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8月1日，一位身穿黑色西服的中年男人，在一众国民党人敬仰的目光中，缓步走进国民政府国防部二厅，成为了该部门驻泸国际组少将代理专员。
在场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这位刚刚被国民党领导人委以重任的人，其实是一位地下党特工，他独自潜伏敌营19年之久，4次被捕也能全身而退，如今已经为组织搜集了无数份关键情报！
那么，这个男人是谁？他是什么时候成为地下党特工的？又是如何取得国民党人信任的呢？
图|范纪曼
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位红色特工，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范纪曼。
范纪曼出生于四川梁山县，和周围人不同的是，他的父亲是四川政法学院的优秀毕业生，在父亲的引导下，范纪曼逐渐成长为一名出类拔萃的少年。
19岁那年，范纪曼辞别父亲，辗转来到武昌，考进了汉阳兵工厂技工学校。
在他就读的那段时间中，北伐军队攻陷了武昌，范纪曼得以亲眼目睹战士们驰骋沙场，消灭反动军阀的高光时刻，看着周遭百姓为革命斗士们欢呼雀跃的模样，一团炽热的火焰在范纪曼心中熊熊燃烧，他暗暗立誓：我也一定要加入革命队伍，为拯救国家付出自己的一份心力！
抱着这样的想法，范纪曼自汉阳兵工厂技工学校退学，不久后考上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与他同期的学员有罗瑞卿、赵一曼等革命斗士，也有廖耀湘、戴笠等国民党将领。
由于自身的优秀，没过多久，范纪曼就得到了引荐，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的革命氛围一片祥和，范纪曼和诸多年轻人一样，对祖国的未来，抱有很大的期许，众人都以为，依照目前的形势来看，祖国的未来必定是一片光明，可让所有人都没有料到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暴动，彻底打破了这看似顺利的革命进程。
1927年，北伐战役成功后，蒋介石显露出反革命的邪恶面庞——他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无数出色的党员同志因此失去生命，一时间，白色恐怖席卷全国，革命运动深陷低谷。
图|蒋介石
在这种状态下，不少爱国斗士陷入茫然，革命前景究竟身在何方？眼见得不到答案，一些意志不坚的人甚至打起了退堂鼓。当然，在这其中，也有同志更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信念，即便前方有再多危险，他们也丝毫不惧！范纪曼就是其中之一。
这年八月，范纪曼接受组织指令，回到自己的老家，悄悄组织地方武装。
为了扩大革命势力，范纪曼带领同志们创建剧社，巧妙利用演戏的方式，将革命思想传播到人民群众当中，没过多久，就有十几位新成员陆续入党。
与此同时，范纪曼还带领农民成立了农协组织，勇敢地反抗梁山地区的地主和乡绅的恶意剥削，争取农民当家作主的民族平权。
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做法触及了当地军阀的利益，为了平息这场“动乱”，军阀下令要抓捕范纪曼。
于是，仅仅在家乡斗争了一年之后，范纪曼就不得不逃离故土。
此时党中央本打算让他担任川北地区的军委书记，指导当地的农民起义工作，可惜起义未果，范纪曼再次被军阀通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范纪曼再次来到了重庆，在西南美专学校指挥学生起义，也正是在这段时期，范纪曼结识了自己未来的妻子彭雅萝。
图|范纪曼和彭雅萝合影
特工之路1929年秋，在组织的安排下，范纪曼来到上海担任交通联络员的工作。1930年，由于被叛徒出卖，范纪曼第一次被关入国民党牢狱中。
