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潘玮琳
2018年9月13日下午，我落地纽约肯尼迪机场。顺着人流时停时续地前进， 十四小时的飞行和失眠，让我四肢僵硬、思觉麻木，来不及为即将到来的会议论文发表感到紧张。这次美国之行是为了参加9月14、15日在耶鲁大学召开的“物质文化与毛泽东时代中国”工作坊。对大部分与会的美国学者来说，这是从新学期伊始的忙碌中挤出的一个短周末。我是唯一个从中国大陆“打飞的”来回的参会者。
耶鲁大学坐落在美国东北部的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飞到纽约，再搭火车或自驾，是多数本地学者的选择。主办方则体贴地为我这位远客安排了接机服务。车在下午三点开始的下班高峰拥堵中，开得不紧不慢。“三小时后，我们将到达您入住的酒店。”司机提示我。我彻底松懈下来，旅途的疲惫和会前的忐忑泛上心头。我打开手机，给会议主办者何若书（Denise Ho）教授写邮件报平安。她几乎立刻就回信，语调带着一贯的温和轻松：“明天见！哦，对了，安平和乔纳森周六会专程来听你的报告。”
邮件的最后一句话一下子让我坐直了。没想到我第一次见史景迁先生，将是这样一种情形。
一
实际上，此行之前不久，9月7日，我所供职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刚刚授予史景迁先生“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史先生的夫人金安平专程来沪代为领奖。我负责中国学奖的联络工作，与两位先生就领奖事宜多次通信。
史先生的夫人金安平在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颁奖仪式上发言
2018年7月31日，我给史先生在耶鲁大学的工作邮箱去信，代表世界中国学论坛组委会奉告其获奖的消息。由于这是我第一次联系他，而且他已从耶鲁大学荣休多年，对能否得到回音，我全然没有把握。眼看邮件发出已过去一周，我正准备尝试别的途径时，8月8日，他回信了（原信为英文，以下为作者自译）：
亲爱的潘教授，十分感谢您来信告知上海社会科学院授奖予我的消息。感谢组委会的决定，我将欣然接受这一荣誉。眼下我唯一的顾虑是，我恐怕不能亲自去领奖。此去上海的路途太长，过去一年，我感到自己日渐羸弱（再过些日子我就八十二岁了）。因此，我想知道，请我的妻子或某位同行学者代我出席颁奖仪式是否妥当。恳请您的谅解。如有问题，请赐告。
问好，
乔纳森·斯宾塞
尽管是为了公事，但能收到鼎鼎大名的史景迁的邮件，仍让我激动了一下。我立刻把来沪领奖的安排细则发过去，忍不住夹带了一句：“也许在这封公事邮件中说有点儿不合适，我是您的作品的忠实读者。”
第二天，我就收到了他的回复：
玮琳你好，衷心感谢你的回复。我很高兴你能喜欢我的书。我的妻子金安平愿意代为出席颁奖礼。有鉴于贵院的邀请，她考虑就自己近期的研究作一个报告，但是想先和你商量如何筹划为宜。我已将此信抄送她，请直接与她联系。
再次感谢，
乔纳森·斯宾塞
说来万分歉疚，我们发出通知之时距离预定的颁奖式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所幸金安平先生认真而高效，利落地完成了从签证、行程安排，到史先生个人简历、获奖感言中英文版本等资料的准备。短短四天的沪上之行，她还挤出时间作了题为“《论语》在海外：理雅各与庞德的足迹”的演讲。这一演讲选取自金先生为普林斯顿大学“世界经典的生命史”书系所撰的新著。《论语》在海外的部分，是她与史先生共同切磋琢磨后写成的。因此，他们事先来信说明，自觉这个话题最贴近世界中国学贡献奖的题旨。2019年，这本书的中译本《〈论语〉英译及评注》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与该社的“史景迁作品”系列堪称合璧之作。
在沪上与金先生道别之际，我提到自己即将去耶鲁开会，如有机会，再去拜访她与史先生。金先生很高兴，说一定要来。话虽如此，我并未与他们作具体约定，担心太过打扰。不过我还是各挑了一本他们的作品放进行李——《合肥四姊妹》和《利玛窦的记忆宫殿》，憧憬着能得到作者签名。请史先生题签《利玛窦的记忆宫殿》，是外子章可作为该书译者，特别托付我的一个“任务”。
二
