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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
冯友兰于1981年，以86岁高龄口述完成的《三松堂自序》，198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后，引起较大反响。由于绝版多年，书肆间很难访觅其踪，所以此次重印，无异新作，理所当然地备受人们关注。这本老境之作在冯友兰的著述系列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其一，对自己一生经历和他所生活的时代都有生动的记述，即作者自言的“忆往思，述旧闻，怀古人，望来者”，使我们全面了解其人其事；其二，作为卓然自成一家的哲学家，这里描述了自己的学术道路，剖析了学术思想变迁，按照“知人论世”的古训，读其书者不可不先读这本《自序》，亦即作者所言：“非一书之序，乃余以前著作之总序也。世之知人论世、知我罪我者，以观览焉。”其三，《自序》可看作一部“忏悔录”，对自己在过去三十年间接受批判、自我批判、改造思想的过程中，放弃独立思考，人格上失去自我的可悲际遇加以真诚的解剖。作者的人生道路与痛定思痛之际的反思，在一代知识分子中颇具典型性，因而具有普泛的代表意义。
巧合的是，另一位北大著名学者周一良的自传性质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也于同年刊行。虽然这两部书的体例和立意不尽相同，但并不妨碍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比对参照阅读。
人们很容易地将二人并论，不仅仅因为二位都是名闻海内的硕学鸿儒，对中国历史、哲学研究的学术成就为世人看重；还因为解放后，尤其是在文革十年间他们人生道路与命运颇多相似处。文革开始，二人都是“反动学术权威”，而被打倒在地，遭遇抄家、批斗、关进牛棚的命运。1974年因批林批孔运动而成立“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亦即人们熟知的“梁效”，其中就有冯友兰和周一良。这使他们过了两年多的“顺境”。“四人帮”倒台以后，一夜之间，梁效成员成了现行反革命。成员写材料，揭发，交代，大会小会相结合进行批判，审讯，斗争，用周一良的话来说，是“全套作法与‘文革’毫无不同”，可谓“以‘四人帮’之道，还治梁效之身”。
遑论当初，即使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梁效”也依然是他们所归属阵营的难以洗刷的耻辱，犹如无数受难的知识分子是他们难以忘怀的记忆一样。更不要说“四皓”之不见容于清流横议了。舒芜有《四皓新咏》，其中二绝分咏冯友兰和周一良（另有两首分咏同为“四皓”之魏建功、林庚）：
贞元三策记当年，又见西宫侍讲筵。莫信批儒反戈击，栖栖南子是心传。
射影含沙骂孔丘，谤书筦钥护奸谋。先生熟读隋唐史，本纪何曾记武周？
《四皓新咏》在当年的学者圈中，颇多传诵或步韵和唱者，足见人心大快、敌忾同仇的情景。周一良还收到一位“老朋友”的匿名函，上面大书“无耻之尤”四字。对于自己在梁效班子里的活动，冯友兰和周一良都有事实陈述和辩解之辞。周的说法是：“其实几名老教授主要是起装点门面以为号召作用，同时供顾问咨询。”认为“几十年前古典文献的训练，今天居然服务于革命路线，总算派上用场，不免欣然自得，忘却疲劳。”因而深信“为人不作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冯友兰每次承蒙毛主席接见，都会事后感激涕零地献诗，如1962年的“怀人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1972年的“若有东风勤著力，朽株也要绿成荫”。按照今天的阅读感受而言，这等诗句直与前朝历代的御前文学侍从的阿谀奉承之词无甚差别。更有甚者，1974年发表的《咏史》组诗中的“则天敢于作皇帝，亘古中华一女雄”，多少有逢迎格外垂青于他的江青之嫌，也难怪时人对此嗤之以鼻。
在那样一个知识分子竞折腰的年代，不应该厚责冯、周的选择，如同无法指摘郭沫若、周扬的言行一样。对“四皓”冷嘲热讽的舒芜，在胡风事件中落井下石，不也同样为同是知识分子的读书人所诟病吗？这样说，并非一网打尽，“洪洞县里无好人”，也不是故意忽略正直刚烈的知识分子的存在意义——比如老舍、胡风、梁漱溟、陈寅恪的刚烈或坚韧，而只是想说明，尽管台下受害者与台上风光一时者、失意者与得意者、顺从者与反抗者，彼此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其实都是笼罩在时代大悲剧下的个人悲剧，都是在人家搭好并导演的舞台上或被动、或违心地扮演角色，并没有多少可供选择的空间。所谓“覆巢无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也。像陈寅恪先生所推崇标举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在现代中国只能是一种不可企及的理想，所以，陈先生自己也无奈地说：“最是文人不自由”，学者之不自由亦如文人。
