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为何颐和园自沉,与陈寅恪何以会写《柳如是别传》,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文史学界两大谜团。
陈寅恪,1890—1969,字鹤寿,江西修水人
尤其是陈寅恪的这段晚年公案,更牵动人心,也更让人猜疑。现代中国的头号史学家,垂老之年,竟然焚膏继晷专为一无关中国历史大痛痒的妓女立传,怎么说都是一件反常之事。要知道,陈寅恪这人,是余英时所说的“学术史中心人物”,从他“出道”到生命终结,一直都是当时那个时代最受瞩目的学者,主角光环基本伴随着民国始终(1949)。
正如当时的学界大佬傅斯年推诚至予的月旦评,“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陈氏是可以推倒一世的学林豪杰。他的同时代的学者同行,对他寄望最殷,几乎都毫不怀疑,以这个人的才华和学识,完全可以超越钱大昕、赵翼等人的境地,“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再创辉煌,写出经天纬地足以流芳百世的著作来。
结果,一代大师,贡献出来的压卷之作,竟然是一部妓女之传,基本是让当时所有人错愕的。
《柳如是别传》,1953年属草、1963年竣稿,为陈寅恪封刀之作
何以会如此诡异,中国学者在这件事情上耗费了巨大的心力,也写出了连篇累牍的研究文字,试图去破解这两个历史迷思。但至今,也始终莫衷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遂成为永远的“悬案”。
我们现在所能揣测的是,为柳如是作传,不仅世人不能理解,可能也是超出陈寅恪本人正常的的写作计划的。
早年,陈寅恪的治学用心,按他给《学衡杂志》投书时的记述,是要用西方科学之方法,开展中文和藏文的比较研习,并对佛教经典的误读作出勘正。为此他到处留学,也遍学诸多外语,就是为此作储备。
留学国外诸大学,不要学位,专意读书之时
回国以后,因为资料的缺乏,他逐渐放弃这一学术方向,加上家国危亡的刺激、文化沦灭的隐忧,遂有了写一部中国通史的抱负。可以说,《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作,都是这一理想的操练。书名称之为“稿”,固然是谦虚,可也确实只是他小打小闹的准备。后人视为精金美玉,其实陈本人并不特别重视。
陈寅恪意图写通史的想法,也为当时人所关注,大家翘首以盼,比如钱穆先生在大学讲述中国史,就自谦只是为陈作“前驱”而已。结果呢,晚年目盲体衰状况,最后的时光,他花费所有心力,投入全部热情,膏火自煎十余年,贡献给学界的,却是一部80万字有关明代名妓柳如是的传记,彼时的人们是大跌眼镜啧有烦言的。比如施蛰存、钱钟书、顾颉刚诸先生公开表示不理解,还是钱穆先生,在海外辗转得读此书,在给学生的私信中,表示极大的失望,以为浪掷才华。
所谓“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
那问题来了,一代大师坐困愁盲,岌岌可危,按道理本该为民族传续文化香火,“学术托命”,为什么要自废武功,拿生命去盛赞一个名妓?难道真的是如项鸿祚所云“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如果事情真的如此清楚和简单,也就不成其为历史之谜;陈寅恪何以是陈寅恪,也就变得非常可疑了。
所以,从基本逻辑出发,后来余潜山的推定,大体上当最接近真相,即这一定是一部寄托遣怀之作、忧世伤生之书、别有怀抱之著,字里行间遍布“哑语”和“密码”。只是余先生论当代史,个人情绪过重,私货捎带过多,有些不免过度阐释罢了。
钱穆及其夫人、得意弟子
我斗胆先揣测其中两三点成因,更多感想,留待日后有机会时再就教于朋友们。
