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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缭子有哪些事迹
古者，士有什伍，车有偏列，鼓鸣旗麾，先登者未尝非多力国士也，先死者亦未尝非多力国士也。
损敌一人，而损我百人，此资敌而伤甚焉，世将不能禁。征役分军而逃归，或临战自北，则逃伤甚焉，世将不能禁。杀人于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杀人于五十步之内者矛戟也，将已鼓而士卒相嚣，拗矢折矛抱戟，利后发，战，有此数者，内自败也，世将不能禁。士失什伍，车失偏列，奇兵捐将而走，大众亦走，世将不能禁。夫将能禁此四者，则高山陵之，深水绝之，坚阵犯之。不能禁此四者，犹亡舟楫，绝江河，不可得也。
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号令明，法制审，故能使之前。明赏于前，决罚于后，是以发能中利，动则有功。
令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马，万人一将，以少诛众，以弱诛强。试听臣言，其术足使三军之众，诛一人无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况国人乎？
一贼仗剑击于市，万人无不避之者，臣谓：「非一人之独勇，万人皆不肖也」。何则？「必死与必生，固不侔也。」听臣之术，足使三军之众为一死贼，莫当其前，莫随其后，而能独出独入焉。独出独入者，王伯之兵也。
有提九万之众，而天下莫能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谁？曰：「武子也。」今天下诸国士所率无不及二十万众者，然不能济功名者，不明乎禁舍开塞也。明其制，一人胜之，则十人亦以胜之也。十人胜之，则百千万人亦以胜之也。故曰：「便吾器用，养吾武勇，发之如鸟击，如赴千仞之溪。」
今国被患者，以重币出聘，以爱子出质，以地界出割，得天下助，卒名为十万，其实不过数万尔。其兵来者，无不谓将者曰：「无为人下，先战。」其实不可得而战也。
量吾境内之民，无伍莫能正矣。经制十万之众，而王必能使之衣吾衣，食吾食。战不胜，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内自致也。天下诸国助我战，犹良骥騄耳之駃，彼驽马鬐兴角逐，何能绍吾后哉？
吾用天下之用为用，吾制天下之制为制，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故曰：「发号出令，信行国内。」
民言有可以胜敌者，毋许其空言，必试其能战也。
视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必能内有其贤者也。不能内有其贤，而欲有天下，必覆军杀将。如此，虽战胜而国益弱，得地而国益贫，由国中之制弊矣。
战威 第四
凡兵，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民有必战之心，此威胜也。破军杀将，乘闉发机，溃众夺地，成功乃返，此力胜也。王侯如此，所以三胜者毕矣。
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
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夺敌者五：一曰庙胜之论；二曰受命之论；三曰逾垠之论；四曰深沟高垒之论；五曰举阵加刑之论。此五者，先料敌而后动，是以击虚夺之也。
善用兵者，能夺人而不夺于人。夺者心之机也，令者一众心也。众不审则数变，数变则令虽出众不信矣。
故令之之法，小过无更，小疑无申。故上无疑令，则众不二听，动无疑事，则众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战者也。
故国必有礼、信、亲、爱之义，则可以饥易饱；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古者率民必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
故战者必本乎率身以励众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励则士不死节，士不死节则众不战。
励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丧之亲，民之所营不可不显也。必也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营而显之，田禄之实，饮食之亲，乡里相劝，死丧相救，兵役相从，此民之所励也。
使什伍如亲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墙，动如风雨，车不结辙，士不旋踵，此本战之道也。
地所以养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战所以守城也，故务耕者民不饥，务守者地不危，务战者城不围。三者，先王之本务也，本务者兵最急。
故先王专务于兵，有五焉，委积不多则士不行；赏禄不厚则民不劝；武士不选则众不强；器用不便则力不壮；刑罚不中则众不畏。务此五者，静能守其所固，动能成其所欲。
夫以居攻出，则居欲重，阵欲坚，发欲毕，斗欲齐。
王国富民，伯国富士，谨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食府，所谓上满下漏，患无所救。
故曰：「举贤任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养劳，不祷祠而得福。」又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