这里显然无法简单地以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脊梁骨不硬，或者膝盖软弱来解释。乱世之中，能够“苟全性命于乱世”已经不易，如果还想坚守自己的人格与尊严，也只有像傅雷、翦伯赞、老舍自杀那样选择“自绝于人民”。冯友兰曾经以“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来概括自己五六十年代的学术经历，细加揣摩，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以至痛心。林彪说过的极其霸道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也揭示了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惟一选择：放弃学术个性与思想立场，无条件地投身于社会改造的洪炉之中，接受脱胎换骨的洗礼。因而，事过境迁之后，自我盖棺论定曰“毕竟是书生”，既可以看作自我解释与辩解，亦可视为隐隐的忏悔与反省。若细加寻绎，里面其实还包含着一层耐人寻味的“书生”之傲气。说到忏悔，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自陈，过去三十年中“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不可谓不沉痛--冯氏此言，早于周氏十年说出，尤见可贵。
二书的价值当然不仅在透露出来的这些文革历程，虽然这或许是我们读后深思而感慨最多的部分。其实，这两部回忆录中讲述的家世、交游，从幼承庭训、求学异域到执教名府的身世经历，以及关涉的众多人事掌故，扩而及于身家之外的时代背景与社会风貌，多有足广见闻者。所以，他们的“八十自述”，虽然是“微小叙事”，但实在有助于我们把握近百年来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一“宏大叙事”。就此而言，二人的典型意义自是不言而喻。
冯友兰生平简介
冯友兰出生在一个“诗礼人家”，家境殷富，极重 教育 。早期确立了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的结合，冯友兰哲学作品为 中国哲学 史的 学科 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现代新儒家”。下面是我搜集整理的冯友兰生平简介，希望对你有帮助。
冯友兰生平简介
冯友兰，祖籍乃是我国的河南省南阳市。是我国当代的一代杰出的教育家、哲学家，生平在教育界和哲学界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在冯友兰死后，被誉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伟大儒学家，声名响彻国内外。
冯友兰的生活并不是一番风顺的，也是经历了不少波折的。冯友兰的家庭可以说是书香世家，其祖父、其父亲都是典型的读书人，祖父虽无功名傍身，但却尤其善长作诗，而父亲则是取得了进士的功名。冯友兰的 文化 教育经历，同大多数人一样，都是经历了按部就班的学习，从小学到高中，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加上家庭文化的熏陶，冯友兰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文学修为，在高中学业结束后，冯友兰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从此开启了他的哲学之路。
完成学业之后的冯友兰与任坤两人喜结良缘，度过了一段浪漫而平实的日子，任坤作为冯友兰的贤内助，真是给冯友兰生活上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在冯友兰专心研究哲学的时候，家庭生活则全依赖任坤的操持。但在_时期，冯友兰受到了深深的肉体与精神的折磨，任坤则在这段时期永久的离开了冯友兰，给予了冯友兰深沉的打击。
冯友兰哲学思想的内容
纵观冯友兰的所有文著，其大部分文学著作中，均阐述了一个中心思想，哲学就是求好之学。如何来解析这句话呢?求好的含义其实十分广泛，涉及的方面也很多，冯友兰先生的这句话，其实是说明了哲学的作用，哲学的开展是围绕着如何确定人生价值观，确定人生理想这个中心来展开的。
在冯友兰先生著名的《人生四境界》中，对他的哲学思想展开了更为详尽、更为具体的描述，冯先生围绕着人生哲学，将一生分为了四个境界，即 自然 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讲述了哲学不能违背天理伦常，应该是大环境下的顺势而为，切不可逆流而上，这可以说是物质哲学，当将这个整体放入一个大环境之中，与天地能够融入一体，这样才能够有精神层面，才能够上升到冯友兰的精神哲学，完成从物质哲学到精神哲学的转变，这就是冯友兰的哲学之道，物质是精神的基础，但精神切不可脱离物质。
如果说以前人们提出的哲学总是带有批判色彩的，那么冯友兰的哲学思想一定是打破了这些常规学派的，打造了中国新派哲学，肯定了哲学中的功利，同时也提出了哲学中的最高境界，天地境界。
冯友兰人生四境界的介绍
第一境界是自然境界，在自然境界中，冯友兰认为万事万物皆应该顺其自然，切不要因为自己的意念而刻意强求，那样很有可能将适得其反，与原定目标背道而驰，只有顺着万事万物自然的发展规律，反而能得到意料不到的收获。