一,“不降志,不辱身”,孤怀遗恨的自我剖白知识分子说话、表达意见,可能不是那么直白的。《庄子》里,就说人言说的方式,有所谓“三言”,即“寓言”、“重言”,还有“卮言”。
陈寅恪一家
这一点,我们也看到大量历史成例:当过去的封建时代,有不容人正经说话之时,那些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士人,就能通过特殊而娴熟的话语,如九渠十八涧般,重峦叠嶂婉折地表达自己的心曲与孤愤。《柳如是别传》这是这种笔法的再现。所谓“复重言者,贵以微诚,披露肝胆”,充满了“三言”式的隐语。
表面上,《柳如是别传》只是写名妓柳如是的风华,实际是讲述了在明亡烬余理想倾覆的幽光中,一批不屈士女的抗争史。“亡家亡国亡天下”,“不降志,不辱身”的红妆柳如是等人,不惜毁家纾难,宁折不弯,为光复文化之故园、政统之中国、道统之华夏,奋不顾身,赍志而没,无怨无悔。在陈先生看来,柳如是实际是这种理想的符号人物,是故不惜出死忘命,恳恳重言。从一点看,柳如是就是陈寅恪。
宋遗民郑思肖著名的《心史》
“夫子殆将病也”。陈寅恪晚年,以故国之思,“留兮中州”,避地岭南,天真的以为置身事外,价值中立,可以全身免祸,结果小看了非理性疯狂,为所吞噬。在家国与文化双重性的残阙毁禁的目击心伤中,于内披寻钱柳之篇什、伸张学者之尊严,对外借机表述自身气节与价值守望,就成为他的思考必然,和敞开心灵的唯一途径。陈先生说过,写此书,也是借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此点而言,《柳如是别传》又是他不得已借言的“心史”之作。
我们今天看《柳如是别传》,细心一点,看里面对柳氏的讴歌,对钱氏的理解,对志士潜德的表彰,对野蛮群生的谴责,对郑成功海外建朝的祝福,并不难发觉,里面无一不是在暗寓这些悲怀遗恨,以此“痛哭古人,留赠来者”。作为一代史家,他是在“世变”中煎熬写“世变”,越到后来,越沉痛地将身世感与历史感揉成一团的。
一代盲人史家以口授的形式,完成《柳如是别传》.旁为助手黄萱女士
在陈先生的诗集中,他曾有诗曰“欲将心事寄闲言”。陈寅恪所以写柳如是,我以为这是他最重心的着落点。
二,“著书唯剩颂红妆”,为受侮辱的女性作关怀代言我们还可以知道的是,早在1954年,陈先生就开始动笔写柳如是了。而那时,国家百废俱兴,他自己备受礼遇,实无“愤”可泄。
潘恭寿 所画柳如是照
是以,是《柳如是别传》,当然不仅只是晚年陈先生发泄愤懑情怀之作。潜山余先生解读时,固然精彩迭出,但是非得一味地往政治上靠拢,既不客观,也不符合事实。我以为,从时间点和陈先生一贯为人推断,他起初写柳如是,可能真只是遣兴而已,是真的有“颂红妆”、表彰历史上一些杰出女性的意图。
为女人尤其是一个妓女写长传,是中国史家从来没有想过,甚至是鄙夷的。陈先生有此意,并非无聊,而是他平权理念的表达。书中,他自述说,柳如是“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很明白要为她洗冤辨诬。这是一个杰出史家的责任感和道义感的催发。
明末清初之际,一代文化大师钱谦益
我们知道,陈先生一生,立身端谨,对女性始终有着一以贯之的贵乎常人的尊重。不仅如此,这一点,我们看《吴宓日记》的记录,还有陈先生及其学生的一些回忆文章,即可明白,男女平等主义,也是陈先生自始至终守持的一个理念。《柳如是别传》可称是这种非一般的史家关怀的“代言”。
因为道理也很明显,如果单单只是寄托气节,表白孤恨,陈寅恪完全可以选择史上其他更为惊心动魄的仁人志士做文章,比如瞿式耜、史可法、刘宗周、夏允彝等等,这些“孤臣孽子”故事似乎更能引发共鸣。因为论志向之坚定、行事之多劫、境遇之惨烈,这些人都远比柳如是更加具有可述性。因此,从此推断,“不降志,不辱身”的情怀陈述,绝对只是其中一方面,是重心但非全部。