夫勤劳之师，将必先己，暑不张盖，寒不重衣，险必下步，军井成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舍，劳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则师虽久，而不老不弊。
《尉缭子》为何人所写
《尉缭子》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宋代颁定的“武经”之一。尉缭撰。尉缭其人史书记载非常简略，《汉书·艺文志》杂家类《尉缭》下著录为“六国时”人，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称“缭为商君学”。《隋书·经籍志》始著录为“梁惠王时人”，以后各家书目大多沿袭上述说法，但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未详何人书”，宋施子美《七书讲义》则说是“齐人”，明茅元仪《武备志》又说是“魏人”、“鬼谷高弟”，归有光在《诸子汇函》中还说“尉缭，司马错也”。施、茅、归距战国甚远，实属臆测。因《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一个“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有人“以为秦国尉”的尉缭。因此，《尉缭子》一书的作者，究竟是见梁惠王的尉缭，还是做秦国尉的尉缭？引起后人的争论，至今尚无定论。但从全书人称、语气和内容上考察，开头就是“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尉缭子对曰”，并不断有“听臣言”、“听臣之术”、“臣闻”、“臣以为”等语，又称魏为“吾”、“我”，内容反映了梁惠王时的情况。魏国吴起被谗奔楚，魏军力削弱，兵败迁都大梁，欲于衰落中中兴，“以武事成功”，且多次提到吴起，予以赞美，两次提到“吴起与秦战”。据此，似定为梁惠王时尉缭较合情理。近有学者考证，提出与梁惠王答对的尉缭，正是由大梁入秦的那个尉缭。
《尉缭子》有哪些军事思想
《尉缭子》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吴子》等的军事思想，具有战国时代的特点。它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战争观，反对用唯心主义的天命观指导战争，提出“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进步观点。它认为战争有正义与不义之分，反对不义之战，支持正义战争，“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主张“王者伐暴乱”的战争要以“仁义”为本。还认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故不得已而用之”，既要“慎战”，又不能“废兵”。在战略上它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这集中反映在它对军事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的论述方面。它把军事和政治形象地比喻为“植”(枝干)、“种”(根基)和“表”、“里”，指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意思是政治是根本，军事是从属于政治的，这与两千年后的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经济是治国之本，是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主张发展耕织，“明乎禁舍开塞，民流者亲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治则国富。富治者，民不发轫，车不出暴而威制天下。”
尉缭是什么人物
尉缭在战国时期有两人，其中一人为魏惠王时期的隐士，另外一人是秦王嬴政时期的国尉缭。因同在战国，容易混淆。尉缭在史书所提及的一般指魏缭。
生卒年不详，战国兵家人物。魏国大梁（今开封尉氏县）人。不知姓，名缭，秦王赵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入秦游说，被任为国尉后，改称尉缭。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尉缭子》时又称“尉缭子”，为鬼谷子弟子。
他为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立下汗马功劳，主张“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相传尉缭懂得面相占卜，在被秦王赵政赏识之初曾经认定嬴政的面相刚烈，有求于人时可以虚心诚恳，一但被冒犯时却会变得极之残暴，对敌人也毫不手软。尉缭认为这样的赵政欠缺照顾天下百姓的仁德之心，多次尝试逃离赵政为他安排的住处。
从《史记》的记载可知，秦始皇嬴政时代的尉缭与魏惠王时期的尉缭时间上相差近百年，故二者不可能为同一人。
兵书《尉缭子》作者存疑：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尉缭子》残简，仅能证明《尉缭子》不是后人所著的伪书，无法证明该书的作者是谁。《尉缭子》兵书，依然无法判断是由魏惠王时期的隐士或是秦王赵政时期的国尉著作，史学家众说纷纭。
《尉缭子》讲述了哪些作战方法
