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朴素的绿色成为主流色调前,各国军服是五颜六色的,而且往往缀以许多装饰,十分醒目。这种华丽与郑重体现的并不只是虚荣心,在战争还以短兵相接为主要方式的年代,军服的高度可视性本身就非常实用。
你可以想象,士兵经常要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展开肉搏战,军服鲜艳的色彩能帮助他们表明身份,避免在混战中误伤同伴。你还可以想象,当军队以集体冲锋的方式向敌人发起进攻时,整齐的华服,艳丽的军容,这种视觉上的震撼在交战前就让对方的气势矮了三分。
而对于士兵来说,军服的华美,既是一种自我炫耀,也是一种责任提醒。它将士兵的身体紧紧包裹着,让他们沉醉在国家荣誉的召唤中,在梦境般的战场上奋勇搏杀,直至献出生命并为之感到荣幸。拿破仑曾说过,“士兵该把战争当作节日”,正是这个道理。
拿破仑时代身着华美军服的法军
不过,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作战方式的改变,华美的军服已无法适应战争的需要。
军服的进化
改革军服的契机,是发生于南半球的一场战争。1899年,英国军队为掠夺钻石和黄金,不远万里来到南非,与当地的布尔人展开激战。这便是第二次布尔战争。
英军共计15万,与布尔人的兵力对比达到了5:1,原以为征服南非会轻而易举。出人意料的是,在南非郁郁葱葱的森林和草原里,身着猩红色上衣的英军格外醒目,成了布尔人一打一个准的活靶子。聪明的布尔人却将服装和枪炮都改成绿色,隐藏在密林深处,用游击战术打得英军措手不及。
结果,尽管英军最终还是取得了第二次英布战争的胜利,却付出了相当惨痛的代价,先后有9万人死于布尔人的枪下。此后,英军便将军服换成卡其色。各国也纷纷效仿,而紧随英国人脚步的是法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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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布尔战争中的布尔人
拿破仑时代的军服确实华丽而耀眼,这是现今的人们难以想象的。当时,从一个普通法国步兵到装备了盔甲的重骑兵,全部服装的花费从200法郎到2000法郎不等,其华美的程度可想而知,也难怪他们后来不愿脱下。
最有趣的还是掷弹骑兵戴的熊皮帽,这些骑兵本就魁梧高大,再戴上顶一英尺高的熊皮帽,看起来就像天神下凡,足以令敌人闻风丧胆。这种黑色的熊皮帽也很实用,能更大程度地防护军刀的砍击。但制作这样一顶熊皮帽,价格十分昂贵,通常需要一头甚至两头黑熊的皮。
直到1912年,法国人还穿着1830年制式的红军帽、深蓝上衣、红长裤。后来,法国陆军部长梅西米在巴尔干前线观战时,注意到保加利亚人因浅色军服而受益匪浅,回国后便决心改革法国军服。他提出将军服改成从头到脚一致的蓝灰色或青灰色,结果招来一片气势汹汹的抗议声。换军服对于爱美的法国人来说,显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一战爆发后,法军因显眼的军服挨了不少枪子,最终在1914年底换上蓝灰色军服。几乎就在一战前后不久的一夜之间,各国军服集体进入了绿色系时代。紧随英、法脚步,普鲁士和美国也相继在1914年至1916年间将军服由鲜艳的蓝色改成灰色或卡其色。
1800~1860法国军服进化展示图
与军服同时改革的还有帽子和肩章。
19世纪,士兵戴的多是漂亮的皮帽,随着远射程武器和高威力大炮的使用,这种皮帽已无法保护士兵头部免受炮弹碎片伤及。为改变这种局面,各国在一战期间几乎同时发明了金属头盔。1915年,法国发明了亚德里安式头盔;1916年,德国出现了M1916式钢盔;1917年,英国人发明了布罗迪式头盔。这些头盔在二战时又得到进一步改良,基本具备了今天的样式。
至于肩章,最迷恋的当属俄国人。19世纪中期,尼古拉一世用金丝编制肩章,极尽奢华之能事。当它第一次出现在俄国军官肩头,用以表示军官的军衔时,立刻引起了欧洲各国军界的极大兴趣,德、法、奥匈帝国的军队随即纷纷效仿,军衔制也由此开始盛行。
后来,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进行期间,认为肩章是剥削阶级军队的产物,对之加以废除,并简化军服,结果军队中士气涣散。到斯大林时代,为激发人们参与卫国战争,宽大肩章与奢华的立领和大檐帽随之恢复。
沙俄率先使用军衔制,同时体现在军服上
纳粹的追求
军服改革给许多国家带去好运,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却是个例外。
一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德国陆军设计了一种实用型军服,造型朴素间接,去掉了普鲁士时代那些繁杂的装饰物。这套军服一直沿用至1933年。
希特勒上台后,撕毁凡尔赛和约并开始扩充军备,新军服的标准也重新树立起来并于1936年开始发放使用。新式军服增加了四个代褶皱的水平贴带,五粒纽扣替代了之前的八粒纽扣,衣领、标志底版均用暗绿色替代之前的绿野灰。与魏玛时代的制服相比,新制服下摆更短,裁剪更合身,以适应士兵长时间待在机械装备内的需要。
