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章
一、远古时期的河湟—对神话、传说与考古、历史真实的描述4000年前的一个夜晚，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地震、泥石流吞没了位于青海省民和县官亭盆地喇家村。瞬间发生的灾难，历史永久定格在了那一刻。
在中国，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导河积石的故事家喻户晓，而大禹所处的年代也恰好是公元前21世纪左右，所治的河水正好就是积石山下喇家村旁流过的黄河！
喇家遗址无论是窑洞式的聚落形态、特殊的地面建筑、聚落外围的宽大壕沟、区域中心的广场和祭坛，还是礼仪用的玉器、巨大的石磬、精美的彩陶和漆器、成组合的生活陶器、房址里的壁炉等等，都有力地证明了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巨大围垣聚落，当时已经进入初期文明阶段，或者已经出现了王权或其雏形。
从城市的形制来看，喇家遗址似乎验证了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城市的发展中，帝王处于核心的位置”的说法。中国城市从一开始就是基于“筑城以卫君”目的建立的。是王权而不是商人，促进了城市的出现和崛起。在中国，城市一出现，就具有了无可替代的政治象征意义。
喇家遗址、宗日遗址、沈那遗址、柳湾遗址以及青海分布广泛、面积巨大的新石器时代古遗址，为早期中国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考古线索。
戴传贤指出：“青海是中国文明的策源地，滔滔河水，终于流成了泱泱大国。”
青海，早在2-3万年前就有大规模的人类活动。高原先民先后经历了考古学意义上的旧石器、新石器时代，至迟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农业、定居生活在“两河流域”（湟水河、黄河）定型, 人们用双手制作彩陶，并在高原腹地建设起最为富饶的家园，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
青海被誉为“彩陶王国”，作家张承志在《北方的河》深情写道：“河湟地区彩陶流成了河。”青海柳湾彩陶，无疑汇集中国彩陶的众多类型，代表了中国彩陶的巅峰。
与彩陶文明媲美的是青海青铜文明。距今4000年左右，青海先于黄河流域进入使用青铜等金属阶段。青铜时代是人类社会大发展时期，伴随人类第一次大分工：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还有社会阶层、奴隶制度、有组织战争和贸易。
在同德宗日遗址出土了一组骨刀叉，这组餐刀叉，跟我们现在用的西餐刀叉勺形状是非常接近的，大小也差不太多。专家利用人骨骨胶原中同位素分析显示，青海先民种植我们熟悉的粟（小米）、黍,同时也摄取一定量的动物肉食，过着以粟、黍等为主食而渔猎为辅的生活。在喇家遗址中出土的“世界上最早的一碗面条”，就是粟，即小米面制成。
夏商时期，青海已经呈现出东西方不同文化类型共存发展的雏形。民和等多地发现的白种人的遗骨，证明中西交流早于张骞出使西域。
此时，小麦在河湟地区的广泛种植。医疗技术开始出现，河湟先民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开颅手术。而代表这一先进文化的人群，被称为羌人。
羌族作为西部的重要部族，在距今约三四千年左右，当印欧人大量涌入新疆一带，幸亏甘、青羌人的大发展，有力地阻挡了印欧人的东迁和扩张。事实上，西方人将最早接触到的东方人称之为China（羌）。
在安阳殷墟出土了很多刻有“羌”字的甲骨文。贾逵《周语》注说：“共工氏姜姓。”《太平御览》说：“神农氏姜姓。”《史记•六国年表》：“禹生于西羌。”《太平御览》引皇甫谧《帝王世纪》：“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生于石纽……长于西羌，西羌夷（人）也”。意思是共工、神农、大禹身份是羌人。黄帝在位时，羌曾助帝战蚩尤。“及武王伐商，羌髳率师会于牧野。”羌为周朝建政立下赫赫战功。
