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已经比较充分了。回答这个问题，恐怕还要从丰臣秀吉发动征朝战争的动机出发，也许跟他追随织田信长的人生经验有关，但更多和日本当时的国内矛盾有关。战争的终止，对这些以战为生的大名和武士而言，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经济运行的停滞、军人出路的解决，似乎发动一场对外战争是最好的解决手段。而一开始半岛战争推进的过于顺利，使得战争的规模越发不可控制，也导致大明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场东亚的国际战争。实际上，大明当时同时在进行三场大规模的边境战争，能分出来应对日本的只是一部分，其中包括了和日本打了很多交道的戚家军。而由于火炮的加入，也使得这场战争在冷兵器时代打出了热战的感觉。从很多层面，深刻地影响了数百年后的大东亚战争。
而从国际政治的视角来看，不由得想到了今年4月刘易斯·加迪斯出版的新书《论大战略（On Grand Strategy）》，根据他的总结，丰成秀吉的战略制定和实行无疑是失败的。在加迪斯看来，战略应该是“狐狸”和“刺猬”的综合，前者告诉你sensibility of the surroundings（感知周围环境），后者告诉你sense of direction（保持方向感）。丰臣秀吉的错误在于，前期战争的顺利使他失去了灵活度和柔韧性，他一味地坚持战略的方向感，却忽视了周围的环境早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就说说，他的aspiration（愿望）早已经超过了他的capacity（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失败是可以预期的。其实，早在越过对马海峡之前，日本就应该预期到大明朝参战的可能性，以及自己和大明的实力对比。
而在后来的二战中，日本也过度预计了自己的能力，对中国全境的领土渴望，对“日美必有一战”的预判，导致日本的战略向极端化发展。如果日本能在“愿望”和“能力”的交叉点停住，恐怕战争的结果还尚未可知。整个30年代的日美协调，是否一定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这一点恐怕不能打包票。因此，日本两次战争失败的经验都是对自己能力的限度缺乏认识，或者按加迪斯的话“缺乏common sense（常识）”，很多战略上的根本错误都是源于简单的常识判断错误。这一点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