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 朱安与鲁迅先生的关系是什么
- 鲁迅不喜欢朱安，那为什么不选择和朱安离婚
- 朱安，鲁迅的妻子
- 鲁迅去世后，其原配夫人朱安是如何度日的多亏许广平供养她
- 临终前的朱安，用三个字客观评价冷淡了她一生的鲁迅
- 鲁迅遗落的第一任妻子：朱安
- 论朱安与鲁迅的婚姻：是渣男还是有情有义的“大丈夫”
- 鲁迅和朱安有什么故事
- 朱安死后是谁埋了她
朱安与鲁迅先生的关系是什么
朱安是鲁迅先生的原配夫人。
朱安，鲁迅的原配夫人，1878年6月生于浙江绍兴。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朱安，虽然识字不多，但是懂得礼仪，性格温和，待人厚道。因为鲁迅是长子，自从鲁迅父亲去世以后，鲁迅的母亲就开始为鲁迅的婚事操心。老太太喜欢朱安听话顺从的品性，决定娶来给自己的大儿子鲁迅做媳妇。
鲁迅的一生，曾经与两位女性有过婚姻或爱情关系，一是当他26岁的时候，从日本回到绍兴在母亲鲁瑞的主持下与山阴朱安女士结婚；鲁迅自与朱安结婚之后，直至病逝为止，并未与她解除这种婚姻关系。
鲁迅在外的日子，朱安一直照顾着鲁迅母亲的生活，从未有怨言；二是当他47岁的时候，从广州抵达上海，即与长期追随自己的番禺许广平同居。鲁迅病逝后，朱安女士到亡故的十余年间，和许广平同志一样，也一直作为鲁迅遗属同社会保持着正常的联系。
鲁迅不喜欢朱安，那为什么不选择和朱安离婚
一、鲁迅之所以不和朱安离婚，是因为他不想违背父母的意愿，因为在鲁迅看来，父母不想和他离婚。同时，鲁迅也是一个重孝的人。他对父亲和母亲非常孝顺。因此，虽然鲁迅内心对父母的安排并不是很满意，但他还是将父母的安排进行到底。
从而体现了他们对父母的孝顺。但鲁迅先生的孝道伤害了朱安这个女人，因为朱安为鲁迅付出了生命，但最终却一无所获，甚至连鲁迅先生的嘘声都没有收到。
二、这样一个女人，她的封建思想，让她接受了没有性和爱情的婚姻，你也可以把鲁迅和徐光平的儿子当作自己的儿子对待，把周家的生死放在身上也可能是迂腐的。这样的朱安是固执的，连圣人都不能改变她的看法，何况鲁迅！
鲁迅想离婚，但他害怕母亲得不到照顾。鲁迅经常对朋友们说：她是我母亲的妻子，不是我的妻子。这是我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只有责任赡养。爱是我不知道的东西由此可见，他对朱安毫无感情。根据他的性格，他肯定会离婚。但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女性离婚后会遭到社会的唾弃。
三、就连鲁迅先生也承认，朱安是个好女人，孝敬老人、善待丈夫，甚至在其他方面都做得很好。不幸的是，她是一个不幸的女人。鲁迅先生曾多次对他的朋友说：她是我母亲的妻子，不是我的妻子，这是我母亲给我的礼物，我只有义务赡养，爱是我不知道的。鲁迅也曾考虑过离婚。
但在当时，被离婚的女性被人鄙视和鄙视。与那些与妻子离婚再婚的民国名人相比，鲁迅对待朱安的态度是无比的善良和正义--既然他不能给她幸福，就给她一个名声和活下去的理由！
朱安，鲁迅的妻子
朱安，绍兴人，1906年奉母命嫁与周树人，1919年随夫定居北京，寄寓周作人处，1923年周氏兄弟决裂后被迫迁居。1926年周树人赴沪与许广平同居，朱安独守空房至1945年逝世。
一生颠沛，未得善终。
我，就是朱安。
1
下花轿时，我掉了绣花鞋，是凶兆。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六，我的大喜之日。
五年后，我又见到他。嶙峋得清冷，而倨傲。
月色凄寒。
盖头久久没掀，灯花大抵瘦了，他坐在太师椅上，翻书，不语。我瞥见墙角的一只蜗牛，一点点向上爬，很慢，仿佛时间。
五年前，父母之命，我便成了周家的媳妇，年底完婚。他是江南水师学堂的学生，书香门第，祖父是京官，犯了错，锒铛入狱，家道也便中落。我家为商，我长他三岁，似是一桩好姻缘。
成亲在即，他却要留洋日本，耽搁婚期。临别，我随周家人送行。他对我说，“你名朱安，家有一女，即是安。”周家无女，从那时起，我就自认是周家的人。让他安心，让家安宁，是我毕生所愿。
我等了五年。等待有朝一日，一路笙歌，他来娶我。
可是，他迟迟不归，杳无音信。
听娘娘（绍兴话，即婆婆，下同）和亲戚说，他成了新派青年，嘱我放脚，进学堂。我四岁缠足，母亲言，好人家的女子都是三寸金莲，大脚丑陋鄙俗，不成体统。今我二十有余，又谈放脚，徒遗笑柄。自古迄今，女子无才便是德，身为女人，开枝散叶，打理家务才是分内之事，读书识字非正业。朱家传统，容不得我挑战。说到底，我不过是个小女子，旧时代的小女子。我唯一能做的，便是婚礼时往大如船的鞋里塞棉花，没承想，下轿时竟掉了，欲盖弥彰。