若书邮件里的“专程”（especially）一词，把我的瞌睡虫惊跑了。没想到史先生夫妇在我联系登门前就安排好了会面，这让我受宠若惊又惭愧不已。轮到我报告前的两个晚上，我彻夜难眠，苦苦思索该如何展示自己的研究课题，一字一句地写了又改。纽黑文高爽的初秋，对我来说好似严冬，我穿着毛衣和羽绒服，显得格格不入。艾约博（Jacob Eyferth）教授善意地替我解释，时差失眠肯定让人体温偏低。如果会议有合影，我一定是一副面容苍白、神情紧绷的惨样，好像一个即将参加论文答辩的学生。
16日很快到了。我和若书的小组发言是上午第一场。前一天的主旨演讲、三组发言和综合研讨，在斯特林纪念图书馆（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的一间小型会议室。这一天则换到了鲁斯楼（Luce Hall）的一间大会议室，还来了一些听众。轮到我发言时，若书介绍说，今天的会议来了一位稀客、我们的老同事乔纳森。他刚刚获得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国学论坛颁发的杰出贡献奖，而接下来的报告人就来自上海社科院。
掌声响起，穿过众人投来的目光，我的视线自然地落到最后排的一个须发花白、穿白衬衣的身影上，内心突然奇异地安静下来。我听到自己一字一句地说出发言稿上的话：
我的报告题目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废旧物资回收运动”。我想从一个年轻姑娘的故事开始，以此向在座的史景迁教授致敬，因为他是我所知道的最会讲故事的历史学家。
我的故事的主人公名叫朱巧娣。她出身在一个新中国的工人家庭，但不幸幼时生病，落下残疾。1968年，她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虹口区废旧物资公司，从事的是上海人俗称的“收垃圾货”的工作。她从最初的失落抵触，到忘我勤奋投入工作。1974年，被评为上海市商业工作先进典型，次年进京，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的接见，随后在1978年当选全国劳动模范和人大代表。上世纪七十年代有关朱巧娣的报告文学，吸引了我的注意。这是一个从世俗认定的卑微劳动中发现自我价值的正能量故事。它完美地体现了：“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毛泽东：《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按语，1955年）
2018年夏，我的第一本书《礼俗消费与地方变迁：江浙锡箔的物质文化史》出版。在修改书稿的过程中，我从锡箔研究中，萌生出对锡的金属回收史的兴趣，于是转向研究现代中国物资回收体系的形成问题。当时，上海正推行新的垃圾分类回收政策，这个选题恰合时宜。两位共和国史方面的海外青年历史学者李悦歆（Jennifer Altehenger）与何若书偶然得知我的研究方向后，便邀我加入她们组织的工作坊。因缘际会，我便一脚跨入了“1949年后”的研究领域。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二十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出版物中对“综合利用”思想及其群众运动的描绘，带给我许多类似朱巧娣故事般的新鲜冲击。然而要理解这类故事，我感到还需要对共和国时期历史更深入的学习，需要查找阅读相关档案资料。
这个报告的效果似乎还不坏。我知道是朱巧娣的故事，以及对群众性运动的描绘，帮我掩饰了对当时上海物资回收体系实际运作情况研究的不足。
我们这一组的讨论结束后，金先生便带着史先生起身告辞。离开前，金先生向史先生正式介绍了我。史先生走路很慢，说话轻，也有些含混，穿着很随意，好像周末早上起床准备慢慢吃早餐的样子。与我在媒体照片上看到的形象很不一样。唯一不变之处大概是，身量很高，目光深邃清澈。大家三三两两过来与他们打招呼，没有面对学界泰斗的肃然，只有同事朋友间的亲切。若书说，乔纳森来真太难得了，他已经很多年没露面了。金先生笑着对她说，德妮丝，很抱歉，我们傍晚要“借走”玮琳，接她去家里小坐，然后送她去你们晚饭的地方。
三
