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至1996年，因台湾当局不断鼓吹“两个中国”的论调，人民解放军前后1995年7月、1995年9月和1996年3月开展了三次大规模军事演习，仅第一次演习南京军区就出动舰艇59艘、飞机192架次，共计发射六枚东风导弹，演习规模堪称史无前例。然而，正当解放军于1996年进行第三次演习时，这次军事演习行动却戛然而止。
那么，在此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解放军在台海区域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军事演习提前终止了呢？今天，本期节目就为您讲述：1996，南北相望的那一年。
（1996年台湾海峡军事演练）
1996年3月8日至3月25日，解放军在台海区域即将开展自1995年来的第三次军事演习，并进行第二次导弹发射演习。在演习计划中，导弹的落点将位于基隆和高雄的外海。与此同时，台湾的当年地方领导人大选也即将举行。为此，台湾方面空军和导弹部队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而美军“独立号”航母战斗群也随之进入台湾东北海域，与台军开展联合军演。
台湾方面在面对解放军开展军演时迅速做出的这些反应，令我军深感疑虑：这很有可能证明，我军内部出现了间谍，并将我军的军事演习信息透露给了台方。最终，因种种原因，我军对外宣布此次军事演习的“三不”原则，并于当年3月25日结束军事演习。而其中所谓的“三不”原则，即：导弹不飞跃台湾本岛，战机、战舰不越过海峡中线，发射无实体击发弹头的“空包弹”。然而，在我军下达“三不”原则之前，台湾方面就已获知我军将在军事演习中发射“空包弹”的消息，并为此大肆渲染，这更令我军坚定了此前怀疑有间谍渗透入我军高层的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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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台海危机中的美军军舰）
在此次军事演习结束之后，我军便迅速对内开展排查，最终发现在1996年时泄露我军军事机密的，正是我军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刘连昆。他身份的曝光，也让他成为了自1949年以来，第一位身为间谍的解放军将官。在被捕前，刘连昆曾担任副军级军官，少将军衔。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刘连昆最终走上了一条叛国资敌的不归路呢？
刘连昆于1933年出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此时的东北三省，正处于日军的铁蹄蹂躏之下，这让刘连昆自幼便有了从军报国的打算。1947年，解放战争爆发之际，刘连昆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然而此时的刘连昆只有14岁，是一个活脱脱的“娃娃兵”，因此我军就并没有让他上前线杀敌，而是把他安排到了后勤方面工作，并给予了他到解放军后勤学院深造的机会。直至1984年，刘连昆升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负责我军军事装备的采购和生产，这为他接触我军重要情报提供了机会。在1988年9月，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刘连昆）
然而，因种种历史原因，刘连昆对社会心生不满，并多有怨言，曾被我党我军数次批评教育，却不知悔改，这为他后来的叛变埋下了伏笔。而真正促成刘连昆叛变的，并和他一起出卖我军情报的，则是另一个人：邵正宗。
邵正宗于1943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受解放军大校军衔，于1986年起担任我军总后勤部军械部军械工厂管理局局长，与刘连昆平日里算是较为亲密的同事。20世纪80年代，海峡两岸正实行“两岸三通”，一名叫张志鹏的台商前来大陆经商，与邵正宗因此结识，两个人都是东北人，因此聊起来格外投机。但实际上，张志鹏名为来大陆经商的“台商”，实际上早已于1941年加入军统，从事情报工作。张志鹏在和邵正宗相识一段时间后，邵正宗向他吐露了自己未来想带子女到欧美国家发展的心愿，因此张志鹏料定贪慕富贵的邵正宗是可以被拉拢的对象。1990年，张志鹏以“出国机会”成功策反意志不坚定的邵正宗，要求他为台湾方面提供情报，并尽可能将我军内部的高层人员“拉下水”，而邵正宗想要拉下水的人，正是我们前面所提到过的刘连昆。
