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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四杰、上官体、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韩孟诗派、新乐府诗派的概念和特点
初唐四杰：在唐高宗至武后时期，出现了“以文章齐名天下”的“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创作个性不同，所长各异，大体而言，卢、骆喜作五七言长篇，其功尤在七言歌行一体；王、杨则以五言律绝取胜。他们在创作上，积极开拓诗歌的思想内容，把视野从宫廷、台阁移到了市井、江山与塞漠，从而拓宽了诗歌的视野，便于容纳更加丰富的感情内容。在艺术上，开始追求一种昂扬壮大的美。四杰诗中重视抒发个人情怀，作不平之鸣，因而对于社会时弊多有所揭露批判，诗中充溢着一种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表现了一种壮大的气势。初唐四杰在诗歌创作上的革新，表现为内容的拓展和充实，以及在艺术上的创新与完善。他们以新的章法和节奏，来表现新的感受，在诗歌语言上也更接近生活
上官体：是贞观后期的重要诗人上官仪的诗歌的特点，他长于五言诗，存诗多是奉和应诏之作，内容可取者甚少，但其诗绮错婉媚，朝野一时效法成风，称为“上官体”。特点：诗歌创作上的对仗手法加以程式化，提出“六对”、“八对”之说，以音义的对称效果来区分偶句形式
寄情山水的山水田园诗作中，以王维、孟浩然成就最高，形成了以他们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也称王孟诗派。他们的诗作多取材于山水风光与田园生活，反映闲适、归隐的思想情趣，直接反映现实的作品不多。在艺术上，他们力求清新自然，大力写作五言律诗和绝句，风格淡雅恬静，质朴自然，追求兴象玲珑的诗境。
边塞诗兴于初唐，盛唐时达到极盛。立功边塞是当时士人向往功业的重要途径。诗人们或佐戎幕，或镇边邑，边塞军旅的豪雄生活和奇异风光尽入吟咏，在盛唐诗坛大放异彩，形成了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王昌龄、李颀、王之涣、王翰也是边塞诗派的重要诗人。诗歌描写边地山川景物、风土人情；反映塞上战争、个人的从军生活和征人思妇的不幸境遇；表达自己为国立功的愿望和不满现实的情绪。边塞诗人笔下洋溢着慷慨昂扬的浪漫主义精神，边塞诗诗体以五、七言乐府歌行为主，风格大都豪放雄壮，有逼人的气势。边塞诗反映了盛唐意气风发的时代精神，具有豪爽俊丽而风骨凛然的共同风貌，创造出了清刚劲健之美，是盛唐气象的典型代表。
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苦吟诗人以新奇险怪的诗风在中唐诗坛别开生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被称作韩孟诗派或险硬诗派。贾岛、卢仝也是这一诗派的重要诗人。韩孟诗派有明确的理论主张：1、强调不平则鸣，重视诗歌的抒情功能。2、主张词必己出，遣词造句要力避流俗，大胆创新。3、提倡雄奇怪异之美，和盛唐对兴象玲珑、空明纯美意境的追求不同，他们在创作和审美上，着眼于力量的雄大、词语的险怪和造境的奇特。这种理论突破了过于重视诗歌的社会功能的传统诗教，抓住了文学的抒情特质，这是文学史上的一大进步。
“新乐府诗派”指的是以张籍、王建、白居易、元稹为主的用自命新题写时事的乐府诗。，“新乐府”一名是白居易提出的。作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白居易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他首先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主张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他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他还提出诗歌要以情感人，语言要通俗平易，。新乐府运动就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开展起来的。
什么是“上官体”﹖
【上官体】
“上官体”，是唐代诗歌史上第一个以个人命名的诗歌风格称号。指唐高宗龙朔年间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题材以奉和、应制、咏物为主，内容空泛，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声辞之美。
【由来】
上官仪（约公元608年―665年1月4日），字游韶，陕州陕县（今河南三门峡陕县）人。唐代宰相，著名诗人、政治家。
隋大业十四年（618年），隋朝左翊卫大将军宇文化及在扬州发动叛乱，弑杀隋炀帝，上官仪父亲江都宫副监上官弘被宇文化及党羽陈稜所杀。上官仪年幼，藏匿幸免。 贞观初年，擢进士第，召授弘文馆直学士，迁秘书郎。唐高宗时供职门下省，颇受唐高宗和武则天的赏识。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官至宰相。
因唐高宗不满武后跋扈，上官仪向高宗建议废后，高宗亦以为然，由上官仪草诏。武后涕泣陈请，事遂中缀，自此武后深恶上官仪。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上官仪被诛，家产被抄没，儿子上官庭芝也同时被诛杀。唐中宗即位后，因上官庭芝之女上官婉儿为昭容，对上官仪父子有所追赠，绣像凌烟阁，追封为楚国公。