墙角蜗牛仍在奋力上爬，夜缓缓地淡了。我想起那年渡口，他对我说，家有一女即是安。彼时的他，举手投足都是文弱书生气，不似如今，棱角分明。我心内有点憎恨起日本来，是日本之行让他改变。我预感到世道变了，只是不知新世道，容不容得下一个我。
洞房花烛夜，彼此默然的一夜。一沉默，就是一辈子。
三天后，他再度离家，去日本了。
2
宣统三年，也就是一九一一年，满清垮台。
我的婚姻，已经走过第五个年头。
先生回国两年来，先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中学堂当教员，现在是绍兴师范学校校长。他从不归家过夜，偶尔行色匆匆地回来，怀抱许多书，我看不懂。他和娘娘说话，说“国民革命”、“中华民国”，大抵是些国事，知我不懂，便不对我说。我沉默地听，寂静地看，他时而激昂，时而悲愤的模样，我很喜欢。他是做大事的人。
我出街，街头巷尾的茶馆都是“革命”的说法，人们好像与从前不大一样。像先生般不束辫的男人多起来，女人也渐渐不裹脚，天下乱了。先生似乎小有名气，路过酒肆药铺，常听闻“周树人”云尔。我是骄傲的，因我是周树人之妻。我亦是疼痛的，守着有名无实的婚姻，枯了华年。
先生是摩登人物，对这新气象，自然是喜悦的。我却是个旧人。贴着“包办婚姻”，迈着三寸金莲，被风云突变的世道裹挟着，颤巍巍地撞进新时代，往哪里走，我不知道。
晌午，我回娘家。
先生去北平了，我不识字，托小弟写封信。
先生树人：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望纳妾。
妻朱安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
先生未复，听说动了怒，说我不可理喻，不可救药。
正如下花轿时掉鞋，在他面前，我如履薄冰，却总是弄巧成拙。我是爱他的，甚至允许他纳妾，可他不懂。只有娘娘疼惜我，打理周家上下多年，我不像周家媳妇，更似周家女儿。一九一九年，先生为了事业举家北上赴京，我于是离了这江南水乡，离了娘家。一别，竟是一世。
“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我的人生依附于丈夫，他是大器之才，命运系于国运。我的一生，便在天翻地覆的历史洪流中，颠沛流离，支离破碎。
人生尽处是荒凉。
3
北平只有老鸹憔悴的哀叫，日子里满是干枯的味道。
我们住在二弟周作人处，弟媳信子是日本人，作人留洋日本时“自由恋爱”而结合。她思想进步，又懂写字，深得先生喜爱。来到北平我才知，先生声名竟如此显赫。来访者络绎不绝，有学生，也有大人物。每遇客访我都居于后屋，他应该不想我出面待客。先生由内而外都是革新，只有我是他的一件旧物。
今日我在后屋时，作人走进来。
“大嫂，你怎么一个人在这？”
我笑了笑，没有答。
“大嫂真是安静之人啊，这么些天都没听你讲过话。”他的声音里有旧日时光的味道。
我想了想，说：“作人，你教我认字吧。”
“好啊！听大哥讲，我只当你顽固不化。既然你追求进步，我断然全力助你。”
他写下八个字：质雅腴润，人淡如菊。“形容大嫂，恰如其分。”
后来，每当先生待客，作人便来后屋教我写字，有时也与我交谈。十几年的婚姻，我心如枯井。作人似是井底微澜，让形容枯槁的时日芳草萋萋。
“大哥现在教育部供职，也在北大教书，不叫周树人，叫鲁迅，是著作等身的大文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
“大嫂，你虽是旧式妇女却不愚钝。你很聪慧，大哥不接受你或是先入为主的偏见，以为婚姻自主就是好。
“事实上，你也看到，信子是我自己选择的妻，她挥霍无度又常歇斯底里，大哥一味崇洋，未免太过激进。
“大哥是成大事之人，历史恰到岔口，所谓时势造英雄，他定会青史垂名。社会规范剧变，总有人成为牺牲品，庞然历史中，小人物的疼痛无足轻重。历史会忘了我们的。”
“……”
斑驳的时光叠叠错错。在北平八道湾的四年，是我人生中唯一的阳光。无论如何冰冷漠然的人，在暗如渊壑的生命里，总有一次，靠近温暖，靠近光明。生是修行，缘是尘路的偈诰，因这来之不易的刹那芳华，我忘记哀伤，忘记幽怨，得你，得全世，得一世安稳。
然而，满地阳光凉了。
作人与先生决裂，因先生偷窥信子沐浴。
人生如纸，时光若刻，凉薄薄凉，夫复何言？
结发十七载，未曾同居，现在竟窥弟媳，大约是为“新”。先生料我不识字，书信从不避我，我于是看到作人递来的绝交书。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先生被迫迁居，临行对我说，留在作人家，或是回绍兴娘家。