周朝为了加强对全国各地的统治，分封许多功臣和贵族到各地做诸侯。齐、申、吕、许、秦等即是姜姓羌人受封建立的诸侯国。曾先后为周文王、周武王当过军师的羌人杰出人物姜尚（子牙）即是齐国的开国君王。而相传周穆王曾驾着八骏之乘拜访西王母。西王母被认为西部羌人部落首领。
秦人或许不是最早，但是众多进入中原的羌人中影响较大一支。秦人自称为秦或嬴，实为羌的转音。顾颉刚指出，他们做了诸侯，做了贵族，就把自己的出身忘了，也许故意忌讳了，不再说自己是羌人而说华夏。至于留在原地的，当然还是羌，还是戎。
无弋爰剑，一个秦国逃跑的奴隶，也是第一个记入中华史籍的青海羌人。我们还不能肯定他是不是羌人。但至少说明无弋爰剑与羌人语言相通。《后汉书》记载，他逃至河湟流域，成为统一的羌人部落联盟首领。
先秦时期，河湟应该属于一个多元文化交汇、多种族交往，经济社会发展相对不错的时期，甚至一段时期，黄河上游文明高于中下游地区，是早期华夏重要的文明补给区。从文化学的角度看，那时,一种文化的向东传播与扩张，都必然要经过青海这个现实的文化场进行折射和过滤。
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在总结羌人对中华民族重大贡献时指出，在中国文字中许多表示好相当于这个意思的字和偏旁，如羊、祥、羹、馐、善、义、羲等，都曾与羌人有关，是对羌人文明崇拜的反映，也是华夏文化中西戎羌人文化的初源的遗存，甚至意味着羌人确实创造了丰富的文明。
二、两汉时期对河湟的开发—从历史的中心到华夏文明的边缘青藏高原半干旱的牧区，每隔一定的年份，都会发生灾害如雪灾或旱灾。而另一方面，青海东部耕地有限，已经不能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饥荒、战乱，或喇家遗址所反映出的洪水、地震，进入秦汉时期，青海高度文明由鼎盛开始走向衰落。
美国人贾雷德·戴蒙德在《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一书中，把一个社会崩溃的原因归结为五点因素，即生态破坏、气候变更、强邻在侧、友邦援助的减少以及社会自身缺乏应对之道。
黄河中下游经过夏商周时期的发展，由奴隶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融合羌等多种族的华夏文明迅速崛起。
随着汉朝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中原政治经济的发展，加剧了从商周时期已存在的华夷分野和农牧之别。
汉朝依仗着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北逐匈奴，西击羌戎。汉帝国的触角第一次深入“扼束羌戎，藩蔽秦陇”的青海腹地。
公元前111年，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在青海的第一个军事据点——西平亭（今西宁市）设立。羌族不堪一击，大量部众不断臣服于汉朝。
汉帝国陆续在青海东部设立了临羌（今湟源县）、安夷（今平安县）、破羌（今乐都县）、允吾（今民和县）、允街（今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河关（今贵德县）等县，并将青海东部地区正式纳入中原封建王朝郡县体系。汉朝派出护羌校尉，以加强对羌人的管理。东汉护羌校尉邓训经营河湟，深得民心。羌民痛呼邓训早逝并建“土楼神祠”。
在汉代城堡中，规模较大、至今保存完好的要算王莽修建的西海郡（海晏县三角城）。它是建于青海省腹地、时代最早的一座郡级建置城。王莽设置西海郡，不仅将青海湖流域第一次纳入中央王朝版图，而且为青海湖流域赋予了政治地理的文化意蕴，那就是历代帝王追求的“四海一统”。
