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朱祁镇恐怕是明朝历代帝王之中，最不受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的人们所待见的皇帝了，终其原因，主要有二：
1、他打破了宦官不得干政的祖训，开启了大明宦官专权的先河。正因为他过分地听信王振，从而导致了土木堡之变，让盛世大明蒙上了一层阴影。
2、夺门之变后，在徐有贞的谗言下，杀了有“再造大明”之功的“救时宰相”于谦。
于谦
这两起公案，使得朱祁镇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非常不光彩的一页，由此，在现代文明社会下，他背上了沉重的道德枷锁和骂名。
故此，很多人对朱祁镇的庙号“英宗”表示不满，认为他虽然两度临朝称帝，但纵观其所作所为，不配用“英”这样的褒义字眼对他的一生进行盖棺定论。
然而实际上，这里混淆了一个概念，即把庙号等同于谥号。
“英宗”其实是朱祁镇的庙号，主要是用于他的后世子孙在祭奠他时对他的称呼，以及用于大明文人日常交流和文献著作中的代称。
“法天立道仁明诚敬昭文宪武至德广孝睿皇帝”才是朱祁镇的谥号，也是他的儿子成化帝朱见深和群臣对他的一生进行最后的定论。
庙号和谥号，这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朱祁镇
当然，也有人会再一次提出质疑，虽然“英宗”不是谥号，但从朱祁镇的一生来看，还是不配享有“英”这种带有褒义的字眼。
因为夺门之后，朱祁镇又做了两件让人诟病的事。
1、不肯正视病逝的亲弟弟朱祁钰为稳定大明社会秩序，恢复大明民生经济所做的贡献，反而给朱祁钰上了一个恶谥，“戾”，并将朱祁钰逐出皇陵，缺乏英主该有的气量！
2、天顺初年，不吸取正统年间的教训，依旧宠信宦官，只是宠信的对象由王振变成了曹吉祥，以致引发了“曹石之乱”，将大明再次置于险境。
综合土木堡之变和冤杀于谦，朱祁镇为何还能被尊为“英宗”？很多人的困惑就在这里！
但汪郎想说的是，朱祁镇庙号“英宗”里的“英”，其实并不是“英明神武，明识大略”的意思，而是“英年早逝，大业未成”的意思，其中蕴含着成化帝君臣对朱祁镇的英年早逝感到无限惋惜外，更多的还有对大明社会伦理道德的逻辑考量！
看到这里，肯定有人会认为汪郎是胡说的，那么汪郎带大家认识一下另两位庙号为“英宗”的皇帝。
太庙
1、宋英宗赵曙
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三月，赵曙登基，次年改元治平，此时的大宋早已经陷入了积贫积弱的社会危机之中。
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中央财政入不敷出，养兵之策以致兵多而不精，冗员、冗费、冗兵，严重的社会现实摆在赵曙的面前，这是大宋的内忧。
经历了檀渊之盟和庆历增币，宋辽边境虽然较为安宁，但每年的岁币无形中又增加了宋朝的经济压力；而西北边界，既要和西夏、吐蕃争夺河西走廊的控制权，又要提防西夏和吐蕃对宋土的侵扰和蚕食，这是大宋的外患。
就是在这样的内忧外患下，赵曙决意进行改革，试图改变“三冗”给大宋朝廷带来的财政压力，同时提高大宋国力，扬威内外。
赵曙的思路是对的，他直接切到了宋朝最弱的脉搏。
为此，他提拔并重用韩琦、欧阳修、富弼等庆历新政时的改革派，积极地向大臣们提出了裁救积弊的要求。
只可惜，他的身体不行。
治平四年正月八日丁巳（公元1067年1月25日），在位四年的赵曙，于福宁殿驾崩，年仅三十六岁，遗留了改革“三冗”的未尽事业。
宋英宗赵曙
2、元英宗孛儿只斤·硕德八剌
延祐七年（公元1320年）三月，孛儿只斤.硕德八剌即位，次年改元至治。
此时的大元，在朝堂上已经陷入了守旧派和革新派之间的斗争，而民间百姓又因为各种苛捐杂税导致生活极为艰辛。
