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秦国的秦孝公即位以后,决心图强改革,便下令招贤。商鞅自魏国入秦,并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
于是,便任他为左庶长,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以“废井田、开阡陌,实行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为主要内容的变法。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集权国家。
但是,任何一件事,都会有其正反两面效果,商鞅变法就是一个经典案例。
它富强了秦国,也给秦朝后来覆灭埋下了“仇恨”。学者们每每讨论此问题时,似乎更倾向于它的负面效应,认为:此举不但固化了阶级,还给后来者提供了效仿的榜样。
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吏治”,一切都按“法”来。那时天下学术流派很多,为何只有秦国敢于实践?这并非是商鞅口才好能说动当时的秦孝公,而是对方已经有了一个想法的雏形,想壮大秦国实力。那时的秦国偏于西北一角,中原的几个大国还真没将其真正放于眼中。
商鞅的这个“吏治”观点,从历史长远的发展角度看,是符合一个社会发展需求的,只是他更注重于刑律的残酷。也许在他看来,人性并非善良,不用这些刑律,没法治理好一个国家。所以,他颁布的法律中有“连坐”,这何尝不是一种惩罚性的刑律,一人有罪,整个家族都遭殃,而这条刑律一直用到清朝。
他的这些规定颁布后,除了那位秦孝公的支持,从上到下几乎没人赞成,他后来为何遭遇“车裂”?他连太子老师的鼻子也敢割。“连坐”已经让大家心中不安,商鞅还鼓励大家“告密”,这可是有奖励的哦,就和那些上战场杀敌一样,犒赏颇丰。
也许在商鞅看来,这样才能让大家“听话”,这样才能巩固君主的统治。商鞅变法其实是奖罚分明的,告密有奖,取敌人首级有奖,后来秦兵作战凶猛,和这个不无关系。而在内,严酷的刑罚在那,大家只能安稳干活,甚至将农民的户籍变成了终身制,不得经商,否则代价是妻女充为官奴。
农民户籍制度的执行,若是从国家战略层面看,商鞅此举具有很长远的眼光。就算是放到今日,粮食也是国家的根本,很多国家给农民发各种福利就是常态。但是在古时,农民的地位很不高,估计就算商鞅来一个什么“种粮有奖”,应该都没有什么人积极响应,不然他为何要出台法令,限制农民经商?
没有谁不希望自己的社会地位被提高,生活越来越好,但是,在阶级分明的社会中,上层的人们是不希望看到阶层的流动,所以,商鞅的这条规定,是符合上层的意愿,但却害苦了农民。他们只能世代为耕,那时没有科举制度,农民只能靠着土地维持生计。
商鞅做的所有一切,自然是为了维护秦国统治者的利益,百姓在他眼中,不过就是为国家服务的一个群体。为了这种统治,他将生命看得很轻,这一点倒是包括所有人。商鞅估计就没有仔细想过,为何其他国家的国君不欣赏他的做法,在大部分民众心中,他们希望的是一个“仁义”的君主,而不是动辄杀戮的恶狠狠的君王。这层“仁义”包含的意思很多,其中就有一点,是对人的尊重。
虽然,那时阶级有分化,但是,“以礼相待”给人的感觉似乎就填平了这个距离。为何后人频频喜用孟尝君的例子,他的那些食客中,有文人,也有鸡鸣狗盗之人,引用这个故事不是说孟尝君有多么求贤若渴,而是证明人的能力有时真不看出身。商鞅变法的确让秦国很快强大,而且,国内的法学氛围一直延续到秦始皇,他统一六国后,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强化了皇权。
而且,秦国之前的那套“吏治”,这时则是全国性的推广。对于那些亡国的民众来说,此时没有等来善意的安抚,而是毫无人情的刑律“管教”,没人会甘心接受,这时秦朝看似表面安静,内里却是早已凶潮涌动。秦朝快速地退出历史舞台,让史学家有了研究的焦点,这个残酷的商鞅变法,究竟是强国之道?还是祸国之灾?
秦国经历了强国之路,一统天下。似乎从这一点看,没人会否认商鞅对秦国做出的功绩。那么后来秦朝的覆灭,商鞅又要担负多少责任呢?看看后来李斯的一些做法,李斯建议天下读书人,不必看儒学的经典,学学“法”就够了。
一脉相承的“专制”,不给人任何可以自由地选择。就如当年商鞅将农民禁锢于土地的做法一样,后来秦国连大家看什么样的书,都要管制,这样不就彻底得罪了天下人么?这么看来,商鞅应是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似乎从他开始,埋下了一个祸患。
但是,后来的君王们,似乎很乐意将秦国的一些治国经验,拿来自己用,只不过将儒学奉为经典罢了。也许应该这么说吧,单看秦国到秦朝的历史,商鞅变法,似乎功过相抵。但是看这2000年的历史,祸国的更主要原因,应是统治者从没将民生真正放于心上。
参考资料:
【《史记·商君列传》之《更法》篇、《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