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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生平
吴宓 吴宓(1894-1978) 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教授(1926-1928) 1941年当选教育部部聘教授。
吴宓，著名西洋文学家，字雨僧、雨生，笔名余生，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生，陕西省泾阳县人。1917年23岁的吴宓赴美国留学，攻读新闻学，1918年改读西洋文学。
留美十年间，吴宓对19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浪漫诗人作品的研究下过相当的功夫，有过不少论著。
1926年吴宓回国，即受聘在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任教授，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并且常以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学整理及中国儒家学说这四大传统作比较印证。吴宓在东南大学与梅光迪、柳诒徵一起主编于1922年创办之《学衡》杂志，11年间共出版79期，于新旧文化取径独异，持论固有深获西欧北美之说，未尝尽去先儒旧义，故分庭抗议，别成一派。这一时期他撰写了“中国的新与旧““论新文化运动“等论文，采古典主义，抨击新体自由诗，主张维持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尝以中国的白璧德自任。他曾著有《吴宓诗文集》、《空轩诗话》等专著。
吴宓离开东大后到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授，1929年9月钱钟书考入其父钱基博曾执教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成为吴宓的得意门生，师生间常有诗词赠答与唱和，然而1937年因钱钟书一篇书评，师生关系曾紧张了多年。
吴宓于1941年被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1943-1944年吴宓代理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1944年秋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1945年9月改任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1946年2月吴宓推辞了浙江大学、河南大学要他出任文学院院长之聘约，到武昌武汉大学任外文系主任，1947年1月起主编《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一年，其间清华大学梅贻琦和陈福田一再要他回去。至1949年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以文学院院长之位邀他南下，且其好友陈寅恪亦在岭南，教育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文学院长，女儿要他去清华大学，而他即于4月底飞到重庆到相辉学院任外语教授，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学院文学教授，入蜀定居了。1950年4月两院相继撤消，吴宓到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学院，9月又随校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后到中文系)任教。结果是虎落平阳，晚景甚为不佳。
至“文革“到来，吴宓成为西南师院批斗的大罪人，以种种罪名蹲入“牛棚“，到平梁劳改，受尽苦难。76岁的老人干不动重活，还被架上高台示众，头晕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来跌断左腿。之后又遭断水断饭之折磨。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
1971年病重，右目失明，左目白内障严重，就只好让他回重庆养病。1977年吴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让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终于使他得到了一些兄妹深情的照顾和温馨，延至1978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终年84岁。1981年1月17日，吴宓的骨灰，由吴须曼送至安吴堡，葬在白雪笼罩的嵯峨山下。
关于杨绛和钱钟书的故事
杨绛和钱钟书的世纪爱情让所有人都感动不已，那你知道他们的 爱情 故事 吗?下面是我为你 收集 整理的杨绛和钱钟书的趣事，希望对你有帮助!