《尉缭子》，作者尉缭，《隋书·经籍志》著录为“梁惠王时人”。存世最早刊本为南宋《武经七书》本，5卷，24篇。1972年银雀山汉墓出土《尉缭子》竹简六篇为最早版本，虽然残缺严重，但解决了长期以来认为《尉缭子》是后人伪造的问题。《尉缭子》继承发展了《孙子》、《吴子》等军事思想，它反对用天命观指导战争，提出“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它认为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主张“王者伐暴乱”要以“仁义”为本；“兵者凶器也”，“故不得已而用之”。它对于军事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有精辟的论述。在战略战术上，它主张“权敌审将而后用兵”，提出“正兵”与“奇兵”灵活运用的作战方法。此外还有许多治军的言论。《尉缭子》杂取法、儒、墨、道思想而论兵，在先秦兵书中独具一格。
《尉缭子》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尉缭子》继承发展了《孙子》、《吴子》等军事思想，它反对用天命观指导战争，提出“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它认为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主张“王者伐暴乱”要以“仁义”为本；“兵者凶器也”，“故不得已而用之”。它对于军事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有精辟的论述。在战略战术上，它主张“权敌审将而后用兵”，提出“正兵”与“奇兵”灵活运用的作战方法。此外还有许多治军的言论。《尉缭子》杂取法、儒、墨、道思想而论兵，在先秦兵书中独具一格。
古代军事家尉缭子简介
尉缭，生卒年不详，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姓失传，名缭。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入秦游说，被任为国尉，因称尉缭。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同时也是秦始皇的情报兼特务头子。传说是鬼谷子的高足。
尉缭子的介绍
《尉缭子》是中国古代的一部重要的兵书，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疑古派一直认为《尉缭子》是伪书，《尉缭子》也被长时期的冷落，自1972年银雀山汉墓出土文献证明 《尉缭子》并非伪书。《尉缭子》一书，对于它的作者、成书年代以及性质归属历代都颇有争议。一说《尉缭子》的作者是魏惠王时的隐士，一说为秦始皇时的大梁人尉缭。一般署名是尉缭子。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书中杂家类著录《尉缭》29篇，兵形势家类著录《尉缭》31篇。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尉缭子》残简，说明此书在西汉已流行，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时代。《尉缭子》从人性论的视角考察了人的心理，提出了不少精辟治国思想，如“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委积不多则士不行;赏禄不厚则民不劝;武士不选则众不强;器用不便则力不壮;刑罚不中则众不畏”，后一句话可以作为尉缭子经国治军思想的总纲领。《尉缭子》受到《六韬》或者当时其他黄老道家治国理论的影响，提出治国应当使人无欲，无欲则没有争夺，没有争斗就没有犯罪和战争，那么天下就太平了，即“反本缘理，出乎一道，则欲心去，争夺止，图图空”。
尉缭怎么读
尉缭读音：wèi liáo
wèi：声母：w，韵母：ei，声调：第四声。
liáo：声母：l，介母：i，韵母：ao，声调：第二声。
笔顺
人物介绍：
尉缭在战国时期有两人，其中一人为魏惠王时期的隐士，另外一人是秦王嬴政时期的国尉缭。因同在战国，容易混淆。尉缭在史书所提及的一般指魏缭。
生卒年不详，战国兵家人物。魏国大梁（今开封尉氏县）人。不知姓，名缭，秦王嬴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入秦游说，被任为国尉后，改称尉缭。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尉缭子》时又称“尉缭子”，为鬼谷子弟子。
他为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立下汗马功劳，主张“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相传尉缭懂得面相占卜，在被秦王嬴政赏识之初曾经认定嬴政的面相刚烈，有求于人时可以虚心诚恳，一旦被冒犯时却会变得极之残暴，对敌人也毫不手软。
尉缭认为这样的嬴政欠缺照顾天下百姓的仁德之心，多次尝试逃离嬴政为他安排的住处。
从《史记》的记载可知，秦始皇嬴政时代的尉缭与魏惠王时期的尉缭时间上相差近百年，故二者不可能为同一人。
兵书《尉缭子》作者存疑：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尉缭子》残简，仅能证明《尉缭子》不是后人所著的伪书，无法证明该书的作者是谁。《尉缭子》兵书，依然无法判断是由魏惠王时期的隐士或是秦王嬴政时期的国尉著作，史学家众说纷纭。
尉缭子有哪些内容
