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 贾谊视有四则这里面讲的是容礼中的什么
- 西汉贾谊民本思想的关注重点
- 贾谊的政治主张是什么
- 贾谊对封建帝国秦国的兴亡，作了深刻的反思，反思有何价值
- 论述贾谊的政治思想有哪些基本特征
- 汉文帝时政治家贾谊认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问题贾谊
- “民本”思想古已有：唐太宗舟水之论并无创新
贾谊视有四则这里面讲的是容礼中的什么
贾谊对礼与法的关系有系统的阐述，主张二者各有所长，应结合为用。但强调为政先以礼，以礼义为主，刑罚为辅。礼的作用偏重于教化，它发生于恶行发生以前，通过教化劝善，可以遏制恶行的发生，以防患于未然；法的作用偏重惩罚，用于恶行发生之后，对为恶之人施以刑罚，法能收到较礼为快的效果。礼不具备法的威慑力，礼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而法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二者优势互补，各有各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缺一不可，应相须为用，相辅相成。
西汉贾谊民本思想的关注重点
贾谊的民本思想，主张为政必须以民为本，以民为命，以民为功，以民为力。在此思想基础上，他认为建立刑罚的目的是“以禁不肖，以起怠惰之民”，故他反对民有疑罪立即判刑、诛杀，主张“疑罪从去”，这在法制史上是进步思想。贾谊民本思想，比南朝萧梁学者刘勰从宽刑罚、省徭役、轻赋敛、不夺农时等方面关心民生、民瘼的民本思想更全面深入。贾谊认为“王者有易政而无易国，有易吏而无易民”，“民者万世之本也”，所以施政必须把民放在首位，这样才能民富国强，长治久安。
贾谊的政治主张是什么
纵观贾谊一生，虽受谗遭贬，未登公卿之位，但他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政论和建议，文帝还是比较重视，大略是实行了的；贾谊在政治、经济、国防以及社会风气等方面的进步主张，不仅在文帝一朝起了作用，更重要的是对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起了重要作用。
割地定制、礼治天下
贾谊指出危害西汉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们企图叛乱的阴谋。他回顾历史，列举事实说明分封诸侯王的害处。指出诸侯王的叛乱，并不取决于是疏是亲，而是取决于“形势”，取决于他们力量的强弱，从“形势”来解释诸侯王反叛与否。因此，贾谊得出的结论是：“疏者必危，亲者必乱”。
根据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教训和同姓诸侯王必然反叛的危险，贾谊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措施：其一曰定礼制，其二曰定地制。定礼制，就是针对诸侯王在礼制上的僭越，强调必须严格区分等级，使诸侯王严格按人臣之礼行事，从而维护天子的最高威严。定地制即“割地定制”，根据“大都强者先反”的历史教训，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这就叫做“割地定制”。
景帝刘启时，晁错提出“削藩”政策，是贾谊主张的继续；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证明了贾谊对诸侯王分析的正确性。到了汉武帝刘彻的时候，颁行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更是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方针的全面实行了。
另外，在《宗首》、《藩强》、《权重》等文章中，贾谊还阐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在《大政》、《修政》中提出了利民安民的民本思想。
重农抑商、以农为本
贾谊认为，富商大贾与诸侯王相勾结，有恃无恐，僭越礼制，又要农民供给他们以奢侈的生活资料，因而导致了广大农民贫困。因此，贾谊主张重视农民，提倡俭约，反对奢侈之风。
文帝二年（前178年），贾谊上《论积贮疏》，紧密围绕“积贮”的论题，从正反两面论证加强积贮对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对于维护汉朝的封建统治，促进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经济，巩固国防，安定人民的生活，都有一定的贡献，客观上符合人民利益，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他的重视发展农业，提倡积贮的思想，即使至今，也仍有借鉴的价值。同时，贾谊指出，商人卖奴隶，穷极奢侈，不尊重国家制度，冒犯皇帝尊严，主张俭约，禁奢靡之风。
