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 从赵一曼给儿子的遗书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 陈达邦的介绍
- 赵女士牺牲21年后，陈达邦才得知，你知道关于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吗
- 陈掖贤：赵一曼的亲生儿子，为何55岁时选择自缢遗书中已有说明
- 纸币上“中国人民银行”是谁写的
- 陈达邦的留学苏联
- 陈达邦的印钞密使
从赵一曼给儿子的遗书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1、表达了赵一曼对于儿子的思念之情，舐犊之情。
2、表达了赵一曼抱内着必死的信念容为国尽忠的坚定决心，死而无憾。
3、表达了他作为一个母亲，没有能好好照顾教育自己的亲生子而感到惭愧，遗憾。
4、希望儿子健康成长，长大了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报效自己的祖国。
扩展资料：
赵一曼是在1936年8月2日，在被押往珠河县的途中的列车上写下给儿子（小名宁儿）的遗书的。当时她31岁，儿子7岁，但她们母子已经分别了6年。
做为一个母亲，感觉对儿子亏欠太多了。所以她在自己临牺牲前，对儿子的思念达到了顶点，她不能不为儿子留下些什么了。但对于一个即将赴刑场的人，她什么也不能给儿子留下，她心中的伤痛可想而知！她唯一能留下的只是几句话，便是写下遗书。
赵一曼在儿子出生后一年多，因为革命的需要，就把宁儿带到上海，寄养在丈夫陈达邦的哥哥陈岳云家了。
从此，她再也没有见过儿子一面。丈夫陈达邦也因为忙于革命工作，也长期没有跟儿子见面。其实，宁儿出生不久，陈达邦就被共产国际派到法国工作，直到1943年才回国。所以，后来妻子赵一曼的事情他并不了解，可怜的宁儿也一直没有见到自己的爸爸。
宁儿同父亲相认已经到建国后了。此时的他起了个大名叫陈掖贤。陈掖贤曾经问过自己的母亲是谁，父亲只是告诉他，你妈妈是位革命志士，已经为革命牺牲了。陈掖贤并不知道他母亲就是赵一曼。
陈达邦的介绍
陈达邦（1900—1966），又名陈大榜，湖南长沙人；革命烈士赵一曼丈夫，任弼时夫人陈琮英之兄；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1927年9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赵一曼认识并结婚；后留在苏联继续学习，后被共产国际派到法国工作；1942年回国参加抗日斗争，未能接上组织关系而“自行脱党”；1950年2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重新入党，后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印刷处处长，并作为全权代表，赴苏联处理、协调人民币代印事项；1958年7月5日第78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任命为国务院参事；“文化大革命”时，陈达邦被诬为“苏修派遣的特务”、“叛徒”，1966年被迫害致死，1979年平反昭雪。
赵女士牺牲21年后，陈达邦才得知，你知道关于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吗
赵女士，原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人称李姐。抗日民族英雄，曾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于黄埔军校六期。1936年8月2日，日军将她绑在大车上，在珠河县城“游街示众”。赵女士在牺牲之前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当时她年龄只有31岁。
陈达邦，又名陈大榜，湖南长沙人，赵女士的丈夫， 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1966年被迫害致死，1979年平反昭雪。
赵女士和陈达邦都是黄埔军校毕业，在赵女士牺牲21年以后，陈达邦才得知。袁丁。8月份二人在微博上互动十分亲密。赵女士本抗日战争而取化名，这个名字为她的抗日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是也让她牺牲后的几十年里一直不被人知道，陈达邦也不知道。