整个下午，我都沉浸在“完成任务”后的轻松喜悦和对下午再次见到史先生夫妇的期盼中，庆幸自己没有忘记把要他们签名的书带在身边。傍晚，金先生如约而至。一路上一边飞快地开着车，一边不断寻找各种话题与我聊天。她一再向我表示歉意，说史先生的身体状况不佳，离不开她的照顾，因此，她的上海之行匆匆往返，在纽黑文也不能更好地招待我。我自然不会奢望更多，深知今日自己的这番际遇，已是得益于两位长者的宽厚和他们对社科院的致意。
我们抵达时，史先生正伫立在屋后的花园里，只有爱犬在身前调皮地蹦跶。进屋后，我瞥见装着贡献奖奖盘的袋子还挂在门厅的衣帽架上。金先生笑笑说，回来了就忙家务，还没来得及收好。我没想到带什么礼物，只拿出自己的新书，送呈史先生指正。史先生讲话不便，坐在一边默默翻着我的书。大部分时候都是金先生在和我聊天，时不时再把我们讲话的大意转述给他。突然他抬起头问了我一句。金先生看我愣着没听清，重复了一遍：史先生问现在大陆学者都开始做你这样的研究了吗？她又解释道，史先生已经很久没看中国学者的书了。我不好意思地解释，自己的研究是一个很边缘的课题，最近批评史学研究碎片化比较多，提倡研究大历史。
史先生点点头，看向金先生。金先生起身，边上楼边说，对了，我们有东西要送给你，我去书房拿。片刻后，金先生回来，说道，上午听了你的报告后，史先生说要把这本书送给你。我接过来一看，是《王氏之死》，1978年的英文初版。金先生说，这本书也是从一个女性的故事开始的，我们觉得与你的研究有相通之处，你读了也许会有启发，这本书曾对我的研究有很大影响。我心下感动于他们认真听完我的尚不成熟的报告，又佩服他们一下子看出了我眼前对如何处理这一课题的困惑。
史景迁先生赠送的《王氏之死》英文初版
随后，两位先生应我要求，为我带来的书签名。史先生因生病的原因，握笔写字已很不灵便，拼写时偶尔需要金先生从旁提醒。但两人配合着，从容不迫地一本本题词签名，丝毫不嫌麻烦，反倒令我十分过意不去。
一晃到了约定的晚饭时间，金先生带上史先生，又风风火火地开车送我。一路上依然边开着车，边活跃车内的气氛。到了某条街的路口，金先生给我指了去餐厅的路，我下车告别。我一直走过了两个街口，突然听到后面有人大声叫我的名字。回头一看，竟然是金先生一路狂奔而来，告诉我先前指错了方向。她喘着气说，前面的街区治安不好，发现自己指错路时担心坏了，不得不把史先生一个人留在车里，自己跑过来。于是，我俩又走回车边，拥抱道别。史先生坐在副驾上静静地看着我们，我向他挥手。作为最后的道别，这个画面有些滑稽，也有些悲伤。
史景迁、金安平两位先生分别为我带来的《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和《合肥四姊妹》签名
四
回程的飞机上，我开始读《王氏之死》的英文版。前言的最后两段话令我心有戚戚（以下引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李孝恺译本）：
因为本书始于王氏，所以也理所当然地跟着她结束。当我几年前在一间图书馆中，意外地发现她的故事时，她引导我进入郯城和郯城历史的悲痛，引导我第一次进入一个在所有看得见的财富、影响力和权力分配上都失利的边缘县分。我仍然不知道她的故事可以告诉我们多少关于整个清朝的事，但是我猜有许多女人像她一样，就像许多县和郯城一样，受苦受难，缴租纳税，然而回报却很少。
我对王氏的反应是模糊却深远。她对我而言，就像人们在退潮的海水中看到的，在群石中微微闪亮，而以近乎后悔的心情从浪潮中拾起的一颗石头，知道很快地随着石头在太阳下晒干，遍布在其上的色彩会褪卸消逝。但在这个案里，色彩和纹理没有消退：当它平躺在我手里时，色彩和纹理反而显得更鲜明。不时地，我知道是石头本身在传热给握持它的血肉之躯。
《王氏之死》是王氏的故事第二次被讲述。第一次讲述王氏故事的是郯城县令黄六鸿。他在自己扬名后世的《福惠全书》一书中，转述了王氏被杀案的原被告供词和自己的断案结论。黄六鸿是一个尽职的地方官，他分析出了杀死王氏的元凶身份，但本着“功疑惟重，罪疑惟轻，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语出《尚书·虞书·大禹谟》）这一处理杀人疑狱的古典原则，放过了当事人。王氏并不是这个故事的主角。王氏由他人之口拼凑出的一个模糊形象，不过是一个因与人私逃而妇德有亏的，被丈夫杀死后弃尸雪野的可怜妇人。
《福惠全书》