我不说话。两行清泪，惊碎长街清冷。他们兄弟二人已然恩断义绝，此地可堪留我？若回绍兴，我便成休妻弃妇，给朱家蒙羞。世人都说先生待我好，谁知我吞下多少形销骨立的荆棘？我一辈子，无论多难，只哭过两次。那是一次。
娘娘心疼，劝先生：“你搬了家，也要人照料，带着她罢。”
先生瞥了我一眼，清冽而凛然。那年渡口，早已物是人非。往事倒影如潮，历历涌上心头。
花自飘零水自流。
4
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先生与我的新居。我是欢喜的。兴许这样的独处，可以拯救我。
先生肺病，终日咳得厉害，只能吃流食。我写信给娘家小弟，托他去东昌坊口的咸亨酒铺买盐煮笋和茴香豆，那是先生最爱的小食，寄过来，我磨碎煮进粥里。先生好一点后，我常走十里路去“稻香村”，这间南店北开的糕点铺，自制各式南味糕点，是先生极钟情的。先生恢复得很快，待我亦不似原先淡漠，甚至将我的卧室作为书房，莫不是一种恩赐。
家里又开始宾客如云，我不再避讳。一切向好。
直到，她出现。
高颧骨，短发，皮肤黑，个子很小，标准岭南人长相，说话不会翘舌。先生讲新国文，久居北平，京腔很重，有时纠正她，她便撒娇似的说“讲乜嘢（粤语，即说什么）？”先生笑，眉山目水间的情意展延，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暖。
女孩几乎天天造访，先生比任何时候都快乐。他放心我不识字，日记和书信都放在卧房桌上。我于是知道，女孩叫许广平。她给先生写很多信，浓情蜜意溢于言表。我不明白，大抵又是新人做派。
那日，女孩坐在客厅，我斟茶给她：“许姑娘，喝茶。”岁月如水人如茶，顾盼之间，云烟四起，藏住多少曲折心思。我不过是想提醒她，谁才是这里的女主人。无论如何，她是客。
许广平抬眼看我，一个眼睛里灯火闪映的女人，笑容像清晨簇新的阳光。她太年轻了。我已年逾不惑，年华蓦地在眉眼间轻轻凋谢。青春是一阕流光溢彩背后本能的张皇，有女人的地方，就有争斗。可我，不战而屈。
我默默转身回卧房，听闻先生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太太。这是母亲送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赡养义务，至于爱情，我并不知。”我的心仿佛被捅了一下，绽出一个血泡，像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先生何等睿智，又如此愚钝。我是大家闺秀，是旧式女子，不擅辞令，不懂表白。于我而言，爱是生活，是死生契阔的相依相随，是细水长流的饮食起居。我以为，经年的忍负与牺牲或可换来先生的一抔柔情，没承想，我的深情却是一桩悲剧，我的爱情亦是一场徒劳。世界变了，所有人都只当我是旧中国落伍、无望的一代，谁知我曾不断衡量与丈夫的关系，尝试了解新世界。我终是背负着命运十字架，随波逐流。
外面兀自欢声笑语，许广平说，“这是一场费厄泼赖（英语fair play的音译，即公平竞争）。”我听不懂。恍惚间，满世喧嚣折尽。
5
“三一八惨案”让北平风声鹤唳。手无寸铁的年轻人被段祺瑞政府兵打死，横尸街头。国难当头，无以家为，哀歌响彻北平。先生没日没夜地撰文，烟不离手，身体每况愈下，我心疼他。段政府下通缉令，先生走了，留下一句：“朱安，好生过。”
青灯黄卷度残生，记忆茕茕。一九三六年深秋，日本占了东三省，北平局势紧张，山雨欲来风满楼。许广平寄信给我：“先生逝于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展信，泪不可遏。我一辈子流泪只有两次，那是第二次。枯等三十年，他活着，我就还有个盼，如今，阴阳两隔。我是将熄的炭火，他是唯一的余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秋雨潇潇，把我心里凄凄的疾风浇得湿漉漉。缘分清浅，怨不得时过境迁。
后来，日本侵华，娘娘仙逝，日子更艰难了。许广平接济我，怀着对失败者的同情，到底是不屑。在她眼里，我不过是“旧社会给鲁迅痛苦的遗产”。历史喧嚣，容不下我。
家徒四壁，一日两餐，只有汤水似的稀粥，就几块酱萝卜。我想起先生的藏书，或可换钱维持生计。先生一生，撰文不计其数，却没有一个字是关于我，何其悲凉。时间都在他人笔尖上，独独把我遗忘。
午时，数年庭院深深，门可罗雀的家里来了客。
“我们是鲁迅先生的学生，今日听闻您意欲出售先生藏书，特来关嘱您万万不可，鲁迅遗物无价，须妥善保存。请您三思。”
“您是旧时代的人，没有文化，不懂先生作品的价值。先生是民族英雄，是新时代的先驱和领袖，他的遗物一定要保存！”
意气风发的学生慷慨激昂，我推开面前寡淡的米汤，放下筷子，定定地看着他们：“你们只说先生的遗物要保存，我也是鲁迅的遗物，谁来保存我呢？”倚栏愁空怅，恨三千丈，何处话凄凉。
