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鬼遇李逵，小巫见大巫
李鬼遇到李逵，这个比喻来自《水浒传》第四十三回“假李逵剪径劫单人”一节。在现实语境中，李鬼是反派角色，李逵是正面形象，但在《水浒传》中却并不如此简单。
《水浒传》中的李鬼，冒充李逵截道谋财，属于拦路抢劫，李鬼当然是劫匪强盗。被冒充的李逵，书中为他配的出场诗称：“他时大展屠龙手，始识人中大丈夫”，何况他又上了梁山，成了好汉。
如此说来，李鬼遇到李逵，的确如同现实中假警察碰到真警察。然而，李鬼这个反面角色的对立面未必就是正面角色。
此时的李逵，其实是负案在逃的朝廷要犯，在他回家乡沂水搬取老娘上山之前不久，作为江州监狱的法警，为了抢救陷身囹圄的同伙宋江与戴宗，他竟然伙同梁山强盗劫了江州法场，一路杀人无数，以致在他来到沂水县城西门外，城墙上还张贴着通缉他与宋、戴二人的官方布告。
在这样一个滥杀无辜，破坏法纪的凶徒面前，李鬼的行径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然而，接下来，李逵在从沂水县城到百丈村这段山路上，一定发生了角色冲突，也可能忘了几天前江州城里的血染法场，他可能忘了沂水城门的悬赏通缉，也许他真的以为自己是衣锦还乡的海外游子，因此才会居高临下、理直气壮、十分不屑地指责李鬼如何败坏了他的一世清名。
施耐庵的逻辑的确有些奇怪。北宋末年，似乎到处都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劫匪，比如、桃花山、清风山、黄门山、二龙山，这些成群结队的强盗，打家劫舍，抢人妻女，劫人钱财，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即使没有落草为寇的强盗们，如孙二娘、李立、张横等人，也是开黑店，设赌局，下麻药，设圈套，谋财害命，甚至以卖人肉为业，种种恶行，触目惊心。
而这一切竟然成为这些人的社会职业与谋生手段。他们在归并梁山之前或之后，却都成了施耐庵笔下的绿林英雄、江湖好汉，强盗的麇集之所，竟然成了聚义厅和忠义堂。然而，就是李逵这样的悍匪，却指责李鬼这样的毛贼，“我正是江湖上的好汉黑旋风李逵便是！你这厮辱没老爷名字！”大盗成了好汉，小贼成了劫匪。这就是《水浒传》的游戏。
庄子曾有名言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庄子·胠箧》）诚可谓古往今来之至理。在《水浒传》的世界里，在北宋朝廷看来，梁山草寇自然是贼是盗，于是屡次兴兵进剿，必欲灭之而后快。然而，真正对赵宋政权构成重大危害的恰恰是北宋君臣自己。宋徽宗赵佶在位期间，骄奢淫逸，挥霍无度，重用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邦彦这些奸臣，大肆刻刮民财，四处搜求奇石，以营造延福宫和艮岳，竟将他父亲宋哲宗留下的占当时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财富挥霍一空，由此可见，他们才是真正的窃国大盗！仅仅为了这个“花石纲”，“北宋六贼”媚上邀宠，糜费官钱，百计求索，连年不绝，百姓备遭困扰，中产迭遭破产，甚至卖子鬻女以供索取，以致百业凋零，生灵涂炭，终于方腊起义在前，金兵南侵在后，内忧外患之中，北宋政权顷刻土崩瓦解。
李鬼之于李逵，梁山之于朝廷，对于社会与民众的危害，都是劫匪，都是强盗，这是不待言的，二者的区别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小巫见大巫”而已。历代的史册都是掌权者编纂的。为了维护朝廷的统治，为了文饰官方的形象，对于政权的更迭，对于王朝的鼎革，往往寻找一些替罪羊。
李逵可以理直气壮地指责李鬼为匪，朝廷更是义正词严地指责梁山为贼。于是在人们的印象中，所有的负面新闻，所有的不法行径，不可能产生于富丽堂皇的庙堂，不可能滋长于道貌岸然的官员，如果有之，也只能是如同李鬼这样的不法分子、下层人物乃至临时工或此类的假冒者，借以维护其实“地球人都知道”的“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正面形象。
李逵自然算不上什么官方形象，到头来，他至多不过混了个润州都统制，大约也就是个军分区司令的角色。但在《水浒传》的话语体系中，梁山好汉作为忠肝义胆、光彩夺目的一群，维护他们的形象与维护那些峨冠博带、人五人六的一群，也就有了相提并论的可比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