深受“儒学”教育的大硕德八剌，很清楚大元面临的现实困境，所以他决意通过改革，实现加强中央集权和封建官僚体系建设的目标。
为此，他采取“以儒治国”的政策，大量启用汉臣，加大了“汉化”进程，并罢免了元世祖驾崩后历代元帝设置的冗置官；为了恢复民间的生产力，减轻百姓负担，他强推“津助赋役法”等。
至治三年二月（公元1323年），硕德八剌又颁布了《大元通制》，为在大元境内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法度提供了依据。
元英宗的这一系列改革，史称“至治新政”，不仅在当时树立了自己是中原正统王朝的形象，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国势得到提升，政治得以清明。
然而，新政严重触犯了蒙古保守贵族的利益。
至治三年八月初四（公元1323年9月4日），在位四年的孛儿只斤.硕德八剌，于上都以南30里的南坡店被蒙古守旧派刺杀而身亡，年仅二十岁，史称“南坡之变”，新政被迫停止，大元进入了多事之秋。
元英宗孛儿只斤·硕德八剌
由此可见，无论是宋英宗，还是元英宗，都是心怀壮志之君。
在面对帝国的危机时，他们并没有选择逃避，而是敢于通过改革来解决，甚至不惜触犯守旧派的利益。
如果不是因为早逝，以他们坚定的意志也许真的能够实现改革的成功，那对于他们各自的帝国而言，将是一个质的飞跃！
只是历史没有假设！
宋英宗病逝，元英宗横死，无论他们各自的后继之君是继续进行改革，还是维持旧制，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属于他们自己的时代就此终结，而改革未尽也就成了他们的历史遗憾。
故而，他们驾崩后，被后继之君上庙号尊为“英宗”，恰恰也说明了“英宗”的“英”并非是“英明神武，明识大略”的意思，而是“英年早逝，大业未成”。
那么，朱祁镇呢？他被尊为“英宗”的理由是什么？
变法，王朝的自救运动
一、朱祁镇一直想解决的，但没有解决好的主要问题，是大明和蒙古部落之间的边境争端！
很多人认为土木堡之变的背后，是少年天子无底线地宠信王振所带来的结果，然而，汪郎以为，这其实是站在祖父辈盛世余荫之下的朱祁镇，试图通过御驾亲征来证明自己能够延续大明国威的能力。
看似执意御驾亲征的任性，实际上是朱祁镇想一劳永逸地解决蒙古瓦剌部对大明边境的蚕食。
王振在其中的影响有没有？有，但作用不大！
朱祁镇毕竟是皇帝，对于瓦剌的屡屡犯边，少年意气的他是受不了的，站在他的角度，会认为这是瓦剌欺负他年轻，不把他放在眼里。
这种思想，早在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就存在了。
（丁丑）上以西北边情紧急，诸将未即奏功，命骥等会官计议以闻，越五日犹未回奏。是日早朝奏事毕，上召骥等至前面责之，曰：[ 边情紧急如此，尔等何故迟延不议？欺朕年幼邪？]”---《明英宗实录.卷二十五》
王振石刻像
而当时的瓦剌绝对不是洪武、永乐时期的草原小部落。
事实上，正统年间的瓦剌已经统一了草原，并不断入侵河套、大同等地，对大明形成了严重的军事威胁。
土木堡前夕，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瓦剌分四路进攻明朝，其中，东路攻辽东，西路攻甘州（甘肃张掖），中路分两支，一支直攻宣府围赤城，另一支攻大同。
这才是朱祁镇执意亲征的原因！
他想通过亲征的方式，在实现自己军事梦想的同时，彻底解决瓦剌入侵。无奈，只是他并不具备军事天赋，又受到太监王振的哄骗，结果也就不言而喻的了。
天顺时，瓦剌虽然衰败，鞑靼也分裂成多个部落，即使如此，草原部族依旧是明朝最为头疼的存在。
无论是衰败的瓦剌，还是尚未统一的鞑靼各部，犹如蜂群般在大明边境掠夺。
“天顺中，瓦剌阿失帖木儿屡遣使入贡，朝廷以其为也先孙，循例厚赉之。又撦力克者，常与孛来仇杀。又拜亦撒哈者，常偕哈密来朝。其长曰克舍，颇强，数纠鞑靼小王子入寇。”---《明史》