在货币政策上，贾谊承认货币流通的客观性质，不认为单凭君王权力就可以解决货币问题。因而贾谊建议禁止私人铸钱、由中央垄断造币的原料，统一铸钱，即不让铜流布于民间，也不准老百姓私自采炼铜矿。 武帝时期禁止铸钱的政策正是贾谊思想的延续。
儒法结合、瓦解匈奴
贾谊对待匈奴思想的出发点，是传统儒家的华夷之辨，四境少数民族侵凌中原民族是不能容忍的。 、五饵”之术。贾谊认为，只要实行他的“三表”、“五饵”的策略，便可以争取匈奴的民众，孤立单于，并进而降服单于。
贾谊对他这套制服匈奴的措施颇具信心，所以他向文帝毛遂自荐，愿意亲自来实行其计划。 贾谊主张用和平的手段瓦解敌人的策略，因而西汉赢得了30 多年国内建设的和平环境，为武帝最终
贾谊对封建帝国秦国的兴亡，作了深刻的反思，反思有何价值
贾谊认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要使汉朝长治久安，必须施仁义、行仁政。同时，贾谊的仁义观带有强烈的民本主义的色彩。贾谊从秦的强大与灭亡中，看到了民在国家治乱兴衰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研究历史的同时，贾谊对汉朝的社会现实也进行仔细考察。贾谊认为，当时的情况是，在表面平静的景象之后已隐藏着种种矛盾和行将到来的社会危机：农民暴乱已时或出现；诸侯王僭上越等、割据反叛，已构成了对中央政权的严重威胁；整个社会以侈靡相竞、以出伦逾等相骄，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因此，在贾谊看来，面对这样一种上无制度，弃礼义，捐廉丑的社会现实，不能遵奉黄老之术，必须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因此，叔孙通等人倡导的制礼仪、明尊卑、以礼治国的主张，也成了贾谊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通过仁与礼，贾谊为汉朝提出了一个仁以爱民、礼以尊君的忠君爱民的儒家式的政治统治模式。
论述贾谊的政治思想有哪些基本特征
贾谊是西汉初年儒学复兴的代表人物。他关于强秦二世而亡教训的总结和重民思想等对于后世政治思想 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1．对秦兴亡历史的反思最深刻。秦国以一国之力与六国对抗而迅速崛起，统一天下，盛极一时，可短 短十余年，被一个“匹夫”振臂一呼，竟然土崩瓦解。这种历史的巨大震荡对于继之而起的汉统治者来说， 是一个难解之迷。贾谊经过反思，写出了著名政论文章《过秦论》 ，重点探讨了以下两个问题： （1）秦统治者的致命错误在于没有进行政策调整。 （2）暴政导致民心背离，社会冲突不可调节。
2．政治思想以儒家为主，辅以法家。贾谊主张实行礼治，他继承和延续了先秦以来礼的思想，注重礼 的制度化，提出要端正名号、严格等级。贾谊认为，礼作为严格的等级制度，不仅表现为官制，还表现为道 德准则，具有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作用。贾谊重礼，但并不排斥法。 贾谊在政策上还主张刑赏并用，以赏为主；对民要实行仁政，崇本抑末，驱民归田，崇俭抑奢，公私积 粟；还要轻徭薄赋。同时他还十分重视对民的教化。
3．与民为敌而“民必胜之”——传统重民思想的认识顶点。他认为民心背向会直接影响统治者的成败 得失。
汉文帝时政治家贾谊认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问题贾谊
很明显这是指汉武帝时候推行的“推恩令”。
推恩令，汉武帝为了巩固中央集权，下令允许诸侯王将自己的封地分给子弟。注意这个“允许”的含义，不是说你可以自己决定分不分，而是你不分，皇帝帮你分。这样的后果就是一个大诸侯国被分为多个小诸侯国，汉武帝再趁机削弱其势力，这样就能巩固中央集权了。
元朔二年（ 前127)，主父偃上书武帝，建议令诸侯推私恩分封子弟为列侯。这样，名义是上施德惠，实际上是剖分其国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这一建议既迎合了武帝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又避免激起诸侯王武装反抗的可能，因此立即为武帝所采纳。同年春正月，武帝颁布推恩令。推恩令下达后，诸侯王的支庶多得以受封为列侯，不少王国也先后分为若干侯国。按照汉制，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因此，王国析为侯国，就是王国的缩小和朝廷直辖土地的扩大。这样，汉朝廷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其后，王国辖地仅有数县，彻底解决王国问题。