尾声
日本投降，北平无战事。
时光越老，人心越淡。独卧病榻，回望满盘皆输的人生，我看到墙角一只小小的蜗牛。我们是老朋友了，绍兴老家的新婚之夜，也有一只蜗牛陪我捱过。它那么努力地从墙底一厘一厘往上爬，像我一样，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可我现在没力气了，我待先生再好，也是枉然。我们这些时代波涛中的小角色，大人物身边的小人物，生存便已是一种枉然。
过往的岁月教会我，人的一生中有一个字，冷，彻骨的冷。所以我会在星稀的冬夜，点一堆火，慢慢想你。想起风陵渡口初相逢，那个清癯疏淡的少年对我说，你名朱安，家有一女，即是安。
鲁迅去世后，其原配夫人朱安是如何度日的多亏许广平供养她
鲁迅的婚事是母亲定的，女方就是来自绍兴普通人家的朱安，比鲁迅大3岁。在日本留学的鲁迅早已接受了新思想，内心对此比较抵触。但鲁迅非常孝顺母亲，不好明着拒绝，试图用拖延战术躲过这桩婚事。
1906年，鲁迅25岁时，母亲以病重为由，将鲁迅从日本“骗”回来，催促他完婚。鲁迅只好与28岁的朱安成亲。但他根本不碰新婚妻子，几天后就返回日本继续学业。
这场婚姻的开始就意味着无疾而终。在遇到许广平之前，鲁迅和朱安做了20年的名义夫妻。鲁迅不止一次对友人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供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但鲁迅并没有与许广平正式结婚，也没有跟朱安离婚。离开北平南下之后，鲁迅每个月都给西三条的家寄钱，让母亲和朱安维持着不错的生活水平。此外，鲁迅还特意留了一笔钱在友人处，以备急需。
1936年，鲁迅在上海逝世，年仅56岁。得到消息，朱安非常悲痛。她和婆婆的生活也成了绕不过去的问题。
鲁迅临终前交代了后事，却没有提及原配夫人。他把遗作的版权和版税收入授权给了许广平，又说“白发老母，及黄口婴儿，皆累及于你……”，让许广平代为照顾老母和儿子。朱安一无所有，只能指望着鲁迅的遗产度日。
鲁迅还有两个弟弟，但母亲鲁瑞把大儿媳当成了依靠，两人继续相依为命。从鲁迅去世到1938年，其母鲁瑞和朱安的生活并没有让近在咫尺的周作人操心，一直靠许广平寄来的钱款生活。当然，那是鲁迅的遗产，她们花得理直气壮。
抗战前，北平和上海的北新书局每月支付鲁迅的版税300大洋。那还是许广平自筹资金整理、出版的鲁迅文集。1938年起，受战争影响，为鲁迅出书的书局关门大吉，许广平没了这份收入，供养婆婆和朱安很是吃力。
所幸还有个鲁迅纪念基金，许广平只好借用基金维持生活，除了养孩子，也兼顾北平那个家的开销。
随着战争的持续，物价飞涨，许广平的日子越来越难，供应北平的家渐渐力不从心。
其实，还有一些鲁迅的友人及学生陆续给朱安赠送钱款。如李霁野先生，先后给朱安赠款140元，大部分还是他跟朋友借的；沈兼士先生送了15元；一些学生凑了30元，等等。
按理说，朱安和婆婆的生活应该不成问题。但是，北平沦陷之后，米面贵了10倍不止，一应日常用物的价格也翻了好几倍。虽然有许广平供养和一些赠款，朱安和婆婆的生活还是难以为继。年过花甲的朱安不得不四处奔波借钱。
她们有两个女佣，相当于4个人花2个人的生活费，当然拮据。
而许广平自顾不暇，也没有能力拿出更多的钱。鲁迅的朋友看不下去了，提议许广平给周作人写信。
许广平心怀忐忑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周作人并没有回信，直接开始负担西三条的部分家用。但他每月只提供一个人的费用，换句话说，他只愿意赡养老母，长嫂朱安不在考虑范围内。
所以朱安和鲁瑞的生活并没有多少改观。鲁瑞不愿跟儿子张口要钱，有困难的时候，朱安该找人借钱还得去。
1941年末，许广平被日本宪兵逮捕，入狱两个多月，出狱后，因自身困难及邮寄不便，对朱安的供养中断了两年多，双方也失去了联络。
鲁瑞于1943年4月去世。临终前，她要求周作人把每个月给她的生活费一分不少地给朱安，周作人答应了。朱安还有一个年老的女佣，生活依然窘迫。
直到1944年10月，许广平又与朱安取得了联系，并托人给她送去一点钱，继续供养她。而朱安此前因为度日艰难，险些卖掉鲁迅的藏书。消息传出，引来 社会 各界的关注，很多人给鲁迅的遗孀捐款捐物。朱安无比需要钱，但她听从许广平的意见，谢绝了捐赠。
出售藏书风波之前，朱安写给鲁迅生前好友的信中，提及她的债务已经高达4000元。在1944年，这还是个不小的数字。
周作人每月给朱安的生活费，折合沦陷区发行的“联准券”150元。按当时北平的物价，一个人每月的基本生活费也要5、600元。
