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叙事当中，詹姆斯一世似乎是一个活在“童贞女王”阴影中的继任者：比起好战的伊丽莎白一世，他不思进取而又挥霍无度。此外，他对于“君权神授“理念的执念又使他作为一名专制君主而声名狼藉。极度崇拜父亲的查理一世试图在方方面面上都模仿自己的父亲，最终却使英格兰走向了内战，自己也殒命白厅。查理一世的悲惨结局无疑也影响了詹姆斯的风评，好像早在他的统治下就已经埋好了内战的祸根。因此，詹姆斯一世长久以来也一直被看作是一个专断而无能的失败统治者。然而近年来，英国的一些历史学者开始重新审视詹姆斯一世一朝的统治，并对他的政治方针给予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评价。他们认为：詹姆斯一世明智地从不能带来收益的欧洲事务中抽身，并借助自己灵活的外交手腕在欧陆大国间保持着平衡；尽管詹姆斯一世是君主专制的鼓吹者，然而他在非关键的事务中并不会插手太多，和议会的冲突也往往以詹姆斯一世个人的让步为告终；在二十多年的休养生息中，英格兰的实力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詹姆斯一世）
一、詹姆斯一世的即位与《伦敦条约》的签订
随着英格兰在1588年击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伊丽莎白女王的名望达到了最高点。然而这场战斗只是接下来持续十五年的漫长战争中的一出插曲，与西班牙帝国在爱尔兰与欧洲大陆的战争把英格兰拖进了泥潭。随着战争的进行，女王的声望也就越来越低。到了1603年她去世的时候，她为了詹姆斯一世留下了高达四十万镑的债务与一场看不见希望的长期战争。
在伦敦，詹姆斯受到了难以想象的欢迎。女王统治晚期的政治高压与财政危机使得不同阶层的英格兰人都厌倦了她的统治，而詹姆斯的即位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想象空间。平民阶层希望詹姆斯一世结束与西班牙的战争，使英格兰恢复到战前的繁荣；部分天主教徒则幻想詹姆斯一世能继承他母亲的信仰，结束英格兰对天主教徒的迫害；以罗伯特·塞西尔(Robert Cecil)为首的伊丽莎白一朝元老则寄希望于在詹姆斯的新政府中能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当然，詹姆斯一世的即位也并不能算得上是一帆风顺，在詹姆斯前往英格兰加冕的过程中爆发了几场小规模叛乱。凭借着伊丽莎白留下的欧洲顶尖的间谍网络，罗伯特·塞西尔火速瓦解了叛乱，实现了王权的和平交接。
（罗伯特·塞西尔，第一代索尔兹伯里伯爵）
尽管詹姆斯一世临行前与苏格兰议会曾经立下了定期返回苏格兰执政的协议，但终其一生他只回到过苏格兰一次。作为一个极度铺张的君主，富庶的英格兰的生活环境无疑更能满足他的需求。而厌倦于伊丽莎白统治的“小家子气政府“的英格兰人也乐于看到这样的烟火气息，仿佛君主的铺张印证着王国的繁荣。似乎只有天主教徒失望于詹姆斯一世的和平登基，他们原本希望能够改善自身的境遇，但詹姆斯一世显然对于天主教臣民的遭遇并不关心。更讽刺地是，随着王室负债的增加，对天主教徒的经济压迫也变得越来越严重。1605年，以罗伯特·盖茨比(Robert Catesby)与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为首的一伙天主教反叛者密谋在议会开会时炸死詹姆斯一世以及英格兰的新教议员。罗伯特·塞西尔在反叛者的密谋阶段就得知了这一阴谋，他却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纵容密谋者完成了准备工作，直到密谋执行当天才派手下抓获了执行计划的盖伊·福克斯。盖伊·福克斯和他的同党（罗伯特·盖茨比因为拒捕被杀）最终被公开以叛国罪处决，英格兰天主教徒的遭遇也每况愈下。
（盖伊·福克斯和其他密谋者，右三为盖伊·福克斯）