第二境界是功力境界，在功利境界中，人类有了初步的觉醒，知道了自己想要什么，自己的最终目标，那么这样他所有的一切皆是围绕着这个目标而展开进行。如果失去了这个目标，就可能是出现了另外一个目标，在这个境界层面上，人类有了功利之心。
第三境界是道德境界，在道德境界中，它起到对第二个境界的约束作用，虽然有了功利之心，但他的意识中，仍然有对错之分，仍然有可为和不可为的区别，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道德尺度，人们会在道德的范围内去找寻目标，并且开展合乎道德的行为去完成目标。
第四境界是天地境界，这是最后的一个境界，也是最大的一个境界，除却对自身、对社会、对道德层面的认识，人类的视野将随之更为广阔，在这个境界中，人类将围绕着这个宇宙开展顺应宇宙的发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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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冯友兰的了解
冯友兰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是对中国学术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诸多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伟大学者。
他的《中国哲学史》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又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代表了3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此书被冯的美国学生卜德译成英文，成为现今西方人系统了解中国哲学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在这部巨著中，他自称为“释古派”而与胡适的“疑古派”相区别。他着力论证了儒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正统地位。这为他后来创立新理学思想体系积累了思想材料，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1990年7月，冯友兰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全部完成。冯友兰说这部书“不仅是过去的历史的叙述，而是未来的哲学的营养。这部中国哲学史著作，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奠定了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基础，在中国哲学由近代走向现代的发展历程中，是一座里程碑。他高度提炼总结了两个观点，一是从中国哲学的传统看哲学的性质及其作用，二是从中国哲学的传统看世界哲学的未来。“冯有兰是近代以来中国能够建立自己体系的少数几个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冯有兰是一位爱国者，他一生致力于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享誉世界。
冯友兰认为人生境界与什么有关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著有《中国哲学史》、《贞元六书》等，是20世纪中国哲学界的重要经典。
钱钟书先生说：“做人的成功，不仅意味着事业上取得成就，还包括人生境界的提升。”
一个人的境界，就是精神和心灵所能达到的层级，是一个人的人生意义和价值所在。
人生境界不同，人生格局也不同。不同境界的人，人生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冯友兰提出了人生的境界学说。他认为，人生有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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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重境界：自然境界
冯友兰认为，自然境界的人，他的行为完全依照本能或约定俗成的习俗，就像小孩和原始人一样，他对其所做的事情并没有思考。
如同有个冷笑话所说，一个小孩在放羊，大人问他，你放羊干什么啊？放羊卖钱。卖钱干什么啊？娶媳妇。娶媳妇干什么啊？生娃。生娃干什么啊？放羊。
他看着别人怎么过，自己也怎么过，稀里糊涂地活几十年，最后稀里糊涂地离开这个世界，这就是自然境界。
活在自然境界的人，展现的更多是一种动物性。
而人和其它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有思想，正如哲学家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
第二重境界：功利境界
冯友兰说：“他可以做些事，其后果有利于他人，其动机则是利己的。他的人生境界，就是功利境界。”