在赵女士牺牲的21年里，她的传奇经历一直被拍成电影广为流传，陈达邦一直在寻找妻子的下落，但他从来没有把这三个字和他的妻子“李坤泰”三个字想象在一起。
赵女士在开往苏联海参崴的一艘巨轮上认识了陈达邦，陈达邦对他三番五次的帮助，让他对陈达邦的感情越发深厚，她认为陈达邦就是她一直等待的那个人，但是，因为革命， 她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心声表露出来。陈达邦和赵女士经常一起探讨学习，偶尔，他们还会一起参加课余的娱乐活动。陈达邦也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喜欢上了赵女士，他对她总是格外上心，超过了朋友之间的感情，在赵女士23时，赵女士和陈达邦结婚，举办了一场简单而又热烈的婚礼。
以上就是我总结的陈达邦和赵女士的爱情故事，如果有要补充的，欢迎评论。
陈掖贤：赵一曼的亲生儿子，为何55岁时选择自缢遗书中已有说明
1982年8月15日，正值周末，本是居家休息的时间。陈掖贤却不堪精神折磨，在家中自缢身亡。
周一，陈掖贤没来上班，起初工友们并没有多在意。可在接下来几天时间里，陈掖贤既没有请假，也没有来上班，工友便去家中找他，结果找到的只有一具冰冷的尸体悬挂在房梁上。
陈掖贤为何上吊自杀？ 这对不了解他的人来说永远是个谜，但对于身旁的工友来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陈掖贤生来性格极为内向，不善于做规划，家庭生活又是一团糟。母亲早年受到日本人迫害，父亲又遭人诬陷，陈掖贤没能打破命运的不公，最终选择自缢。
在工友们看来，陈掖贤内向，不爱说话，又有些偏执，所以陈掖贤的死与他的性格脱不了干系。但所有工友都无法真切地理解他心中的苦楚。
陈掖贤心中一切的苦楚，都来自与他那个与众不同的身份，因为他是赵一曼的儿子。
1905年，赵一曼出生在四川宜宾的一个地主家庭，家境优渥。因此，赵一曼早早地接受了教育，这也让少年时的赵一曼发现列强的侵略，政府的腐朽无能，迫切想要改变国家的想法在心中生根发芽。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那个黑暗而激荡的年代，似乎注定她要肩负责任和使命。在进步思潮之下，赵一曼慢慢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这更加坚定了她心中的那个想法是正确的。
1926年赵一曼进入了宜宾女子中学读书，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共产党影响力并不大，在旁人看来她这种选择不值得。
1927年，赵一曼进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当时国民党右派不顾左派的强烈反对，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政变，共产党员遭到清洗，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赵一曼被迫转移到上海，之后又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与此同时，刚刚结束在黄埔军校学习的共产党员陈达邦，也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也许是在命运的安排之下，也许两人同在异乡，两人之间产生情愫，坠入爱河。
次年四月，二人喜结连理，结为夫妻，不久后赵一曼有了身孕，肚子中的这个孩子正是陈掖贤。
1928年，南昌起义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一切处于刚刚起步阶段，需要大量人才参与农村建设。
赵一曼不顾身孕，毅然选择回国组织敌后建设工作，就这样赵一曼离开了丈夫，孤身一人回到了中国，为此赵一曼和丈夫陈达邦还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1929年1月，陈一曼生下一名男婴，取名为陈掖贤。