为加强对民族地区的控制，汉代创设了一种屯田实边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移民屯田。由于大量关东贫民、秦雍世家在河湟安家立业，极大地充实了青海的人口，从汉武帝时起至东汉末，汉朝经营湟中三百余年，虽几经战乱而人口仍不断增多繁衍，河湟汉族人口在这里逐渐成为了多数。今天乐都老鸦峡出土的东汉“三老赵掾之碑”就追记了赵充国子孙，代代拥立汉室，屯田戍边，立下赫赫战功的事迹。
面对华夏族的崛起，羌人很无奈，他们被同化、被驱逐，甚至离开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开始了长达千年的迁徙，上演了一部中国版的“出埃及记”。人数较多的部落先零、烧当等大量羌人归降内徙（称东羌），而烧当迷唐向西远遁黄河源头、青藏高原的腹地。在汉族无休止的扩张中，羌族逐渐离开了历史的中心。
今天，分子人类学专家们通过基因图谱找到了远徙路线和分化的时间点。他们有的向西，“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远绝，不复交通”，即是后来成为藏族先民的一部分的“发羌”、“唐旄”；有的经过长途跋涉，抵达新疆天山南路，成为后来文献记载的“婼羌”的组成部分；有少数则北迁到今天内蒙古西部额齐纳旗一带。更多的羌人部落则沿着古老的“走廊”向西南迁徙，他们或是翻越秦岭，或是穿过岷江河谷，或是穿过青藏高原东部的其它河谷，向西南大片尚未开发的处女地迁徙生存。
特别是沿着走廊向南方迁徙的羌人部落，由于各自到了不同的自然环境，有的到了河谷地带，有的到了丘陵地区，有的则在深山密林中生息，加上其它种种因素的影响，决定了他们各自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或强大，或弱小；或农耕，或游牧；或与汉族同化，或与土著融合，或是与世隔绝，独自生息，在此后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发展演变为今天的汉藏语系的藏缅语族的各民族，如白、彝、哈尼、纳西、傈僳、拉祜、基偌、普米、景颇、独龙、阿昌、土家等民族。
外迁新土的羌人至少在两晋南北朝以及唐宋时期还处在西部历史的舞台中心。譬如，李雄建立的成汉帝国；符健、姚苌建立的前秦、后秦帝国；吕光建立的后凉王国。党项羌李元昊在银川建立了“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的西夏王国。
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言：羌族是一个向外输血的民族，许多民族都流有羌族的血液。羌族伴随着中华文明的每一个脚印一步一步地从上古走来，它远远早于汉族和藏族，是中国大地上最古老的民族，也是世界范围内最古老的民族，一个被历史和人们忽视了的东方大族。
只是到了宋代以后，羌人在中原历史舞台上完全不见了踪迹。今天，我们审看脚下的大地，也仅有离湟水流域一千公里之外的岷江上游，二千年前迁居于此的羌人还保留着自己民族所独有的生活习俗和族称。
三、鲜卑族入主青海—一个英雄时代的大历史河湟从不缺少“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活剧。鲜卑是继匈奴之后又一个在北方崛起的强大民族。魏晋时代是中国民族关系剧烈变化的时期，鲜卑族从蒙古草原开始大规模迁徙到中国北方。
乙弗部在其首领的率领下，穿越祁连山，占据了青海湖地区，与青海湖的原居民卑禾羌和睦相处。乙弗部就将牙帐设在了布哈河的中游，建立了一个蕞尔小国，史称青海王国。
《北史》载:“吐谷浑北有乙弗勿敌国。国有屈海(青海湖)，周迥千余里，众有万落，风俗与吐谷浑同，然不识五谷，唯食鱼及苏子。苏子状若中国枸杞子，或赤或黑。”
其后，西迁而来的慕容部吐谷浑北渡黄河，渐次占领了环湖地区，乙弗勿敌国解体，吐谷浑兼并氐羌，地方数千里，号为强国。