（邵正宗）
最终，在1992年，刘连昆被邵正宗策反，并在邵正宗的利诱下开始与台湾方面谍报人员会面。1992年，一名叫做“王宝元”的台湾方面谍报人员秘密进入内地，尝试与刘连昆会面。这名叫做“王宝元”的台湾谍报人员真名实际上是庞大为，在台湾军情局担任六处副处长，自1966年起便接受特工训练，在台湾主要负责策反和反间谍工作。在邵正宗的介绍下，刘连昆终于几经周折，抵达广州越秀公园与“王宝元”会面。王宝元邀请刘、邵二人到广州东方轩酒店吃饭，并在餐桌上向刘连昆许诺各种好处：包括每个月3500美元的月薪，安排国外移民的机会，以及每一份向台湾提供情报的“奖金”。据后来我方反谍报机构的调查发现：刘连昆向台湾方面发送的每一份情报，少则40万台币，多则上百万台币。而策反刘连昆的邵正宗，则有每月2500美金的津贴，并享有国军少校的待遇。此外，“王宝元”还当场拿出了2瓶洋酒，2万美元的红包，作为给刘连昆的“见面礼”。在敌人的诱惑之下，利欲熏心的刘连昆最终彻底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在刘连昆、邵正宗二人投敌之后，二人被各自取代号为“少康二号”和“少康一号”，所谓“少康”指的就是中国古代夏朝的一位君王。夏朝时期，先有“太康失国”，后有“少康中兴”，这代号的背后也足见敌人的狼子野心。
（前台湾方面军情局六处副处长：庞大为）
在成功收买刘连昆后，刘连昆作为回礼，立即向台湾方面情报机构泄露了我军共计12份机密文件，其中包括我军军械装备采购，对台军事演习计划等各个领域的关键情报，这让台湾情报机构愈发得意忘形。在此之后，台湾情报机构甚至多次向刘连昆、邵正宗等人要求不再为其提供复印件的情报，而是要情报是的“原件”。因为在台湾情报机构，如果获取我军原件可得到五倍的奖金。而一时间令利智昏的刘、邵二人，竟然真的曾将我军的“原件”泄露给了敌方。但是，泄露情报原件这样的大动作，迅速引发了我军的警觉，并开始对二人进行秘密调查。
然而，二人投敌叛国的行为，也让他们时时刻刻备受着良心不安的煎熬。邵正宗每日都在担心自己有朝一日，会遭到法律的制裁，因此在经过几次情报交接后，多次乞求庞大为帮助他早日离开大陆。然而，邵正宗作为军人，在那时只有军官证，并无身份证，因此无法办理出国的护照。面对邵正宗的“困境”，庞大为多次“爱莫能助”，并且只想榨取他的最后一点情报价值。而刘连昆在向台湾方面出卖几次情报后，愈发走火入魔，多次携带我军重要情报回家进行拍摄，后被其妻子发现。妻子得知丈夫的叛国行为后，多次以自杀相威胁，要求刘连昆立即终止自己的叛国行径，刘连昆此时内心发生动摇，向庞大为提出要“退伙”。然而，当台湾情报方面给予刘连昆10万美元奖金，令其在北京购置一处房产后，刘连昆便不再顾及妻子的劝阻，死心塌地为敌人卖命。
（刘连昆）
1994年12月，庞大为以“看病”为命，再次秘密前往大陆，实际上是与内心已发生动摇的刘连昆会面，榨取他最后的一丝剩余价值。在和刘连昆会面后，庞大为声称自己“得了血癌”，并叮嘱刘连昆“千万保重”，让刘连昆真的以为庞大为把自己视为了“知己”，并为他彻底死心卖命。但是，此次庞大为和刘连昆的会面，早已被我方的反谍安全人员盯住。在庞大为前往东方宾馆，与刘连昆会面的路上，庞大为已发现自己的身后有“两个人”正在跟踪他，于是便格外警觉，但是庞大为最终还是得以和刘连昆成功会面，并未遭到我方反谍安全人员的拘捕。究其原因，其一是因为当时拘捕庞大为的人手尚不充足；其二，是因为我方还尚未确定庞大为想要会面的人究竟是谁。而且，庞大为最后还为了逃避追捕，用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故意在宾馆内留下自己随行的行李物品，但实际上在抵达大陆的第二天清晨，他就只身一人通过广九铁路直通车抵达香港，逃之夭夭。
最终，真正让刘连昆、邵正宗二人身份败露的，还是台湾当局。因台湾当局对我军1996年军事演习中“空包弹”的大肆渲染，使我方反谍安全人员将排查的区域最终锁定在了后勤部军械部。而随着1999年台湾方面间谍叶炳南的被捕，刘连昆、邵正宗真实身份的最后一层遮羞布被彻底扯下，二人双双被捕入狱，并对自己在1996年台海军演之际泄露情报的罪行供认不讳，两人均被法庭判处死刑，并于1999年8月15日执行，他们均为自己叛国的行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