嗟乎！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所赖君子见机，达人知命。
——《滕王阁序》
一、前半生好运的天才1、异类天才惜天才
贾谊，洛阳人，生于公元前200年，汉高祖七年。
这一年是大汉风云变化的一年，时局下有功之臣要么被防备，要么被用作防备其他有功之臣的人。
张苍就是后者，他的资历堪称大汉无出左右者，他是荀子的学生，韩非、李斯的同学，还和刘邦打过天下。
按照刘邦打天下的配置，泥腿子出身居多，张苍这种名师弟子简直就是稀有物种。
并且，张苍自己也不是徒有虚名，“好书律历”，“自时为柱下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又善用算律历”。
在大汉官场文盲率都偏高的背景下，张苍熟读天下书籍不说，还善律法，还会当时人不重视的算数，到了汉朝，“汉既初定，文理未明，苍为主计，整齐度量，序律历”。
规划度量，整理天文历法，让刚刚结束混乱的汉朝有了统一的计量手段，有了时间观念，不再是全国上下集体抓瞎。
靠着这份功劳，张苍被封为列侯，可张苍更像是一个专业人才，缺失政治手腕，使得学识不如他的萧何都成为了丞相，而他则在萧何手下当管理财政的计相。
该是一个失意的人生，但张苍没有抱怨，一干就是四年，这四年里他收了一个徒弟，一个少小就聪慧之至的孩子贾谊。
贾谊在张苍门下学习的时间并不久，甚至因为忙于国事，张苍几乎没有亲自对贾谊的教导，不过拜张苍为师之后，贾谊得到了接触张苍自六国未平时积累的藏书。
当时士大夫垄断知识，书籍几乎是各家各户不外传的宝藏。贾谊拜师虽不得亲自教诲，但浩如烟海的典籍让他从小就见识非凡。
2、英才入仕
“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优渥的教育资源加上贾谊自身的刻苦，贾谊十八岁就闻名全郡，河南郡守吴公爱才，“召置门下，甚幸爱”。
三年后，吕后逝世，张苍等人拥立代王，是为文帝。
“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尝学事焉，征以为廷尉。廷尉乃言谊年少，颇通诸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
皇帝初立，求贤若渴，不仅吴公被征辟，连贾谊也赐予“博士”一职。
贾谊到了洛阳后，可谓是一展头角“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出”。
前辈们审时度势，反应慢，贾谊却“不讲武德”，竹筒倒豆子，有什么说什么，说的还都在点上，大家也都没脾气，“以为能”。
按照现在的河南方言，这个“能”不见得是个好事，不过贾谊没有这个自觉，屡屡建言，汉文帝也大喜过望，不吝赏赐，“超迁，岁中至太中大夫”。
幼苗成长，壮起枝叶，风也渐起。
二、“天”妒英才？1、日渐骄纵
太中大夫，参与朝堂论议的官员。
贾谊升此官，也算是登堂入室。这下子，自小顺遂的他，更加不收敛，以为自己大展宏图的时机到了，胆子越发大了起来，朝堂上什么事都敢掺和，什么话都敢说。
秦始皇完成大一统后，为了加强中央皇权，有“受命于天”的说法。为了对秦代周加以合理的解释，秦始皇采纳了战国阴阳家邹衍的“五德终始说”。
“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
按照相克之法，秦为水德，水德为黑，于是秦朝尚黑。汉高祖刘邦取秦而代之时，认为“暴秦”持续时间不长，德不配位，于是在王朝五德替换中，忽视秦朝，认为汉朝才是结束周朝火德之人，是故文帝时，汉也自谓水德，尚黑。
另外，刘邦还有一层考虑，秦统一六国而亡，汉虽分封，但也害怕重蹈秦之覆辙，故不敢称自己是秦的继承者。但为了与民生息，不再折腾，虽承秦制，但删去了酷典。
可贾谊不这么想，年轻气盛就当上太中大夫的他，迫切想建功，于是便拿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开刀。
“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
贾谊认为，汉已经安稳运行20余年，天下太平，就不要沿用秦制，我们重新订立律法，改尚服色，建立一套新的汉朝制度。
这个明显“飘”起来的提议，文帝当然没有答应，推说自己刚刚即位，不服人心。
不过和善的文帝还是很赞赏贾谊这种大刀阔斧的勇气，贾谊不泄气再上奏改革相关的政令时，不少提议文帝都同意了。
2、树大招风
文帝赏识，贾谊也卖力气，后续很多政令也是贾谊毕生所学凝结的，发布到当地后，也确实取得一些成绩。
皇帝十分开心，觉得自己慧眼识。于是下令，预备封赏贾谊为公卿，不过君臣两人都忽略了实际情况。
为了巩固政权，汉代实行的是郡县和分封并行，汉初还有一些异姓王，经历过刘邦的清理后，在文帝时，异姓王基本消失，但汉朝还有不少同姓王。
他们不但有自己的封国，而且封国内还可以不遵守郡县官员的命令。贾谊不少政令都是在伤害封国的利益，这让不少王侯都十分恼火。