鱼和熊掌难以兼得，赵一曼忙于革命事业，陈掖贤被寄养在陈达邦大哥家中，因此赵一曼对孩子的关怀也就少了许多，导致陈掖贤从小就缺失母爱。而父亲陈达邦1942年才回国，陈掖贤同样得不到父亲的关爱，这使得陈掖贤从小就在无人照料的环境下成长。为以后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为日本人掠夺的资源地。赵一曼临危受命前往东北领导共产党的地下工作。面对日本人的掠夺，赵一曼只能组织工人罢工，想要迫使日本人让步。虽然事与愿违，在暴力镇压之下，任何的抗议都是无效的。
不过赵一曼依旧出色地完成了东北共产党网络的建设，先后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铁北区委书记等职，在当地积累了很高的威望。
日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东北人民抱团，这将严重影响日本人在东北的掠夺速度。因此赵一曼因此成为了日本人的眼中钉，一门心思想要除掉赵一曼。
1935年11月，赵一曼率领部队与日军展开斗争，但不幸的是赵一曼为掩护部队腿部受到重创，当即昏迷过去，被一路追赶过来的日军俘虏。
为了从赵一曼手中拿到情报，日本连夜对赵一曼进行了审讯。日本人几乎用遍了满清十大酷刑，但未能从赵一曼口中获得任何有效的信息。
满身伤痕的赵一曼口中不断地念着： “我的目标，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 其他的便是只字不提。
日本人恼羞成怒，放弃了逼供的想法，转而使用马鞭再次对赵一曼受伤的腿进行泄愤式的打击，一直到赵一曼奄奄一息，才被送往哈尔滨医院。
赵一曼手中有日军想要的信息，日军不会让赵一曼轻易死去。
在哈尔滨医院治疗期间，赵一曼利用各种机会向看守她的警察董宪勋和护士韩勇义灌输先进思想，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赵一曼的感召下，二人决定帮助赵一曼逃离医院。
1936年6月28日，二人雇来一辆小 汽车 ，将赵一曼送到了董宪勋的叔叔家中躲避，打算等过两天之后，再将赵一曼送到抗日根据地。
1936年6月30日，赵一曼在赶往抗日根据地的路上，被日军追上，再次被落入日军魔爪之中。赵一曼被带回哈尔滨，日军再次对她使用了惨无人道的酷刑，然而日军依旧没拿到任何的有效信息。
两次酷刑过后，日军已经知道无法从赵一曼口中获取任何有用的信息，便打算将赵一曼处死示众。
1936年8月1日，赵一曼被押往珠河，次日被绑在卡设上游街示众，被送往刚行刑场，此时赵一曼大喊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等口号。
到了行刑场地，赵一曼站在一块草坪的中间，几个日本士兵端着枪指着她，一位日本军官走到赵一曼的面前说： “你还有什么需要说的吗？”
赵一曼将手中的卷成卷的字条递了过去，说道： “把这些话交给我儿子。”
日本军官接过纸条，向守在一旁的军警挥了挥手，示意行刑，赵一曼倒在了血泊之中。
时至今日，哈尔滨公安局还保存着两册当年的档案，里面记载了日本对赵一曼严刑拷打的全部过程。行刑过程中使用了烙铁烫、灌汽油、电刑等惨绝人寰的刑罚……
中央在收到赵一曼英勇就义的消息后，董必武赋诗（节选）：
聂荣臻评价赵一曼（节选）：
赵一曼牺牲时仅31岁，此时的陈掖贤也只有7岁。孩子对母亲的死并没有什么概念，从他的幼年记忆中，自己的生活中就没有母亲这个角色，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母亲是谁，长什么样，甚至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自赵一曼从苏联归国之后，丈夫陈达邦与赵一曼渐渐淡了感情，便另娶了一位妻子，组建了新的家庭。缺少父爱母爱关照下的陈掖贤，自小就被寄养在伯父陈岳云家中，养成了内向自卑、不善言谈的性格。
随着陈掖贤年龄的增加，内向自卑的性格逐渐演变成一种孤独，除了他自己，感觉全世界与他都没有关联。
三大战役取得胜利后，解放军南下渡江，湖北全境得以解放。陈掖贤的姑姑，也就是任弼时夫人陈琮英立马找到陈掖贤，将一份重要的“信”交给了他，此时的陈掖贤已经是一个20岁的大小伙。
赵一曼被处死后，那位日本军官被赵一曼不屈的精神所感动，辗转将赵一曼留给陈掖贤的字条转交给了中共，最终这张字条被交到了陈琮英的手中，湖北解放后，陈琮英亲手将这封赵一曼的遗书交给了陈掖贤。
这封遗书中写道：
这是陈掖贤有生以来，第一次与母亲的交流，尽管此时两人已经阴阳相隔。
陈琮英给陈掖贤讲完母亲赵一曼的一生奋斗史之后，陈掖贤找来了一根针，在自己的胳膊下硬生生地刻下了“赵一曼”三个大字。赵一曼的奋斗史，无疑对陈掖贤是一种巨大的激励。