吐谷浑国势力范围，东西长约1500公里，南北宽约500公里。540年，吐谷浑夸吕即位称汗，定都青海湖南岸的伏俟城。吐谷浑政权仿效中原王朝推行封建的政治制度，使青海中、西部众多的羌人部落统一于其政权之下，改变了羌人部落互不统属的状况，并相互结合，形成了一个民族融合体，从氏族社会大跨步迈入封建社会，客观上促进了青海湖环湖地区社会历史的发展，推动了原始游牧业经济向商品畜牧业经济的转变。
吐谷浑人进入青海高原，不仅带来了蒙古草原的畜种和生产方式，而且合理利用当地的地理环境发展畜牧业生产，尤其是创造性地利用青海湖环湖草场和湖中岛屿的自然地理环境，引进波斯种马，改造鲜卑马，培育出龙种马，尤其是名马“青海骢”，成为千古称道的典范。
考古学家在青海德令哈巴音河南岸的郭里木古墓中意外地发现了一组吐谷浑人棺板画。画面展示了一位吐谷浑可汗与中亚、西亚的客人把酒言欢的场面，而在他们旁边，一群商人们正整理着驼队，一峰满载货物的骆驼占据了画面中央。
就在吐谷浑抵达青海湖流域70年后，又一支拓跋部鲜卑西迁到青海东部，先后建都乐都、西宁，史称南凉。南凉联合戎人、羌人和汉人，在原有的牧业基础上在河湟地区发展河谷农业。
只可惜在与西秦的斗争中失利，南凉三兄弟中长兄秃发乌孤酒后骑马摔成重伤，不久去世；次兄秃发利鹿孤（即康王）设博士祭酒，开科取士，但在位3年就去世了。三弟秃发傉檀穷兵黩武，他迁都乐都后，都城（今乐都大古城）被西秦乞伏炽盘所破，连他的太子武台也做了俘虏。南凉王朝先后只存在了19个年头就覆灭了。
英雄都已归黄土，气凌山岳常峥嵘。
偏居一隅的吐谷浑立国长达350年，甚至在魏晋南北朝及隋末战乱中难得的保持了祥和和安宁，直到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被崛起的吐蕃所灭。
鲜卑族对青海的影响极其深远。鲜卑语青海湖，音“屈海（青海）”，又因鲜卑所居，被称之为“鲜海（仙海）”。此后仙海与昆仑山、西王母神话传说相联系，脉脉温情的青海被赋予浓厚的神话人文意蕴，成为中国人膜拜的圣地。
四、丝绸之路与唐蕃古道—穿越千年时光的寻觅相传，三千多年前的一天，周穆王曾驾着八骏之乘拜访西王母。两人在瑶池（青海湖）相互唱和，并互致祝福。周穆王为什么要万里迢迢来见青海？大概与夏朝后羿拜访西王母的目的一样，名为求取长生不老之药，实为争取西部部落集团政治军事支持。
周穆王出访时一定是带领了庞大的企业家代表团，因为他带去了丝绸品种就有很多，而且都很珍贵，有帛、贝带、朱、锦、组、珠丹、朱丹等。从双方宴会杯觥交错、赋诗唱和的盛况看，双方达成了合作协议，可能还签订经济贸易协定。周穆王见西王母，无疑开辟了最早的丝绸之路。
今天，考古人类学研究已经证明在很久以前，就有一条古老民族迁徙的“羌戎走廊”的存在。早在几万年前，人们就已经沿着这个走廊进行着大规模流动。从秦汉时起，随着地区性的行政建制的设立，这条古道上的民族交往日益频繁，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火不断，汉朝开辟的河西走廊被阻断，随着吐谷浑的兴起，溯湟水而上，翻日月山，沿青海湖南北两岸西行的青海丝绸之路由于经贸繁荣而被人们所熟悉。
《北史》和《周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公元551年，吐谷浑的第18代国君向北齐国派遣了一支使团。西魏的军队探听到这支队伍回归的路线和时间，在凉州以西的赤泉袭击了他们，俘获了吐谷浑使团的将军以及经商的胡人240人，骆驼、骡子600头，杂彩丝绢数以万计。吐谷浑一次就护送如此庞大的商队，可见其当时中西方商贸交流中的实力与地位。
柴达木盆地东缘和共和盆地曾经一度是两汉以来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驿站，上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曾发现都兰县境内夏日哈到巴隆之间二百公里狭长地带就有二百多座唐代吐蕃古墓，在这些古墓中出土了大量的波斯金银钱币和丝绸织品，灿烂夺目的锦缎丝绸勾勒出青海丝绸之路曾经的繁荣和辉煌。都兰丰厚的地下遗存，可以说它就是青海丝路曾经岁月的沉淀。