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帮助到你，满意的话还请采纳。
“民本”思想古已有：唐太宗舟水之论并无创新
古人孟子所云：得其民斯得天下矣，是总结夏桀、商纣因失去民心而使商汤以七十里亡夏、周文王以百里亡商的历史，所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孟子的这一论断，又为其后历代的史实所一再证明，实为百代不易之定论。前人的古训流传至今，已成为世人熟知的常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然而这一常识实在非同小可，切不可等闲视之。
民心之向背，关乎国家兴亡、治乱盛衰，历代明君贤臣对此多有论列，无不以为民心国之命脉也，国家之安危系焉。
早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初年，时去商纣之亡以民的殷鉴不远，周成王封蔡仲为诸侯时，就满怀忧惧地告诫蔡仲：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意思是说，上天对于人并没有亲疏，唯有有德者才能得到上天的辅v;民心并不是永远不变的，只有不断地给他实实在在的好处，才能对你心怀感念。这是西周早期最高统治者惩前毖后，念念不忘商亡以民的前车之鉴，时刻牢记周革商鼎的成功经验，视民心为万世永赖之基。
降及春秋，诸侯之强弱全仰民众之聚散、民心之向背，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不争之实。因此，凡欲强其国、成就霸业的君王，对于如何争得民心就更加关注。后来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曾问其谋臣管仲：王者以何为贵？管仲回答说：贵天。齐桓公听后，遂仰而视天。管仲连忙解释说：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诗》云：‘人而无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齐桓公纳其言，遂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现今所存诸子百家的著述中，安民则惠、安民而宥宗卿、爱民而已、仁民而爱物、恤民为德、恤民不倦一类的议论，可谓是俯拾皆是。其中，脍炙人口的就是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整个封建时代，孟子此语一直是励精图治者的座右铭。
到了汉朝，贵民之说又发展成为民本思想。如《淮南子》载：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将民视为国家的根本。《刘子》贵农篇载：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民恃衣食犹鱼之须水，国之恃民如人之倚足。鱼无水则不得而生，人失足必不可以步，国失民亦不可以治。生动地阐明了国与民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汉代全面论述民本思想的典籍，当属贾谊所作《大政篇》。在这篇文章中，贾谊提出：为政之道，要以民为本，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为政之道，要以民为命，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此之谓民无不为命也。为政之道，要以民为功，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故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不能，此之谓民无不为功也。为政之道，要以民为力，国以为力，君以为力，吏以为力，故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吏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则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则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战，民不欲胜，则莫能以胜矣。归纳以上四个方面，贾谊断言：夫灾与福也，非降在天也，必在士民也。针对当时人们迷信天人感应的情况，贾谊在其断言之后，又写下呜呼！戒之！戒之！予以强调。
