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但年初日本众议院表决通过所谓的涉华“人权”决议，此后又有部分政客频频假借俄乌冲突，妄称“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煽动“中国威胁论”。这给两国关系蒙上了一层不确定性。
对于日本国内的消极举动，在接受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东京支局记者采访时，东日本国际大学客座教授西园寺一晃表达了深深的忧虑。西园寺一晃一直活跃在民间友好一线，其父亲西园寺公一早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之前，就为两国民间友好交流事业积极奔走，被誉为“民间大使”。前辈先人在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的智慧，对今日的中日关系有哪些借鉴意义？迎来“知天命”之年的中日关系，又该如何面向未来？西园寺先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详尽的阐释。
今年日中关系迎来了邦交正常化50周年这一重要的时间节点。然而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蔓延，世界经济依旧低迷，再加上美中博弈激化、俄乌冲突加剧，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动荡不安。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日本政府对华态度游移不定，民间对华感情持续走低，两国关系发展面临着众多障碍，充满着不确定性。正因如此，日中关系迫切需要“重塑”。
警惕猖獗的右翼势力每逢日中关系迎来重要时间节点，经常会发生严重影响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事件。今年2月1日，日本众议院通过了所谓的《对于新疆维吾尔等地存在严重人权状况的决议案》（以下简称“决议”），对中国新疆、西藏、内蒙古、香港等地的所谓人权状况表达“关切”。不仅是中国人民，众多认识到日中关系重要性的日本人也对此感到愤慨。
2月1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日本众议院通过涉华决议答记者问，指出所谓人权决议罔顾事实真相，恶意诋毁中国人权状况，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性质极其恶劣
这份决议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可佐证在中国 “人权受到侵害”的状况。提到内蒙古时，决议甚至使用了“南蒙古”这一只有在日分裂分子才会使用的、子虚乌有的“中国地名”。这是一种十分无礼的行为。更有甚者，日本众议院还选择在中国人民最重视的大年初一，举国上下迎接北京冬季奥运会的时机表决通过决议。这完全是在挑衅中国。决议针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要求日本政府做调查以“查明全部事实”，反过来说就是日本众议院在没有做任何调查和查清“全部事实”的情况下，通过了一份“为谴责而谴责”的决议。
而这份决议的背后，影影绰绰可见猖獗的日本反华右翼势力。近几年伴随着美中博弈长期化，反华右翼的活动越来越频繁。尤其是2019年6月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受日本时任首相安倍晋三邀请，预定于2020年春天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后，为了阻止日中关系重回正轨并进一步发展，反华右翼动员了众多日本媒体力量，发起宣传攻势，极力破坏中国国家元首作为国宾访日的舆论环境和友好氛围。
以我所熟悉的孔子学院为例。日本有15家孔子学院，致力于介绍中国文化和语言，增进民众的相互理解和友好。德国、法国、美国、英国、韩国等很多国家都在运营类似的语言文化传播机构。但反华右翼却视孔子学院为眼中钉、肉中刺，攻击孔子学院是中国的间谍机构，诽谤中方合作院校。散布如此荒唐无稽的谣言，是因为反华右翼知道中方重视孔子学院，他们甚至扬言“在中国领导人访日前，毁掉一两家孔子学院”。非常可悲的是，我曾经担任过10年院长的工学院大学孔子学院，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成为了第一家被迫关停的学校。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公开发言称，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
可预见的是，在今年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重要节点，反华右翼一定会继续想方设法破坏前辈先人呕心沥血的努力和两国关系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近一段时间，他们就在故意借着俄罗斯与乌克兰的争端，在台湾问题上大做文章。但俄乌冲突和台湾问题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现在台湾地区不存在所谓的“危机”。美国和中国都不希望发生战争。我认为只要台湾不倚仗美国的支持，公然宣布“独立”，台湾海峡就不会燃起战火。