这条古道还连接了另一条通往江南的河南道，北起河湟，中经川西，南至成都平原。河南道既是吐谷浑政权统治时的官道，也是历代青海河南及吐蕃等西域属邦使臣和商人向中原朝贡万物和物资交流的往来通道，还是佛教僧侣前往西域或天竺等地朝拜的重要路线。
7世纪初，几乎同时，吐蕃和大唐在亚洲东部崛起，他们开始承接丝绸之路已有的繁荣。无数信使、将军、僧侣、商人、武士、游侠、旅行家……形形色色的人像接力般地来来往往于古道中。
相传当年文成公主辞别父母，远嫁吐蕃，离开长安以后，爬山涉水，历尽艰辛来到今天的日月山，由于离亲人和家乡越来越远了，不由得思念起远在长安的父母来。她想起临别时母亲送给一面宝镜时说的话：若怀念亲人时，可从宝镜里看到母亲。于是急忙取出“日月宝镜”，双手捧着照起来，不照则已，一看反倒吃了一惊。原来文成公主从镜子里看到的并不是母亲，而是自己满脸憔悴的愁容。公主悲喜交加，又想到联姻通好的重任，毅然将日月宝镜甩下赤岭。宝镜变成了碧波荡漾的青海湖，而公主的泪水则汇成了滔滔的倒淌河。这条古道被后人称为唐蕃古道。“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古道因文成公主渲染上温情脉脉的烟霭。
吐蕃杰出赞普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创造了文字，从汉地和泥婆罗引入了佛教。松赞干布在世时虽然还无法撼动大唐的强势，但他所奠定的强盛基础已为吐蕃后来的大扩张准备了条件。在文成公主入藏后，唐蕃实现了短暂的和平，但这并不能阻碍吐蕃扩张的脚步。吐蕃先后征服青藏高原上苏毗、白兰、党项、吐谷浑，在唐蕃青海战争中逐步占据了优势。特别是安史之乱后，吐蕃势力一度抵达渭河上游。
在吐蕃统治青海的一百多年间，强制推行民族同化政策。“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曾经生活在此的羌族、鲜卑族、汉族融入了吐蕃民族，并成为吐蕃对唐军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到现在，河湟流域的藏族还自称自己是“嘉西番”。两种含义：一是指受汉文化影响，二是指汉人的后代。
吐蕃的布防、大规模移民对宋代以后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地藏族、土族聚居区的最终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青唐梦—关于“佛子”和“大师”的故事公元842年，吐蕃赞普朗达玛被不满其灭佛政策的僧人所刺杀，吐蕃王朝崩解！青海进入无休止的战争当中。
为延续佛法,被后人称为“三贤哲”的藏饶赛、约格窘和玛释迦牟尼逃离西藏来到青海，在河湟收下一个19岁的少年穆苏萨巴为徒，法名“贡巴饶赛”，意思是通达佛教教义。他的出现，彻底改变青藏高原佛教零落凋敝的面貌。
他在青海东部建寺修塔，弘扬佛法，信者益众，信徒们尊称贡巴饶赛为“喇钦”，意思是“大师”。此时，就连西藏上层也听闻了贡巴饶赛的大名，资助鲁梅、楚臣、喜饶等10人前往宗喀也就是今天河湟地区习佛。藏传佛教史以这一年（公元978年）为“后弘期”的开始。这股自东路传来的藏传佛教复兴势力，史称“下路宏法”。
混乱的青海不仅渴望宗教带来的暂时安宁，更渴望新吐蕃的出现，直到一个人的出现，使这一愿望得以实现。这个人，是吐蕃赞普家族的后裔，他叫作：唃厮啰！
唃厮啰，这个名字在吐蕃语中是佛子（也有说是“王子”）的意思。这个在吐蕃人的心目中带有神圣灵光的王室后裔，就被带回了河湟。一个有着高贵血统的人又有了一个无比崇高的宗教身份，那对于青海各族来说，绝对就是个权威中的权威。
唃厮啰统合了宗喀地区的诸豪族大酋，整备起一支足以与北宋、西夏、于阗相抗衡的军政势力，保障了河湟地区的安宁。
贡巴饶赛兴教化、传佛法，引导宗喀地区的人心，稳定宗喀地区的社会秩序。唃厮啰以佛教权威整合吐蕃诸部，将宗喀地区的宗教文化事业推到颠峰。