国民党人对共产党的“歧视”颇深，为了得到有关线索，反动派人员将范纪曼折磨了三个月之久，将他打得皮开肉绽，然而，因为有足够的信念支撑着，范纪曼从未吐露一丝一毫与组织有关的线索。最后，由于没有足够的证据，再加上外界一直没有放弃对他的营救，范纪曼成功离开了牢狱。
出狱之后，范纪曼原以为自己还能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然而等他真正出来后，却发现仅仅只过了三个月的时间，上海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由于种种原因，党组织开始隐于地下——他也因此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络。
当然，范纪曼并未因此放弃自己，他潜入人民群众当中，开始秘密寻找与组织有关的情报。
1932年初，范纪曼来到北平学习，在一次抗日救亡活动中，范纪曼突然注意到班上的女同学薛迅表现得很不一般——她很像共产党！
抱着这样的想法，范纪曼悄悄找她接洽，并主动向她述说自己的往昔经历，希望能通过她和组织重新建立联系。
不久后，学校党组织负责人找到他，诚恳地向他表示，由于近些年发生的种种变故，组织暂时无法查到他在上海的一切情况，需要等上海方面的消息。同时，为了不流失范纪曼这个优秀人才，中央指示薛迅领导其参加党小组的一切任务。
在那白色恐怖日益加剧的时期，范纪曼能重新得到组织关怀，并能再次从事革命工作，他的心中感到比以往更充实，也更有坚持革命的动力了。与此同时，由于他总能完美地完成任务，党员同志们都对他十分钦佩，有什么问题，总愿意找他解决。
范纪曼突然接到同乡好友曹策托人传来的消息，来人告诉范纪曼，曹策如今被关在北平某处的监狱中，希望范纪曼能前往营救。
曹策曾担任过天津市委书记，是组织的重要革命干部，拯救他的行动，范纪曼势在必行！
为了营救曹策，范纪曼托了各种关系，最后与黄埔学校的校友陈恭澍（shù）取得了联系。陈恭澍当时在国民政府担任秘密刊物负责人的工作，在北平颇具能量。范纪曼向他提出希望能解救曹策的事情，并告诉他，曹策是自己的“表哥”。
陈恭澍毫不犹豫就答应了这个请求，可范纪曼却迟迟没有接到曹策成功逃脱的消息，逼不得已，范纪曼只得再次找上陈恭澍。
或许是感受到了范纪曼拯救“表哥”的决心，陈恭澍这次没有再忽悠他，而是向他摊牌道：“你的表哥曹某，我确实可以保释，但我负责的杂志还缺少文章，美国公使馆有些外文材料我急等着要用，你知道，我们这些黄埔出来的都是大老粗，不懂外文，听说你懂几国文字，你帮我的忙，去抄录一些然后翻译出来交给我，你的表哥我一定将他保释出来，咱俩一言为定！”
范纪曼当时以为需要翻译的只是一些普通资料，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然而，等他真正接触到这些资料后，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资料竟全是国民党与日本的重要军事以及外交情报！
范纪曼明白此事不容小觑，当即通过薛迅与北平党组织负责人取得了联系，并将自己偷偷抄写的译本交给了他！
在这之后，陈恭澍又从美国使馆拿出第二批、第三批材料交给范纪曼，他也照例将译本再次复刻一份交给党中央，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党组织得以对华北日军和国民党华北当局的军事、外交等情况，了如指掌。
由于范纪曼能力出众，陈恭澍也如他所愿，在营救曹策同志的事情上下了功夫，后来，曹策同志被军阀从监狱中放了出来。
令人遗憾的是，曹同志被释放不久后，组织中便再次有人禁不住诱惑，将范纪曼的事情出卖给了陈恭澍。陈恭澍十分生气，怒骂范纪曼吃里扒外，不该给共产党卖力，并将他抓了起来。
这是范纪曼第二次被捕，幸好女友彭雅萝没有放弃他，经过彭雅萝的多方奔走，找到愿意给他求情的黄埔军人王某和杨某，陈恭澍看在同为黄埔校友的情分下，同意网开一面，才让他得以保释出狱。
换做常人，如果经历这么多变动之后，或许就会因此停滞不前，再不敢继续革命，而范纪曼却不会这样。出狱之后，范纪曼依然没有放弃给组织做贡献，他一边努力求学，一边四处寻求机会，或许是上天眷顾，范纪曼很快就找到了这个机会。