在这个境界中的人，他行为的动机就是“利己”二字，处在这种境界的人，他的行为一切出发点都是自己的利益。
可以说，现实中大多数人都处在功利境界。正如《红楼梦》中道士所唱的《好了歌》：“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金银忘不了。”
“无利不起早”，“道义放两旁，把利字摆中间”，这些话就是对功利境界中的人最好的形容。
但功利境界也是有区别的。
如果一个人做事完全是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不利己，这就只是一种比较低级的功利境界。很多无良商家，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就是比较低级的功利层次，比如我们看到报道的毒大米、毒蔬菜，商贩自己从来不会吃，却将他们卖给别人。
如果人能做到利己的同时也利人，则是一种高级的功利境界。
第三重境界：道德境界
冯友兰又说：“了解到这个社会是一个整体，他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有这种觉解，他就为社会的利益做各种事，他所做的各种事都有道德的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就是道德境界。”
道德境界，就把别人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看得同等重要。
功利境界的人是求个人的利益，道德境界的人是求社会的利益。道德境界中的人，出发点不是自己，而是社会和大众，以社会之福祉为自己奋斗的意义。
儒家学派中的君子，就是道德境界中的人；小人，就是功利境界中的人。在《论语》中，反复谈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比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等等。
儒家推崇君子，希望人们以君子为榜样，向君子看齐。而小人则是当做反面教材，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第四重境界：天地境界
天地境界是一种至高的境界。冯友兰先生对此解释说：“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同时还是宇宙的一员。有这种觉解，他就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这种觉解为他构成了最高的人生境界，这就是天地境界。”
在冯友兰看来，天地境界的人不仅能尽人伦人职，而且能尽天伦天职，即能事天、乐天。也就是说，只有天地境界的人，才深悟人之所以为人之理，尽人之性，成就理想的人格。
天地境界的人，他的生命力量来源于天地，真阳充沛；他以自然界的最高法则为信仰，不计得失，不惧生死。
天地境界的人，消除了“我”和“非我”的境界，是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境界，这是一种超越了自我的有限性的审美境界。
如果说，生活于道德境界的人是贤人，那生活于天地境界的人就是圣人。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哲学家必须从感性世界的“洞穴”上升到理性世界。哲学家到了理性世界，也就是到了天地境界。可是天地境界的人，其最高成就，是自己与宇宙同一，而在这个同一中，他也就超越了理性。
仓央嘉措说：世间事，除了生死，哪一桩不是闲事。
一个人，如果能看破生死，那就真的达到了天地境界，这样的人少之又少。
庄子也许就是这样一个人。庄子妻子死的时候，他却“鼓盆而歌”；庄子自己快要死的时候，他的弟子打算厚葬他，庄子就对弟子们说：“我把天地当做棺材，把太阳和月亮当做路上的朋友，把满天星斗当做珍珠，把天下万事当做送葬品。这样的葬礼难道还不够完备吗？”
弟子们说：“我们怕您被乌鸦和老鹰给吃了”。
庄子说:“我的身体露在地上被乌鸦和老鹰啄食，埋在土里被蝼蛄和蚂蚁吃，从乌鸦和老鹰嘴里夺下来给蝼蛄和蚂蚁享用，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庄子还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就是一种独与天地往来的至高境界。
只有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才能“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这种境界，我们绝大多数人虽不能之，但也总会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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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对一个人来说，这四种人生境界的区分也不是绝对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人生境界可以既有自然的成分，也有功利的成分，也有道德的成分，而不一定是单纯的某一种境界。