唃厮啰定都青唐城，也就是今天的西宁。唃厮罗在青唐城西郊的青唐水（今西宁南川河）与宗哥河（即湟水河）交汇处的西部平原划出五六里的地方，建立了有房屋千余楹的大寺院，并塑起金身大佛像、十三极佛塔。唃厮啰不但自己本身信奉佛教，号称“佛子”，还在其处理政务的大殿旁，有金治佛像，高数十尺，饰以真珠，覆以羽盖，论布（大臣）们则在佛像前处理公务，融政教于一体。
僧人的数目增加了，僧人的地位也有所提升，更可间接影响乃至直接参与国政。河湟地区出现了许多规模宏大的寺院。在唃厮啰大力推动之下，藏传佛教的政教合一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佛子”与“喇钦”在不同层面上的分工合作，起了相互加乘的作用，使宗喀地区成为有史以来最繁荣昌盛的年代。
在唃厮啰治理河湟的几十年中，它恢复和保护了中西商路，促进了国际间经济文化的交流。青唐成了当时的国际城市，城内胡商簇拥，宝货山积，据《青唐录》载，城东定居的各国商人就有数百家之多。
在唃厮啰死后，河湟地区再次陷入混战当中，最后，在北宋和西夏的双重夹击下，宗喀王国因为内部的纷乱而为北宋所灭。
青海从公元842年内乱直到蒙古征服，在这漫长的三百多年中，一直处于黑暗的分裂时期。但是，唃厮啰对河湟地区统治时期却是这个黑暗时期中的一个闪光的阶段。以唃厮啰为原型的格萨尔王传说才会从宗喀地区往整个青藏高原流传开来，英雄格萨尔史诗传唱至今。
六、元明时期民族迁徙与移民—深藏历史背后的文化记忆与族群互动1227年, 蒙古大军承西征中亚的余威，进入青海，在青海东部建立土官制度，封土酋为土官，后在中央机构中设立宣政院管理藏区行政事务，开始了对青海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统治。
蒙古大军在西征过程中，把编为蒙古国的“西域亲军”、“诸道回回军”、“阿速回回军”、“阿儿浑军”“探马赤军”、“哈剌鲁军”等带到了东方，除了部分工匠、官仕、商人、学者、医师等外，大部分分散安置在了中国各地，人数逾百万。《明史·西域传》说,“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甚多”。当时甘肃,包括今青海东部在内。
撒拉尔人东迁,是在这一大潮流中被签发东来的浩荡队伍中的一支。他们远离家乡,历经千难万险，来到了黄河岸边今天的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不过,在民间传说中，撒拉族的东迁原因，被演绎成国王迫害的偷牛事件。
在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帝国的支持下，藏传佛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元朝时期，萨迦教派和噶举教派均得到过皇室的敬奉，势力臻于鼎盛。忽必烈即位后，奉八思巴为帝师，统掌天下释教并吐蕃事宜，凌驾于藏传佛教诸派之上。忽必烈之后的元代诸帝，皆奉萨迦教派高僧为帝师，任命萨迦教派僧人为统治青海的代理人。
明王朝基本上承袭了元代对藏区的制度和措施，改变元朝单一扶植某个教派的做法，而是“多封众建经分其势”，对有影响的佛教各派首领均加封号。最高的封号是“法王”，先后封噶举派得银协巴为“大宝法王”，封萨迦派昆泽思巴为“大乘法王”；次等封号是“王”，如“赞善王”、“护教王”、“阐化王”、“阐教王”、“辅教王”等；其下还有大国师、国师、禅师等名号。
藏传佛教教派林立，造成对经文的理解歧见纷呈，终于出现僧侣戒律废弛的现象。出生在青海湟中的罗桑扎巴即宗喀巴大师决心改革宗教流弊，他以戒为根本，整顿宗风，重塑道德伦理在佛教中的核心地位，使得佛教在雪域高原重放异彩。他所创立的教派被称为格鲁派，即黄教，成为藏传佛教重要教派，此后引入转世制度，就有了达赖和班禅两个活佛世系。
公元1370年，明军进入青海东部地区，实行卫所制，设立西宁卫，西宁卫下先后设立左、右、中左、中、前、后六个千户所,大规模屯田和驻军防务。当时军队最主要的来源是籍选，亦即垛集军，是由户籍中抽丁而来。军户出正军，但防守或屯种也由其出余丁供给。因此，全国各地的汉族大量进入青海河湟地区从事屯田或戍守。也有很多人定居下来，逐渐成为青海的主体民族。