1956年，陈掖贤已经成家立业，他再次来到抗日战争纪念馆，那份母亲留给他的遗书在玻璃箱中静静地躺着，陈掖贤再也无法忍受心中的苦楚，失声痛哭。
这份遗书对于共产党乃至新中国来讲，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陈掖贤无法带走，只好抄录一份，留作纪念，这是他与母亲最后的联系了。
多年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多次提及了赵一曼同志，过问陈掖贤的生活状态，母亲为党为国家牺牲，不能让后人心寒。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特别强调优待烈士后人，而母亲赵一曼又为共产主义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中央部门的协调下，陈掖贤得以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读书外交系读书。
陈掖贤毕业之后，因沉默寡言的性格并不适合“外交工作”，便被分配到北京工业学校任政治课老师。
陈掖贤马列主义的理论知识十分扎实，并且通晓古今，有很强的古汉语功底，平常在教学研究中表现得很有见地，能深入浅出的讲述课程内容，受到同学们的欢迎，这证明将陈掖贤分配到高校十分合适。
中央考虑到赵一曼一家为党和国家作出了巨大牺牲，以及母亲对陈掖贤的亏欠，中央打算拨一笔款发放给陈掖贤做一下弥补。
但陈掖贤的认定母亲是为民族解放而牺牲的，是光荣和伟大的，不能用金钱来衡量这种贡献，因此陈掖贤拒绝了这笔款项。
无疑陈掖贤在精神上是知足的，但却在生活上有些难以为继，自我管理能力几乎为零。
前文提到，由于缺少父爱和母爱的滋润，陈掖贤的人际交流能力很是低下，更要命的是不会照顾自己，每天都是放任自流，坐吃山空，吃完上顿从来不会考虑下顿。
由于缺少自我管理能力，陈掖贤从来都是以不修边幅示人，个人仪表问题从来不会在他的考虑范围内，有时蓬头垢面就去学校教书。
在他的房间内，似乎是从住进来就没人打扫的状态，房间内只有一张床，床上铺着一张凉席，凉席上有一床被子。房间内遍地的烟蒂，也不会清扫出去。
参加工作后，陈掖贤与学生张友莲喜结连理，结为夫妻，婚后育有两个女儿，在妻子的帮助下，个人仪表问题似乎有了些改善，但坐吃山空的习惯仍然没有改变。
陈掖贤每个月可以从学校领到69元工资，那时候一斤的白菜价格是3分钱，大米价格是6分钱，一元钱可以满足一个人一周的温饱。69元的工资水平在当时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即便如此，可陈掖贤依旧要依靠借款度过月末。陈掖贤自小就没养成储蓄意识，有多少花多少，从不听从别人的意见，而到手的工资又不交给妻子保管。而每次到月底，陈掖贤就已经无钱卖粮，只好通过借款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张友莲参加工作之后，生活很快得到改善，二人工资加起来已经一百多元。但到月底依旧是捉襟见肘，陈掖贤夫妻之间的矛盾也就从此爆发。从那时起，陈掖贤家总能传出打骂的声音，夫妻二人经常因为钱的问题大打出手。
1960年，张友莲由于长期的争吵和生活压力，经常性地自言自语，患上了神经衰落，忍无可忍的张友莲最终提出离婚，结束二人的婚姻关系。
与此同时，北京组织政治老师去公社劳动锻炼，陈掖贤和曾宝珊一起被下派到公社锻炼。
来到公社的陈掖贤依旧是沉默寡言，白天陈掖贤随着队伍一起下地劳动，晚上就住在老乡的家里。
那时候的劳动强度并不高，但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每天只给两顿饭吃，每顿就是去食堂领一个馒头，没菜没油。
晚饭过后，公 社会 组织“大辩论”，每天晚上的主题都是“粮食够不够吃”的辩题，每天这个“辩论会”都会开到半夜。陈掖贤除了下地和开会之外，其余时间都是躺在床上，一言不发。
从公社回来之后，陈掖贤的工资上涨到了77元，但每到月底还是不够用。学校领导注意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找到曾宝珊和陈掖贤弄了一个三方约定，学校领到让曾宝珊安排陈掖贤的工资使用情况。
每个月发关饷之后，曾宝珊先帮陈掖贤还清欠款，再买够一个月使用的饭票，剩下的钱当作零花钱存放在曾宝珊手中，然后将零花钱分成四份，每个星期发一份，这样就可以保证陈掖贤能吃饱饭，也有钱花。
陈掖贤很快就想到了破解的方法，三番两头找到曾宝珊要求提前支取零花钱，但曾宝珊坚持不给，二人互不相让，还因此爆发过激烈的口角。