《尉缭子》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宋代颁定的“武经”之一。尉缭撰。尉缭其人史书记载非常简略,《汉书·艺文志》杂家类《尉缭》下著录为“六国时”人,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称“缭为商君学”。《隋书·经籍志》始著录为“梁惠王时人”,以后各家书目大多沿袭上述说法,但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未详何人书”,宋施子美《七书讲义》则说是“齐人”,明茅元仪《武备志》又说是“魏人”、“鬼谷高弟”,归有光在《诸子汇函》中还说“尉缭,司马错也”。施、茅、归距战国甚远,实属臆测。因《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一个“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有人“以为秦国尉”的尉缭。因此,《尉缭子》一书的作者,究竟是见梁惠王的尉缭,还是做秦国尉的尉缭？引起后人的争论,至今尚无定论。但从全书人称、语气和内容上考察,开头就是“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尉缭子对曰”,并不断有“听臣言”、“听臣之术”、“臣闻”、“臣以为”等语,又称魏为“吾”、“我”,内容反映了梁惠王时的情况。魏国吴起被谗奔楚,魏军力削弱,兵败迁都大梁,欲于衰落中中兴,“以武事成功”,且多次提到吴起,予以赞美,两次提到“吴起与秦战”。据此,似定为梁惠王时尉缭较合情理。近有学者考证,提出与梁惠王答对的尉缭,正是由大梁入秦的那个尉缭。
《汉书·艺文志》杂家著录有“《尉缭》二十九篇”,兵形势家著录有“《尉缭》三十一篇”。《隋书·经籍志》及《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只有杂家《尉缭子》五卷,兵家不见著录。自北宋景祐年间编纂的《崇文总目》始,复见兵家《尉缭子》五卷,宋神宗时并与《孙子》等一起被颁定为“武经”,而杂家不再见著录。今传世本即“武经”本。对于杂家、兵家、今传世本《尉缭子》之间的关系后人也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杂家和兵家《尉缭》本是一部书;有的认为是内容不同的两部书;有的认为今本《尉缭子》是原兵家书,杂家书亡;有的认为是原杂家书,兵家书亡;还有的认为是两部古代残书的合编本。从现有资料分析,《汉志》著录的杂家《尉缭》和兵家《尉缭》,由于《七略》中的两书提要被班固删掉而失传,究竟是内容基本相同或根本不同的两部书,还是同一书的重复著录,难以确断。但从以下情况看,《七略》的著录体例,多有同一个人的著作交叉著录现象,如被班固认为是重复著录而省掉的《伊尹》、《太公》等十家、二百七十一篇即是;唐魏徵撰《隋书》将《尉缭子》入杂家,兵家不入,而他同一时期撰《群书治要》时辑录的《尉缭子》,与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尉缭子》残简相应的文字大多类同,与武经本(即今传世本)的相应篇目也基本相同,这说明杂家和兵家《尉缭子》很可能是同一部书,只是因为兼有兵家和杂家的思想内容而归类不同罢了。
关于《尉缭子》的成书时间,自南宋陈振孙提出《尉缭子》疑非先秦兵书后,明清以后出现伪书说。1972年《尉缭子》残简在银雀山西汉前期墓葬中出土,内容与今传世本大致相同,不仅均不避汉初几个皇帝“邦”(高祖刘邦)、“盈”(惠帝刘盈)、“恒”(文帝刘恒)、“启”(景帝刘启)、“彻”(武帝刘彻)的名讳,而且书写字体隶书中带有明显的篆书风格,这说明抄写年代应在秦汉之际,成书年代当更早,似由战国时人整理写定,伪书之说不攻自破。
《尉缭子》自汉殷,历代均有著录,然卷、篇数不等,有五卷、六卷之分,三十一、二十九、二十四、三十二篇之别,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流传中有佚失,二是分篇不同,如武经本将《兵令》和《兵教》分别分为上、下篇。今传世本共二十四篇,其篇目和主要内容是:《天官第一》,主要论述战争中“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道理,批驳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兵谈第二》,主要论述立邑、土地、人口、粮食与固国胜敌的相互关系,说明“战胜于外,备主于内”,“兵胜于朝廷”的道理,提出了治国治兵的一些方法和对将帅的要求等;《制谈第三》,主要论述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与战争胜负的关系,提出“凡兵,制必先定”,“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等治军、治国方法;《战威第四》着重论述高昂的士气对于取得战争胜利的重大作用,激励部队士气的方法;《攻权第五》,着重论述进攻的战略战术,强调战前要有充分的思想、组织准备,要善于选择敌人的弱点发起进攻;《守权第六》,主要论述防守中的守城法则;《十二陵第七》,总结了治军的正反十二条经验;《武议第八》,内容很丰富,论述了战争的性质、目的和物质基础,将领的作用、条件和权力,刑赏的原则等;《将理第九》,着重说明执法不明会影响国计民生,造成军需亏乏,使国家危险的道理;《原官第十》,主要叙述国家分官设职的重要性,以及君臣职能和施政办法;《治本第十一》,主要论述治国要以耕织为本,提出了“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的进步观点;《战权第十二》,主要阐述懂得战争权谋的重要性;《重刑令第十三》,主要讲惩处战败投降、逃跑将吏的刑罚措施;《伍制令第十四》,主要讲军队的连保制度及严格军纪、防止奸细的重要意义;《分塞令第十五》,主要讲军队营区的划分、建设和管理条例;《束伍令第十六》,主要讲战场上的赏罚制度和各级军吏的惩处权限;《经卒令第十七》,主要讲战斗组织、编队、佩戴标识符号及对战斗胜利的意义;《勒卒令第十八》,主要讲金、鼓、铃、旗四种指挥工具的作用和使用方法,以及军事训练和正确指挥的重要性;《将令第十九》,主要讲将军受命的郑重和将令的威严;《踵军令第二十》,主要阐述部队的战斗编成、各自的任务和行动部署,提出“欲战先安内”的观点;《兵教上第二十一》,主要叙述部队训练的方法、步骤和训练中的奖惩制度等;《兵教下第二十二》,主要阐述国君必胜之道和有关行军作战训练的问题;《兵令上第二十三》,主要讨论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及列阵交锋的内容和要求等,提出“以武为植,以文为种”的观点;《兵令下第二十四》,主要讲述战场纪律条令及严格执行条令与战争胜利的关系。
