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 发展了桐城派的散文理论。它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曾国藩见随着时代的发展，桐城古文的"空疏"之弊愈来愈严重，即所谓"有序之言虽多，而有物之言则少"。于是，主张"文章与世变相因"，并在姚鼐"义理、考据、文章"三合一的文学主张基础上，另加"经济"一门，而成四合一，以"经济"统帅之；将"经济"并于"义理"之中，"以理学经济发为文章"，这样，以义理规范经济，使经济不离义理的轨道；以经济充实义理，再佐以考据、辞章，写出来的文章就会充实、饱满。
故曾门弟子誉其为"扩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于一涂，挈揽众长，轹归掩方，跨越百氏"。这里的"经济"，也就是"经世致用"。与其说它是曾氏对姚氏思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不如说它是曾氏直接从姚莹那里承继而来。其二，提倡"博雅雄奇"的风格，以克服桐城古文"雅洁"之不足（规模狭小）。曾国藩曾声明："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又强调说："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
他善于学习古人和同时代人的长处，并形成自己的特点。他在《杂著》中认为，庄子的风格"诙诡恣肆"，扬雄、司马迁的风格则"瑰玮俊迈"，而能兼备二者之长的是韩愈。因此，他以韩愈为榜样，兼取众家之长而为己用，追求一种雄放瑰玮的文风。这种文风对坚持清淡简朴风格的桐城派来说，无疑是一种重大冲击。
第2， 编选《经史百家杂钞》以补救《古文辞类纂》的缺陷，扩大了学习源流，为文章写作提供了新的标准和范本。集中既选入辞赋之类的文章，以增加古文风格的色彩，使文章声调铿锵，富于节奏感和音乐感，呈现出一种骈散相间、奇偶交错的宏阔气势。又选录史传之类的文章，以增强文章记叙铺张、崇实尚用的特色，使文章写得扎实而又灵活。曾氏广收博取，持论较姚氏宏通，亦合乎实际，有利于散文创作的发展。
第3， 新组织培养了一支阵容强大的文学队伍。曾国藩为适应清王朝统治形势的变化，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统治，利用他的地位、名望和影响，凭借桐城派这面旗帜，多方面罗致人才；而大批文人学者亦纷至沓来，聚集其麾下，真可谓"一时为文者，几无不出曾氏之门"，成为一支围绕在曾氏周围的重要的政治、文化方面的力量。
据薛福成在《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中说，当时聚集在曾氏周围的幕府宾僚共有83人。这些人或为朋友，或为幕僚，或为弟子，除十数人不以文学见称外，其他都是当代知名文士，著名的如俞樾、莫友芝、高心夔、孙衣言、吴敏树、郭嵩焘、李元度、张文虎、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方宗诚、汪士铎、王闿运、刘蓉、王先谦等。一时人才济济，传为美谈。
若论政治思想，曾国藩是反动的，历史已有公论。但他善诗工文，堪称桐城——湘乡派的代表作家。在他的文集中，有不少污蔑、攻击农民革命的反动文章，如《讨粤匪檄》之类；也写了不少表彰被太平军击毙的湘军将士的所谓"昭忠祠记"和碑志，如《金陵湘军水师昭忠祠记》、《湖口县楚军水师昭忠祠记》、《罗忠节公神道碑铭》、《江忠烈公神道碑》等，尽管对农民革命军颇多诋毁之词，但都能于记事之中，含褒贬之意；文笔简洁，叙事清晰，富有文采。曾氏还写过不少说理文章，如《原才》、《送周荇农南归序》等，皆层次清楚，章法严谨，而又说理透辟。
尤其是他还写过不少时务文，如《轮船工竣并陈器局情形疏》、《拟选聪颖子弟出洋习艺疏》等，以经世致用为前提，叙说详切，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与桐城古文不同。所以薛福成说：桐城派"流衍益广，不能无窳弱之病，曾文正公出而振之……以理学经济发为文章，其阅历亲切，迥出诸先生上"。吴汝纶也说：桐城诸老"独雄奇瑰玮之境尚少"，曾国藩"出而矫之，以汉赋之气运之，而文体一变，故卓然为一代大家"。
曾国藩之后，桐城—湘乡派的代表作家有所谓"曾门四弟子"，即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和吴汝纶，他们在散文创作方面都有建树。尤其是黎庶昌和薛福成，后来成为洋务派的著名人物。他俩都曾出使外国，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产生了维新思想。他们所写的那些政论和国外游记散文，表达了他们维新变法的思想，向国人介绍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将他们自认为"虽百世不能易"的桐城义法，也抛到了九霄云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