一个人的境界，也并非固定不变的。一个境界较低的人，如果通过不断的学习、修养，提升自己的觉解程度，境界也会提高；一个境界较高的人，他也可能退回到功利境界，甚至自然境界。
同时，一个人不可能生来就能达到很高的境界，都是在不断反思中境界得到提升的。
苏格拉底说：“没有反思的人生不值得过。”
有的人蝇营狗苟终其一生，也没有反思过自己的人生，他的人生境界永远停留在低层次；有的人，不断反思自己的人生，并通过行动提升了自己的人生境界。
冯友兰也指出，人生境界说并不是游离于人的社会实践之外的臆说和空想，而是根植于人们生产生活之中的体悟和反思，它不能脱离社会生活的实际。
个体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有了对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的不懈追求，一个人的人生境界就大不一样。
国学大师冯友兰的简介
冯友兰是我国当代的一代杰出的 教育 家、哲学家，生平在教育界和哲学界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在冯友兰死后，被誉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伟大儒学家，声名响彻国内外。下面是我搜集整理的 国学 大师冯友兰的简介，希望对你有帮助。
国学大师冯友兰的简介
冯友兰(1895.12.04～1990.11.26)，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 中国哲学 门，1919年赴美 留学 ，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国学大师冯友兰的婚姻生活
冯友兰北大 毕业 后回到开封，第一件事是结婚成家，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冯友兰的婚姻同这位哲学家的哲学创作一样，都带有近代启蒙的色彩。他的婚姻似乎打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制度。还是在1914年，冯友兰在上海第二中学读书时，经同学介绍，与他的同乡任坤订婚。任坤是辛亥革命的前辈任红先生的第三个女儿，其父最早在河南提倡妇女解放，并先后将包括任坤在内的三个女儿送到当时女子的最低学府----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接受现代教育。冯友兰与任坤订婚时，正是任坤在女子师范读书的时候，于是两家相约：在任坤毕业后方能结婚。1918年夏天，冯友兰在武昌中华学校哲学系毕业，恰好任坤也读完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全部课程。二人双双拿到了两所低等学府的毕业文凭，并一同回开封结婚。此时冯友兰23岁，任坤24岁。
冯友兰作为一位哲学家，他头脑中经常思考的是社会、人生和哲学。而家庭生活的重担完全落在了出身世家而又受过低等教育的任坤身上。因此冯友兰的成就与这位贤妻良母式的没有知识的女性是在不能分割。正因有这样一位贤妻良母，才使冯友兰“不相累以庶务”，专心从事创作。在“__”期间，冯友兰屡遭抄家，备受欺凌，又多亏任载坤的多方护佑方使得冯友兰在精神上有一隅之安。也正是在“_”倒台，冯友兰又遭批判之际，任载坤因患 肺癌 医治无效而溘然长逝，她带着千般无奈和万般凄凉离开了人世。从1918年 夏至 1977年秋，这对真正可以称得上同甘苦共患难的夫妻共同走过了五十九年的漫长道路。五十九年前，冯友兰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有如此结局的。因为对于这位哲学家来说，爱情、婚姻、家庭和任何事物一样，虽然都有一个过程，但其本质是稳定的。在冯友兰这位哲学家心目中，“爱的本体”，生活的本体，早已与他生命的本体融在一处而成为一种永恒，那还会有什么牵挂呢!
国学大师冯友兰的社会评价
冯友兰一生勤勉，著述宏富。毕生以复兴中华 传统 文化 、宏扬儒家哲学思想为己任。如果说，冯氏前期(抗战以前)的治学旨趣在于整理研究中国传统哲学，而直可称其为哲学史家的话，那么，他后期(抗战爆发后，尤其是抗战期间)的为学进路则重在以“六经注我”的精神，运用西方新实在论哲学重新诠释、阐发儒家思想，以作为复兴中华民族之理论基础。这一时期写成的以《新理学》为核心的“贞元六书”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新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它既是冯氏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他一生治学的最高成就，并因此而奠定了他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地位，成为一位继往开来，具有 国际 声誉的一代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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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趣闻
负面的要不要?