1943年春节期间，范纪曼和女友彭雅萝接到四川老乡郑大姐的邀请，一同去她家拜年。
在热心的郑大姐家中，两人结识了身为郑大姐丈夫的刘尊棋，刘尊棋是苏联塔斯社驻北平的记者兼翻译，他们几人一见如故，自那之后，两家人便经常凑在一起交流感情。
一次，身为上海《大晚报》驻北平特派记者的刘逸樵也来到了刘尊棋家中，了解到范纪曼的才学之后，刘逸樵征求他的意见，希望他协助自己将一些日文材料翻译成中文。
范纪曼答应试试看，刘逸樵便将文件给了范纪曼，他立即把全部文件都翻译了出来，并将它们连同自己之前得到的资料一起交给刘逸樵。
刘逸樵之后又将一些关于东北沦陷后日本军政、经济的资料以及中国义勇军和东北抗日联军抵抗日寇的资料拿来，让范纪曼将其从中文翻译成外文。
有了之前为陈恭澍翻译美国使馆情报的工作经验，范纪曼已经掌握了一些关于情报汇总、编写的本领，因此，在为刘逸樵处理工作时，范纪曼总能做得非常完美。这让刘逸樵感到十分满意，并愿意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他。
在谈话中，刘逸樵告诉范纪曼，自己其实是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的一位情报工作者，由共产国际组织特派，来到中国指挥工作，能够和共产国际驻上海的机关单位直接取得联系。
两人短暂交心之后，为了方便范纪曼在北平社交场合公开活动，刘逸樵还专门为其印了名片，头衔是“美国·檀香山·《自由日报》记者”。
有了刘逸樵的帮助，范纪曼得以更轻松地获取外界情报，他也没有浪费这个优势，每天，范纪曼都会仔细阅读各类文件报刊，并将其中认为有价值的材料剪下来，贴在本子上，以备不时之需。在所有杂志报刊中，他格外注意日本报上的“人物往来”一栏，这一习惯，也让他获得了一个重要情报。
1935年6月下旬，范纪曼从“人物往来”栏目中得知日本军官梅津美治郎突然来到中国，匆忙找到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
图|何应钦
范纪曼分析：梅津来者不善——早在一个月前，日寇便开始在华北地区制造事端，同时向国民党提出转移华北统治权的要求。如今梅津匆匆来到北平寻找国民党，很可能与进一步取得华北控制权有关。
果不其然，这年七月，日方与何应钦达成协议，同意日寇取得中国河北以及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控制权。为抵抗这种“出卖国土”的行为，我方及时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揭露了国民党的丑恶面孔。
在此之后，刘逸樵另有要事，需要前往北平，两方不得不就此分离。
刘逸樵走后，北平也面临沦陷，范纪曼和女友不便久留，便回到了阔别五年之久的上海。
1943年底，为了更加方便展开情报工作，已经和刘逸樵再次取得联系的范纪曼在静安寺大华商场开了家书店，取名为“木简书屋”。
书屋开起来后，10多年前，曾经在北平要求范纪曼为自己翻译情报的陈恭澍，此时以国民党“情报员”的身份来到上海，找到范纪曼，要求他为自己搜集日伪情报。
范纪曼得到刘逸樵的准许，与陈恭澍重新建立了联系。一边给陈恭澍提供日军和汪伪组织的情报，一边将从陈恭澍处得到的国民党反共的一些情报，交给刘逸樵。
不幸的是，没过多久，与范纪曼有着联系的工作人员被日寇抓获，范纪曼也因此被捕入狱，罪名是“反日分子”。
范纪曼被捕后，彭雅萝直接找到陈恭澍，假意称范纪曼是为帮其搜集情报，才不幸被捕的，要求陈恭澍设法将他保释出狱。陈恭澍与日本特务有些往来，没过几天，日方便将范纪曼用车子送了回来。
新的征程抗日战争，最终以中国人民的胜利圆满结束，然而范纪曼在秘密战线上的“战争”，却远远没有告终。
图|刘尊棋
1945年8月下旬，抗战胜利后没多久，12年前在北平工作的那位塔斯社记者刘尊棋便来到上海，通过查询，找到了范纪曼。
刘尊棋此次前来上海是负有特殊使命的，他前不久，以美国新闻处中文部主任的身份，由重庆飞往上海，任务是在当地组建美国新闻处。他找到范纪曼，讲述了自己到上海的目的，并询问范纪曼目前状况。范纪曼同刘讲了自己在上海的境遇，以及近来被日寇逮捕和折磨的事情，并向他表示，自己目前是失业状态。