见此不成，陈掖贤只好转向，开始向私人借钱。不过陈掖贤从不会不还钱，第二个月一发工资，上个月的欠账就会全部还上，但还完钱之后，手头就没有多少钱了，只好接着借。
曾宝珊曾质问陈掖贤零花钱为何花得那么快，陈掖贤回答道： “我路过金鱼胡同的和平宾馆，发现那有零售的西凤酒，一两2块7，就买了二两，一口气就给喝了。”
二两酒5元4角，已经是陈掖贤一星期的零花钱了。这只是陈掖贤花钱没节制的一个缩影而已，还有无数个同类事件发生在陈掖贤的身上。
在一次月底，陈掖贤已经好几天没有去学校上课，这让学校领导很是恼火，便去他家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陈掖贤躺在床上动也不能动，送到医院才发现这是饿的……
如果说这只不过是陈掖贤的私人问题的话，那真正压倒他的母亲赵一曼带给他的光环，以及他心中的几乎疯狂的偏执。
1960年秋，父亲陈达邦看见陈掖贤的生活过于清苦，便把这个从小到大没有感受到父爱的孩子带到了政协的餐厅内，陈掖贤第一次用了一张七毛钱的餐券换了一份“红烧狮子头”吃。 这顿饭对陈掖贤的思想上产生了极大的动摇，以至于陈掖贤最终选择自缢。
在陈掖贤自身看来，普罗大众是众生平等的，新中国的建立已经彻底地消灭了不平等的建立。这顿“红烧狮子头”让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人是不可能平等的，父亲与自己，都没有和人民一起同甘苦共患难。自己作为赵一曼的后人，却未能坚守住母亲带来的光环。
陈掖贤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母亲牺牲为他树立起了一个十分宏大的信仰，在这一刻却被击了个粉碎。
陈掖贤回到学校，一路上羞愧难当，急忙向学校领导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并写成了文字材料。校领导只好耐心解释，政协餐厅是专门照顾民主人士和统战对象专门设立的，是为他们渡过难关才设置的，并希望他自己不要过度解读。
但这些解释并没能打消陈掖贤心中的烦恼，这些想法开始腐蚀他的心智。在这之后他情绪化十分严重，一直到1961年春天，陈掖贤已经无法正常上课，学校担心他患上了精神疾病，决定送他去安定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之后，决定立即让他住院治疗，几个月后才恢复正常生活。
那一顿“红烧狮子头”只不过是陈掖贤成长之路的一个影子，在他的人生路上，有无数个这样的影子堆叠而成，最终这些影子形成一面巨大的黑洞，对陈掖贤形成了反噬。
1966年，陈掖贤父亲陈达邦受到不公平对待、诬陷直到去世，这对陈掖贤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这个世界上与他存在联系的人已经没有了。
而这也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将陈掖贤压倒之后，他便再也没有站起来过。心理和生理的双重崩溃，陈掖贤最终选择了一种极端的方式。
1982年8月中旬，陈掖贤已经好几天没来上班，为避免发生什么意外，工友（1969年北京工业学校此时已改为工厂，教职员工全部变为工人）赶忙赶到他的家中，而陈掖贤将自己悬挂在房梁上，早已没有了呼吸。
在自缢之前，陈掖贤留下了两封遗书，遗书中写道：
写信时的陈掖贤，已经想明白了自己一直活在母亲的光环下，但自己却无法从这个光环下迈出一步，最终选择自缢解脱。同时也在强调，让自己的两个女儿，不要步自己的后尘。
纸币上“中国人民银行”是谁写的
大概有三十年的时间，由于书写“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字属于保密事件，这字的归属并不为世人所公开探讨。
直到1980年代，一些媒体开始大胆臆测纸币上字的书写者。截至目前为止，至少有四种错误的说法疯传过，南汉宸、陈达邦、钟灵、冀朝鼎都曾被认为是书写者。正是因为媒体对于冀朝鼎的报道，才激起了马文蔚老人和家人的揭谜之心的。
值得了解的是，南汉宸是金融家、外交家，也是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达邦是赵一曼的丈夫，是专业的“印刷大王”；冀朝鼎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董事长。四人中仅有钟灵是专业的书法家，但他的书法风格和马文蔚不同、且属于晚辈??