纳粹德国陆军常服
另外,德国军官制服之所以看起来如此有型,是因为它们都是特别量身定做的,制作前由裁缝亲自上门测量尺寸。军官常服采用含丝的密纹面料,摸上去比较光滑,做工采取西服工艺,除口袋外不露缝线。
在款型上精工细作之余,德国军服还有一套繁密的荣誉符号系统,从袖标、臂章、领章、胸章到帽徽,从传统的十字勋章到运动会奖章,从击落某架飞机的表彰到服役年限和地区的标志,不一而足。比如,纳粹在传统德国鹰的下方加上一个由橡树枝包围的“卍”字符,使之更符合国家理念。肩章也继承了魏玛时期的传统,除表示等级外,还会写上部队番号,再用不同颜色的滚边代表兵种,最后用特殊记号表明身份,比如,蛇与医杖代表军医。
在纳粹酝酿复仇计划期间,德国军服就像一剂春药,希特勒曾下令:德国士兵穿戴的必须是世界各国的军服中最威风、漂亮的。事实也证明,德国军服的设计取得了成功。据说,希姆莱年轻时,压根不明白纳粹是什么,就凭着对这身军服的向往,懵懵懂懂地加入了纳粹党。许多德国青少年也跟希姆莱一样,无不为能穿上德军制服而骄傲。
不过,好景不长,随着二战的全面爆发,德国经济形势恶化,于是不得不降低德军制服中的羊毛含量,并开始简化设计,如后来的M43和M44军服,不仅减少了口袋,还省略了口袋上的褶皱。但即便如此,二战时期的德国军服仍是现代陆军军服的典范,兼具美观和实用性。
纳粹德国时期的各式军服
本来军服的影响力最多只限于军队内部或有志于从军者,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就算存在,也是隐蔽的。尤其是德国军服,除非一心想和主流社会对着干,否则没有谁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宣称自己的设计灵感来自纳粹军装。
1960年,英国的朋克青年曾公然在自己的装扮上使用纳粹的“卍”字符。不过,他们并非纳粹分子,只是借此发泄战后生活的愤懑。
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商人也和德国军服渊源颇深,他就是奢侈服装品牌“雨果博斯”的创始人雨果·斐迪南·博斯。1886年时,他还只是德国斯图加特南边一个小镇上的裁缝,以生产雨衣、工作服和制服起家,受经济大萧条的影响,没过几年他就破产了。然而,1931年,上天又给了他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
在纳粹党举办的一次舞会上,斐迪南幸运地接到了为纳粹军队生产制服的订单。此后十余年,他为德国突击队和德军组织生产制服,还成为了纳粹少年团全套设备的专属供应商。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服装供不应求,他不得不从波兰、法国等邻近国家大规模引进劳动力。
二战结束后,斐迪南也遭到清算,被列为“第三帝国的投机倒把者”,处以剥夺投票权和罚款8万马克。1948年,深受重挫的斐迪南猝然离世。此后,他的家人继续低调地经营着店铺,转而为德国邮政工人和警察生产制服。
现代“雨果博斯”品牌服装
英雄的示范
德国军装虽极美观,但因德国战败,最终成为了禁忌。相比之下,作为战胜国的美国,则是另一派令人向往的风景,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美军制服风潮。不过,臃肿的美军陆军制服实在没有任何美感可言,人们迷上的是美军空军制服,尤其是它那种与人体的极致贴合。
说到军装和仪表就不能不提巴顿,他是极其注重仪表的,常常顶着闪亮的头盔,身穿镀金纽扣的军服,外披加长款B3夹克。1944年冬,在没有加热设备的前提下,美军正是靠着这件夹克在极寒环境下只用三天时间就完成了“阿登之战”。而巴顿就是此战的指挥官,那么他为何如此喜爱这款夹克便不难想象。从此,B3飞行皮夹克便永远地成为了美空军英雄的标志,直到现在仍非常流行。
民间流行的改版B3飞行夹克
数年后,从实用主义出发,美军又对飞行夹克的面料进行升级,用尼龙取代了皮革,被称为MA1飞行夹克。这种尼龙的密度比一般尼龙高,雨滴落在表面时,在渗透前就会以水滴的状态滑落。如此一来,再也不用担心被淋湿的飞行员进入高空飞行时身上会结冰了。
又过几年,飞行夹克再次迎来改进,美军将MA1的内里改为了高可视度的橘红色,内外两面都配口袋和拉链,当飞行员遇险时,只要将夹克反过来穿,夹克就变成了救生衣。
由于这款夹克版型紧凑、防寒性好、实用性高,受到了飞行员们的喜爱。他们成天都穿着它,很快便在民间也掀起了一股流行风,也算是英雄的示范作用。尤其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街头到处可见穿MA1的人。由美国军管的日本也受到影响,著名艳星饭岛爱就曾在自己的传记中提到:他们的学生时代,男孩子都想拥有一件MA1,如果得不到,甚至会有偷等不正当的方式企图获得。
现在的美军飞行夹克改版服装
军装是军人的灵魂,在美观和实用性上不断与时俱进,军人才会在这种灵魂洗礼中变得更强大、更不可战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