《尉缭子》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吴子》等的军事思想,具有战国时代的特点。它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战争观,反对用唯心主义的天命观指导战争,提出“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进步观点。它认为战争有正义与不义之分,反对不义之战,支持正义战争,“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主张“王者伐暴乱”的战争要以“仁义”为本。还认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故不得已而用之”,既要“慎战”,又不能“废兵”。在战略上它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这集中反映在它对军事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的论述方面。它把军事和政治形象地比喻为“植”(枝干)、“种”(根基)和“表”、“里”,指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意思是政治是根本,军事是从属于政治的,这与两千年后的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经济是治国之本,是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主张发展耕织,“明乎禁舍开塞,民流者亲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治则国富。富治者,民不发轫,车不出暴而威制天下。”
《尉缭子》注重战前思想、物质和组织的准备,主张“权敌审将而后用兵”,“凡兴师,必审内外之权,以计其去,兵有备阙,粮食有余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后兴师伐乱,必能入之。”注重奇正的灵活运用,认为“故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主张集中,认为“专一则胜,离散则败”。进攻时,主张出其不意,先发制人;防守时,主张守军和援军要“中外相应”,守与攻相结合。
《尉缭子》的治军思想很丰富,重视将帅的政治品德和个人模范作用,要求将帅秉公执法,恩威并施,吃苦在前,临战忘身,为人表率;重视部队的行政建设,制定了较完备的战斗、内务、纪律条令,是研究先秦军制史的重要资料;注重军队的训练,论述了训练的目的、方法、步骤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提出从最基层起逐级教练,最后合练的训练方法;重视赏罚,提出“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杀“赏”一人而万人喜者杀“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的思想,在书中记述的各种条令条例中都有赏罚的具体规定和要求。
《尉缭子》问世后,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兵家的重视。唐魏徵将其收进用于经邦治国的《群书治要》之中,宋代被官定为武学经书,后世兵家多有引述。很早就传到日本,日本研究、译注《尉缭子》的兵书有庆长十一年(1600)元佶《校定训点尉缭子》、林道春《尉缭子评判》等三十余种。此外还有朝鲜刊本。《尉缭子》是一部具有重要军事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兵书。也应该看到《尉缭子》中也存有封建阶级的糟粕,如鼓吹用严刑酷法来维持纪律的执行等,是剥削阶级军队官兵对立的产物,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
《尉缭子》现存最早的版本是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竹书抄本,可惜是残简,不是完帙。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刊《武经七书》本。后世诸多丛书本大都源于此本。建国后研究《尉缭子》的主要成果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尉缭子注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尉缭子注释》、中州书画1982年版《尉缭子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竹简帛书论文集·尉缭子斟证》、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尉缭子浅说》等。
《尉缭子直解》书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