因长于南方寺院中，受南朝文化的熏陶和宫体诗影响，“文并绮艳”。擅五言，格律工整，内容多为应制奉命之作，歌功颂德，粉饰升平，形式上追求程式化。词藻华丽，绮错婉媚。因其位显，时人多仿效，世称上官体。
上官体的文学特点
上官仪在贞观年间所作的应制诗，就以属对工切和写景清丽婉转而显得很突出。如《早春桂林殿应制》中的“风光翻露文，雪华上空碧”一联，即体现出诗人的杰出写景技巧和善于营构明秀灵动的诗境的能力。再如《奉和山夜临秋》：
殿帐清炎气，辇道含秋阴。凄风移汉筑，流水入虞琴。云飞送断雁，月上净疏林。滴沥露枝响，空濛烟壑深。
此诗虽为奉和之作，但诗人有意摆脱从类书掇拾辞藻的陈规旧习，注重对景物的细致体察，自铸新词以状物色。通过物色的动态变化，写出情思的婉转，从而构成情隐于内而秀发于外的诗境。这种笔法精细而秀逸浑成的诗作，把五言诗的体物写景技巧大大地推进了一步，成为人们模仿取法的一种新的诗体。《旧唐书》本传说：上官仪“工五言，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贵显，故当时颇有学其体者，时人谓之上官体。”
上官体的“绮错婉媚”，具有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声辞之美的倾向。上官仪提出的“六对”、“八对”之说，以音义的对称效果来区分偶句形式，已从一般的词性字音研究，扩展到联句的整体意象的配置。在他的作品里，有不少通过精妙对法来写景传神的佳句，如《奉和秋日即目应制》：“落叶飘蝉影，平流写雁行。”《入朝洛堤步月》：“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缘情体物，密附婉转而绮错成文。音响清越，韵度飘扬，有天然媚美之致，体现了一种较为健康开朗的创作心态和雍容典雅的气度，成为代表当时宫廷诗人创作最高水平的典型范式。
《旧唐书·上官仪传》：“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显贵，故当时多有学其体者，时人谓为上官体。”上官体的“绮错婉媚”具有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声辞之美的倾向。上官仪归纳了六朝以后诗歌的对偶方法，提出六对、八对之说，以音义以对称效果来区分偶句形式，已从一般的词性字音研究，扩展到联句的整体意象的配置。
“六对”一是正名对，如天地对日月；二是同类对，如花叶对草芽；三是连珠对，如萧萧对赫赫；四是双声对，如黄槐对绿柳；五是叠韵对，如彷徨对放旷；六是双拟对，如春树对秋池。“八对”也大抵类此。
浅析初唐四杰及其诗歌的艺术特色(2)
浅析初唐四杰及其诗歌的艺术特色
西路蝉声唱，南冠客思侵。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于心?
此首诗前有长序，诗人以蝉自比，用比兴手法寄托了自己的悲愤心情。而在诗中，他又运用蝉自况，用“露重”、“风多”来比喻政治环境的险恶，用“飞难进”、“响易沉”来暗示自己高洁却被诬陷而身陷狱中的怨愤。既生动形象，同时又表现出他个人高洁的品行与不屈的人格。
综上所述，初唐四杰在中国诗歌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唐诗史上，他们是用于改革齐梁浮艳诗风的先驱。唐太宗喜欢写宫体诗，内容也大多都是风花雪月之作，有很明显的凄凉宫体诗的痕迹。由于皇上的喜好，朝中大臣也纷纷跟上“潮流”，其中大臣上官仪就秉承了陈隋的遗风，其作风靡一时，士大夫们争相效法，世称“上官体”。
就在齐梁的形式主义诗风盛行之时，初唐四杰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来反对诗坛中的这种不正之风，接着其余三人也都纷纷响应，一起投入到这场反对“上官体”的活动之中。
首先，他们在诗歌的内容题材上有很大突破，反对那些一味描写宫廷内外的风花雪月之事，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转向了广阔的山川和塞外，有咏史诗、咏物诗，也有山水诗。有抒发送别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一绝》，也有歌唱征人赴边远戍的，从而抒发了自己渴望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所以常用诗歌对某些社会现象加以揭露。他们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改变齐梁时遗下的不正诗风，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其次，初唐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五言律诗在“四杰”
之前已有出现，唐初诗人王绩曾作过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杰”的时候，五律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发展，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被逐渐的固定下来。“四杰”以多数量、高质量的诗篇为稍后于他们的沈佺期、宋之问的律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言古诗在三国时期以后盛极一时，而七言古诗却是到了唐代才兴盛起来，“四杰”(杨炯无七言诗)又以大量的杰作把七言古诗推向了成熟阶段。所以初唐四杰在发展诗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杨以五律见长，卢、骆擅长七古。他们在诗歌文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 ;
