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大家顾颉刚先生曾经考证大禹可能不是人——“禹或是夏代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并以《说文解字》加以论证——“禹，虫也”。
这下被鲁迅线索抓住了把柄，对顾颉刚进行了一番毫不留情的辛辣讽刺——在他的《故事新编》中说“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并在文中给顾颉刚起了一个外号“鸟头先生”。从此社会上都知道顾颉刚叫“鸟头先生”了。为此，气得顾颉刚把鲁迅告上了法庭。
顾先生书生意气颇浓，他实在受不了别人对他辛辛苦苦的研究成果讽刺挖苦，他希望有聆听者，希望有人能认真看一看他的考证，而不是当作一起娱乐事件无休止讽刺。所以他把鲁迅告上法庭，告他诽谤。
其实，顾颉刚并没有说大禹是虫子，他说的很清楚“禹或是夏代鼎上铸的一种动物”。《说文解字》的“禹，虫也”也并非说大禹是虫子，因为古时候“虫”是所有动物的总称，《水浒传》景阳冈的吊睛白额大虫是老虎。
而鲁迅先生直接曲解为“一条虫”、“虫虫”，跟顾颉刚的原意相去甚远（也有可能是故意曲解，借以讽刺顾颉刚研究的荒谬）。
可是后来人都采用了鲁迅的说法，认定顾颉刚说大禹是条虫子，直到现在这个说法也掰不过来。可见，鲁迅先生要贬一个人，真的杀伤力很大啊。
当然没多少人会相信大禹是条虫子，但很多人却相信：大禹可能是不存在的，历史上根本没有这个人！
到底有没有大禹这个人，我想应该从记载大禹人生的四件大事入手，如果这四件事可以得到印证，有出土文物为佐证，即可以证明大禹是真实存在的。
这四件大事分别是：大禹治水、涂山大会、禹都阳城、征伐三苗。
大禹治水我们几乎从小就听过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后来长大了，懂得人体生理知识后，发现这个故事有个巨大漏洞——好几年不回家，大禹的妻子却给他生了儿子。
如此之荒唐，看来大禹治水根本就是假的嘛！
先不忙否定，我们对神话传说时代的那段历史，不能全相信，也不能全部否定。
我以为事情是有的，只是被夸张的太厉害，以至于让事情本身发生扭曲，产生了变形。本来是想歌颂大禹为了治水“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结果忽略了生孩子这件事。后世人也都陷入英雄崇拜的狂热中，并没有深究“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合理性。
关于大禹治水的事情最早载于《尚书·禹贡》中，说是当时华夏大地河水江水泛滥，舜就派大禹的父亲鲧去治理洪水。鲧采取堵的办法，洪水一来就修筑堤坝，结果水越积越多，终于冲破堤坝，一泻千里……反倒造成了更大的伤害。
实际上这位鲧不适合治水，他应该算是上古著名建筑师，他喜欢搞建造。《吴越春秋》说“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可见他是中国造城第一人。
鲧治水失败，又派他的儿子大禹去治水。这次舜学聪明了，不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除了派大禹治水，还派了后稷（周朝的老祖宗）和契（商朝的老祖宗）去治水。结果我们都知道，大禹成功了。大禹采取疏导的办法，挖沟挖河，使大水流进四海，又疏通田间小沟，使田里的水都流进大河。
今天，古文尚书已被证实是后世伪作，但今文尚书依然值得信赖，学界并没有质疑的声音。所以我们在《尚书·禹贡》中看到大禹治水的记载，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除了《尚书·禹贡》的记载，2900多年前西周中期的文物遂公盨（xǔ），也有对大禹治水的记载。遂公盨上的铭文记载了大禹采用疏道河流的方法平息了水患，并划定了九州。铭文中还提到大禹是夏王朝的奠基人。
由此可见，至少在西周中期大禹治水的故事已经流传天下了，并且还证实了夏朝的存在。
近些年，在考古学家的研究下，已证实距今4000年前后，山西、河南、安徽等地确实发生过洪水泛滥的情况。考古遗迹和文献记载的内容是可以对应起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大禹治水确有其事。
涂山大会涂山大会大概是中华史上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一次官方性质的庆功宴，为了庆祝治理水患成功。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确立大禹的威信。（也确实树立起了威信，大禹在大会中就当场杀死了一个部落首领防风氏）
大会地点在涂山国境内。涂山国是东夷部落集团的一个强国，属于母系社会，领导人由妇女担任。大禹的妻子就是涂山氏，大禹是涂山国的女婿。所以涂山国实际上是大禹的地盘，这就很好理解为什么大禹要把大会地点选在这里了。
但自古以来关于涂山到底在何处，说法莫衷一是。主要有三种说法：
1、濠州，即今天的的蚌埠禹会区。
2、会稽，即浙江绍兴柯桥区。
3、渝州，即重庆南岸区。
很多年前，社科院考古所在蚌埠禹会区发现了一个龙山文化的遗址，人们认为，很可能这里就是大禹涂山大会的地点。为什么这么说呢？