瓦剌和鞑靼示意图
二、流民问题一直是正统、天顺年间的内患，但朱祁镇没有处理好，最终在成化元年爆发了荆襄流民起义！
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三月，地处湖广承宣布政使司荆襄山区的房县大木厂，一位名叫刘通的流民在此聚众起义，他自号“汉王”，设年号“德胜”，对襄阳、邓州等地发动猛烈攻击，史称“荆襄流民起义”。
动乱从来不是一触即发的，需要经历一个质变的过程。
成化元年的这场动乱，根源其实在朱祁镇的统治时期就已经埋下了，或者说朱祁镇根本没有对流民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
明初是没有流民的。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他在吸取元朝的历史教训上，采取减免赋税、休养生息的政策；同时，他将宋朝没有形成体系化的国家福利机构进行补充和完善，进一步稳定了社会秩序。
在明初几代帝王的努力下，明朝从元末的社会凋零中得以恢复。
然而，当大明进入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时，社会虽然趋于稳定，但天灾对帝国的威胁突然增多。
据不完全统计，三朝总计30年间，自然灾害，如涝灾、旱灾、蝗灾、疫灾、雹灾、霜雪、地震等竟高达近千余次，而且每次灾害涉及的地域广，时间长①，这就导致明朝各级政府的赈灾效率跟不上。
同时，在这样频发的天灾面前，明初就已经建立并完善的国家社会救济机构，在农耕社会的有限生产力下，储备的物资也跟上赈灾的需求。
故而，从正统到天顺的三十年间，一旦出现天灾，往往会出现一个极为尴尬的场面，只要官方主导的赈灾稍有迟缓，就会导致大量的流民诞生。
流民图
流民的诉求是什么？吃饱饭，活下去！
流民的本质还是普通的农民，对耕种是不陌生的。因为泛灾导致他们无法在故土继续生存下去，那么寻求一处可以开荒种植，赖以生存之地，就成了他们唯一的诉求。
湖广荆襄山区处于湖广、河南、四川、陕西四省交界地，此处范围广大，西起终南山东端，东南到桐柏山、大别山，东北到伏牛山，南到荆山，放眼望去，山峦连绵叠嶂，人烟稀少，地势险要，地貌复杂。
即使如此，荆襄山区也有其优势。
因为常年被原始森林覆盖，故而土地肥沃，矿藏丰富，而且气候温和，雨水适中，既可以耕植水田，也可以播种旱地，故而，这里也就成了流民首选的聚集地。
“南人利於水耕，北人利於陆种，而南北流民侨寓於此者比他郡为多。”---《大学衍义补》
但问题就在于，荆襄山区是明朝的军事禁区！
荆襄山区的大致范围
荆襄山区适合人类生存，同样也适合反抗朝廷压迫的百姓匿藏。
故此，早在元朝至正年间，元廷为了镇压民间起义军，为了打击流民，就已经把荆襄山区设置为禁区。
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吴王朱元璋在彻底解决陈汉政权后，荆襄山区纳入了他的统治范围。
为了防止陈汉的残余势力躲进荆襄山区和自己进行对抗，同时为了巩固政权、稳定民生的需要，朱元璋延续元朝对荆襄山区实行封禁的制度，严禁流民进山开荒种地。
这一封禁，一直延续到天顺朝！
只是朱元璋、朱棣时期，流民问题微乎其微，基本上在明廷的可控范围内，但到了朱祁镇的两次临朝，流民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王朝内部稳定的社会问题。
然而，针对流民这一不稳定因素，朱祁镇或者说他的内阁，无论是正统时期的“三杨”、曹鼐，还是天顺年间的徐有贞、李贤，都没有制定出切实有效的解决措施，他们秉持的依然是明初制定的封禁之策。
只是明廷对荆襄山区的封禁，已经无法阻止流民的涌入。想要活下去的流民，想要地方稳定的朝廷，二者之间的矛盾一旦达到冲突的临界点，流民数量已达百万之众的荆襄山区，犹如帝国的火药桶，一触即爆！
荆襄流民起义