概括为政之道，贾谊得出结论说：夫民者，万世之本也。根据这个结论，贾谊告诫为政者，为政之要，须切记民不可欺、民不可不畏、不可与民为敌，应时刻以敬士爱民为怀。他说：凡居于上位者，简士苦民者是谓愚，敬士爱民者是谓智。夫愚、智，士民命之也。指明了怎样做是愚蠢的、怎样做是聪明的，而且到底是愚蠢，还是聪明，要由百姓说了算。最后，贾谊又举述尧、舜、禹、汤以爱民治天下的经验，桀、纣以虐民失天下的教训，指出：民本不可轻，轻本不祥，实为身殃，并大声疾呼戒之哉！戒之哉！
贾谊身处西汉文、景之治的盛世，而能居安思危，以民本论来发聋振聩，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贾谊的民本论，其说不可谓不精，其理不可谓不明，其情不可谓不真，其意不可谓不切。然而，其后的为政者，往往不能信而从之，履而行之。自西汉以后，朝代更迭，江山易姓，多少顶皇冠落地，多少人黄袍加身，历史将民乃万世之本的镜鉴研磨的更加明亮。
汉代以降迄于隋唐，其间，虽有三国时骆统所言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谢渊、谢宏等所陈国以民为本;陆凯所论民者国之根也;唐贞观时，太宗君臣有四次舟水之论，引古语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来规诫警醒自己。然而，多是蹈袭前人旧语，并未有所发明。
直至北宋仁宗时期，去汉朝文、景之治一千一百多年以后，名臣石介目睹当时的内忧外患，追考历代史实，再次对民本思想作了系统的阐发。
石介在其给宋仁宗所上《论根本策》的奏议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善为天下者，不视其治乱，视民而已。民者，国之根本也。天下虽乱，民心未离，不足忧也。天下虽治，民心离，可忧也。揭示了民心之离否，与天下治乱的关系。然后，又深刻地分析了天下国家的本质。他说：人皆曰天下国家，孰为天下？孰为国家？民而已。有民则有天下、有国家，无民则天下空虚矣，国家名号矣。空虚不可居，名号不足守。
进而他又对民与天下存亡、国家盛衰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自古四夷不能亡国，大臣不能亡国，惟民能亡国。因为，民，国之根本也，未有根本亡而枝叶存者。他列举历史上的教训：桀之亡以民也，纣之亡亦以民也，秦之亡亦以民也。怒斥以往的昏君庸主，不知民为天下国家之根本，以草莽视民，以鹿豕视民，最终招致民众离叛、天下国家倾丧的恶果。同时，他还举示了民心可赖的历史经验。虽然，汉有平城之危、诸吕之难、七国之反、王莽之夺，但是汉终不亡，因为民心未去也。尽管唐有武氏之变、禄山之祸、诸侯之叛，而唐终不亡，原因也在于民心未去也。他究其根由说：四夷、大臣非不能亡国，民心尚在也。由于汉高祖、文、景，唐太宗，其有以结民心之固，即汉、唐之初都有一套得民心的政策，虽王莽篡汉，而民思汉恩未已，所以光武乘之中兴;唐朝武氏、安禄山、诸侯之乱，唐已亡矣，而民尚思唐德未已，所以唐朝终于支撑了近三百年。
综合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石介得出了以下结论：民之未叛也，虽四夷之强、诸侯之位、大臣之势，足以移国、足倾天下，而终不能亡也;民之叛也，虽以百里、虽以匹夫，犹能亡国。
据此，石介诫劝宋朝最高统治者，不敢侮于鳏寡，不可以匹夫待民，希望宋仁宗洞察历史明鉴，深晓民乃根本之理，永存养民之爱心，采取择郡县守令、省差役、罢支移、停贡献，抑兼并、斥游惰等政策，以息民之困来巩固民心，从而实现天下国家的长治久安。
石介的这篇《论根本策》，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可以说是前越古人、后无来者的精彩篇章。在石介之后，南宋及元、明、清三代，将近八百年的时间里，凡论及民本的文章，多是只言片语、支离破碎，无一可取，而没能出其右者。虽然亦有人曾经尖锐地指出：人心有神，非可文欺。真德实义可以系其心，而非虚词矫情所能诱;深仁厚泽可以感其心，而非小术浅惠所能留。但是，远不及石介《论根本策》系统、完整。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虽然有孟子、贾谊、石介等有识之士，对民本思想作了精辟的阐述，虽然也有一些明君贤臣十分重视民本与民心，民本思想亦可谓是源远流长，但是，历代最高统治者中，时常会有人将孟子、贾谊、石介等有识之士的议论置若罔闻，皇帝终归是皇帝，庶民终归是庶民，天子总是万岁，百姓只能山呼，其结果总是不以前车为鉴、重蹈覆车之辙，总是一朝一代地让后人哀之。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时至今日，中国古代以民为本的思想并没有过时，而且永远也不会过时，因此，回顾并以便继承与发扬古人的思想精华，仍然是一件很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