考古队员发现遗址里有35个坑，大小都差不多，而且间隔距离都基本相等。考古队认为这些坑就是当年涂山大会各个部落插旗的地方。
这个遗址里还出土了很多陶器，奇怪的是这些陶器并非出自同一种文化，有山东龙山文化、有河南龙山文化，甚至还有来自南方的陶器。这大概就是涂山大会各个部落带来的陶器，所以才会如此之杂。
在这个遗址里还发现了一些简易房子的痕迹，它们不是那种修建坚固耐用的房子，而是类似于比较简易工棚性质的。我想这就是涂山大会时，各个部落暂时居住的工棚，临时居所。
现在，学界基本上都比较认可蚌埠禹会区，就是大禹涂山大会的所在地。因为人家这里有出土啊，并且出土器物与涂山大会两者之间的关系也都说得通。
涂山大会对大禹的人生当然是至关重要的。前面也说了，不仅是治水成功的庆功大会，也是大禹在群雄面前树立威信的大会。为什么后来舜要禅位给大禹？恐怕是不得不禅让——大禹在涂山大会一呼百应，有不服者如防风氏直接杀掉，舜看到这在情况立刻心知肚明。
禹都阳城根据《竹书纪年》《史记》等史料记载，舜要把位子传给大禹，大禹还不大愿意，他认为应该舜的儿子继位。可是舜“非要”把位子传给他，大禹只好跑到一个叫阳城的隐居了。即便跑到这里，舜还是“不放过他”，硬要禅让于他。大禹没办法，盛情难却，只好“勉为其难”答应了。
我认为这些史料记载是真实的，大禹应该确有跑到阳城，躲避舜禅让之事。但我们要明白这背后的真相，上古人都是特别“有腔调的”，即便对那个位子垂涎三尺，也必须表现出“不情不愿”的意思。
袁世凯称帝还要三番推辞呢，赵匡胤也要假装不想当皇帝，是被手下“黄袍加身”硬推上去的。总之，戏要做足，才天下信服。
大禹当上领导人后，没有再挪窝了，而是将阳城作为了他的都城。那么阳城在哪里呢？
70年代末期，考古学家在河南登封告城镇的王城岗发现了一个遗址。根据出土青铜器残片鉴定，这个遗址应该属于龙山文化晚期，也就是距今约4000年。而这个时间正好符合史料记载夏朝建立的时间。
现在，史学界基本认为登封王城岗遗址就是禹都阳城。史料记载和出土遗址可以大致相印证，这无疑更加证明了大禹此人的确存在过，并非后世虚构。
征伐三苗三苗是传说中尧舜禹时代的上古部落民族。关于大禹征伐三苗，先秦史料多有记载。《尚书·大禹谟》中说，舜让大禹去征伐三苗，因为他们又不遵从教令了。其实，此前舜就征伐过三苗，“窜三苗于三危”——将三苗驱逐到“三危”之地。“三危”到底是哪里呢，自古说法不一，四川、云南、甘肃……而现在学界基本上认为是长江中游这一块。
三苗被驱逐后消停了一段时间，到了舜的后期（也就是大禹崛起之时），三苗部落又蠢蠢欲动了，翅膀硬了，开始不听号令了。所以舜才要大禹去教训一下他们。
大禹带兵征伐三苗，战事打了30多天，依然不能解决。大禹一个手下就建议说，要用道德的力量感动他们。大禹听从了建议，然后班师回朝，并且建议舜要大修德政，三苗自然就会归附。果然，过了两个多月，三苗就“被感动了”，心甘情愿归附。
看起来有点扯淡是不是，但这真的就是《大禹谟》的记载。如果你仔细一想，其实这件事背后有它的合理性。
大禹征伐三苗，不是不能剿灭，而是要养寇自重，利用三苗这个外敌来逼迫舜就范。等大禹完全能控制和支配舜后，三苗就归附了，这分明是他们之前就达成的协议。
光有史料记载还不行，还得有考古发掘的佐证。如果我们能发现三苗的考古线索，那即可证明大禹征伐三苗的事实（不管他是不是养寇自重，不管是不是有某种协议）。
遗憾的是现在有关三苗的考古线索并不十分明确。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线索。
在湖北天门市石家河镇北郊有个石家河遗址。这个遗址分布时间有1000年之久，从5千年前到4千年前。
考古学家们把它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期，屈家岭文化，大约距今5000—4600年。
第二期，早期石家河文化，大约距今4600—4300年。
第三期，晚期石家河文化，大约距今4300年—4000年。
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个晚期石家河文化。这一时期的文化特征发生了巨大变化，开始充斥着大量中原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特征。比如瓮棺葬，这是典型的河南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本不应该有的。
于是我们至少有几个线索可以串起来：
1、石家河遗址在湖北天门市，而三苗生活在长江中游这一块。两者是否有关系？
2、三苗归附后，势必会融入中原地区文化。刚好，晚期石家河文化就融入了大量中原的文化特征。这仅仅只是巧合？
3、大禹所在的时间和晚期石家河文化的时间，都在4000年前。说明他们是同一时期。
由此我可以认为：石家河遗址就是三苗部落的遗址，他们归附大禹后便慢慢融入了中原文化。那么也就可以印证大禹征伐三苗确有其事。
以上，大禹人生的四件大事（大禹治水、涂山大会、禹都阳城、征伐三苗）从史料记载到考古发掘，都有直接或者的证明，也可以相互印证。所以我有理由相信历史上确有大禹其人。虽然这个结果并不惊天动地，但经过一番探究之后，你可能才有更深刻的认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