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辉）夏商周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中，奠定中华文明历史、承前启后的三代王朝。作为承前启后的商王朝，因为殷墟考古遗址的发现，以及殷墟遗址发现的大量甲骨文与精美青铜器，使得商王朝的历史得以确认与证实。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更是将中国象形文字产生的初级阶段，生动具体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让我们认识到早期中国象形文字的丰富与具体，见识到中华先民的伟大智慧。
虽然殷墟遗址发现了大量商王朝时期丰富的原始甲骨文资料，但关于商王朝的许多历史之谜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如以殷墟考古遗址作为商王朝后期273年历史的国都，为何不称为殷王朝而成为商王朝？为何在目前殷墟出土的卜辞资料中，尚未发现可解读作“殷”的甲骨文字？这些问题是商文化研究中，必须要解决的历史问题。
中国学者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认为商是本号，是自称；殷是别号，是他称，是周朝以及周朝以后的人对商朝的一种称法。古文字学家认为，先有夷后有殷，殷是夷字的繁体字，先秦时代中原地区四边的民族被称为蛮夷戎狄，夷就是东方善于引弓射箭的民族。商人起源于东方的黄河流域下游，喜欢迁移，有点像草原游牧民族。周朝人依据商人的方位和特征，专称商朝为殷，泛称包括商人在内的东方民族为夷。由此可见，商才是国号。
在《尚书》、《史记》等传世文献中，称呼商朝为“殷”。但如《古本竹书纪年》等早期文献均称这个朝代为“商”。这两种称呼并见于先秦的文献中，《尚书•召诰》用“大邦殷”称呼商国。另有《今本竹书纪年》等文献称它为“殷商”，因商朝国都频繁迁移，至其后裔盘庚迁殷后，国都才稳定下来，在殷建都达273年，因此商朝又被后世称为“殷”或“殷商”。
先秦文献显示，“大邑商”与“天邑商”是商人对商先王宗庙所在的商国旧都商邑的尊称；在战争中，则称呼己方军队为“商方”。罗振玉在《殷墟书契考释序》中云“史称盘庚以后，商改称殷，而遍搜卜辞，既不见‘殷’字，又屡言‘入商’……可知文丁、帝乙之世，虽居河北，国尚号商”。虽然学者普遍将“商”做为盘庚迁都后的国号来看待，但从殷墟遗址出土的原始甲骨卜辞具体内容来看，“商”的具体对象更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地名、一个商王朝时期的重要城邑。 “王今入大邑商”（《殷虚书契续编》）、王才在大邑商。”《殷虚书契后编》、“王其入大邑商”《殷契佚存》987、“告于兹大邑商”《小屯殷虚文字甲编》；“王征人方，在商”“辛丑卜，在商，贞王今夕无祸。[壬]寅卜，在商，[贞]王今夕无[祸]。癸卯卜，在商，贞王今夕无祸。”（帝辛十祀征人方卜辞）。
如果说在中国国家文明形成的早期，一个新兴的势力形成之初，就给自己定立一个国号，以区别于前后王朝或区别于其他地区氏族势力范围，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一种缺乏历史发展观的错误观念。也许，因为历史与文化发展到了一定高度，周武王建立自己的政权给自己确立了一个区别于商王朝的“周”王朝名称，但对于商王朝时期的统治者或人民来说，显然还无此必要。
因此，甲骨文中的“商”，显然并非特指商王朝的国号，而是当时商王朝统治地区中的一个重要城邑，其在政治、文化、经济、军事方面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出了殷墟的地位，以致让西周王朝及后人将“商”做为殷商王朝的国号称谓，而不是以“殷”做为王朝的国号代称。
因为“大邑商”与“天邑商”是商人先王宗庙所在的商国旧都商邑，虽然殷墟遗址是盘庚迁都后延续了273年商王朝的国都，旧都“大邑商”仍然在殷商时期具有重要地位，其在各方面的历史文化影响力，更胜于新都殷墟。当后人在追述商王朝的历史时，有人强调“殷”的地位，有人强调“商”的地位。于是，便有了《史记》中的《殷本纪》，也有《古本竹书纪年》中的“商”，以及“殷”“商”两地兼顾的《今本竹书纪年》中记述的“殷商”王朝。
盘庚迁都之前的商王朝国都为商王“南庚”所迁的“奄”都“，“商奄”是盘庚所迁殷墟的先王旧都。如果说，“大邑商”与“天邑商”是商人对商先王宗庙所在的商国旧都商邑的尊称，那么，商人先王宗庙所在的商国旧都商邑“大邑商”与“天邑商”，必然是特指“商奄”城邑。从《今本竹书纪年》所载“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王师伐淮夷，遂入奄”，帝辛十祀征人方甲骨卜辞“在商”，《史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等历史记载来看，“商奄”“大邑商”“天邑商”位于南方淮夷所在地区，自然是一个可以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历史文化必然。作为商王朝旧都“大邑商”“天邑商”的“商”“奄”之城邑，其历史文化内涵与遗存，必然是匹配得上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伟大与辉煌。
因此，对于殷商王朝来说，殷墟是殷墟，商墟是商墟，两者是根本不同的两地。虽然殷墟遗址有伟大的考古发现，但也仅是殷商王朝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并非殷商历史文化的全部。代表商王朝历史与文化地位的商墟遗址，将是考验中国考古学能否站立在世界考古之巅的一块试金石。（作者：赵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