杨绛和钱钟书的趣事
杨绛和钱钟书的趣事中的一则发生在杨绛和钱钟书的女儿钱瑗刚出生后，那个时候钱瑷刚出生，杨绛还在医院里面，而钱钟书并没有在医院里面照顾杨绛和刚出生的女儿。
钱钟书每天还是自己住在家里面，直到几天后他才去医院看了杨绛和女儿，而钱钟书一进门就一副委屈的表情，他对杨绛说自己在家里不小心把墨水水瓶给打碎了，然后墨汁把整张桌布都打湿了，他有点措手不及。杨绛听了便对钱钟书说，没事的，有我呢，我回家给你收拾。杨绛也没有怪怨钱钟书这几天没有来医院陪自己，反而是在安慰钱钟书。
第二天钱钟书又去了，这次来他依旧是自责，说他又犯错了，他把台灯弄坏了。这时，杨绛的回答依旧是没事，有我呢，现在赶快再去买一个把。因为钱钟书对生活方面的事情不是太在行，所以一般都是由杨绛来负责，在钱钟书不知所措的时候，杨绛每次都会对钱钟书说“有我呢”这三个字，这会给钱钟书安全感。
还有一则关于杨绛和钱钟书的趣事发生在杨绛和钱钟书结婚后，钱钟书要去英国继续深造，可是他又不忍心把杨绛一人留在国内。杨绛却想和钱钟书一起去英国，可是钱钟书担心会耽误杨绛的学业。而杨绛则说只有他们一起去英国才能彼此都放心，根本没有被人选择，于是钱钟书便说要准备两份学费。之后，二人果然一起 出国 深造，先后到过英国、法国，有了女儿之后二人才再次回国。
钱钟书对杨绛说的三句话
根据资料记载，钱钟书先生曾对杨绛说的三句话分别是:在没有认识你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有结婚的念头;在和你结婚后，我对我们的婚姻从来没有后悔过;我从未想过要和其他人结婚。这三句话表现了钱钟书对于自己和杨绛婚姻的满意。 那么钱钟书先生对杨绛说的三句话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钱钟书先生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和杨绛的婚姻是美满的，虽然婚后生活也会产生摩擦，但是钱钟书和杨绛二人也会一起度过。
资料中曾记载过杨绛对钱钟书所说的一句话——“我最大的功劳就是保留了你孩童的天性”。由此不难看出杨绛在婚姻中扮演的是一个贤妻与朋友的形象，她对于钱钟书的爱都体现在生活的细节中，这也是他们婚姻能保鲜的秘诀。通过钱钟书先生对杨绛说的三句话可以知道，他们之间的婚姻一定是美满的，而钱钟书先生对杨绛的爱意也是越来越浓厚的，并没有随着平淡的生活而变的平淡。
杨绛喜欢钱钟书原因
关于杨绛为什么喜欢钱钟书这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进行分析，据说他们第一次相遇是在1932年，那个时候杨绛刚刚考入清华大学，在见面之后他们就开始了来往，后来两个人曾经说过在遇见对方的时候才想结婚。如果抛去所有的外在条件，那么这两个人或许只是青年男女之间 自然 而然发生的感情，毕竟那个时候两个人都正值青春。从另一方面来说杨绛钱钟书他们的身后都是书香世家，从小就接受严格 教育 和长期的家庭氛围熏陶，让他们身上有着与众不同的气质，或许这也是杨绛喜欢上钱钟书的一个原因。
另外杨绛为什么喜欢钱钟书这个问题还可以从另一方面说起，两个人在相处之后有共同语言是十分重要的，而杨绛和钱钟书不仅在家世方 面相 同，而且他们的很多观点不谋而合，在价值观和世界观相同的情况下自然会产生更多的共同语言，当时二十多岁的杨绛也是情窦初开的年纪，面对一个对自己认真、深情的男人，同时这个男人又有着和自己相同的观念和思想，这样的情况下杨绛自然而然会喜欢上钱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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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衡派的简介
学衡派是一个因《学衡》杂志而得名的文化流派。1922年1月，梅光迪、吴宓、胡先骕、刘伯明、柳诒徵等七人，在当时国立东南大学，发起创办了《学衡》杂志。《学衡》从1922年1月至1926年12月，以月刊刊行了60期；1927年停刊一年；复刊后以双月刊刊行了10期；1930年再次停刊一年；而后又不定期地刊出了7期，1933年7月终刊。为《学衡》供稿的作者，起初除发起人外，还有他们的一些朋友和国立东南大学的师生，如吴芳吉、刘朴、赵思伯、缪凤林、张其钧、赵万里、胡梦华、陆维钊等。1925年初吴宓赴清华学校任国学研究院主任，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张荫麟等清华师生，也因吴宓而成为了杂志的主要撰稿人。林损、景昌极、刘永济、汤用彤、钱念孙等人因为认同《学衡》的宗旨，而成为刊物上的重要作者。