对于自己新继承的这个王国，詹姆斯一世有着和伊丽莎白截然不同的想法。自诩为“真正基督教信仰守护者”的伊丽莎白向欧洲的新教势力提供了大量的支持，并因此把英格兰卷进了战争的泥潭。尽管詹姆斯一世同样算得上是一个信仰狂热的君主，然而他更乐于让战斗停留在纸面上，毕竟这也有助于他打造自己“最有学养的基督教君主”的人设。此外，詹姆斯一世对于继承伊丽莎白“新教领袖”的衣钵兴趣寥寥，过去十八年的战争已经证明了尼德兰与法国的胡格诺派并不情愿承认英格兰的宗主权威。作为一个新生的共主邦联的统治者，詹姆斯一世发明了一套新的意识形态用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他开始在文书中频繁地使用“大不列颠之王”的自称，试图将英国三岛塑造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因此，与西班牙的战争对于他来说也就显得百害而无一利：在欧洲的战事不利于英格兰的国家利益，而西班牙对爱尔兰叛乱的支持却在动摇着他的“不列颠共同体”的根基。
1604年，在罗伯特·塞西尔的斡旋之下，詹姆斯一世与西班牙的菲利普三世签订了《伦敦条约》。条约规定：英格兰应当停止对尼德兰的军事、财政支持，并停止对西班牙商船的海盗袭击；作为交换，西班牙将放弃对爱尔兰叛军的支持，并承认英格兰新教国王统治权的正当性。尽管在当时的英格兰人看来，詹姆斯相比于菲利普三世做出了更多的让步。然而对詹姆斯一世来说，《伦敦条约》仅仅是他对西班牙外交政策的一个开始。在接下来的统治中，詹姆斯一世一直试图以子女的婚姻作为筹码一劳永逸地解决英格兰与欧洲大陆的宗教分歧，进而实现他基督教国王典范的政治抱负。
作为一个志在成为基督教美德典范的国王，詹姆斯一世在即位之初就不得不重新审视伊丽莎白给他留下的两项遗产：持有皇家执照的海盗与对奥斯曼土耳其的贸易关系。受《伦敦条约》的限制，皇家海盗已经不能再通过劫掠西班牙商船给王室带来利润，詹姆斯一世本人也出于道德原因对海盗行为十分厌恶，不再受到王室支持的英国海盗迅速地衰落了下去，像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这样的前海盗也将眼光投向了殖民活动。而另一方面，詹姆斯一世在即位之初公开地谴责与土耳其人的外交关系，宣称：“即便是为了维护商人的利益，我也不会做有违基督教君主身份的事情。”然而在巨额债务的压力下，他很快意识到黎凡特公司对土贸易所带来的巨大利润，因此他给予了黎凡特公司诸多特权。
二、“西班牙和亲”的背景：詹姆斯一世与议会的关系
在亲政之后，詹姆斯一世通过利用苏格兰新教派与天主教派贵族之间的派系斗争确立了自己的绝对统治。借由模仿伊丽莎白的统治模式，詹姆斯一世利用亲国王的贵族议会的支持在苏格兰确立了主教制，将王权压在了教权之上。然而到达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很快地发现自己在苏格兰的政治手腕并不能在英格兰行得通。尽管英格兰政府拥有比苏格兰大得多的权力，也无需担心地方的政治势力，但国王的权力却受到了层层限制。此外，伊丽莎白留下了的贵族议会高效、统一且根深蒂固，以詹姆斯一世的政治手腕显然不足以在英格兰推行绝对王权。因此，像他在其他方面的作为一样，詹姆斯一世对英格兰议会采取了更为灵活的态度。
由于一手策划了詹姆斯一世的继承以及化解了“火药阴谋“，罗伯特·塞西尔成为了詹姆斯一世的心腹宠臣，詹姆斯一世常常利用他来斡旋自己与议会的冲突。由于英格兰的特色国情，英王征收赋税的权力实际上掌握在议会手中，如果不能得到议会的准许，国王便不能随意征收赋税。受物价革命的影响，王室借由田地收租获得的收入严重减少，因而詹姆斯一世也就无法获得足够的收入来填补伊丽莎白女王留下的巨大缺口。此外，詹姆斯一世个人爱好奢靡，在王室亏空四十万英镑的情况下仍有为了一夜的假面剧（masque）豪掷一万镑的事迹。仅仅统治了四年之后，王室的负债便从四十万英镑上升到了近百万英镑。考虑到詹姆斯一世的这四年统治中没有卷入任何战争，这显然是不可思议的。无法通过增加赋税来获得财政收入的詹姆斯一世因而和议会陷入了冲突，而当他重申君主的绝对王权时，却受到议会基于都铎法的强烈抵制，于是在1610年他第一次强制解散了议会。夹在国王和议会中间的塞西尔试图缓和双方的矛盾，就在1611年提出了著名的《大协定》：协议要求国王向议会出让几项特定的封建权力来换取议会给予大量的年金。在多次协商之后，国王最终拒绝了议会的提议。而心力交瘁的塞西尔在第二年过世，从此詹姆斯跟议会之间再也没有能像塞西尔一样有力的斡旋者。