刘尊棋同情范纪曼的遭遇，驻上海的美国新闻处成立后，刘尊棋立即邀请范纪曼到新闻处来管理图书馆的阅览室。这一工作，让范纪曼打开了一扇新的情报窗口。
刘尊棋是共产党人，他的特殊使命是在上海为党中央办事。
1946年春，党中央指示刘尊棋在上海创办《新华日报》。由于重庆《新华日报》是共产党在大后方的喉舌，在国统区成了人民群众投身抗日救亡和争取和平民主的号角，当时国民政府正在积极筹备内战事宜，一听到“新华日报”几个字就胆战心惊，坚决不准许共产党到上海再开办一个《新华日报》。于是党中央后退一步，让刘尊棋在上海创办《联合晚报》。这个部门的编采人员极容易凑集，但要公开出版报纸，在寸土寸金的上海，一无房子，二无印刷设备，真可谓是困难重重。
范纪曼知道这一情况后，主动找到刘尊棋，说自己有解决方法。原来范纪曼认识《华美晚报》老板的妻子，《华美晚报》刚刚停办，范纪曼便出面为组织将原华北报社的楼房和机器统统租下，《联合晚报》得以正式出版。这使得我党在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有了一个公开的宣传阵地，及时宣传党组织的优良方针和决策。
成为国民党国防部少将专员1946年6月，国民政府撕下和平的伪装，公开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大规模内战。
范纪曼接到组织指令，设计打入敌人内部，为党组织探求情报。这年的8月1日，范纪曼身穿黑色西服，正式入职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成为了该部门驻泸国际组少将代理专员。
或许是范纪曼的情报收集能力太过强大，又或许是国民党人对自己的决策太过于信心，那段时期，范纪曼得到了不少重要消息！
淮海战役：
黄伯韬部被我军歼灭后，国民政府调邱清泉前往支援。在此之前，邱部的驻军所在地，防守地段都被探寻得十分详细。
平津战役：
蒋介石眼看即将败于我军，不惜以牺牲周遭百姓为代价，秘密转告国民党天津驻军陈长捷：“必要时，可以炸毁河流，将水引入津街巷，以便防守。”
正因为有范纪曼传出的这些情报，组织才能提前掌握敌军动向，达到知己知彼，战胜敌人的结局。
随着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下野，返回老家浙江奉化溪口镇。1月25日，蒋介石在溪口镇召开一秘密会议，与会者只有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几位国民党核心成员。仅过去一两天，范纪曼便从国防部得到消息，将蒋介石决定将“国府”迁移到台湾的情报交给党中央。
这也是党组织最早得知蒋介石要向台湾逃窜的一份重要的确切情报。
蒋介石准备逃往台湾之前，屯兵厦门，企图做最后的挣扎。为了弄清国军在厦门的一切情报，组织再次通知范纪曼：速飞厦门，调查蒋部在厦门鼓浪屿的战略准备。
范纪曼一得到通知，就离开上海飞到厦门。由于他是“国防部少将专员”，又是搞“特工”的，所以一般人不能进入的禁区，他都可以径直进入。
图|蒋介石
经过长时间调查，范纪曼了解到：蒋介石在华南的部署，已经不完全只听从他的指挥，蒋介石本来命令第六兵团李延年部从浙江、福建、厦门一线，撤至闽南漳州和广东潮汕地区，但李部却只知道争斗船只，争相逃往台湾。
厦门之行，范纪曼完美完成任务，立即乘机返回上海，向上级进行详细汇报，并将自己制作的“军事地图”交到中央。
冒死越狱，返回组织怀抱。
范纪曼结束厦门之行后，正当他怀着胜利的喜悦，准备接受组织的新任务，投入下一场“地下战斗”中去时，厄运，悄悄降临在他头上。
一位组织成员在黎明来临之前，被国民党人抓获，自他那里，国民党人发现了范纪曼的马脚。
一段时间后，范纪曼被反动派们带到了保密局，由于他总说自己是被冤枉的，而且也确实在国民政府身居要职，在没有得到确切证据前，反动派们不会拿他怎么样。
可遗憾的是，经过一番搜查，国民党人掌握了他的线索。
范纪曼明白，继续待在监狱中，自己只有死路一条，为逃出生天，他不断摸索着，最终通过翻越监狱的篱笆墙，逃出监狱，回归组织怀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