青海民间广泛流传着一个传说，认为青海汉族是从“南京竹子巷”迁来的。“竹子”实为“垛集”，所谓的“竹子巷”或者“珠玑巷”据考证并不存在。故事的大致情节是：在明朝洪武年间的某个正月十五日，“南京竹子巷”的民众在演出社火时捆扎了一个大脚马猴，有位大臣认为侮辱了马皇后（隐射马皇后脚大而丑，当时的女人以小脚为美），朱元璋便将这些老百姓都发配到了西部。故事有多个版本，在青海民间至少流传了几百年。
至明末，地域辽阔、水草肥美的青海湖流域和青海西部吸引北方蒙古部落驻牧青海。 1636年和硕特首领固始汗南征青海，到 61岁时，固始汗完成了统一青、藏、康区的大业，成为青藏高原的最高统治者——“全藏三区之王”。他将首城迁到拉萨，在布达拉宫设无畏狮子宝座，作为自己的行政处所，囊括整个青藏高原的和硕特汗国从此建立。
蒙古封建主和格鲁派喇嘛们的联系不断加强，最终促成了五世达赖喇嘛与固始汗的结盟，格鲁派击败噶举派成为广大蒙藏地区占统治地位的教派。
明代，奠定了今天青海汉、藏、回、土、撒拉、蒙古族六个主体民族的根底。
七、清代的祭海与会盟—关于传统、信仰、权力与国家秩序清康熙五十六年(1716年)，新疆的蒙古准噶尔部派兵攻杀了和硕汗廷的拉藏汗，青海和硕特在西藏的势力全面崩溃，清廷顺势入藏驱逐出了准噶尔势力。在击溃了在拉萨的准噶尔入侵部队之后，清廷对西藏实行了直接统治。
固始汗的孙子罗卜藏丹津，想承袭祖业，继承汗廷王位的愿望彻底落空，乘康熙帝驾崩、雍正帝新立及清军撤防之机，悍然举兵反清。清廷很快平息了叛乱。
罗卜藏丹津之乱使清廷深刻认识到青海地理上与西藏、新疆犬齿交错及安藏必先安青，安疆必先安青的重要性，在平定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之后，制定了“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及“禁约青海十二事”，确定青海诸台吉游牧地界，依照内札萨克例，实行盟旗制度，在藏区实行千百户制度。派官员清查藏族各部落户口，划定地界，“因俗设官”，分别赐于千户、百户等头衔。由中央设置办事大臣进行管理。
清廷规定，西宁办事大臣总管青海蒙藏部落和地区政教一切事务，其中包括蒙古王公及札萨克的封爵承袭，藏族千百户头人的任免，各寺院活佛转世事宜；稽查各旗、部落的户口、牧畜、田亩；管理、控制蒙藏各旗、部的茶粮贸易；受理蒙藏两族间的各种纠纷和命盗案件；会同陕甘总督、驻藏办事大臣及四川督抚协调处置有关甘青、青藏及青川之间的有关事宜；定期查旗和主持祭海会盟。
祭海是承袭蒙古族的旧制，对普通蒙古人来说是信仰崇拜的一部分，但经过罗卜藏丹津事件后，清廷巧妙地将其转变为自身政权服务的一项机制，这是青海湖畔的祭海不再是属于纯宗教形式的，而被赋予了与会盟一样的政治使命。
有清一代，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西宁办事大臣都会准时主持由蒙古王公、藏族千百户参加的祭海仪式。按照祭海会盟日程安排，首日祭海，祭海仪式结束都会相应进行文艺娱乐活动，次日会盟，举行会盟及会宴。每次祭海前，西宁办事大臣作为主祭官，都要提前知照陕甘总督以便由其在所属的西宁道、西宁镇总兵、西宁知府等高级文武官员中选派一名陪祀官前往参祭。
乾隆年间西宁道佥事杨应琚纂《西宁府新志》曾就雍正之政评道：“西宁以弱系而悬极塞，由汉以来已内属，湟中自汉、晋、唐、宋、元、明来兴废无常，命名各异。改为郡，隶二县、一卫、一所，则我世宗宪皇帝(雍正)平定青海时制也。” 他又赞曰，世宗宪皇帝摧败罗布藏丹津之乱，“永定西陲”。“盛朝开辟既远”，青海“骎骎乎内郡矣”。意思是说，雍正后，青海建立了完整的中央管辖下的行政管理体制。
自雍正之后，长期遭受蒙古贵族压迫的藏族经罗卜藏丹津之乱后，逐渐摆脱了蒙古贵族的统治，经过雍正与乾隆年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到嘉庆年间，黄河以南的藏族大量迁居青海湖地区，到道光年间，藏族人口已经占到统治地位。到清咸丰年间，黄河以南的藏族部落刚察、汪什代海、千卜录、拉安、都受（今都秀）、完受（今完秀）、曲加羊冲、公哇他尔代等八族移牧于青海湖周围，形成了“环海八族”。