冯友兰其人
冯友兰 ， 是中国现当代文化界响当当的一位哲学家 ， 也是一位合时的
文化人 。 解放前 ， 他在清华 、 西南联大等校任教 ， 曾为西南联大国民党校
党部的党员 。 建国初期 ， 处于原清华领导位置的冯友兰对共产党采取了积
极的合作态度 。 这位以 “养天地正气 ， 法古今完人” 自勉的学人 ， 于 1949
年 10 月向毛泽东写信 ， 检讨自己过去宣扬封建哲学 ， 为国民党摇旗呐喊等
错误 ， 并提出自己决心改过自新 ， 努力学习马列主义 ， 准备在 5 年内运用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 观点 、 方法重写一部 枟中国哲学史枠 。 不几天毛泽东
亲笔回信送达到冯友兰手中 。 毛称 ： “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 。 像你这样
的人 ， 过去犯过错误 ， 现在准备改正错误 ， 如果能实践 ， 那是好的 。 也不
必急于求效 ， 可以慢慢地改 ， 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 昔日标举 “学术
自由” 、 “思想自由” 的冯友兰在风云人物面前蔫枯了 。 他开始彻悟 ， 自己
过去的立场为地主阶级立场 ， 自己以往的作风是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作
风 。 他积极地 “采取老实态度” 接受了群众的批评 ， 还下乡参加了土改 。
“文革” 初期 ， 冯友兰挨过斗 ， 被扣上 “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的
帽子 ， 但为求生存 ， 正如他在其回忆录 枟三松堂自序枠 中所称 ： “我在当
时 （按 ： 指 “文革” 中） 的思想 ， 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 ， 而有哗众取宠
之心 ， 不是立其诚 ， 而是立其伪 。” 可见在当时冯友兰违背良心 ， 埋首于
弃诚立伪 。 譬如他写的 枟关于章廷谦的问题枠 中 ， 将章廷谦 、 陶先勋 、 杨
西孟 、 伍启元 、 冯契等全部牵出 ， 予以示众 ； 又譬如他在 枟关于杨石先的
材料枠 一文中 ， 检举了杨石先 、 白寿彝 、 顾颉刚 、 郑寿斋 、 汤佩松 、 李长
之诸人错误 ， 而且还不惜在他们身上涂污 ； 再譬如 1973 年 10 月 ， 北京大
学 、 清华大学两校成立大批判组 ， 这便是中国文化界一尊怪物 ， 名为 “梁
效” ， 年岁已高的冯友兰被邀为顾问 。 冯友兰此时可以说是红得发紫 。 后
来 ， 冯友兰到处放炮 ， 一篇篇大批判文章不断见诸报端 ， 成为 “文革” 中
撰写批判文章的中流砥柱 。
“四人帮” 垮台后 ， 冯友兰遭受批判 。 1977 年 3 月 ， 北大就贴出批判
冯友兰的大字报 ， 7 月 ， 冯友兰被责成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会议上把自己与
“四人帮” 的关系说清楚 。 不久 ， 他的全国政协委员一职被免 ， 枟人民日
报枠 发表批判冯友兰的文章 。 冯友兰被隔离审查 ， 并列入反革命集团中的成员 。 “人身自由被限制 ， 禁止与外界往来 ， 也不准教学 。” 在自我失落时
期 ， 80 多岁的冯友兰又一次扭转了思想轨道 ， 诚恳地承认自己的错误 ， 终
于通过了审查 ， 1979 年 8 月 ， 他恢复了人身自由 。
冯友兰在文坛上几次大起小落 ， 每次都以自己向当政者献媚 ， 与形势
合拍而柳暗花明 。 其学问虽高 ， 但其人格有些乡愿 、 市侩 、 风派 ， 为清高
的知识分子所不屑 。 比如他九十华诞时 ， 梁漱溟就拒赴寿宴 。 有关冯友兰
种种行为在他女婿 、 宗璞的丈夫蔡仲德所撰的 枟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枠 等
传记性文本中有所反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