朱安不能向周作人再开口，又联系不上许广平。贫困潦倒、体弱多病的她不断举债度日。她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面窝头、菜汤，以及自制的腌菜。即便如此，也常常断顿。她和老女佣王妈两个人一天才消耗2斤粮食，仅仅维持着生命而已。
所以朱安债台高筑，差点卖掉鲁迅的藏书。
幸好“大救星”许广平及时出现，朱安的处境才好了一点。抗战胜利后，到1946年，因纪念鲁迅逝世10周年活动，鲁迅的书发行量很大，许广平又得到了一些版税，照顾朱安的生活也不太吃力了。
1947年，朱安去世。许广平将她与婆婆葬在一起，也算生前死后相依为命了。
结语： 朱安在最困难的时候，不愿接受别人的捐款，只收了两笔。一是与鲁迅交情匪浅的沈兼士的一点心意，二是蒋介石关照的10万法币，都不好推辞，才收下了。
表面看，是朱安听从了许广平的意见而谢绝赠款，实则是她在竭力维护鲁迅的名誉和自己的尊严。她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宁自苦，不愿苟取。”这种高尚的情怀令人起敬，连许广平也对她“深感钦佩”。
参考资料：《鲁迅去世后的朱安》
临终前的朱安，用三个字客观评价冷淡了她一生的鲁迅
提到鲁迅，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不会觉得陌生，毕竟，他的作品，比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阿长与〈山海经〉》、《孔乙己》、《故乡》等，早已伴随着语文课本，在千千万万的读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语文课本上，在广大读者的心中，鲁迅是“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然而站在鲁迅原配妻子朱安的角度，这个拥有“五个最”的男人，恐怕还要加上一个“最”——最冷淡，这个她名义上的丈夫，却也同时是造成她婚姻悲剧，造成她一生凄苦寂寞的人。
01 她，只是母亲送给他的一件“礼物”
朱安，是鲁迅的原配夫人，然而，自始至终，他都只把她当成母亲送给自己的一件礼物，而不是妻子，爱人。
一开始，朱安是跟着自家一位嫁到周家的亲戚去周家玩，一来二去，就被鲁迅的母亲看上了，周母觉得善良、勤劳、孝顺的安姑娘是一个适合过日子的好媳妇，于是就托人做媒，让自己的长子鲁迅和朱安结下了亲——而这一切，她并未告知当时在日本留学的鲁迅，也就是说， 鲁迅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有了老婆 。
对于这门双方父母已经定下的亲事，鲁迅自己当然是不愿意的，他一拖再拖，眼看朱安都28岁了，他仍然不说回家结婚。有女“嫁不出去”的朱家自然急了，此前已经悔过一次亲事（和周母哥哥家的口头婚约）的周母更急，于是她一边布置新房，一边给儿子写信打电报：老母病危，速返。
接到信和电报的鲁迅，心急如焚，很快就从日本赶回了绍兴老家，然而他看到的不是母亲冷冷的病而是热热的喜悦，于是他原本对母亲 健康 的热热的焦虑转化成了对母亲包办自己婚姻的冷冷的愤恨。
愤恨归愤恨，孝顺的鲁迅最终还是默默地配合母亲完成了成亲的所有程序，在法律上（当时的法律）成为了朱安的丈夫。孝顺的他只是把她当成母亲送给自己的一件“礼物”——既然母亲热情地送了，自己哪怕不愿意也只好接受，至于今后如何对待这件“礼物”，那就全凭自己的意愿了。
然而，正是这种内心不愿意，行动上却不抗争的矛盾，让可怜又无辜的朱安几乎一辈子独守空房。
02 他们夫妻之间，除了冷，还是冷
因为内心的不愿意，鲁迅在新婚后第四天，就逃也似地离开他的新娘朱安，匆匆回到了日本。哦，对了，新婚之夜，他有没有与她圆房呢？这个太隐秘，外人无从得知。但据说，新婚的第二个晚上和第三个晚上，他连新房都没有进。
鲁迅这一走，就是三年。在这三年里，朱安的生活单调得就像一潭没有涟漪的死水，除了伺候婆婆，就是无尽的等待。
三年之后，鲁迅从日本回国，望眼欲穿的朱安却没有等来她所期盼的丈夫的爱，她的丈夫，对她依然冷若冰霜：哪怕他任教的学校离家很近，他也选择住校而不是住在家里；哪怕他偶尔回一次家，对她也连一句“今天天气不错”“吃饭了吗”的寒暄都没有；哪怕他和她在一个锅里吃饭，却从来不和她睡在一个房间。
后来，鲁迅一家搬到了北京，三个家庭（鲁迅朱安一家，二弟周作人一家，三弟周建人一家）住在一个四合院里，虽然房间紧张，但鲁迅和朱安还是一人一个房间。
后来由于一些外界不得而知的原因，周家兄弟失和，鲁迅带着朱安、母亲搬离了大家庭所在的八道湾胡同，住到了砖塔胡同，后来又住进了西三条。
鲁迅和朱安之间，仍然是不说话，有时候朱安实在憋不住，在饭桌上小心翼翼地问菜烧得合不合胃口，得到的回答，也只有“是”“不是”或者“唔”，更多的时候，连这简单的一个字也没有，只有点头，或者摇头，或者既不点头也不摇头。