《学衡》最初的发起者，在1923年就相继走散：梅光迪自第13期起，即不再为《学衡》供稿；刘伯明在11月病逝；胡先骕于秋季出国。吴宓则始终是《学衡》最坚定的核心，他一直把《学衡》视为他的毕生事业，顶着来自新文化阵营和亲友的诸种压力，含薪茹苦，勉力支撑。《学衡》历时十余年，一直没有政治和经济上的依靠。创刊之初，国立东南大学并未给它提供经费，创刊后，学衡同人拒绝接受来自官方的补贴。起初的印刷费用全由骨干成员共同支付。在后期出版经费紧张时，吴宓个人每期贴付百元。
《学衡》杂志上的文章可分为四类：批判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论文；新人文主义的译介；关于文史哲的专题研究；旧体诗词文赋。
学衡派主将梅光迪在美国留学时，就以朋友的身份与胡适就文学变革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他最终把胡适“逼上梁山”。胡适回国后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梅光迪归来后聚集志同道合者，创办《学衡》作为阵地，反对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他们在《学衡》上发表的那些文章 梅光迪 ，概括起来，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批判新文化运动的。
关于中西文化在对待中西文化上，学衡派崇尚“中正之眼光”，“无偏无党，不激不随”的态度。吴宓说：“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以此为标准，他们对不无激进的新文化运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梅光迪说：“吾国所谓学者，徒以剥袭贩卖能，略涉外国时行书报，于其一学之名著及各派之实在价值，皆未之深究”，“甚或道听途说”，不辩“是非真伪，只问其趋时与否”。胡先骕认为这个时代是没有批评标准和责任意识的，大多新文化倡导者对中西文化不过略知一二、“便欲率尔下笔，信口雌黄”。
关于平民文学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大的贡献是发现了人，让平民获得平等的文化权是新文化运动一个重要的努力目标。学衡派却以不同的方式反对这一主张，他们或强调文化只属于社会精英，或否认旧文化在客观上的不平等。胡先骕说，“人类禀赋永无平等之时”，“不齐者生命之本性”，主张文化上的平民主义，将会使优秀者不能获得充分的教育，一个国家会因此停步不前。梅光迪也说：“夫文化之进，端在少数聪明特出不辞劳瘁之士，为人类牺牲，若一听诸庸惰之众人，安有所谓进乎？”而刘朴在《辟文学分贵族平民之讹》中说，文学只有是非之别，无所谓贵族与平民之分，新文化运动倡导建设“平民文学”，纯属无稽之谈。 关于白话文对传统文学而言，不仅是语言工具的变革，而且是文学观念的变革。学衡派紧扣着这两点对白话文进行批判。吴宓认为文言文沿袭着长久历史，是成熟的交流工具，他强调“文字之体制不可变，亦不能强变也”，他进而解释说，“文字之体制，乃由多年之习惯，全国人之行用，逐渐积累发达而成”，而且，“字形有定而全国如一、语音常变而各方不同”。学衡派还认为文言文通达高雅，而俚俗的口语是不能成为文学之正宗，他们声称白话文会摧残中国文学的优美形质。 关于白话新诗新文化运动是以诗体解放为突破口的。而旧体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学衡派自然会不遗余力地维护旧诗，反对新诗。吴宓从新诗所接受的外来影响入手，断然否定新诗存在的价值。他说，“中国之新体白话诗，实暗效美国之free verse（自由诗体）”，而此种诗在美国已不被人视为诗了。在反对新诗上，胡先骕的名文《评〈尝试集〉》最为犀利。这篇论文从七个方面，详细分析了《尝试集》中的诗作，最后认为“《尝试集》之价值与效用为负性的”，“表面上文言白话之区别，此其白话诗新以仅为白话而非诗歌”。胡先骕的论文有自然科学的严谨，对新诗发展中的偏颇多有洞见，但他缺少对新诗的信心和宽容。 