今人影视剧演绎中的钱柳形象
更何况,柳如是的身份,本身也是复杂。她既是风流名妓,也是爱国豪杰,更是节妇烈女。只是在此中,传主因了女性的身份,更显传奇,更显突兀,也更可以寄托意义了。陈寅恪长期留学西洋,平权主义思想甚重,柳如是作为男权世界中的女子,其才、其思、其志、其苦、其悲,陈先生身为男人身,当是自惭而感佩的。
我想,但凡读过《柳如是别传》一书者,都不难看出,书中确实浸淫着陈先生本人太多的深切同情和感知,乃至敬意。而差不多与写作此书的同时,陈寅恪也写出《论再生缘》,歌颂另一位清代女才子陈端生。所以,他自己说,“著书唯剩颂红妆”,不为无因。
三,“一笑妆成伴白头”,对妻子爱意与感激之情的含蓄表达其实,我个人揣测,陈先生写作此书,除了传达男女平权的理想之外,还有一个缘由,就是借机传达对自己妻子唐筼女士的感激之情。
唐筼,1898—1969,广西灌阳人,唐景崧孙女,曾执教于北京女高师,为许广平老师
唐筼出身名门,满腹才情,一生为了夫君流浪四海,朝不保夕,求一饱腹都难,患难与共无怨无悔,其才情、气概、境遇等都和柳如是有着若干相似之处。陈先生写柳如是,既然是有浓厚的“身世之感”,那么传达对自己夫人亲爱、感激、敬佩的心意,也就顺理成章了。
有心的读者,翻阅《柳如是别传》,想并不难暗查此点。甚至说,书中有太多的“闲笔”,不从此想,都令人费解。比如,《有美诗》写钱谦益与柳如是的蜜月同居生活,什么“凝明嗔亦好,溶漾坐堪怜”等句,完全是可和他《戊辰中秋渤海舟中望月有怀》等诗参读的;比如,他写柳如是各种才情超卓、甚至动静咸宜、无不美好之形象,以及钱谦益各种“夸妻”渲染,处处可见唐筼身影,与陈氏个人情绪。
陈寅恪目盲后,留下的很多“手迹”,实为唐筼代笔
特别重要的一点,随着近年来材料的不断发现,我们所知道的是,陈氏晚年,对于当初未听妻子苦劝,没有离开是非之地,是异常悔恨,自感糊涂的。这是他晚年极其纠缠的一个心结。他1958年抄示龙榆生的那些旧诗,什么“西江艺苑今谁胜,不是男儿是妇人”都蕴含着这种深意。而《柳如是别传》中,陈氏反复强调河东君的英明决断,钱牧斋的懦弱糊涂,难道还不够昭然若揭么!
从这一层看,写柳如是之才情卓越、之人情通达、之眼光深远、之英明决断,又是在侧写他妻子唐筼女士。陈寅恪晚年,在写作《柳如是别传》其间,也曾写了很多感人肺腑的诗歌,以示感激夫人唐筼之辛苦,并用“可封侯”三字来形容她的“壮举”。后来,身不由已,虎落平阳,他还曾多次深情的嘱托女儿们说,“妈妈是主心骨,没有她就没有这个家,没有她就没有我们,所以我们要好好保护妈妈。”所谓“颂红妆”,必有“颂妻”的深情包含其中。
陈氏家族
我读《柳如是别传》,常无端感动而不能自已者,很大一部分原因,想也正在于此。
往事已矣,逝者如斯,如今探究《柳如是别传》到底为何而写,似乎早已不再特别重要了。
陈寅恪后人.左为其两个女儿
只是,我们也需要有默契的是,我们现在阅读《柳如是别传》,还有谈论此书的成书因缘,不只是无聊闲谈而已。它最大的文化意味,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为陈寅恪式的一脉文化香火守灵和致悼,更是对不堪的往事作出检讨和省思。
陈先生写作《柳如是别传》时,曾感慨,“今生所剩真无几,后世相知或有缘”。他认为,他为柳如是写传,赞誉这样一位女子,后世是能理解他的苦衷的。因为没法直接说话,他的苦衷有很多的谜语,我们缺乏钥匙解开,遂成历史疑团。但是有一点,我们还是确信可以“相知”的:即他要告诉后世,他所经历的,他所写下的,绝非只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这个时代的悲殤。
广东中山大学校园中的陈寅恪坐像
历史永远是最健忘的病人,往复循环,不舍昼夜。记住过去的教训,让悲剧不再重演,我想,这应是史家陈寅恪的最大心愿,也是他写作《柳如是别传》最苦心孤诣所在。也唯能如此,他的冤魂才有路可走,我们为后者方有家可归。