不说话，是这对夫妻的常态 。一天之中，说得最多的是可怜的比金子还珍贵的三句话：早晨，朱安准点敲鲁迅的房门，喊他起床，他从喉咙里“哼”一声；中午到了饭点，朱安喊他吃饭，他仍然“哼”一声；晚上临睡前，朱安问他“大门关不关”，这时他才金口微启，吐出一个“关”字或者“不关”两个字。
除了不说话外，他对她还有不屑和嫌弃。不擅长做针线活的朱安在婆婆的要求下，兢兢业业地给鲁迅做了一条新棉裤，又悄悄地放到了他的床上，然而他不但没有穿，还把棉裤给扔了出来！他在日记中也好，和友人的信件也好，谈到朱安时，既不说她的名字，更不会用“妻子”这样的称呼，而是用“一个女人”。
这种夫妻关系，当真是冷到极致也！
03 临终前，她这样评价鲁迅
有人说，夫妻之间，最怕的不是争吵，而是冷淡。的确，像鲁迅与朱安这种夫妻，可以说一辈子没有吵过架，红过脸，然而任何人都不会认为这是一种幸福。
一个女人，一辈子被丈夫冷淡，过着不是寡妇胜似寡妇的生活，如果换做如今任何一个女人，恐怕早就受不了了，或逃离，或开撕，或决裂，总之，绝不是像朱安这样，默默忍受一切。
然而，朱安毕竟只是旧中国的一个普通的有着传统思想的小脚女人，除了主观上她本人有着“生是周家人，死是周家鬼”的思想，她的忍受，还与 社会 环境、女性地位等客观因素有关。
别看朱安一天学都没有上过，但她对鲁迅的这个评价，却是准确、客观而又意味深长。
“ 不算坏 ”三个字巧妙在哪呢？
如果说“好”，很明显是言不由衷，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坏”呢，那又显得太过分，太贬低，还很容易招来众怒；而“不算坏”，既公正又客观——好，自然谈不上，毕竟他冷了她一辈子；坏，也算不得，毕竟他养了她一辈子（虽然不爱她，鲁迅毕竟没有休了她，鲁迅去世后是许广平给朱安寄钱，维持朱安的生活）。
是啊，寂寞，何尝不是这个叫朱安的女人的全部人生。
鲁迅遗落的第一任妻子：朱安
1878年6月，浙江绍兴的朱姓人家出生了一个女婴。虽然他的父亲殷殷期待着这一胎是个男孩，但是毕竟是第一个孩子，心里到底欢喜，所以他的知县父亲大笔一挥，取名——安。
朱安的童年很普通但是很快乐，周庄是一个临水的小村庄，山川一衣带水，民风淳朴。她的父亲虽说只是一个九品的芝麻小官，到底也是一方土皇帝，她缓慢稳定地长成一个少女。
但是很小的时候，她就知道，作为一名女子，她终究是要嫁人的。
那是某一年的春节，她去了一个远方的姨婆家。
她第一次是从一个远方伯母嘴里听到的这个词的，那个小眼睛的姨婆轻轻地摸了摸他的额头，对她娘说，这个孩子额头太宽，将来说亲怕是不太好说啊。她的母亲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急忙问道，那阿婆我们安安该怎么办啊？她确实不太懂，拽着母亲的衣角，睁着一双大眼睛问道：“娘，什么是说亲啊？”
“说亲就是嫁人啊 ”她的娘笑着摸了摸她的头。
“那什么又是嫁人呢？”她追着问道。
“嫁人啊，就是找一个男子一世举案齐眉，和他一起变老”末了，怕她不懂，她娘又添了一句，“像我和你父亲一样呀1”
“哦”她到底还是不懂，她只是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但是嫁人这个词一直停留在她的心里。
朱安21岁的时候，已经是镇上的老姑娘了。她也终于明白小的时候姨婆说的话的含义。她只是盼着自己能早点嫁出去，因为亲事迟迟未订，她和母亲已经在镇上多次受人奚落。终于，通过亲戚斡旋，镇上有一户周姓人家长孙前来说亲，周太太很喜欢她平和柔顺的性子，欢喜的和她家换了庚帖，她很开心地知道她像周围很多女孩一样，要嫁人了。
她等啊等，本来两家打算明年成婚，但是周家长孙又去了日本留学，只是双方婚事未退，她只能继续等。一年又一年，她已经等成了习惯，仿佛这是她无力又逼仄的人生唯一的出口。
她28岁的时候，他终于被母亲骗了回来，他们仓促成婚，成婚当晚，他去了书房，第三天，他就离开去了日本。
她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在新房中独自做着各种各样的猜测，眼泪不停地流着。作为一个旧时代的女人，没有文化的女人，在这场婚姻中，她一开始就处于最被动的地位。从这一天起，她的命运就和周家联系到了一起，然而她名义上的丈夫的一切又似乎与她无关。他仅仅跟她维持着一种形式上的夫妻关系。
后来，她知道他在外面有一个真正的妻子，她叫许广平。她和她不一样，她是读过书的新时代女性。
虽然她的内心十分痛苦，但她对先生，对许广平毫无怨恨之意，她对别人提起大先生，总是反复说，大先生对她不错。
他每次买回点心来，总是先送到母亲那里，请她老人家挑选，次即送她，由她挑选，然后拿回自己吃用。