南汉宸和冀朝鼎能被误认为是纸币上字的书写者，文从沈梦以为，这和他们较高的社会地位有关。马文蔚指出：南汉宸是纸币发行的主要负责人，他是坚决不会侵占别人的劳动成果。应该是媒体的误传！
但是，另外两个人的情况却非常不同。
马文蔚老年照
书法家钟灵于1997年、1999（时年78岁）年（总行已经承认了马文蔚书写“中国人民银行”10多年以后）两次在媒体上说“中国人民银行”六字是他所书。而关于陈达邦书写六字的说法多次见于近年来的官方文章??既然历史事实已基本清楚，为何还有这样不同的说法？
基于诚信的品行和社会公德的考虑，我们如果认可钟灵和陈达邦的说法，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在建国之处，南汉宸邀请了数位圈内人和书法行家以类似的书体同写“中国人民银行”六字（参与者可能并非一人，在马文蔚回忆中:自己也是在不了解情况，被以试笔为名留下了字的），但最终马文蔚的字胜出――因此，其他人也并非没有出力，只是没被选上罢！
从这个角度分析可以了解，钟灵和陈达邦可能都是“中国人民银行”书写者和参与者。但流行货币上的字，确实是马文蔚老人写的！
为什么只能是推测了。如果没有档案作参考，一般的历史细节真难还原了，谜也许只是谜了。
陈达邦的留学苏联
当时选派党员去苏联学习，既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也是为了培养革命干部。和陈达邦一同出发的共有几十人，学员们每10人编为一组，陈达邦被指定为组长。
在陈达邦的小组里有一位四川姑娘，名叫李淑宁。她是四川宜宾人，1927年初，经四川党组织推选，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兵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疏散到上海，经上海党组织选派，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李淑宁本是大家闺秀，因为晕船而呕吐得一塌糊涂，幸亏有组长陈达邦的精心照料，因而对其产生了感激之情。进入中山大学之后，李淑宁的中文名字改为李一超，俄文名字叫科斯玛秋娃。李一超在国内没有学过外语，初进中山大学学俄语，方法不对，进步较慢，也是在陈达邦的启发下，改变了学习方法，提高很快。陈达邦天资聪慧，俄语、法语、英语成绩都很好，并且能够应用，苏联老师讲俄语，很多同学听不懂，他就主动当翻译，同学们佩服他，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陈院士”。据柳溥庆回忆，陈达邦还是中山大学名噪一时的“二十八个半”（即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该名词在1929年夏召开的中山大学“十天大会”上产生）之一。
陈达邦为人稳健，政治上比较成熟。李一超因为有他的帮助，两人都没有卷入中山大学的派性漩涡。二人长期相处，情投意合，经校方批准，于192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结为伉俪。
李一超怀孕后，经组织安排，离苏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北、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李一超主动请缨，被派往东北参加抗日斗争，改名为赵一曼。
李一超回国后，陈达邦继续留在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中山大学解散，陈达邦继续留在苏联，任莫斯科外国出版社中国印刷部主任，专门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印刷业务，同苏联印刷界有广泛交往。
陈达邦的印钞密使
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在北京逝世；陈达邦作为任弼时的亲属赶往北京悼唁。其间，他见到了曾在巴黎办报的老领导吴老，还见到了曾长期在重庆南方局工作过的董（必武）老。董老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开山祖师，曾为提高人民币的印刷质量而煞费苦心。两位老人都对陈达邦的印刷业务十分了解，联名将他推荐给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
当时，南汉宸正在筹备货币改革，正是用人之际，于是批准调陈达邦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刷局任综合科科长，具体负责人民币的印刷工作，后升任国外业务局印刷处处长，并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专门委员（全权代表）秘密赴苏处理印钞事务。
1955年3月1日，苏联印制的新版人民币三元、五元和国内印制的二元、一元及角、分币共10种开始发行流通。
陈达邦亲笔题写了新版人民币上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在内的所有需要更换的汉字书法字体，并一直沿用到第三、四、五套人民币，至今仍清晰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