由于英格兰和苏格兰议会体制的差异，詹姆斯一世并没有完全地理解英格兰议会的运行机制，因而在与议会的较量中处于下风。他所倚重的伊丽莎白留下的重臣仅仅代表着议会上院的力量，即便他赢得了大臣们的支持，无法取得下院支持的他还是会在交锋中败北。其次，他对于两位男宠（萨默塞特伯爵与白金汉公爵）的放任使他逐渐丧失了上院的影响力。于是失去了议会支持的他往往只能以关闭议会作为手段度过危机。
（詹姆斯一世的宠臣，白金汉公爵。他在与法国的战争中被手下军官刺杀）
然而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之下，詹姆斯一世在与议会的谈判中会以适度的妥协为策略实现自己的部分目的。以“伊丽莎白公主和亲“事件为例，国内的贵族希望伊丽莎白公主与本国贵族结婚，而同情天主教的安妮王后则希望伊丽莎白与天主教王室联姻，詹姆斯一世利用两派势力的争端，最终力压众议将伊丽莎白公主嫁给了信奉新教的”冬王“腓特烈五世。而在”西班牙和亲“破裂前夕，对国王极度不信任的议会提交了”大抗议书“，要求詹姆斯一世将制定宗教政策与外交方针的政策交给议会，并开除渎职的大法官培根。詹姆斯一世首先答应了议会的次要条件，罢免了培根的大法官职位，分化了议会中的反对势力，最终得以在第二年强行关闭议会，解决了王权危机。
总的来说，詹姆斯一世与议会的斗争虽然有时剑拔弩张，但冲突仍在可控的范围之内。詹姆斯一世会适时地向议会做一些退让，以便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议会也会对詹姆斯一世投桃报李：詹姆斯一世关于绝对王权的演说以及对“不列颠共同体“的政治宣传其实在议会并不受欢迎，然而只要詹姆斯的举动仅仅停留在言语层面，他们也不会对詹姆斯加以干涉。然而詹姆斯对议会的斗争最终也埋下了恶果：随着议会势力的萎缩，当威尔士亲王查理与白金汉公爵以因年迈失去了控制力的詹姆斯的名义开战时，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们了。
三、“和亲”：詹姆斯一世的欧洲战略
在《伦敦条约》签订结束之后，詹姆斯一世就一直试图在英格兰与欧陆势力之间构建一种长期的战略平衡。詹姆斯一世起初的打算是要为威尔士亲王亨利迎娶一位天主教公主，同时再将伊丽莎白公主许给有实力的新教诸侯。《伦敦条约》所缔结下的和平还十分脆弱，在詹姆斯一世看来，长期的和平只有通过基督教内部的宗教和解才能实现。
在天主教列强中，詹姆斯一世对于西班牙有着更多的好感，因而这也使得英格兰与法国的关系变得微妙。1605年1月6日，詹姆斯一世为了庆祝他登基以来的首个“第十二夜”，在老国宴厅举办了一出名为《Themasque of blackness》的假面剧，他邀请了西班牙与法国大使坐在自己的两侧观看。提前获知了自己被安排在国王左手边的法国大使认为自己受到了轻慢，便称病没有前去，法国大使的座位于是被留给了威尼斯大使。值得一提的是，假面剧本身也是詹姆斯政治宣传的工具，原本发源于威尼斯的假面剧被英格兰人改造的更为奢靡，詹姆斯一世把这种奢侈的演出视作是向各国使节宣示英格兰国力的机会。此外，假面剧的内容也给了詹姆斯一世输出官方意识形态的机会：在《the masque of blackness》中，本·琼生（BenJonson）夸耀不列颠尼亚的土地远比卢西塔尼亚和阿基坦尼亚美丽，而詹姆斯一世则被他直接比作是“不列颠的太阳神”。尽管詹姆斯一世的“不列颠共同体”理念并没有给西班牙大使多深的印象，贡多马尔伯爵在回报菲利普三世的信件中详尽地记录了这场舞会的细节，近十个小时的狂欢让西班牙大使过目难忘。
（The Masque of Blackness中的服饰，安妮王后也在剧中扮演了尼日尔河神的女儿）