她有时候也会感到很孤独。有一次她向周老太太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大先生领着一个孩子来了，她说梦时有些生气，但周老太太对她的生气不以为意。因为周老太太对自己的大儿子和许广平的事还是很高兴的，并且早就盼望有一个小孩在跟前“走来走去”。朱安不无悲凉地说，大先生一天连句话都不和她说，她又怎么会有自己的孩子呢？
后来听说许广平有了身孕，她终于绝望了，她曾认为即使大先生不喜欢她，她像蜗牛一样慢慢地爬，总会爬上去。可是终于她明白了她连这个机会也没有了，她只好侍奉娘娘（周老太太），给娘娘养老送终了。
但她毕竟是个善良单纯的女性，不久，她就释然，对人说，大先生的儿子也是她的儿子，等她百年后，她的儿子自然会给她斋水，不会让她做孤魂野鬼的。
1936年鲁迅先生去世后，她和周老太太的生活主要由许广平负担，周作人也按月给一些钱。但周老太太病逝后，她就拒绝了周作人的钱，因为她知道大先生与二先生合不来。由于社会动荡，物价飞涨，她的生活十分清苦，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面窝头、菜汤和几样自制的腌菜，即使这样，也常常难以保证。
朱安生活困难的消息传到社会上后，各界进步人士纷纷捐资，但朱安始终一分钱也没有拿。她宁愿受苦，也不肯轻易接受别人的馈赠。一次，有个报馆的人愿赠她一笔钱，条件是只要交给他鲁迅的遗作。她当场表示“逊谢不收”。同时也拒绝提供鲁迅先生的任何遗作。
朱安将许广平看做姐妹，视周海婴如己出。周海婴在书中不无深情地回忆道，鲁迅先生逝世的当月，朱安就托人转告他们母子，欢迎他们搬去北平与其同住。她说：“许妹及海婴为堂上所钟爱，倘肯朝夕随侍，可上慰慈怀，亦即下安逝者。”她“当扫住相迓，决不能使稍有委曲（屈）”，还愿意“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养遗孤”，她不但将他们母子两人的住房都做了安排，甚至还说“倘许妹尚有踌躇，尽请提示条件”，她“无不接受”。她的为人坦荡和对许广平母子二人的体贴，周海婴多年之后提起仍感怀不已。
1947年6月29日，临终前，她泪流满面地说，希望死后葬在大先生之旁。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凌晨，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人。朱安的墓地设在西直门外保福寺处，没有墓碑。她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9个春秋，孤独地度过了四十多年的漫漫岁月。
鲁迅于她，终究不是归人，只是过客罢了。
论朱安与鲁迅的婚姻：是渣男还是有情有义的“大丈夫”
想必鲁迅先生，大家都有所了解，但是朱安，许多人并不了解，在展开正题前，我们先了解一下朱安。
朱安，出生在浙江绍兴的一个家庭，拥有还算不错的家庭，但却没有学习过知识，这也为她后来的凄惨一生做了铺垫。后在朱，周两家的包办婚姻下，鲁迅与朱安结婚了，但后来鲁迅又遇见了许广平，一生未碰过朱，也就是说朱安是鲁迅的正妻。但是，朱安却一生未与鲁迅同床，一生未得到先生的爱。
当时鲁迅母亲向朱家提出娶亲的时候，鲁迅正在南京念书，虽向母亲拒绝过娶亲。但其母坚持，鲁迅无奈，但这时鲁迅又有了前往日本留学的资格，于是远赴他乡，在日本期间，鲁迅向朱家表示要朱安习书念字、放脚。但是朱安却没有做到，这也为她悲惨的一生埋下了伏笔。
后来，鲁迅被母亲骗回家完婚，但他完婚之后，立刻前往日本学习，之后毕业，写文章，教书，在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遇见许广平，相爱，仿佛他的生命里就再也没有了朱安。
但是朱安呢？被丈夫嫌弃的她失落不已，她努力地侍奉鲁迅的母亲，努力地讨好鲁迅，有一次鲁迅想吃糕点，但这种糕点在几里外才能买到，于是朱安专门走几里路，为鲁迅买糕点。
看到这里，大部分的人都认为鲁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渣男，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鲁迅也并不是对朱安完全不理睬，鲁迅曾多次劝朱安学习知识，文化，并且表示自己可以教朱安习字。但朱安却固执地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不愿学习。鲁迅对于朱安的行为也慢慢地不在劝告了。
