到了90年代，毒品和艾滋问题就通过这样一批一批出去又回来的青年肆虐了整个大凉山。
凉山山高路陡，自然条件恶劣，走过之后很难再有什么人定胜天的想法，剩下的只是对大自然的敬畏和无力感。
幸好国家和社会没有完全遗忘大凉山。脱贫攻坚以来，国家投入了很多，路网电网水网基站建设，一村一幼等等教育投入，让凉山彝族离现代社会越来越近了。感谢网络，让没有电视的家庭也能用手机接触外界，让他们对很多东西有了概念，有了概念才能萌生与之相关的梦想。感谢教育，用几代人的时间，慢慢改变彝族传统落后的观念，让他们知道读书改变命运，让他们与汉文化实现相互理解融会贯通。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穷，是，别人想致富，但是没有钱去致富，想改善生活而没有经济能力，于是你给点钱，人家就会用这些钱去置办种苗，养殖种植，然后卖钱来改变生活。
这就是通常的替代思维，用自己的视角去看别人的问题，用自己的想法去解决别人的困难，我们觉得自己帮了别人，别人就有动力去改变一切。
然而现实却是，很多时候你的帮助只能暂时改善他的生活，而不能让他改变生活。
他们不是不想变的有钱，但是也仅仅是想变得有钱，而你的捐助恰恰就让他变得有钱，于是，他就暂时满足了，还想得到更多。
所以第一线扶贫的工作者，都需要花费大半的时间和精力跟那些彝族人同吃同住，和他们交朋友，说知心话，穷人的道德感很低，但自尊心是很高的，他们可以为了生存做各种撒泼打诨的事情，但是若你喊一句：“嗟！来吃！”他们又断然不肯过来吃，所以你怎么办？当初共产党建立根据地是怎么办的，你就得怎么办！
而有些所谓的扶贫工作者，有些所谓的一线记者，撇着大嘴踩着高跟鞋，抹着红嘴巴梳着满头的油，光鲜亮丽的晃荡两下，送几袋面，拍几张照，送几袋米，扯几条横幅，报纸上一登，电视一上，拿到了政绩，拿到了素材拍拍屁股就走了。
很多时候不是他们好吃懒作，而是在很长时间内，他们并没有持续的财富来源，导致很长时间他们都徘徊在温饱线，于是他们迫切的渴望是脱离温饱，但是也害怕回到温饱线之后，所以有些改变生活是需要投入，他们就不敢。因为没有后退的余地。至于说从质上去改变生活，这往往就被观念所限制了。举个例子，就是政府救济的粮食种子都不能给早了，给早了就给吃掉了。
因此单纯的捐助根本改变不了梁山的现状，扶贫的人送吃的送喝的，好时代，来临了！混吃等死那就彻底的不用担心了，时不时抱团了闹一闹，还有人给钱，多好。旧有的社会结构把贫穷的彝族人禁锢在家支里，压在社会底层无法翻身，让他们认为自己无法通过努力改变人生；另一方面扶贫让他们的生活得到了温饱，让他们达到了底层生活的满足，而从未走出家支的眼界根本就不知道更高层次的生活是怎样的。懒惰的两方面原因在他们身上达成了完美的统一，扶贫变成了越扶越贫。
改变这种情况，必须要改变观念，当然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就像云南地区的彝族，接触汉族较早，就比较开化，更容易融入现代社会告别贫穷落后的生活状态。
两个办法：
一个是扶贫教育，彝族几千年来的基础教育都太薄弱了。他并不能像汉族同胞一样，能迅速的适应工业文明以及现代社会。知识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给他们灌输希望。教育有个功能叫社会化功能，就是通过教育，让人学会普通话，学会写字，学会算数，学会坐板凳(凉山前几年有个行动叫“板凳工程”，就是教彝族要学会和习惯坐板凳，之前都是席地而坐席地而睡)，学会红灯停绿灯行(高山上的彝族下山来第一件事就是学会这个，不然死得硬硬的)，学会别盗窃抢劫否则就要蹲监狱，学会基本社会规则，能够正常融入社会并找到工作。彝族十分需要教育，否则难以融入现代社会，所以会有控辍保学。所以会有一村一幼，所以会有村村通，会有移动通信基站(大众传媒也有教育功能，起码能学普通话，很多彝族四川汉话说得不伦不类，普通话却说得很标准，因为是跟着播音员学的)。可是学校教育代替不了父母，所以彝族的改变需要小学毕业的父母养出中学毕业的孩子再养出大学毕业的孩子，需要代际更迭，需要时间。
另外一个，现在实行的易地搬迁扶贫也是个不错的办法，一来脱离了山上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前因为争夺土地彝族才被迫上山，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大家都到平地上来是最好的；二来，走出大山的彝族人更容易接触到外界的信息，睁开眼睛看过世界就会发现原来的寨子那片天地是多么的渺小和局限；三来，易地搬迁优先搬迁贫困户，而且是多个乡镇的迁出人口集中安置于同一个安置点，这样也是在慢慢打破原有的社会结构。人走出来，眼睛望出去，这是脱贫的第一步，好好走下去吧。
最近反映宁夏西海固地区扶贫的电视剧《山海情》火了，其实本回答也是非常赞同异地搬迁扶贫的方式。搬迁都知道难，但宁夏就是埋着头苦干，即便暂时看不到希望，即便被人误会，宁夏人也没怎么宣传，一句话，“干就完了”。历史证明宁夏的扶贫方式是正确的，是值得推广的。
大凉山既然交通不便，那就让他们出来。虽然四川多山地少平原，但是一点一点来，慢慢的来，建好村落，到各个村子去宣传，愿意去新地方的，给地，给工作机会，给生产补助。不愿意去新地方的，没关系，不去就不去，但是原本的扶贫力度要慢慢减弱，直至没有。而后去新村子的，给的利益也要比先去的少。一个村子里能有一两户过不下去的，愿意脱离这个环境的就行，新的住宅区来的人都是来自不同村落的更好，就是要打破宗族，让他们认识到日子过得好，主要靠自己经营，靠国家扶持，这样才能让他们思想上不再依赖宗族势力，心里不再有家没国。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大凉山，整个彝族的未来充满信心，乃至对全中国所有少数民族的兄弟姐妹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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