关于文学进化论新文化运动强调文学是趋时而进，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学，因而提出“不摹仿古人”。胡先骕以他植物学家的身份说，“文学进化论”是“误解科学误用科学之害也”。梅光迪、吴芳吉、易峻都纷纷撰文，否定文学新旧之分，否定文学的进化观念。在学衡派看来，文学创作就是对前代文学的借鉴、吸收和传承。吴宓说：“文章成于摹仿，古今之大作者，其幼时率皆力效前人，节节规抚，初仅形似，继则神似，其后逐渐变化，始能自出心裁，未有不由摹仿而出者也。”吴芳吉也认为“从事文学原不可以一家一书自足，其必取法百家”。
学衡的诸子学研究新文化运动的拥趸者倡言“打倒孔家店”，儒学的独尊地位不复存在，诸子学蔚然兴起。“近人学者，更喜谈诸子学，家喻户晓，浸成风气。”学衡派对诸子学的论述颇多，涉及诸子学的缘起、彼此间的关联、学术的传承、对后世的影响诸方面。学衡派进行诸子学研究，是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实践，也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击。
在论及诸子学的缘起上，学衡派不同意胡适“因救时弊”的简单解说，认为应将“远因”与“当时之因”同时加以考虑。缪凤林还引用了西方学者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任何时代之哲学，皆为全部文明与其时流动之文明之结果”，论述触及到诸子学的思想资源问题，境界特出。对于诸子学的学术关联和传承，学衡派有相对公允的看法，诸子学虽“皆角立不相下”，但综观之，“其所因于他人者，有正有反，正者固已穷极其归宿，反者乃益搜集其剩余，而其为进步，乃正相等也。”而在讨论孔子与老子的关系上，柳诒徵以《论近人讲诸子学者之失》一文，让章太炎致信承认自己之陋失。
在“今人多好墨学”之际，学衡派对“讲国学者莫不右墨而左孔，且痛诋孟子拒墨之非”作了反击，“右孔而左墨”。柳诒徵在细辨了孔墨之差别后，声言：“儒家之学，因天性而为之节文，墨家则曰兼爱无差等，其于观察世事既欠分析，而其斥人之不兼爱者，亦若兼爱者之无差等。”但柳诒徵并未完全否定墨子的学说，他特别指出了墨子“非攻”的意义，以为近世西人之误，“在以国家与个人不同，日逞其弱肉强食之谋，而墨子则早及之”。
在学衡派对诸子学的论述中，最触目处当在对孔子的评价上。虽然学衡派强调诸子学均有其价值，并且彼此间有深刻的交互联系，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给予孔子最高的评价。他们反对一味诋骂孔子，极力主张恢复孔子的历史地位，强调孔子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应当给孔子一个科学的评价。吴宓等人强调，孔学所包含的人文主义可成为救治当今世界物质与精神痼疾的良药。他们非常在意孔学在未来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可能价值。在对孔子的辩护中，他们也时常放弃学理立场，作出一些言之过甚的论断，但如果能够谅解其中的情感偏向，依然可以发现其中包含着诸多合理因素。
对人文主义的译介学衡派强调要融化新知、贯通中西，他们对白璧德人文主义的译介，就寄寓了这样的理想。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是对当时风行美国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的反叛。他强调要从传统中寻找精神资源和文化规范，反对一切激进的文化与思想上的革命。学衡派的主要人物都接受了白璧德影响。胡先骕是中国译介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的第一人。
学衡派是活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个文化团体，对当时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由于它的文化思想徘徊于欧化与国粹之间，对新文化运动多持批评态度，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视为守旧势力而倍受冷落。而《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对学衡派文化思想的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历史上吴宓是谁吴宓简介及故事