三、在皇权为尊的道德架构体系下，有宋英宗、元英宗的案例在前，如何上朱祁镇的庙号，须坚持“以孝治国”和“三纲五常”的原则，巩固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
子不言父过，臣不议君失，这是儒家思想道德体系的根本！
站在朱见深的角度，他必须遵循“以孝治国”的思想，尽可能的抹去朱祁镇的污点；站在群臣的角度，朱祁镇的两度临朝，虽然期间有失，但总体上还是能够虚心纳谏，尤其是在“曹石之乱”后，朱祁镇开始倾向文治，这符合文官集团一直坚持和皇权共治天下的理念。
何况，朱祁镇生前也并不是一无是处。
正统年间，朱祁镇顶住了以“三杨”为首的文官集团施加的压力，毅然出兵征伐麓川宣慰司思家父子的叛乱，巩固了西南边疆。
“臣又有愚忠，冒渎天听，昔太宗皇帝征讨有罪，必先遣人再三抚谕，及其不从，然后加兵。今麓川拒命，臣亦深切恶之，非欲释其罪，但思古人有言：[兵者凶器，战者危事]，自古圣帝明王皆不轻用者，恐害及无辜，有伤天地之和气也。”---杨士奇《论遣将征麓川》
故而，即使朱祁镇的御驾亲征引发了土木堡之变，站在成化帝君臣的角度，这是朱祁镇试图解决大明边患时付出的代价；而夺门之后冤杀于谦，站在成化帝君臣的角度，是朱祁镇为了加强自己统治的缘故，也是符合儒家体系下的君臣之道的。
但于谦被冤杀，民间是有不满情绪的，所以成化帝才会为于谦平反，即使如此，大明的社会伦理道德秩序不能乱。
而朱祁镇生前没有解决蒙古蚕食大明边境的外患，没有解决流民困苦、四处求生的内忧，综合以上种种，就不难理解，为何年仅三十七岁的朱祁镇驾崩后，成化帝君臣要给他上庙号“英宗”了。
在孔子儒学基础上诞生的程朱理学，是明朝前期社会道德秩序的根本！
结语：
汪郎说了这么多，可能有人会认为是替朱祁镇洗白，但并不是！
事实上，杀于谦，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这是朱祁镇永远也洗刷不掉的污点。
但历史需要有一定的代入感。
站在朱祁镇父子的角度，于谦虽然取得北京城保卫战的胜利，但他毕竟扶持了朱祁钰做了皇帝。
按照皇位继承秩序，在明知国家有皇帝、有太子的大宗正嫡情况下，还拥护小宗、庶支来做皇帝（朱祁钰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庶子，而朱见深是朱瞻基的嫡长孙），这在封建道德体系下属于谋朝篡位，尽管国号还是大明，皇帝还是姓朱。
所以朱祁镇在夺门之变后杀于谦，除了那些参与夺门的野心家怂恿外，更多的是他在维护自己的权威和社会秩序。
同样，朱见深恢复于谦的身后名，也是出于人性的考虑！
而朱祁镇生前没有解决的两大难题：大明和蒙古部族之间互相攻伐的问题，一直到一百多年后的隆庆年间，通过册封和互市才得以解决；而流民问题，则在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得以解决。
这一年十二月，成化帝撤销了荆襄山区长达百年的封禁令，从襄阳府中析出郧县，升级为府，命名为“郧阳府”，该府下辖郧县、房县、竹山县、竹溪县、郧西县、上津县等六县，并鼓励流民放弃原籍，附勋阳籍，可以在勋阳境内安心开垦荒地，享受大明百姓该有的权益，种地、科举、经商等。
当然，这一切，朱祁镇自然是不知道了！
注：
①灾害数据来源统计，取自《明英宗实录》；据我国著名气候学家竺可桢先生的研究，正统、景泰、天顺时期，中国处于小冰河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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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十二年设置的郧阳府，是明朝统治者解决流民的最佳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