贞观诗坛的诗歌特点
贞观诗歌的政治性较强,贞观社会积极、健康的政治情况,反映在诗歌中的是贞观君臣建功立业、励精图治、雍容自信的向上的精神风貌。贞观诗歌与一味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诗歌是有区别的,它确实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朝臣们在作品中赞美大一统的盛世及其欣欣向荣的社会气象,这些是梁陈的宫体诗所没有的。
贞观诗风的新变，由刚健质朴趋向表现技巧的贵族化和宫廷化。
初唐的诗歌创作，主要以唐太宗及其群臣为中心展开，一开始多述怀言志或咏史之作，刚健质朴；而贞观诗风的新变，则起于对六朝声律辞采的模仿和拾掇，但两者之前合而未融。杨师道和李百药是具有贞刚气质的北方文人，早年作诗善于吸收南朝诗歌的艺术技巧，较少合而未融的弊病。后来成为唐太宗的宫庭诗人，把诗作为唱和应酬的工具而琢磨表现技巧，风格趣味已日益贵族化和宫廷化。
贞观时期所编应制咏物所用的类书《北堂书抄》 、《文思博要》、《艺文类聚》。
虞世南等人所编，宫廷诗人的作诗工具。
在南、北朝文学由对立走向融合的历史进程中，初唐的贞观时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主掌贞观诗坛的, 是唐太宗李世民（598～649）及其身边的北方文人和南朝文士。北方文人以关陇士人为主，入唐后多为史臣。他们的文学主张，受儒家崇古尚质的诗教说影响较大， 对南朝齐、梁文风持批判态度，但没有因此而否定诗的声辞之美，从而为唐诗在艺术上的发展和新变留下了馀地。魏征《隋书 ·文学传序》说：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
这种对南、北文学不同艺术物色的清醒认识，和“各去所短，合其两长”的文学主张的提出，是贞观时期唐太宗及其史臣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时形成的对文学发展方向的一种共识。所谓“贵于清绮”是对追求声律辞藻的南朝诗风的概括，偏重于诗的声辞之美而言，宜于咏歌是其所长，缘情绮靡而流于轻艳纤弱则为其所短。“重乎气质”指北朝诗歌特有的真挚朴厚的情感力量和气势，贞刚壮大是其所长，而表现形式的简古质朴或理胜其词，则是一种缺憾。如何用南朝文学的声辞之美，来表现新朝的恢宏气象和刚健开朗的健康情思，是初唐诗人面临的课题，也是南、北诗风融合的关键。
初唐的诗歌创作，主要是以唐太宗及其群臣为中心展开，一开始多述怀言志或咏史之作，刚健质朴；而贞观诗风的新变，则起于对六朝声律辞采的模仿和拾掇。在太宗的诗里，常常壮大怀抱与华采并存，如作于贞观四年（630）的《经破薛举战地》诗，言“昔年怀壮气，提戈初仗节。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气格刚健豪迈。但诗中“浪霞穿水净，峰雾抱莲昏”一联，带着六朝雕琢辞采的痕迹，与全诗的气格颇不协调。他的一些诗，如《采芙蓉》、《咏雨》、《咏雪》等，则完全是南朝风调。杨师道和李百药是具有贞刚气质的北方文人，早年作诗善于吸收南朝诗歌的艺术技巧，较少合而未融的弊病。杨师道的《陇头水》、《奉和圣制春日望海》，李百药的《咏蝉》，都是写得较为成功的作品。但他们后来成为唐太宗器重的宫廷诗人，把诗作为唱和应酬的工具而琢磨表现技巧，多奉和应制之作，尽管在声律辞藻的运用方面日趋精妙，但在风格趣味方面已日益贵族化和宫廷化。
贞观诗风的宫廷化倾向，与受南朝文化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太宗李世民是个爱好文艺的君主，现存的太宗诗里，感时应景、吟咏风月的多达五十馀首。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虞世南等人所编的《北堂书钞》、《文思博要》和《艺文类聚》等类书，成为宫廷诗人的作诗工具，以便于应制咏物时摭拾辞藻和事典，把诗写得华美典雅。这原为南朝文士作诗的积习，在虞世南和许敬宗等人的创作中均有所反映。尤其是许敬宗的诗，对仗虽工而流于雕琢，文采虽丽而无生气，缺乏美的情思意味。
在贞观诗坛的后期，介于贞观、龙朔之间，出现了一位重要诗人上官仪，形成一种诗风“上官体”。
上官仪（608？～644），陕州（今河南陕县）人。贞观初进士及第，召授弘文馆直学士；高宗朝官至三品西台侍郎，地位很高，名噪一时。
上官仪在贞观年间所作的应制诗，就以属对工切和写景清丽婉转而显得很突出。如《早春桂林殿应制》中的“风光翻露文，雪华上空碧”一联，即体现出诗人的杰出写景技巧和善于营构明秀灵动的诗境的能力。再如《奉和山夜临秋》：
殿帐清炎气，辇道含秋阴。凄风移汉筑，流水入虞琴。云飞送断雁，月上净疏林。滴沥露枝响，空蒙烟壑深。
此诗虽为奉和之作，但诗人有意摆脱从类书掇拾辞藻的陈规旧习，注重对景物的细致体察，自铸新词以状物色。通过物色的动态变化，写出情思的婉转，从而构成情隐于内而秀发于外的诗境。这种笔法精细而秀逸浑成的诗作，把五言诗的体物写景技巧大大地推进了一步，成为人们模仿取法的一种新的诗体。《旧唐书》本传说：上官仪“工五言，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贵显，故当时颇有学其体者，时人谓之上官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