吴宓是中国比较文学之父，创办了清华大学 国学 院，是我国近代 历史 上的国学大师。下面是我搜集整理的历史上吴宓的简介，希望对你有帮助。
历史上吴宓的简介
吴宓(1894年-1978年)，陕西省泾阳县人。字雨僧、玉衡，笔名余生，中国现代著名西洋文学家、国学大师、诗人。国立东南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1926-1928)，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教授，1941年当选 教育 部部聘教授。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学贯中西，融通古今，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著作有《吴宓诗集》、《文学与人生》、《吴宓 日记 》等。1978年1月17日病逝陕西老家，终年84岁。
吴宓的小 故事
读书入神 过目不忘
吴宓幼时，读书刻苦，每餐必由家人送至书房。一晚，家人送饼一只，油泼辣椒一碟，吴宓读书入神，误用饼子蘸墨大啖，连曰：“香，香，香。”
吴有即颂成章，过目不忘之才。1955年回安吴老家，于迎祥宫碑前小站片刻，只碑文口诵一遍，即能一字不漏默写而出。
站着乘车
吴性刚直，一贯克己守公，从不占人丝毫。
1944年，他去宝鸡访友，购得三等车票，上车无座位，只好站过道。其时，恰遇妹夫王俊生，该王持有免费乘车证，遂他带至二等车厢，找一空座。吴不知情，待查票时，列车员说：“三等车票，不能坐二等车厢。”王即出示证件，说明身份关系，查票员亦谦笑允准，但吴却生气异常，愤然返回三等车厢，依旧站于过道，直至宝鸡。
“杀”胡适
吴宓一意捍卫国学和文言文，对倡导白话文的胡适 意见 甚大。有一次，他与胡适在一个聚会上相遇，当时北京人流行用“阴谋”二字，胡适戏问：“你们《学衡》派，有何新阴谋?”吴宓说：“有。”胡适笑着说：“可得闻乎?”吴宓说：“杀胡适!”这段对话一时成为笑谈。
还我五块钱
某次，中文系一位教师借了吴宓五块钱，说好一周内归还。可一周过去了，此人并没有还钱，吴宓走到他家里，向其讨还了欠款。那位教师很愤怒，在外面说吴宓小气。吴宓向别人解释说：“我不是为了五元钱，我是在帮助他提高道德修养。”
有人也许不相信吴宓的解释，认为他把钱看得很重，而把友情看得太轻，那么，请您耐心一点，再看下面两个故事：
吴宓有个习惯，每月发工资那天都要上邮局汇钱，收款者中有他的亲友，也有他的学生，有时不够，还向邻居借钱。某学生考取美国 留学 ，但家里没有那么多钱，吴宓一次就给了他三百大洋，使这个学生如愿以偿。吴宓再三声明：这笔钱是送给他的，不用偿还。
“__”后期，西南师范学院一位女教师看到吴宓孤苦伶仃，顿生同情，给他织了一双毛线袜子。吴宓回报那位女教师100元钱。在那个时代，这是一笔巨款，可以买许多贵重的东西。旁人觉得吴宓给得太多了。吴宓回答：“多乎哉?不多也。我是把袜子的成本费、劳务费，还有无价的感情都算在里面了，我给她的不算多。”
一声“老师”热泪盈眶
“__”中，吴宓受到批判，再也无人叫他老师。有一天，吴宓独自拄着拐杖，在街上散步，走累了，就坐在路边石凳上休息。有一位青年见吴宓还活着，兴冲冲地走过去，喊了他一声“吴老师”。吴宓以为听错了，努力睁大昏花的眼睛问：“你在叫我吴老师?”青年回答：“是的。吴老师您上街散步?”吴宓不禁热泪盈眶，摸索着从内衣口袋掏出一张10元钞票，送给那位年轻人。该青年连忙摇手：“吴老师，我怎么能收您的钱?”吴宓说：“小伙子，已有很多年没人叫我吴老师了，你是第一个叫我老师的，我心里感动呀!你一定要收下，否则我心里就会不安。”见推辞不了，青年只好收下，10元钱在那时足够一个月的伙食费。
吴宓的历史贡献