雍正十三年 (1735年), 清廷结束了延续近二千年的茶马互市制度，官方所用的马匹通过贡赋形式征集，茶马贸易转由民间经营。西宁等城镇成为民族贸易的中心，乾隆时就出现有山西、陕西等地商人办的商号、会馆。蒙藏各部与内地贸易地点由那萨拉 (今日月山 ) 改在丹噶尔，使丹地商业发达，人口增加，嘉庆、道光时商业十分兴盛，成为农、牧区之间贸易的重要市场。青海所产羊毛“西宁毛”因优良的品质，在国际市场广受赞誉。随着西方探险者和传教士的到来，青海逐渐被外部世界所认识。
八、民国风云—马步芳家族对青海的统治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一支较为特殊的武装力量，他们基本以家族、血缘和宗教为纽带，起于草莽，兴于乱世，在各种势力间纵横捭阖，一度占据了甘肃、青海、宁夏的全部，新疆的大部，几乎控制了整个西北。他们崇尚武力，嗜血好杀。战马和军刀，是他们对内对外永远行之有效的法宝。这支武装，就是西北马家军。
马家军发家史可以追溯到晚清。同治初年（1862年），受陕甘回民起义影响，临夏漠泥沟阿訇马占鳌率河州回、东乡等族群众起义。在左宗棠抚剿下，马占鳌与同乡马海晏、马千龄等人在广河太子寺战役后挟胜而求抚，乘胜降清，成为左宗棠平叛西北的重要将领，用同胞的鲜血向清廷证明了自己的“忠诚”。
马占鳌本人并没有当上什么大官，但他为自己的子女和部将马海晏、马千龄铺平了通往官场的道路。马占鳌死后，马安良继父职，马海晏死后，马麟继父职，马千龄死后，马福祥继父职。在民国初年，在甘青宁逐步形成地方武装割据势力，他们互为犄角、雄霸一方。马安良之子凉州镇守使马廷勷、甘州镇守使马廷贤，称为西军;绥远都统、宁夏护军使马福祥及其子侄马鸿逵、马鸿宾，称为宁马军；马海晏的儿子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及弟马麟，称为宁海军。
尤其是马麒先后担任西宁镇总兵、青海蒙番宣慰使、甘边宁海镇守使、青海省政府主席等职，在西宁延揽幕宾，着手组成起一套完整的官僚政治体系，“提倡实业，扩广土产，殖边实边，就地措款，注重人才”，受到北洋政府、西北军冯玉祥部和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1919年马麒通电反对英国侵略西康地区的西姆拉会议，挫败了英国策划“西藏独立”而划分“内、外藏”以分裂中国的阴谋活动，赢得了国内各族各界的广泛支持和响应。1929年1月1日，青海正式建省。
马麒生子三，长子马步青，次子马步芳。1931年，马麒因病去世，由其弟马麟代理省政府主席。不久，马步芳靠蒋介石的支持,独揽军政大权于一身，其实力得到快速扩充。1936年底，马步芳率部进攻红军西路军，犯下了累累罪行。抗战期间，马步芳派出一个骑兵师上前线，作战英勇，曾发生过马家军士兵不愿做俘虏，数百名骑兵投河自杀的壮举。1949年5月，马步芳被任命为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当“西北王”的夙愿。1949年10月逃往台湾。
从马占鳌起，诸马竞起。根据他们所处的年代、辈份以及力量的大小，以三十年代初为界线，有“老小五马”、“三马”之说。“老五马”，指的是马福祥、马麒、马麟和马廷勷兄弟。“小五马”，则为马鸿宾、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和马仲英。这其中，马鸿宾和马鸿逵是堂弟兄，马步芳和马步青为胞弟兄，马仲英则与马步芳兄弟为近族弟兄。但能够被后人印象深刻的是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甘肃马鸿宾三人，三人作为最有实力的军阀，实现了“西北三马”的政治组合，一定程度上，占据了40年代中国大西北的历史舞台，用“铁血”实现了解放前对于大西北的军阀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