首先被提上议程的是威尔士亲王亨利和伊丽莎白公主的婚事。然而在1612年，年轻的亨利突然染病去世。亨利突如其来的死亡让詹姆斯一世的联姻计划变得更加复杂。从继承顺位上来说，詹姆斯一世的继承人变成了约克公爵查理，而第二顺位继承人则是即将出嫁的伊丽莎白公主。只要查理像他的哥哥一样意外去世，英格兰就有可能落入伊丽莎白未来的丈夫手中。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议会试图劝说詹姆斯一世让伊丽莎白公主与本国的新教贵族结婚，而安妮王后则更中意从天主教王室挑选伊丽莎白公主的丈夫。怀有整合基督教世界的抱负的詹姆斯一世最终选择了德意志的新教领主，巴拉丁选帝侯腓特烈五世。在腓特烈的总管以及选帝侯本人出访英格兰后，詹姆斯最终敲定了伊丽莎白与腓特烈的婚事。
然而随着伊丽莎白与腓特烈结婚，查理王子的亲事也就变得更加重要。为了避免国家落入外人之手，查理王子需要尽快结婚并立下继承人。于是詹姆斯一世开始与西班牙协商查理王子与哈布斯堡家族的玛丽亚公主的婚约。然而，与詹姆斯天真的模范君主幻想相比，哈布斯堡王室的考虑要谨慎得多。一方面，贡多马尔伯爵对詹姆斯的提议表现出了十分的热情；而另一方面，哈布斯堡王室却在考虑如何凭借这次婚姻使英格兰重新回归天主教的怀抱。哈布斯堡王室的考量当然与詹姆斯一世的计划有着本质上的冲突，詹姆斯一世只将与西班牙的和平看作是保障英格兰独立性与话语权的一种手段，带领英格兰改信天主教并不符合他自身的利益。在贡多马尔的拖延策略影响下，菲利普三世与詹姆斯一世并未意识到对方的真正动机，而在误解中关于和亲的谈判也在艰难地进行着。
1619年，波希米亚王国爆发了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的起义，巴拉丁选帝侯腓特烈五世被推举为新的波希米亚国王。尽管一度取得了波希米亚的王位，腓特烈很快被帝国军队击败并被逐出了普法尔茨。尽管逃亡到了尼德兰的腓特烈试图向自己的岳父寻求帮助，然而执着于与西班牙联姻的詹姆斯一世无视了腓特烈的请求，并拒绝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詹姆斯一世与腓特烈的关系也因此到达了冰点。然而在西班牙的局势对于詹姆斯一世也并不能算得上乐观，随着贡多马尔伯爵的失势以及强硬的奥利瓦雷斯伯爵的上台，西班牙人的态度也变得越来越坚决：他们只有在查理一世皈依天主教的条件下才肯答应这门亲事。1623年。不甘心于失败的查理王子伙同白金汉公爵微服出访西班牙，然而却在对他们充满疑心的西班牙人那里受到了冷遇，谈判最终也因此正式破裂。不甘心受辱的查理王子于是怂恿已经逐渐失去控制力的詹姆斯一世对西班牙宣战，而查理王子则在1625年改而迎娶了法国的亨利埃塔·玛丽亚公主，并与法国结成了短暂的盟约。仅仅两年之后，英法就因为胡格诺派教徒的宗教争端爆发了战争。
从结果上来看，“西班牙和亲”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詹姆斯的目标，使得英格兰得以在欧洲各国征战的年代平稳地发展。然而“西班牙和亲”也显著地影响了詹姆斯与议会和民众的关系。在1615年之后，詹姆斯一世就因为宠信英格兰人民所憎恨的白金汉公爵而面临着显著的声望下滑。三十年战争的开启又使民众觉得詹姆斯对于天主教国家过度软弱。1621年爆发的“大抗议书”就是议会这种不满的一种体现：下院议员出于对国王的不信任集体上书要求他交出制定宗教、外交政策的权力。即便是在1622年强行解散了议会，詹姆斯也不得不屈服于压力，在次年对西班牙宣战。詹姆斯一世留下的外交乱局最终被查理一世所继承，而缺乏詹姆斯一世一样的外交手腕的查理一世最终与欧洲大陆的关系极度恶化，他也永久地失去了议会的支持。可以说，詹姆斯一世的外交策略最终还是为查理一世制造了一个他力所不及的战争泥潭出来。
提交大抗议书
四 、受“西班牙和亲”影响的文学创作
尽管起初受到了民间的支持，詹姆斯一世宠幸廷臣的作风迅速降低了他的声望。1608年，詹姆斯与议会开始就国家的财政问题讨价还价，谈判未能解决的矛盾最终导致他在1610年第一次关闭了议会。在这期间，英格兰民间开始涌现了不少暗讽詹姆斯一世无能宫廷的戏剧作品，以约翰·马斯顿(John Marston)改编自《一报还一报》（Measure for Measure）的《法翁》(Fawn)为最。盛怒的詹姆斯下令将马斯顿关进了伦敦塔，民间改编的风气因为受到打压也开始变得低迷。