史景迁再次讲王氏的故事，试图让她成为这段历史的主角。凭借一部郯城县志、黄六鸿的官箴和蒲松龄脍炙人口的鬼故事集，史景迁为读者还原出的清初山东乡村的日常，其中充满着无常、艰辛、暴力、贪婪，人情在严酷现实的反复捶打下变得稀薄，那些偶尔爆发的侠气和弱者的抗命之举，在地方史志和个人笔记中固然曾经留痕，但并未穿透历史之幕的重重遮蔽。史景迁帮助读者遥想王氏的处境后，才让她压轴登场，这也是她生命熄灭的最后时刻。她的思想和情感没有只字片语的史料依托，史景迁借用蒲松龄的小说为她缝补编织了一个最后的绮梦。明清易代后的大历史，终于为一个小人物的悲欢当了一回布景。
秉笔史氏成功与否，后人评说不一，但作品本身已成坊间传奇。美国顶级知识分子期刊《纽约书评》对史景迁的介绍是“他是《王氏之死》……等书的作者”。
掩卷之时，我惊讶于故事结束得如此突然。史景迁本人对自己讲的故事是否满意呢？我后悔见面时没问，即便当时我想到问，也会难于启齿吧。斯人已逝，但他早已把回答写在了自己的书里，留给有心人去寻找。在撰写这篇回忆时，我意外地在他的早期文集中读到他对自己工作的思考：
我们所有人在不久之后也会被取代，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取代。长年的研究和写作将被证明是易变的或不充分的。新的文本会出现，或者旧的文本会被重估；新的主题会吸引学者及其读者；对过去的新方法会把旧的推到一边。……学术研究本身充满了一种勉强可控的疯狂。我们在力所能及时勉力而为，准备着吃苦或得到回报——也许两者兼有。如果我们选择对我们全部的研究什么都不做，不写下来，不权衡，不公开我们的想法，那么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保护，但这是一种怯懦的保护，一种躲避追求真正知识的保护。在我们的缄默中，我们仍然可以成为审视者，甚至可以平静地注视着全局，但我们永远无法真正参与到学术争辩的最深处。（Chinese Roundabout: Essays in History and Culture,1993, pp.5-7.中译本名为《中国纵横》，以下引文同此出处）
原来“像天使一样写作”（列文森语）的史景迁也有过彷徨的时刻。他经常自况的人物，并不是什么伟人或大师，而是历史上为某一写作执念而痴迷的人，比如欧洲第一本介绍中国语言著作的作者巴耶尔（Theophilius Siegfried Bayer，1694-1738）。史景迁如此转述研究汉语的执念突然降临到巴耶尔身上的时刻：
突然间学习中文的渴望排山倒海地将我淹没。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努力工作，思考——或者说是做梦——如何深入了解这门神秘的学科。只要我能在这一领域产生一些小东西，我便会认为自己是神的孙子和王中之王。我就像一只怀孕的兔子，在我的洞穴里收集一切东西，我可以找到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编成某种字典和一些关于中国语言规则和中国文学的介绍。
2018年，史景迁在世界中国学贡献奖的获奖感言中写道：“我在很久以前便与中国及其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在上了几堂现代汉语课之后，便深感中国历史、艺术史和文学的浩瀚无垠，可供我上下求索。于是，在六十多年前，我开始对中国着迷，从此再也无法说服自己去追求别的事业。”我想，他要告诉我们的正是自己掉入“兔子洞”的故事。这个故事还有一个更鲜活的版本：
我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个画面，那是很久以前我与父亲在雨中散步时的情景。我父亲的梗犬汤姆斯兴奋地抽搐着，对着一个兔子洞咆哮，它的前爪疯狂地鼓动着，泥土在它张开的后腿间一团团飞出。我站在一旁，惊讶地看着这一幕：泥土堆积如山，狗不停地吠叫，大雨倾盆而下；而兔子却没有出现。在汤姆斯的大喊大叫下，它们大概已经撤到了邻近地道里一个更安静的避难所。也许这就是我自己混乱的现代主义版本的巴耶尔的兔子洞。
每个历史工作者都有自己的“兔子洞”。我为了开掘“新洞”已堆积了如山的泥土。迷惘之时，便会想起与史景迁先生的一面之缘和他赠予的无言鼓励。故事至此说完，我该像黄六鸿般道一句：“述之以代一回传奇，可乎？”
2022年1月9日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刘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