安倍晋三前首相等部分人士近来甚至公开发言称，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这一发言极其不负责任。日本数年前制定安全保障法制时，对于何种情况下可以使用集体自卫权进行过各种讨论。其中针对台湾问题，当时安倍政府的回答是“台湾即便发生突发情况，除非直接关系到日本国家存亡，否则不得使用集体自卫权”。正是因为得到了这一明确答复，联合执政的公明党才会投下赞成票。现在安倍前首相的言论和自己当政时的发言完全不同。包括此次决议在众议院几乎得到全员赞成的情况在内，现在日本政坛的幕后活跃着一批蠢蠢欲动的反华右翼势力，而国会议员们为争取选票，迎合负面舆论，大搞民粹主义的现状令人担忧和痛心。
从双边关系迈向国际合作我见证过1950年代到1960年代时日本民众对华感情的低谷，也见证过1980年代时两国国民感情的升温。舆论的确很重要，但舆论的趋势并不一定意味着真理，它往往会因为某个契机而瞬间发生转变。例如1960年代时日本社会弥漫的反华、厌华情绪，就曾因为尼克松闪电访华而迅速产生了变化。凭借一时的舆论氛围的好坏，来判断日中关系是危险的做法。对于媒体报道亦是同理，民众需要自己独立判断哪些信息是客观真实的。当大家冷静下来，思考日中的交流历史和经济上相互依存的现实，就会发现两国关系的重要性。我想这也解释和说明了为什么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日本民众对华好感度持续走低的同时，仍然认同对华关系的重要性。关键还是要冷静、客观、具有远见地思考日中关系。
现在日中关系走到了“知天命”之年。站在这一时间节点，我对今年日中关系的展望，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的话，那就是“重塑”。
1952年06月01日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与日本绿风会参议员高良富、社会党众议员帆足计、改进党众议员宫腰喜助在北京签署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以民促官、以经促政
在过去50年，日本、中国以及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深刻影响了国际形势以及日本和中国的国家实力对比。在复杂变化的国际形势下，日中关系经历各种曲折取得了发展，积累了很多经验教训。现在两国需要认真总结这些经验教训，从中学习，并使其在今后发挥作用。两国民众看待对方的视角以及两国所处的国际局势都在变，当下的日中关系必须适应这些变化，调整重构。
日中关系曾经历过冷战时期复杂的国际形势，两国的民间交流从无到有，由小变大，从浅入深，不断发展，最终以民促官成为了促进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重要力量。前辈先人过往的智慧和经验，有很多值得今天的日中关系借鉴与学习。例如构建政治家之间的信赖关系，丰富各界的沟通渠道，畅通在非公开场合的意见交换渠道；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暂时搁置争议，防止矛盾扩大；在有争议的问题上避免刺激对方国家民族情绪，同时寻找合作空间；重视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加深相互理解、相互依存等。
日本政府实施对华ODA始于1979年，旨在支援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的经济发展，
其中包含日元贷款、无偿资金合作、技术合作等项目
仅以日中在过去50年经济领域的合作为例。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有力地帮助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成为了中国实现高速发展的动力之一。而中国的发展反过来也为日本企业提供了进出口市场和投资机遇，并带来了巨大利益。在邦交正常化初期，日中的贸易额只有11亿美元，而到2020年时，尽管两国关系有龃龉，但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3400亿美元，比日美之间的1800亿美元贸易额高出近一倍。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是毋庸置疑的最大贸易国（而对于中国来说，日本是第四大贸易伙伴）。从某种意义而言，日本是从中国发展中获益最大的国家。这离不开前辈先人奠定的双赢框架，他们具有远见卓识，大力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日本带来了收益。
1979年12月5日, 日本时任首相大平正芳到中国进行了为期9天的访问。他属于自民党的宏池会派系，
在任期间积极推动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项目
现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属于日本自民党的宏池会派系，这一派系有重视经济、民生的传统。我希望岸田首相继承传统，哪怕仅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立场出发，也要维持和守护好前辈先人留下的成果，珍视与中国来之不易的友好关系。
面向未来，日中间有更多可以展开扩大合作的领域，如进一步促进地方友城交流，鼓励支持青少年、留学生交流，针对诸如少子老龄化等共同课题，展开经验交流，在条件成熟后促进产业化发展，形成双赢关系。我衷心期待中国作为新兴大国，日本作为先进国家，携手为维护安全、扶贫、环保、传染病防治等国际公共课题，为世界的繁荣与和平做出贡献。而实现这一共同为地球构建美好未来的愿景的前提是，日本必须彻底摈弃冷战思维。
西园寺一晃，东日本国际大学客座教授
文：西园寺一晃
采访、编译：王朝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