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就创作于这个时期。学界长久以来一直认为普洛斯彼罗的统治理念即是詹姆斯一世“君权神授”主张的影射，莎士比亚因此也被认为是“君权神授”的支持者，这种观点严重地限制了对莎士比亚政治戏剧的解读。上世纪90年代，唐娜·汉密尔顿（Donna Hamilton）在《维吉尔与<暴风雨>》系统地探讨了莎士比亚对于理想统治者模式的思考，并将詹姆斯的统治理念与维吉尔的理想君主进行了对比。汉密尔顿认为：莎士比亚并不一定完全同意詹姆斯一世的主张，詹姆斯的统治模式则更像是莎士比亚探讨理想的统治者形象时所推出的有瑕疵的范例。换而言之，詹姆斯理念的漏洞以及从中衍生出的问题才是莎士比亚想要讨论的核心。此外，在《暴风雨》中也有对伊丽莎白公主大婚的影射，借由那不勒斯公主克拉利贝尔（Claribel）婚姻所导致的政治危机，莎士比亚同时影射了伊丽莎白公主的婚姻所可能带来的继承问题。这样的影射从现实意义上也质疑了詹姆斯一世所推崇的家长制与神权复合的王权理念。
到了1620年，“西班牙和亲”已经越来越无望，而詹姆斯对于德意志新教盟友的袖手旁观也使得英格兰民众对于他的信仰产生了质疑。激进清教徒托马斯·斯各特（Thomas Scott）出版了一本名为《人民之声》（Vox Populi）的小册子攻击西班牙政府与贡多马尔伯爵的作为，斯各特的矛头也暗地里指向了受人愚弄的詹姆斯一世。在身份暴露之后，斯各特立刻逃往联省共和国的乌特勒支避难，他被任命为当地的随军牧师，并继续通过小册子的形式对英格兰的社会现实发表政治评论。斯各特的政治书写在P.G.Lake的眼中是英国清教革命具有历史意义的开端：在伊丽莎白时代留下的宪政框架中，直接针对国王政策的攻击显然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在失败的“西班牙和亲”影响下，激进地敌视西班牙并主张祛除英国国教中天主教元素的清教开始抬头，并开始冲击伊丽莎白一朝留下的主流价值体系。根据Lake的看法，都铎时期盛行的王权与宪政之间的斗争在此时已经开始转化为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与地方之间的矛盾。象征着伊丽莎白留下的新教主流价值体系的上议院贵族阶层在议会中的力量逐渐被来自于地方的士绅阶层所压过（在后者中清教徒有着极大的影响力）。由于英格兰特殊的政治体制，国王税收的权力始终掌握在下议院手中，而财政上捉襟见肘的詹姆斯一世哪怕获得了上议院的支持，也没法在与议会的周旋中取得上风。而为了取得自己急需的财政援助，詹姆斯一世不得不使用英格兰封建传统中国王的绝对权力（Prerogative）与议会对抗，甚至是解散议会。
根据洛克的说法，英格兰君主所拥有的“绝对权力”（Prerogative）这项权能源自于社会历史，借助父系的权威予以施行。这在斯图亚特王朝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当时的保皇党罗伯特·菲尔默（Robert Filmer）在当时曾经写有《父权制》（Patriarcha）一书，并将君主所拥有的权力直接追溯自亚当所拥有的父权。然而，在实际的执行中，君主的“绝对权力”必须慎重使用并受到层层限制：洛克将这一过程形容为“在法律、政府与王权间寻求妥协”。正是因为受到这样的约束，英格兰国王也很少滥用自己的“绝对权力”。相比于后来的查理一世，詹姆斯一世对于王权的使用也尚在法律所约束的范围之内。然而，他所使用的“绝对权力”（Prerogative）的来源是他的个人权威，当他的个人权威因为“西班牙和亲”的失败而跌落至冰点时，清教徒所掌控的下议院的权力也会随之膨胀。或许可以这样说，尽管詹姆斯一世反战的外交政策在当时算得上是审慎甚至是明智，但是“西班牙和亲”的失败无疑加速了清教革命的进程，并为后来的英格兰内战埋下了祸根。
约翰 洛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