另外，贾谊的出彩表现以及快速晋升，彻底点燃了别人的妒火。并且贾谊激进的改革政策，破坏了文帝时期黄老之术的基调，一些老也臣颇为不满。
三方势力交织，贾谊升迁之际，绛侯周勃、灌婴、东阳侯、冯敬等老臣先发难，《汉书》如是记载：“绛、灌、东陽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毁谊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汉书》认为是嫉妒之心造成的诽谤，但站在后世的角度看来，如果文帝时不修养生息，反而大行改革，武帝的壮举可能会化为泡影。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比起嫉妒，老臣们的反应更像是压住冒进的势力。
三、生不得时1、“放逐”出京
文帝听了后，认同了大臣们的话，不仅疏离贾谊，还拒不采纳贾谊的政令。贾谊多次恳求文帝采纳他的策略，最后却得了一纸“出京”的调令。
贾谊被封为长沙王太傅，看似一步登天，但结合汉制，贾谊远离权利中心，恐再不复从前。
贾谊行至湘水，想到了在这里投江的屈原，联想屈原的经历，贾谊认为自己和他何其相似，明明满腔报国情，但不遇雄主，没有机会一展抱负，还被贬谪到汉地最南，不由悲从中来。
贾谊这段遭遇，令书写史记的司马迁都为之感怀，在书中将两人的遭遇并列为《屈原贾生列传》。
2、 生不逢时
贾谊无奈前往长沙，与其说是文帝不如武帝，不如说生不逢时。
看贾谊前半生履历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觉得真的是贾谊在朝堂上过于激进导致被老臣们忌惮。
可实际看贾谊的著述时，会发现贾谊之才如果放在武帝时，武帝便如虎添翼更上一层楼。
贾谊师继张苍，张苍虽然不是纯粹的儒生，但贾谊承继了荀子的思想，博采儒法两家之众长。
在贾谊撰写的《新书》中，明确提出“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这是儒家标志性的民本思想。
《治安策》中，贾谊又对仁义和法治进行了结合：
“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势已定、权已足矣，乃以仁义恩厚因而泽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制，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刃不折则缺耳。”
他的思想突出一个“区别对待”，对民宽之厚之，对诸侯惩之斧之，颇有御诸侯以安民之意。
这些思想我们现在看来可谓称得上精彩，可在文帝时，老臣坚持认为黄老之术是最适合汉朝的，国家的稳定也离不开诸侯。至于说诸侯叛乱、祸民，那都是诸侯自身不修德行的问题，朝廷征发大军攻讨即可。
老臣们从来不觉得诸侯叛乱对民有影响，更不觉得明明诸侯叛乱不休，还要强留诸侯是一种矛盾。
他们借用黄老思想，割裂王权和人民，带着天道无情的意味去治民，充满了消极，反而认为贾谊的思想是“扰民”，与黄老相背，是另一种消极。
这既是政见的矛盾，也是战国学说争鸣的遗存。
可贾谊的著述中也有勤俭节约，养民安民的《论积贮疏》，却被选择性无视。
另外，贾谊的削藩之策也不是一蹴而就，更像是推恩令前身。
他认为无论异姓王还是同姓王，只要给了离皇帝一步之遥的权利，“疏者必危，亲者必乱”，彻底清除落后的封王势在必行。
贾谊给出的方法是迂回的加紧管理，对诸侯王订立严格的礼制，一旦违反就要重罚。另外就是创造性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在一个诸侯领地中再封诸侯，不断缩减诸侯王的实力，堪称“推恩令1.0”。
但从这些措施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见贾谊被贬的真实原因——锋芒毕露。无论是最早的“改弦更张”，还是儒法并举，亦或者是对诸侯的管理，贾谊的思想透露着年轻，也透露着昂扬激进的态度。
圣主是什么，无外乎识人能用，文帝能做到前面，却做不到后面。因为文帝登基是带着侥幸的，明明是兄长亡故，皇位却落在了他的头上，这与那些老臣的扶持不无关系。但登基后，他也必然受到老臣们的牵制。
皇帝和臣子势力失衡，这是文帝的悲哀，也是贾谊的遗憾，但非文帝之过，实乃时局所迫，更何况贬谪何尝不是一种保护？
武帝时，开国老臣惧亡，守旧势力大大衰减，大中央一统王朝养育的新兴势力蓬勃发展，外加武帝可利用的外戚势力远大于文帝，武帝轻易地就完成了收束中央权力的壮举。
文帝时期的阻力，时间就解决了大半，只能说武帝太过幸运。而贾谊顺遂了前半生，后半生实在太过倒霉，明明君主赏识，却只能贬谪长沙。
参考文献1、《汉书》、《史记》
2、《汉典》、《吕氏春秋》
3、《文选》、《新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