很多人认为他们的婚姻悲剧在于朱安的不改变，思想古董。但我们也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朱安出生在一个封建的家庭，从小被灌输的观念是封建思想。整整数十年，朱安无法改变也是极为正常的。
虽鲁迅很少在看望朱安，但是他仍然赡养着朱安。直到他死亡，而后许广平也尽力去帮助朱安。但是鲁迅已经去世了，而她还有周海婴，生活也并不是非常容易。
鲁迅的去世给朱安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后来家庭生活坚持不下去时，准备卖掉鲁迅的书籍，手稿等，但是鲁迅的学生，朋友都来阻止她。她也留了那句惨白无力的话“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要保存保存我啊”
朱安与鲁迅的婚姻是清末至民国那个战乱纷飞的年代的缩影，是中国古代封建思想的体现。我们作为后代，没有经历那个时代，无法评价他们的婚姻，我只能说他们都没有做错，是那个年代使他们这样。
鲁迅和朱安有什么故事
鲁迅和朱安的故事有：
1、荒漠婚姻
1919年11月，绍兴老屋由新台门六房联合出卖给绍兴大地主朱阆仙，母亲、朱安和周建人一家需要北上，同时周作人一家也来到北京，于是鲁迅买了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11号这一处院子，全家搬了进去，建立了一个大家庭。
这所宅院是那种老式的三进院，外院是鲁迅自己住以及门房和堆放书籍杂物的仓房，中院是母亲和朱安住，里院一排正房最好，是周作人和周建人两家分住。
全家虽然团聚了，然而鲁迅与朱安仍然形同路人。鲁迅也考虑过离婚，但那个年代，被休的女人是备遭人们鄙夷和唾弃的，情形大都十分悲惨。
2、随夫搬家
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反目。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决定搬家。鲁迅征求朱安的意见：是想回娘家还是跟着搬家？朱安坚定地表示，愿意跟着鲁迅。
几个月后鲁迅买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的住宅，搬了进去。不久，周老太太也搬出八道湾同大儿子同住。家庭经济开支交朱安掌管。主持家务的朱安每天只有早午晚同鲁迅有三句日常的、每天一样的对话，此外，他们就很少有能够一起叙谈的可能了。
她爱丈夫，忠诚于丈夫，一切寄托于丈夫身上，但是她不懂得他的心，不懂得他的事业。他们甚至将一只箱子和箱盖分两处摆放，一处放洗好的衣服，一处放要洗的脏衣服。
为的是将接触减到最少。虽然她的内心十分痛苦，但她对鲁迅，对许广平毫无怨恨之意，她对别人提起大先生，总是反复说，大先生对她不错。
3、迟迟订婚
鲁迅在1902年3月离开中国，除了两次短暂回家外，在日本一直逗留到1909年。鲁迅通过他母亲，向朱家提出一项要求，更教他们增添了忧虑。
周树人要朱安放脚，然后进学堂读书。对思想保守的朱家来说，这实在吓了他们一跳。但这为朱安的婚事蒙上了一层阴影。
虽然周老太太对未来媳妇很满意，但谁也不能预料留学在外的激进青年会采取什么行动。1903年鲁迅回家探亲，身穿西服，辫子已剪了，这似乎都不是好征兆。不过他始终没有提出要退婚，虽然周家也没有安排把朱安迎娶过门。
扩展资料：
鲁迅的一生，曾经与两位女性有过婚姻或爱情关系，一是当他26岁的时候，从日本回到绍兴在母亲鲁瑞的主持下与山阴朱安女士结婚；鲁迅自与朱安结婚之后，直至病逝为止，并未与她解除这种婚姻关系。
鲁迅在外的日子，朱安一直照顾着鲁迅母亲的生活，从未有怨言；二是当他47岁的时候，从广州抵达上海，即与长期追随自己的番禺许广平同居。鲁迅病逝后，朱安女士到亡故的十余年间，和许广平同志一样，也一直作为鲁迅遗属同社会保持着正常的联系。
朱安死后是谁埋了她
朱安死后，她的葬事主要是三个人合力操办的。一位是常瑞麟，许广平的闺蜜，丈夫叫谢敦南，所以人称“谢太太”。
1947年6月29日，去世。去世前，她托人转告许广平：灵柩拟回南葬在大先生之旁。但最终被伶仃地葬在了西直门外的保福寺一处私地，没有墓碑，没有行状。
朱安的性格：
鲁迅的这位妻子就是他父母为他觅得的配偶，鲁迅本人对她一点感情也没有。她叫朱安，朱安的娘家十分的阔绰，是家中的掌上明珠，从小不愁吃穿，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但是家庭富裕，并不代表着会让自己的子女突破那些封建思想的阻碍，朱安从小只能呆在闺格之中做绣工，偶尔会和母亲学习一些厨艺，这就是朱安在少女时期的全部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