吴宓在中国开创了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研究，把比较文学引入中国学术领域，曾发表了《新 文化 运动》和《中国之新旧事物》等多篇重要的比较文学 论文 ，为比较文学 学科 的建立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吴宓还是我国比较文学的先驱，他不仅是我国第一个系统学习比较文学的学者，而且是在高等学校开设比较文学课程和运用其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文学的第一人。早在1920年，吴宓先生就在《留 美学 生季报》上发表了《记新文化运动》和《中国新旧说》两篇文章，首次向国内知识界介绍了比较文学这个概念。吴宓通晓世界多种语言和在外国 语言文学 方面的精深造诣，奠定了他对世界文学对比研究的坚实基础。吴宓1921年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开设了“中西诗之比较研究”，使比较文学才开始进入中国高等学府的课堂。吴宓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红楼梦》，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之首创。吴宓还用这种方法向学生讲授西欧文学，为我国培养了第一代比较文学的研究人才。吴宓的学识，从他开设的课程门类之庞杂可窥见一斑： 英语 、翻译术、修辞原理、英文作文、希腊罗马文学、西方文学概论、英诗选读、英国散文选、英国小说、英国浪漫诗人、欧洲名著选读、英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世界文学史、欧洲 古代文学 史、人文主义研究、中西比较文学、欧洲古代近代史、英国历史、希腊罗马史、世界古代及中世纪史、世界古代史、世界上古史、世界通史、文言文导读、中国小说、《红楼梦》研究、中国文学、古代文学史……，如此这般，丰富得惊人。他的学生评说吴宓，他是博雅通才，博通古今阅尽中外，在人文社科领域，你很难界定他是哪一门学科的专家，而你又不得不承认他在哪一门学科都可称得上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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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雨僧先生是如何去世的
中文名 吴宓别名 吴雨僧国籍 中国民族 汉族出生地 陕西泾阳出生日期 1894年8月20日逝世日期 1978年1月17日职业 文学评论家、国学大师、诗人毕业院校 清华大学、哈佛大学主要成就 中国比较文学的拓荒者学衡派代表人物参与创办清华大学国学院中国红学的开拓者之一代表作品 《学衡》杂志、《吴宓诗文集》、《空轩诗话》吴宓（1894年8月20日—1978年1月17日），字雨僧、玉衡，笔名余生，陕西省泾阳县人，中国现代著名西洋文学家、国学大师、诗人。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吴宓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著作有《吴宓诗集》《文学与人生》《吴宓日记》等。人物逝世最后时刻1977年，吴戴“反革命”帽子住在老家泾阳，犹似老农，棉衣鹑结，衣食难继。一日，偶与妹闲谈，知乡间中学未开英语，问其缘由，答曰：无外语教师。吴遂急切言曰：“那他们何不找我？我在美国呆过多年，我可以给他们讲课。”盖吴此时双目失明，全身瘫痪，行将就木之人，拳拳之心实可感人。临终时刻“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这是吴宓1978年临终前的呓语。在一个做学问的人的眼里，教授是一个了不得的头衔。没有人记得他的教授身份，除了他自己。在知识不曾贬值的日子里，教授货真价实代表应得的荣誉和地位。教授的意义，是我们今天许多俗人无法理解的。可见，“文革”中的不幸遭遇给老人的创伤是多么至深！“教授”两字，在吴宓心中是多么的崇高！教授，在无知者的眼中，是一个不名一文的空头衔；教授，在俗人的面前，是一种谋生的资本；教授，在学人的心中，代表着学问、荣誉和地位；教授，在吴宓先生那里，是他一生自豪的称号，是他理想人格的载体。吴宓，一个名副其实的教授。吴宓有着真学识、真性情，却自比为古希腊悲剧的英雄，而他的命运，恰恰中了他的谶语！
竺可桢的一生有几个妻子
不知是哪里盗来的答案，也竟敢放到百度上，令人佩服。竺可桢的一生有几个妻子？答曰：两个，即张侠魂和陈汲（允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